第一篇 革命的一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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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可以從曆史上發生的宗教革命中最偉大的革命&mdash&mdash推翻了異教，用一位來自加利利（Galilé）平原的神取而代之&mdash&mdash觀察到這一點。
新理想要求人們放棄全部的塵世之樂，以尋求天堂中永恒的極樂。
這樣的一種理想很容易被奴隸、窮人、不幸的人所接受，因為他們此生已經沒有了幸福可言，于是人們給他們描繪了一個美好的未來，以替代眼前毫無希望的生活。
清戒的生活容易被窮人所接受，但富人也可以接受。
這點展現了新信仰的力量。
兩千多年來，基督教革命不僅改變了德行，它還給文明也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一種信仰成功了，文明的所有因素自然就要立即适應這種信仰，文明很快也就被改變。
作家、文人、藝術家、哲學家，隻是用自己的作品來表現新信仰的思想而已。
一旦某種宗教或政治信仰取得成功，理性便對它産生不了任何影響。
但信仰總是念念不忘去闡釋理性、證實理性并強加理性。
在摩洛克神（Moloch）時期，可能會有諸多的布道者、神學家在論證以人祭祀的作用，這與人們贊譽宗教裁判所、美化聖巴托羅缪之夜大屠殺及大恐怖時期的屠殺如出一轍。
不要過于指望持有堅定信仰的人能夠有多寬容。
隻有古代社會裡那些多神論者才擁有寬容心。
現代社會裡講究寬容的國家是認可多神論的國家，如英國、美國，在這些國家裡有着不計其數的宗教派别。
同一個名稱的諸多教派，其信奉的神也是五花八門。
繁多的信仰，成就了寬容，成就了弱勢的信仰。
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難解的心理學問題：如何在堅持寬容的同時又能堅持信仰。
上述資料表明了宗教革命的巨大作用以及信仰的力量。
盡管其理性價值不值得一提，但宗教革命塑造了曆史，避免了沒有信仰、沒有力量的民衆成為一盤散沙。
人類在任何時代都需要信仰，以便規範自己的行為和思想。
任何哲學都不能替代這些革命。
*** [1]靈魂歸宿預定論的教義仍然在新教的教義課本中出現并被傳授給教徒。
我從愛丁堡弄來的一本最新正版的教義課本中選取一段來對此做個說明：&ldquo按照上帝的聖谕，為呈現上帝的榮耀，有的人和天使被預定為永生狀态，其餘則被預定為永死狀态。
被上帝預定命運的天使和人，都是特定的且不可更改；其人數也是确切無誤，不可增減。
被上帝預定得活之人，都是在上帝創世之前，依據他一貫的目的、從不示人的意圖和善良的願望，挑選基督來承受永遠的榮耀，這是上帝無限聖寵與愛的結果，而非出于對其信心、善行、毅力的預判，也非因上帝造人時有何先決條件或動因，一切都是讓人贊美的聖寵使然。
上帝選定了榮耀繼承者，并根據自己永恒的無限的意圖，預定了達此目的的一切手段。
榮耀繼承者，雖在伊甸園裡堕落了，卻被基督所救贖；聖靈在适當的季節使之膜拜基督；由此被收為義子，消除罪孽，又承蒙其庇護，借着對基督的膜拜而得救。
除了榮耀繼承者外，無人可被基督感召、庇護、收養、消除罪孽和救贖。
&rdquo [2]其想法大概和發生在1588年12月23日的刺殺事件有關，其時亨利三世利用在布盧瓦（Blois）召開三級會議的機會，派人暗殺了吉斯公爵及洛林紅衣主教。
&mdash&mdash譯注 [3]應該有很多人獲得了這枚獎章。
因為國家圖書館獎章陳列室中收藏有三枚這樣的獎章，金、銀、銅各一枚。
獎章的翻印件見博納尼（Bonnani）所著的《教皇獎章》（NumismPontific）第1卷336頁，其一面刻有格列高利十三世的像，另一面刻有一個天使，手持雙刃劍砍殺着胡格諾教教徒，并有題銘：Ugonotoriumstrages，也即&ldquo屠殺胡格諾派&rdquo。
（西塞羅或蒂托-李維将&ldquostrages&rdquo一詞解釋為殺戮或屠殺；而維吉爾或塔西佗則将其釋為災禍、毀滅。
） [4]又稱雅各賓專政，法國大革命時1793年5月至1794年7月間由羅伯斯庇爾領導的雅各賓派統治法國時期的稱呼。
在這一段時間内，法國政府為了徹底得到政權，将嫌疑的反革命者送上斷頭台，嚴格限制物價。
該時期有數千人被殘忍殺害。
雅各賓派（激進共和主義派）在1793年的起義中戰勝溫和共和主義派，奪取了政權。
但是，雅各賓派執政也為法國曆史做出了一些貢獻，比如推廣教育，提倡宗教自由，廢除法國殖民地的奴隸制等。
1794年，熱月政變爆發，羅伯斯庇爾被斬首，雅各賓專政結束。
&mdash&mdash譯注 [5]亨利四世生活的世紀是法國宗教戰争流血紛争的時代。
登上法國王位之前，亨利飽受聖路易後裔及新教教徒領袖兩種身份的影響，為了合法繼承法國王位，他宣布改信天主教，并頒布南特敕令，為延續二十多年的宗教戰争畫上句點。
這也是第一部承認新教教徒信仰自由的敕令。
法國的經濟在他統治時代發展起來，亨利四世為此深受人民愛戴。
1610年，亨利四世于巴黎遇刺身亡。
兇手是一名狂熱的天主教教徒。
&mdash&mdash譯注 第三章政府在革命中的角色 一、政府在革命中的弱勢 不少現代國家，如法國、西班牙、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波蘭、日本、土耳其、葡萄牙等，一個世紀以來都在不停地鬧革命。
這些革命都有迅捷和易舉的特點，而受攻擊的政府都是被推翻的命運。
迅捷意味着精神傳染的快速，這得歸功于現代化的傳播手段。
政府的弱勢讓人驚訝。
這意味着政府理解力和預判力完全失效以及對自己能力的盲目自信。
而輕而易舉地讓政府轟然倒塌并不新奇。
這在曆史上不止出現一次，被推翻的不僅有作為宮廷謀反犧牲品的君主專制政府，還有借助新聞界和輿情監測機構而熟知情況的政府。
在這些瞬間倒塌的政府中，最令人稱奇的是由查理十世的敕令[1]引發的倒台。
衆所周知，這個君王是在四天之内倒台的。
他的内閣根本沒采取任何預防措施。
當國王外出狩獵時，他對于巴黎的平靜局勢是非常放心的。
軍隊對其也是毫無敵意，一如路易十六時代，但是指揮混亂的軍隊卻被若幹叛匪一擊即潰。
路易-菲利浦的垮台是更為典型的一個例子。
這位君主并沒有像查理十世那樣遭人痛恨，垮台并非由于其執政的魯莽，而是由于一件不起眼的極易被撲滅的騷亂所緻。
曆史學家不明白的是，一個穩定的政府，且擁有一支龐大的軍隊，居然可以被幾個鬧事者推翻，于是很自然地将路易-菲利浦的垮台歸結為某些深層次的原因。
實際上，垮台的真正原因就是負責保衛他的将軍們的無能。
這是為人們所知的教訓最為深刻的例子之一，值得我們加以關注。
博納爾（Bonnal）将軍對這個事件研究得極為透徹，基于一位見證人&mdash&mdash埃爾興跟（Elchingen）将軍&mdash&mdash的記錄。
36000人的軍隊當時就在巴黎，但是無能且膽怯的将領卻不讓調用軍隊。
自相矛盾的命令一條接着一條，最終便是禁止向群衆開槍，且允許群衆和士兵混在一起，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危險的。
騷亂最終兵不血刃取得勝利，國王被迫退位。
博納爾将軍用大衆心理學的研究來分析前述的例子後指出，導緻路易-菲利浦下台的騷亂是多麼容易被制止。
他還特别提到，如果将領沒有完全喪失理智，一小股軍隊便可以阻止叛亂分子進入議院。
而由君主主義分子組成的議院肯定會擁戴巴黎伯爵為國王，其母攝政。
類似的現象接二連三地出現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革命中。
這些事實表明了不起眼的小事在重大事件中的作用，由此，人們應不必過于在意曆史的一般規律。
沒有導緻路易-菲利浦下台的騷亂，我們便可能不會有1848年的共和制，沒有第二帝國，沒有色當戰役，沒有侵略，也不會喪失阿爾薩斯。
在我剛剛說到的革命中，軍隊對政府沒起到任何作用，不過也沒有調轉槍口對付政府。
一般而言，都是軍隊進行革命的，如葡萄牙和土耳其。
發生在拉丁美洲各共和國不計其數的演變便是借助軍隊實現的。
借助軍隊進行的革命，新的執政者通常也在軍隊的操縱下倒台。
我之前曾經談及羅馬帝國末期，那時，皇帝們都是被士兵所推翻。
同樣的現象經常出現在現代社會。
關于希臘革命的一段報道描述了政府被軍隊操控後的結果。
&ldquo一天，有80名海軍軍官宣布，如果政府不解除他們指控的領導人職務的話，他們便要辭職。
而另一天，一群租種屬于儲君的分成制租田的農業工人群起要求瓜分其田地。
海軍抗議的是對索巴斯（Zorbas）上校的提拔。
索巴斯上校在與上尉泰帕爾多斯（Typaldos）進行了一周的謀劃後，與議院主席展開對等的談判。
與此同時，市政聯盟對這些海軍軍官加以斥責。
一名議員提議，應以敲詐罪名來處理這些軍官及其家屬。
當指揮官米亞烏裡斯（Miaoulis）朝造反者開槍時，原先受泰帕爾多斯指揮的海軍士兵們，便開始履行職責了。
這不再是伯利克裡（Périclès）以及地米斯托克利（Thémistocle）時代的那個和諧的希臘，而是一個醜陋不堪的亞格拉蒙營地（Campd&rsquoAgramant）。
[2]&rdquo 沒有軍隊的幫助，一場革命是無法成功的，或至少軍隊要保持中立，最常見的是軍隊沒有參與，運動便開始了。
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就是如此，緊接着是1970年推翻第二帝國的革命，起因是在色當戰役中，法國戰敗投降，令法國人蒙羞。
大部分的革命都發生在首都地區，随後蔓延至全國各地；但這并非一成不變。
如大家知道的，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旺代、布尼塔尼、法國南方就曾群起造反來對抗巴黎。
二、政府如何抵禦革命 在前文列舉的多數革命中，政府的消亡是由于其懦弱，最後一觸即潰。
俄國革命告訴我們，一個政府要堅決捍衛自己，才能最後赢得勝利。
對于一個政府而言，革命永遠都不是最可怕的。
由于在東方遭受到巨大失敗以及舊制度長期暴虐的統治，所有的社會階層，其中包括部分軍隊和海軍，都揭竿而起。
鐵路、郵局、電報都紛紛罷工，導緻這個幅員遼闊的帝國各主要地區間的交通、通信基本中斷。
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口都是農民階級，他們也開始接受革命思想的宣傳。
農民的命運非常凄慘。
在沙俄農村村社組織米爾（Mir）體制下，他們隻能耕作土地但無權獲得土地。
政府決定通過改變土地所有制的方式來與這個人口衆多的階層實現和解。
一些特殊的法律出台了，如強制地主出售給農民其擁有的部分土地，并專門成立一些銀行，負責借貸給購買土地者必要的資金來支付土地款。
而所借款項可以用其出售的作物款以按年繳付的方式來償還。
在确信農民保持中立之後，政府開始與焚燒城市、向人群投擲炸彈、打仗殘酷無情的狂熱分子作戰。
所捕獲之人一律處死。
這種屠殺是自人類有史以來保護社會免遭反叛者摧毀的唯一辦法。
獲勝的政府還明白，必須要滿足國家開明人士提出的合理的要求。
于是政府建立起了議會，讓其負責起草法律、監督開支。
俄國革命的曆史告訴我們，在所有原來的支持都接二連三地失去的情況下，一個政府是如何憑借着智慧和決心戰勝最大的困難的。
公正地說，政府不是被推翻的，而是政府選擇了自殺。
三、政府發動的革命：以中國、土耳其等國為例 政府幾乎總是在與革命做鬥争，而不是鬧革命。
體現着時代需求和民意的政府，它們總是在追随改革者而不是引領改革者。
某些政府想開展一些激進的改革，但這些改革有時會導緻革命的發生。
改革的成功和失敗取決于民族意識的穩定與否。
當一個民族是由半開化的部落組成的時，沒有固定的信仰，也沒有強大的傳統，也即沒有現成的民族意識，政府對這樣的民族強加一些新的制度往往會取得成功。
這就是俄國在皮埃爾大帝時代（PierreleGrand）的情形。
為人所知的還有俄國是如何利用自身半亞洲、半歐洲的俄羅斯人的力量進行歐化的。
日本是另外一種情形，革命是由政府發起的，但革命的對象是技術而非靈魂。
隻有一個極為強勢的、一個極具天賦的獨裁君主方能成功地或部分成功地完成下列任務：改革要顧及全體人民。
此處與一般意義上的革命不同之處在于：專制君主是革命的，而百姓是保守的。
通過仔細觀察，人們很快便會發現，人民通常都是非常保守的。
失敗不過就是這些改革企圖的代名詞。
無論這些革命是從社會高層還是從底層發起的，它們都不會改變一個長期保持穩定的民族的靈魂。
它們僅能觸及已被歲月侵蝕的随時會崩塌的東西。
對一個政府而言絕難做到的事情就是：突然改變一個國家的制度。
對此，實際上是中國做了最有趣的嘗試。
中國政府原本想強行推動改革，在中國進行改良，但改革卻引發了不滿，不滿導緻了革命，革命進而推翻了封建王朝。
禁煙、禁賭、改建軍隊、興辦學校導緻稅賦增加，這一點和改革本身一起，成為輿論責難的目标。
幾位到歐洲留過學的中國學者，利用這種不滿情緒，煽動人民起來抗争并宣布成立共和。
但對于這個制度，中國人卻毫無概念。
這個共和必然不得長久，因為推動共和的不是一個進步的而是反動的運動。
對于接受過歐洲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ldquo共和&rdquo就等于&ldquo擺脫長期以來一切限制、法律、規則的桎梏&rdquo。
他們剪辮子、戴鴨舌帽、自诩共和黨人，認為由此可以随心所
人們可以從曆史上發生的宗教革命中最偉大的革命&mdash&mdash推翻了異教，用一位來自加利利（Galilé）平原的神取而代之&mdash&mdash觀察到這一點。
新理想要求人們放棄全部的塵世之樂，以尋求天堂中永恒的極樂。
這樣的一種理想很容易被奴隸、窮人、不幸的人所接受，因為他們此生已經沒有了幸福可言，于是人們給他們描繪了一個美好的未來，以替代眼前毫無希望的生活。
清戒的生活容易被窮人所接受，但富人也可以接受。
這點展現了新信仰的力量。
兩千多年來，基督教革命不僅改變了德行，它還給文明也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一種信仰成功了，文明的所有因素自然就要立即适應這種信仰，文明很快也就被改變。
作家、文人、藝術家、哲學家，隻是用自己的作品來表現新信仰的思想而已。
一旦某種宗教或政治信仰取得成功，理性便對它産生不了任何影響。
但信仰總是念念不忘去闡釋理性、證實理性并強加理性。
在摩洛克神（Moloch）時期，可能會有諸多的布道者、神學家在論證以人祭祀的作用，這與人們贊譽宗教裁判所、美化聖巴托羅缪之夜大屠殺及大恐怖時期的屠殺如出一轍。
不要過于指望持有堅定信仰的人能夠有多寬容。
隻有古代社會裡那些多神論者才擁有寬容心。
現代社會裡講究寬容的國家是認可多神論的國家，如英國、美國，在這些國家裡有着不計其數的宗教派别。
同一個名稱的諸多教派，其信奉的神也是五花八門。
繁多的信仰，成就了寬容，成就了弱勢的信仰。
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難解的心理學問題：如何在堅持寬容的同時又能堅持信仰。
上述資料表明了宗教革命的巨大作用以及信仰的力量。
盡管其理性價值不值得一提，但宗教革命塑造了曆史，避免了沒有信仰、沒有力量的民衆成為一盤散沙。
人類在任何時代都需要信仰，以便規範自己的行為和思想。
任何哲學都不能替代這些革命。
*** [1]靈魂歸宿預定論的教義仍然在新教的教義課本中出現并被傳授給教徒。
我從愛丁堡弄來的一本最新正版的教義課本中選取一段來對此做個說明：&ldquo按照上帝的聖谕，為呈現上帝的榮耀，有的人和天使被預定為永生狀态，其餘則被預定為永死狀态。
被上帝預定命運的天使和人，都是特定的且不可更改；其人數也是确切無誤，不可增減。
被上帝預定得活之人，都是在上帝創世之前，依據他一貫的目的、從不示人的意圖和善良的願望，挑選基督來承受永遠的榮耀，這是上帝無限聖寵與愛的結果，而非出于對其信心、善行、毅力的預判，也非因上帝造人時有何先決條件或動因，一切都是讓人贊美的聖寵使然。
上帝選定了榮耀繼承者，并根據自己永恒的無限的意圖，預定了達此目的的一切手段。
榮耀繼承者，雖在伊甸園裡堕落了，卻被基督所救贖；聖靈在适當的季節使之膜拜基督；由此被收為義子，消除罪孽，又承蒙其庇護，借着對基督的膜拜而得救。
除了榮耀繼承者外，無人可被基督感召、庇護、收養、消除罪孽和救贖。
&rdquo [2]其想法大概和發生在1588年12月23日的刺殺事件有關，其時亨利三世利用在布盧瓦（Blois）召開三級會議的機會，派人暗殺了吉斯公爵及洛林紅衣主教。
&mdash&mdash譯注 [3]應該有很多人獲得了這枚獎章。
因為國家圖書館獎章陳列室中收藏有三枚這樣的獎章，金、銀、銅各一枚。
獎章的翻印件見博納尼（Bonnani）所著的《教皇獎章》（NumismPontific）第1卷336頁，其一面刻有格列高利十三世的像，另一面刻有一個天使，手持雙刃劍砍殺着胡格諾教教徒，并有題銘：Ugonotoriumstrages，也即&ldquo屠殺胡格諾派&rdquo。
（西塞羅或蒂托-李維将&ldquostrages&rdquo一詞解釋為殺戮或屠殺；而維吉爾或塔西佗則将其釋為災禍、毀滅。
） [4]又稱雅各賓專政，法國大革命時1793年5月至1794年7月間由羅伯斯庇爾領導的雅各賓派統治法國時期的稱呼。
在這一段時間内，法國政府為了徹底得到政權，将嫌疑的反革命者送上斷頭台，嚴格限制物價。
該時期有數千人被殘忍殺害。
雅各賓派（激進共和主義派）在1793年的起義中戰勝溫和共和主義派，奪取了政權。
但是，雅各賓派執政也為法國曆史做出了一些貢獻，比如推廣教育，提倡宗教自由，廢除法國殖民地的奴隸制等。
1794年，熱月政變爆發，羅伯斯庇爾被斬首，雅各賓專政結束。
&mdash&mdash譯注 [5]亨利四世生活的世紀是法國宗教戰争流血紛争的時代。
登上法國王位之前，亨利飽受聖路易後裔及新教教徒領袖兩種身份的影響，為了合法繼承法國王位，他宣布改信天主教，并頒布南特敕令，為延續二十多年的宗教戰争畫上句點。
這也是第一部承認新教教徒信仰自由的敕令。
法國的經濟在他統治時代發展起來，亨利四世為此深受人民愛戴。
1610年，亨利四世于巴黎遇刺身亡。
兇手是一名狂熱的天主教教徒。
&mdash&mdash譯注 第三章政府在革命中的角色 一、政府在革命中的弱勢 不少現代國家，如法國、西班牙、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波蘭、日本、土耳其、葡萄牙等，一個世紀以來都在不停地鬧革命。
這些革命都有迅捷和易舉的特點，而受攻擊的政府都是被推翻的命運。
迅捷意味着精神傳染的快速，這得歸功于現代化的傳播手段。
政府的弱勢讓人驚訝。
這意味着政府理解力和預判力完全失效以及對自己能力的盲目自信。
而輕而易舉地讓政府轟然倒塌并不新奇。
這在曆史上不止出現一次，被推翻的不僅有作為宮廷謀反犧牲品的君主專制政府，還有借助新聞界和輿情監測機構而熟知情況的政府。
在這些瞬間倒塌的政府中，最令人稱奇的是由查理十世的敕令[1]引發的倒台。
衆所周知，這個君王是在四天之内倒台的。
他的内閣根本沒采取任何預防措施。
當國王外出狩獵時，他對于巴黎的平靜局勢是非常放心的。
軍隊對其也是毫無敵意，一如路易十六時代，但是指揮混亂的軍隊卻被若幹叛匪一擊即潰。
路易-菲利浦的垮台是更為典型的一個例子。
這位君主并沒有像查理十世那樣遭人痛恨，垮台并非由于其執政的魯莽，而是由于一件不起眼的極易被撲滅的騷亂所緻。
曆史學家不明白的是，一個穩定的政府，且擁有一支龐大的軍隊，居然可以被幾個鬧事者推翻，于是很自然地将路易-菲利浦的垮台歸結為某些深層次的原因。
實際上，垮台的真正原因就是負責保衛他的将軍們的無能。
這是為人們所知的教訓最為深刻的例子之一，值得我們加以關注。
博納爾（Bonnal）将軍對這個事件研究得極為透徹，基于一位見證人&mdash&mdash埃爾興跟（Elchingen）将軍&mdash&mdash的記錄。
36000人的軍隊當時就在巴黎，但是無能且膽怯的将領卻不讓調用軍隊。
自相矛盾的命令一條接着一條，最終便是禁止向群衆開槍，且允許群衆和士兵混在一起，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危險的。
騷亂最終兵不血刃取得勝利，國王被迫退位。
博納爾将軍用大衆心理學的研究來分析前述的例子後指出，導緻路易-菲利浦下台的騷亂是多麼容易被制止。
他還特别提到，如果将領沒有完全喪失理智，一小股軍隊便可以阻止叛亂分子進入議院。
而由君主主義分子組成的議院肯定會擁戴巴黎伯爵為國王，其母攝政。
類似的現象接二連三地出現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革命中。
這些事實表明了不起眼的小事在重大事件中的作用，由此，人們應不必過于在意曆史的一般規律。
沒有導緻路易-菲利浦下台的騷亂，我們便可能不會有1848年的共和制，沒有第二帝國，沒有色當戰役，沒有侵略，也不會喪失阿爾薩斯。
在我剛剛說到的革命中，軍隊對政府沒起到任何作用，不過也沒有調轉槍口對付政府。
一般而言，都是軍隊進行革命的，如葡萄牙和土耳其。
發生在拉丁美洲各共和國不計其數的演變便是借助軍隊實現的。
借助軍隊進行的革命，新的執政者通常也在軍隊的操縱下倒台。
我之前曾經談及羅馬帝國末期，那時，皇帝們都是被士兵所推翻。
同樣的現象經常出現在現代社會。
關于希臘革命的一段報道描述了政府被軍隊操控後的結果。
&ldquo一天，有80名海軍軍官宣布，如果政府不解除他們指控的領導人職務的話，他們便要辭職。
而另一天，一群租種屬于儲君的分成制租田的農業工人群起要求瓜分其田地。
海軍抗議的是對索巴斯（Zorbas）上校的提拔。
索巴斯上校在與上尉泰帕爾多斯（Typaldos）進行了一周的謀劃後，與議院主席展開對等的談判。
與此同時，市政聯盟對這些海軍軍官加以斥責。
一名議員提議，應以敲詐罪名來處理這些軍官及其家屬。
當指揮官米亞烏裡斯（Miaoulis）朝造反者開槍時，原先受泰帕爾多斯指揮的海軍士兵們，便開始履行職責了。
這不再是伯利克裡（Périclès）以及地米斯托克利（Thémistocle）時代的那個和諧的希臘，而是一個醜陋不堪的亞格拉蒙營地（Campd&rsquoAgramant）。
[2]&rdquo 沒有軍隊的幫助，一場革命是無法成功的，或至少軍隊要保持中立，最常見的是軍隊沒有參與，運動便開始了。
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就是如此，緊接着是1970年推翻第二帝國的革命，起因是在色當戰役中，法國戰敗投降，令法國人蒙羞。
大部分的革命都發生在首都地區，随後蔓延至全國各地；但這并非一成不變。
如大家知道的，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旺代、布尼塔尼、法國南方就曾群起造反來對抗巴黎。
二、政府如何抵禦革命 在前文列舉的多數革命中，政府的消亡是由于其懦弱，最後一觸即潰。
俄國革命告訴我們，一個政府要堅決捍衛自己，才能最後赢得勝利。
對于一個政府而言，革命永遠都不是最可怕的。
由于在東方遭受到巨大失敗以及舊制度長期暴虐的統治，所有的社會階層，其中包括部分軍隊和海軍，都揭竿而起。
鐵路、郵局、電報都紛紛罷工，導緻這個幅員遼闊的帝國各主要地區間的交通、通信基本中斷。
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口都是農民階級，他們也開始接受革命思想的宣傳。
農民的命運非常凄慘。
在沙俄農村村社組織米爾（Mir）體制下，他們隻能耕作土地但無權獲得土地。
政府決定通過改變土地所有制的方式來與這個人口衆多的階層實現和解。
一些特殊的法律出台了，如強制地主出售給農民其擁有的部分土地，并專門成立一些銀行，負責借貸給購買土地者必要的資金來支付土地款。
而所借款項可以用其出售的作物款以按年繳付的方式來償還。
在确信農民保持中立之後，政府開始與焚燒城市、向人群投擲炸彈、打仗殘酷無情的狂熱分子作戰。
所捕獲之人一律處死。
這種屠殺是自人類有史以來保護社會免遭反叛者摧毀的唯一辦法。
獲勝的政府還明白，必須要滿足國家開明人士提出的合理的要求。
于是政府建立起了議會，讓其負責起草法律、監督開支。
俄國革命的曆史告訴我們，在所有原來的支持都接二連三地失去的情況下，一個政府是如何憑借着智慧和決心戰勝最大的困難的。
公正地說，政府不是被推翻的，而是政府選擇了自殺。
三、政府發動的革命：以中國、土耳其等國為例 政府幾乎總是在與革命做鬥争，而不是鬧革命。
體現着時代需求和民意的政府，它們總是在追随改革者而不是引領改革者。
某些政府想開展一些激進的改革，但這些改革有時會導緻革命的發生。
改革的成功和失敗取決于民族意識的穩定與否。
當一個民族是由半開化的部落組成的時，沒有固定的信仰，也沒有強大的傳統，也即沒有現成的民族意識，政府對這樣的民族強加一些新的制度往往會取得成功。
這就是俄國在皮埃爾大帝時代（PierreleGrand）的情形。
為人所知的還有俄國是如何利用自身半亞洲、半歐洲的俄羅斯人的力量進行歐化的。
日本是另外一種情形，革命是由政府發起的，但革命的對象是技術而非靈魂。
隻有一個極為強勢的、一個極具天賦的獨裁君主方能成功地或部分成功地完成下列任務：改革要顧及全體人民。
此處與一般意義上的革命不同之處在于：專制君主是革命的，而百姓是保守的。
通過仔細觀察，人們很快便會發現，人民通常都是非常保守的。
失敗不過就是這些改革企圖的代名詞。
無論這些革命是從社會高層還是從底層發起的，它們都不會改變一個長期保持穩定的民族的靈魂。
它們僅能觸及已被歲月侵蝕的随時會崩塌的東西。
對一個政府而言絕難做到的事情就是：突然改變一個國家的制度。
對此，實際上是中國做了最有趣的嘗試。
中國政府原本想強行推動改革，在中國進行改良，但改革卻引發了不滿，不滿導緻了革命，革命進而推翻了封建王朝。
禁煙、禁賭、改建軍隊、興辦學校導緻稅賦增加，這一點和改革本身一起，成為輿論責難的目标。
幾位到歐洲留過學的中國學者，利用這種不滿情緒，煽動人民起來抗争并宣布成立共和。
但對于這個制度，中國人卻毫無概念。
這個共和必然不得長久，因為推動共和的不是一個進步的而是反動的運動。
對于接受過歐洲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ldquo共和&rdquo就等于&ldquo擺脫長期以來一切限制、法律、規則的桎梏&rdquo。
他們剪辮子、戴鴨舌帽、自诩共和黨人，認為由此可以随心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