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革命的一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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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自由自在了。
這與一部分法國人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對共和這一理念的理解是一樣的。
中國很快便看到了一個社會在失去了其日積月累搭建起來的骨架後所變成的樣子。
經過幾年血腥的無政府狀态後，中國必得要重新建立起一種權威，而這種權威的暴虐必然要遠勝被推翻的舊體制。
科學沒有為中國找到一根能讓一個無紀律的社會存在下去的魔棒。
當然如果有這樣一根可以代代相傳的魔棒，也就無須苦苦相求而不得了。
在人們宣洩着原始的本能，摧毀祖先苦心構築起來的堤壩之後，也唯有通過一種暴政才能恢複這些堤壩。
土耳其的經曆和中國類似，可以作為佐證來證實上述斷言。
幾年前，一些在歐洲的學校裡接受教育并滿懷憧憬年輕人，在幾名軍官的幫助下，成功地推翻了一位殘暴的讓人無法容忍的蘇丹[3]。
在接受了我們強大的拉丁信仰&mdash&mdash對制度的神奇力量的信仰&mdash&mdash之後，他們想要在一個被宗教仇恨弄得四分五裂的、種族衆多的、半開化的國家裡，建立起代議制政府。
這種嘗試前景很不樂觀。
改革的倡導者應當注意到，盡管他們十分寬容，但他們還是不得不用一些與被推翻的體制相近似的方法來管理國家。
他們無法廢止不經法定審判程序的死刑，無法制止對基督教教徒大規模的屠殺，也無法根除任何弊端。
指責他們當然有失公允。
事實上，他們無法改變一個有着悠久傳統和狂熱宗教信仰的民族，在這裡，穆斯林占人口多數，穆斯林按照自己的法典來治理他們信仰的聖地是合情合理的。
這樣的一種狀态非常難以撼動，人們眼睜睜地看着一個有點像是立憲體制的君主專制形成了，它和舊體制沒什麼大的差别。
類似的嘗試形成了這樣一個範例：在改造民衆的靈魂前為其選擇體制是徒勞的。
四、在革命中，無法和政府一起被更疊的社會因素 前面我們談到了穩定的民族意識的作用，由此，大家知道一個存續已久的現成的體制的威力有多大了，如以前的封建君主制。
君主很容易被謀反者推翻，但是謀反者卻無法推翻君主所象征的那些定律。
拿破侖下台後，其替代者不是他的血緣繼承人，而是國王的繼承人。
後者身上代表的是一個古老的定律，而拿破侖的兒子隻是那些尚未固化在靈魂中的理念的化身。
基于同樣的理由，一位要多聰明就有多聰明的部長，無論他對國家的貢獻有多大，都鮮有推翻其君主的。
俾斯麥自己也做不到這一點。
這位偉大的首相獨自一人完成了德國的統一，而他的主子，僅僅對他動一動手指便就讓其滾蛋了。
面對受到輿論支持的一個定律，人是那麼無足輕重。
由于種種原因，以政府為化身的某個定律會和政府一道消亡，大革命期間的情況就是如此，但并非社會一切的組織因素都會同時消亡。
如果隻知道法國一個世紀以來的動蕩不安，就會認為法國是處在一個極度的無政府狀态下。
但法國的經濟、工業和政治領域卻與之相反，表現出一種連續性，似乎和所有的紛争以及體制無關。
在曆史所關注的重大事件以外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書本都不屑去談論它們。
它們都是被迫在眉睫的大事所左右着。
但它們的集合體構成了一個民族其生活真正的骨架。
不過，對重大事件的研究向我們呈現了一個世紀以來名稱頻繁變化的法國政府，而對日常小事的研究則與之相反，它證實了法國政府實質上幾乎沒有變化。
一個民族真正的引領者是什麼？從大的方面來說，可能是國王和大臣，但從每日生活中的小事來看，則沒他們什麼事。
一個國家真正的引領力量，是非人為因素構成的行政機構，它們不受體制更替的影響。
它們是傳統的守護人，雖不顯山、不露水但卻連綿不絕，構成了一種隐匿的權力，其他的一切都得向它低頭。
這種權力的作用正如本書要分析的那樣：形成一個隐匿的國家，要比形式上的國家更為強大。
法國就是從這個階段走過來，并逐漸過渡到由一些官僚和職員管理國家的階段。
研究革命史越多，人們就會越發感覺到，革命更替的隻是表面。
進行革命很容易，但改造一個民族的靈魂卻非常難。
*** [1]查理十世為法國波旁王朝複辟後的第二個國王（1824～1830年在位）。
1830年7月26日，查理十世頒布四項高壓敕令，如解散立法機構并改變選舉制度等，敕令成了當年七月革命的導火線。
從7月27日開始，以《自由報》為首的四十多家報紙發表了抗議書，公開号召人民放棄對政府的服從。
次日，示威轉變為武裝起義，巴黎人民同政府軍展開激烈戰鬥。
29日，起義者攻占了王宮，查理十世被迫逃亡英國。
&mdash&mdash譯注 [2]法國諺語，意思是同一陣營裡的人之間産生嚴重的争執。
&mdash&mdash譯注 [3]蘇丹是某些伊斯蘭國家最高統治者的稱号，這裡應該是指1908～1909年青年土耳其黨革命，推翻了蘇丹哈米德二世的專制統治，恢複了1876年憲法，建立了君主立憲政府。
&mdash&mdash譯注 第四章人民在革命中的作用 一、民族意識的韌性和穩定性 對曆史中某個特定時刻的某一個民族的認識，既包括對其環境的認識，也包括對其過去的認識。
理論上可以否定這個過去，正如法國大革命時期人們和如今很多的政治家所做的那樣，但在行動上卻是無法摧毀這個過去。
在數百年來逐漸積累構建而成的過去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思想、情感、傳統、偏見，它們構成了民族的靈魂，民族靈魂産生了民族的力量。
沒有它，就沒有進步可言。
每一代新人都需要重新開始。
構成民族靈魂的一系列東西，隻有在具備一定的穩定性的情況下才是穩固的，但是這種穩定性不應當過分，否則就沒有韌性可言了。
沒有了穩定性，祖先的靈魂就沒有了任何依托；而沒有了韌性，靈魂也就無法适應由于文明的進步而導緻的環境的變遷。
民族靈魂若有過度的韌性，便會導緻人民進行無休止的革命。
而過度的穩定性則會導緻沒落。
因為長期的過于穩定，人類會變得無法适應新的生存條件，人類這樣的生靈就會消失。
鮮有民族能夠在這兩個相反的特征&mdash&mdash韌性和穩定性&mdash&mdash之間達到一個恰好的平衡狀态。
古代的羅馬人和現代的英國人可以說是在這個方面做得最好的兩個民族。
靈魂過于穩定的民族，其革命往往是最暴力的。
他們不懂得慢慢演化并适應環境變化的道理，當發現這種适應是不可避免的時候，因而不得不強行适應。
獲得穩定性要經曆漫長的時間。
一個民族的曆史往往就是一部講述其長期努力獲得靈魂穩定性的記述。
如果這個民族沒有達到這個目标，它便是一盤散沙，既沒有凝聚力，也沒有戰鬥力。
在經曆了羅馬帝國後期的入侵之後，法國花了幾個世紀的時間來塑造自己的民族靈魂。
最終法國擁有了自己的民族靈魂，但是在數個世紀的時間裡，這種靈魂卻變得過于僵化。
如果民族靈魂再多一點韌性，那麼法國的封建君主專制就會與其他地方一樣，慢慢地發生改變，這樣，我們也就可以避免依靠代價高昂的革命及其結果來重塑我們民族的靈魂。
前述思考呈現了民族在動蕩産生過程中的作用，解釋了同樣的革命為何在不同的民族中産生的結果迥異，例如，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在有些民族中受到追捧，在有些民族卻備受冷遇。
當然，作為一個極為穩定的國家，英國也發生過兩次革命，并讓一位國王送了性命[1]，但是盛放其精神骨架的模具卻是既穩固而又不乏彈性。
由于穩定，過去的所獲可以得到傳承；而有彈性，則就可以在必要的情況下對這樣的模具進行調整。
英國從未想過在理性的招牌下用摧毀祖先遺産的方式來重建一個新社會，這隻是法國大革命期間的那些人的所為。
A.索雷爾（A.Sorel）寫道：&ldquo法國人鄙視他們的政府、厭惡他們的教士、仇恨他們的貴族，奮起反抗他們的法律；而英國人卻為他們的宗教、憲法、貴族政府和上議院感到自豪。
這些東西一如氣勢磅礴、哨樓林立的巴士底獄，英國人在其庇護下，在英國騎兵的保衛下，傲視歐洲，指點歐洲。
英國人承認，在他們自己的宮殿裡，人們也為這些東西的控制權在争吵，但卻不要外國人來染指。
&rdquo 民族對自身命運的影響還清楚地體現在美洲那些西班牙共和國裡所發生的無休止的革命上。
這些國家的人口是由混血兒或者說是由遺傳特征各不相同的個體構成的，其祖先的特征業已蕩然無存，因而這些人口沒有民族靈魂，也就沒有任何的穩定性。
一個混血的民族始終是難以統治的。
如果人們想确切地知道種族表現出來的政治能力上的差異，便需要研究被兩個不同的種族接連管理過的同一個國家。
曆史中不乏這樣的事件。
古巴和菲律賓最近發生的事件則令人驚異。
菲律賓則剛剛由西班牙人殖民轉由美國人殖民。
人們知道，在西班牙的統治下，古巴的貧窮和混亂達到什麼樣的一種程度；而在這個島國被美國接手後幾年間又繁榮到了何種程度。
同樣的經曆在菲律賓重現，其時的菲律賓已經被西班牙君主統治了幾個世紀。
但該國最終仍是一個巨大的沼澤地，那兒各類傳染病肆虐，既沒有商業也沒有工業，人民生活悲慘。
在經過美國治理的幾年後，這個地方完全變了樣，瘧疾、黃熱病、鼠疫、霍亂消失了，沼澤幹涸了，有了鐵路、工廠、學校。
十三年間，死亡率下降了三分之二。
依然不懂得&ldquo民族&rdquo二字的深刻含義、不知道一個民族其祖先的靈魂的作用大到何種程度的曆史學家們，可以看看這些例子。
二、人民對革命的态度 在一切革命中，人民的作用都是一樣的。
但絕非人民發動、人民指揮着革命。
它的作用取決于領導人。
當其利益受到損害時，有些百姓便自發起義，正如人們最近在香槟地區看到的那樣。
一場地方性的運動就是一場騷亂。
當領導人極具影響力時，那麼革命便容易發生了。
巴西和葡萄牙就是最新的例子。
但是新的思想要想深入人心，還需要漫長的時間。
通常，人們認同一場革命，但卻不知為什麼，當人民有幸明白了這個為什麼之後，那場革命早已結束了。
人們之所以進行革命，是因為有人鼓動他們去革命，但對革命領袖的思想知之甚少，人們用自己的方式來揣摩革命，他們與革命發起人對革命的認識大相徑庭。
法國大革命就是這樣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1789年的大革命，其真實的目的是用資産階級的統治來代替貴族的統治，也即用有能力的新精英分子替換業已變得無能的舊精英分子。
革命起初的這個階段無關人民的事。
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力已經明示天下，但隻體現在選舉代表的權力上。
百姓目不識丁，他們不奢望能像資産階級那樣，在社會階梯上攀爬，也絲毫感受不到與貴族平起平坐的意義，他們本來也不想這樣，人民的看法和利益都與受過良好教育的社會階層極為不同。
國民公會和王權之間的鬥争促使國民公會把人民牽扯進來。
人民在其中越陷越深，資産階級大革命很快演化成為一場人民革命。
一個沒有力量的思想，隻有依仗情感主義和神秘主義才有所作為，為了打動人民，資産階級理論思想變成了一種清晰的新信仰，它帶有明顯的功利因素。
這種轉變是迅疾的，當人民聽到眼前被視作政府的那些人對它保證說人民翻身做主人後，自視為受害者的人民大衆便開始洗劫、縱火、屠殺，并自以為在替天行道。
革命定律的巨大力量在于釋放出被傳統、法律、環境長久壓抑的原始野蠻的本能。
于是，所有的社會約束日漸坍塌。
民衆體味到了擁有無限權力以及追捕、洗劫前主人的快感。
成了至高無上的主宰的民衆，還會有什麼不敢幹的？ &ldquo自由、平等、博愛&rdquo等口号，是信仰的真實體現，也是大革命之初的向往，但很快它就成了掩飾大衆真實動機的冠冕堂皇的詞，如貪婪、嫉妒以及仇視高高在上者等，這些動機是任何約束都無法抑制的。
這也解釋了為何會在那麼短的時間内法國就落入無序、暴力和無政府的狀态之中。
自大革命從資産階級蔓延到人民大衆階層之時起，大革命便不再是理性支配本能，而是相反，成了本能竭力去支配理性。
本能對理性的勝利有着合法的借口，但這是一種可怕的返祖現象。
社會的一切努力&mdash&mdash依靠傳統、習俗以及法制對遺傳下來的人的動物本能和原始獸性進行抑制&mdash&mdash是實現社會延續不可或缺的。
對這些本能的抑制是可以實現的&mdash&mdash一個民族對其本能的抑制越強，文明程度就越高，但卻無法摧毀本能。
諸多因素皆可輕易将其激活。
因此，放縱民衆的激情是很危險的。
一如滔滔洪水，一旦越過河床，如不進行大肆蹂躏，它是絕不會善罷甘休的。
裡瓦羅爾（Rivarol）[2]在大革命之初便說過：&ldquo這不是對群氓進行啟蒙的世紀，這場撼動一個民族之根基的大革命是一場不幸。
&rdquo 三、人民在革命中的關鍵作用 大衆心理學的規律表明，沒有領導人，人民是無所作為的，人民是因聽信慫恿而信心滿滿地大規模地投身革命的，但他們絕不會成為所參與的運動的領導者。
在所有的政治革命中，都會有領袖忙碌的身影。
他們不創造革命賴以為繼的思想，隻用這些思想作為行動的指南。
思想、領袖、軍隊和群衆構成了一切革命的四要素，且各有各的作用。
群衆在領導人的煽動下，成群結隊地行動起來。
他們就像是一發發本身沒有力量但借助火藥的力量洞穿鋼闆的炮彈
這與一部分法國人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對共和這一理念的理解是一樣的。
中國很快便看到了一個社會在失去了其日積月累搭建起來的骨架後所變成的樣子。
經過幾年血腥的無政府狀态後，中國必得要重新建立起一種權威，而這種權威的暴虐必然要遠勝被推翻的舊體制。
科學沒有為中國找到一根能讓一個無紀律的社會存在下去的魔棒。
當然如果有這樣一根可以代代相傳的魔棒，也就無須苦苦相求而不得了。
在人們宣洩着原始的本能，摧毀祖先苦心構築起來的堤壩之後，也唯有通過一種暴政才能恢複這些堤壩。
土耳其的經曆和中國類似，可以作為佐證來證實上述斷言。
幾年前，一些在歐洲的學校裡接受教育并滿懷憧憬年輕人，在幾名軍官的幫助下，成功地推翻了一位殘暴的讓人無法容忍的蘇丹[3]。
在接受了我們強大的拉丁信仰&mdash&mdash對制度的神奇力量的信仰&mdash&mdash之後，他們想要在一個被宗教仇恨弄得四分五裂的、種族衆多的、半開化的國家裡，建立起代議制政府。
這種嘗試前景很不樂觀。
改革的倡導者應當注意到，盡管他們十分寬容，但他們還是不得不用一些與被推翻的體制相近似的方法來管理國家。
他們無法廢止不經法定審判程序的死刑，無法制止對基督教教徒大規模的屠殺，也無法根除任何弊端。
指責他們當然有失公允。
事實上，他們無法改變一個有着悠久傳統和狂熱宗教信仰的民族，在這裡，穆斯林占人口多數，穆斯林按照自己的法典來治理他們信仰的聖地是合情合理的。
這樣的一種狀态非常難以撼動，人們眼睜睜地看着一個有點像是立憲體制的君主專制形成了，它和舊體制沒什麼大的差别。
類似的嘗試形成了這樣一個範例：在改造民衆的靈魂前為其選擇體制是徒勞的。
四、在革命中，無法和政府一起被更疊的社會因素 前面我們談到了穩定的民族意識的作用，由此，大家知道一個存續已久的現成的體制的威力有多大了，如以前的封建君主制。
君主很容易被謀反者推翻，但是謀反者卻無法推翻君主所象征的那些定律。
拿破侖下台後，其替代者不是他的血緣繼承人，而是國王的繼承人。
後者身上代表的是一個古老的定律，而拿破侖的兒子隻是那些尚未固化在靈魂中的理念的化身。
基于同樣的理由，一位要多聰明就有多聰明的部長，無論他對國家的貢獻有多大，都鮮有推翻其君主的。
俾斯麥自己也做不到這一點。
這位偉大的首相獨自一人完成了德國的統一，而他的主子，僅僅對他動一動手指便就讓其滾蛋了。
面對受到輿論支持的一個定律，人是那麼無足輕重。
由于種種原因，以政府為化身的某個定律會和政府一道消亡，大革命期間的情況就是如此，但并非社會一切的組織因素都會同時消亡。
如果隻知道法國一個世紀以來的動蕩不安，就會認為法國是處在一個極度的無政府狀态下。
但法國的經濟、工業和政治領域卻與之相反，表現出一種連續性，似乎和所有的紛争以及體制無關。
在曆史所關注的重大事件以外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書本都不屑去談論它們。
它們都是被迫在眉睫的大事所左右着。
但它們的集合體構成了一個民族其生活真正的骨架。
不過，對重大事件的研究向我們呈現了一個世紀以來名稱頻繁變化的法國政府，而對日常小事的研究則與之相反，它證實了法國政府實質上幾乎沒有變化。
一個民族真正的引領者是什麼？從大的方面來說，可能是國王和大臣，但從每日生活中的小事來看，則沒他們什麼事。
一個國家真正的引領力量，是非人為因素構成的行政機構，它們不受體制更替的影響。
它們是傳統的守護人，雖不顯山、不露水但卻連綿不絕，構成了一種隐匿的權力，其他的一切都得向它低頭。
這種權力的作用正如本書要分析的那樣：形成一個隐匿的國家，要比形式上的國家更為強大。
法國就是從這個階段走過來，并逐漸過渡到由一些官僚和職員管理國家的階段。
研究革命史越多，人們就會越發感覺到，革命更替的隻是表面。
進行革命很容易，但改造一個民族的靈魂卻非常難。
*** [1]查理十世為法國波旁王朝複辟後的第二個國王（1824～1830年在位）。
1830年7月26日，查理十世頒布四項高壓敕令，如解散立法機構并改變選舉制度等，敕令成了當年七月革命的導火線。
從7月27日開始，以《自由報》為首的四十多家報紙發表了抗議書，公開号召人民放棄對政府的服從。
次日，示威轉變為武裝起義，巴黎人民同政府軍展開激烈戰鬥。
29日，起義者攻占了王宮，查理十世被迫逃亡英國。
&mdash&mdash譯注 [2]法國諺語，意思是同一陣營裡的人之間産生嚴重的争執。
&mdash&mdash譯注 [3]蘇丹是某些伊斯蘭國家最高統治者的稱号，這裡應該是指1908～1909年青年土耳其黨革命，推翻了蘇丹哈米德二世的專制統治，恢複了1876年憲法，建立了君主立憲政府。
&mdash&mdash譯注 第四章人民在革命中的作用 一、民族意識的韌性和穩定性 對曆史中某個特定時刻的某一個民族的認識，既包括對其環境的認識，也包括對其過去的認識。
理論上可以否定這個過去，正如法國大革命時期人們和如今很多的政治家所做的那樣，但在行動上卻是無法摧毀這個過去。
在數百年來逐漸積累構建而成的過去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思想、情感、傳統、偏見，它們構成了民族的靈魂，民族靈魂産生了民族的力量。
沒有它，就沒有進步可言。
每一代新人都需要重新開始。
構成民族靈魂的一系列東西，隻有在具備一定的穩定性的情況下才是穩固的，但是這種穩定性不應當過分，否則就沒有韌性可言了。
沒有了穩定性，祖先的靈魂就沒有了任何依托；而沒有了韌性，靈魂也就無法适應由于文明的進步而導緻的環境的變遷。
民族靈魂若有過度的韌性，便會導緻人民進行無休止的革命。
而過度的穩定性則會導緻沒落。
因為長期的過于穩定，人類會變得無法适應新的生存條件，人類這樣的生靈就會消失。
鮮有民族能夠在這兩個相反的特征&mdash&mdash韌性和穩定性&mdash&mdash之間達到一個恰好的平衡狀态。
古代的羅馬人和現代的英國人可以說是在這個方面做得最好的兩個民族。
靈魂過于穩定的民族，其革命往往是最暴力的。
他們不懂得慢慢演化并适應環境變化的道理，當發現這種适應是不可避免的時候，因而不得不強行适應。
獲得穩定性要經曆漫長的時間。
一個民族的曆史往往就是一部講述其長期努力獲得靈魂穩定性的記述。
如果這個民族沒有達到這個目标，它便是一盤散沙，既沒有凝聚力，也沒有戰鬥力。
在經曆了羅馬帝國後期的入侵之後，法國花了幾個世紀的時間來塑造自己的民族靈魂。
最終法國擁有了自己的民族靈魂，但是在數個世紀的時間裡，這種靈魂卻變得過于僵化。
如果民族靈魂再多一點韌性，那麼法國的封建君主專制就會與其他地方一樣，慢慢地發生改變，這樣，我們也就可以避免依靠代價高昂的革命及其結果來重塑我們民族的靈魂。
前述思考呈現了民族在動蕩産生過程中的作用，解釋了同樣的革命為何在不同的民族中産生的結果迥異，例如，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在有些民族中受到追捧，在有些民族卻備受冷遇。
當然，作為一個極為穩定的國家，英國也發生過兩次革命，并讓一位國王送了性命[1]，但是盛放其精神骨架的模具卻是既穩固而又不乏彈性。
由于穩定，過去的所獲可以得到傳承；而有彈性，則就可以在必要的情況下對這樣的模具進行調整。
英國從未想過在理性的招牌下用摧毀祖先遺産的方式來重建一個新社會，這隻是法國大革命期間的那些人的所為。
A.索雷爾（A.Sorel）寫道：&ldquo法國人鄙視他們的政府、厭惡他們的教士、仇恨他們的貴族，奮起反抗他們的法律；而英國人卻為他們的宗教、憲法、貴族政府和上議院感到自豪。
這些東西一如氣勢磅礴、哨樓林立的巴士底獄，英國人在其庇護下，在英國騎兵的保衛下，傲視歐洲，指點歐洲。
英國人承認，在他們自己的宮殿裡，人們也為這些東西的控制權在争吵，但卻不要外國人來染指。
&rdquo 民族對自身命運的影響還清楚地體現在美洲那些西班牙共和國裡所發生的無休止的革命上。
這些國家的人口是由混血兒或者說是由遺傳特征各不相同的個體構成的，其祖先的特征業已蕩然無存，因而這些人口沒有民族靈魂，也就沒有任何的穩定性。
一個混血的民族始終是難以統治的。
如果人們想确切地知道種族表現出來的政治能力上的差異，便需要研究被兩個不同的種族接連管理過的同一個國家。
曆史中不乏這樣的事件。
古巴和菲律賓最近發生的事件則令人驚異。
菲律賓則剛剛由西班牙人殖民轉由美國人殖民。
人們知道，在西班牙的統治下，古巴的貧窮和混亂達到什麼樣的一種程度；而在這個島國被美國接手後幾年間又繁榮到了何種程度。
同樣的經曆在菲律賓重現，其時的菲律賓已經被西班牙君主統治了幾個世紀。
但該國最終仍是一個巨大的沼澤地，那兒各類傳染病肆虐，既沒有商業也沒有工業，人民生活悲慘。
在經過美國治理的幾年後，這個地方完全變了樣，瘧疾、黃熱病、鼠疫、霍亂消失了，沼澤幹涸了，有了鐵路、工廠、學校。
十三年間，死亡率下降了三分之二。
依然不懂得&ldquo民族&rdquo二字的深刻含義、不知道一個民族其祖先的靈魂的作用大到何種程度的曆史學家們，可以看看這些例子。
二、人民對革命的态度 在一切革命中，人民的作用都是一樣的。
但絕非人民發動、人民指揮着革命。
它的作用取決于領導人。
當其利益受到損害時，有些百姓便自發起義，正如人們最近在香槟地區看到的那樣。
一場地方性的運動就是一場騷亂。
當領導人極具影響力時，那麼革命便容易發生了。
巴西和葡萄牙就是最新的例子。
但是新的思想要想深入人心，還需要漫長的時間。
通常，人們認同一場革命，但卻不知為什麼，當人民有幸明白了這個為什麼之後，那場革命早已結束了。
人們之所以進行革命，是因為有人鼓動他們去革命，但對革命領袖的思想知之甚少，人們用自己的方式來揣摩革命，他們與革命發起人對革命的認識大相徑庭。
法國大革命就是這樣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1789年的大革命，其真實的目的是用資産階級的統治來代替貴族的統治，也即用有能力的新精英分子替換業已變得無能的舊精英分子。
革命起初的這個階段無關人民的事。
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力已經明示天下，但隻體現在選舉代表的權力上。
百姓目不識丁，他們不奢望能像資産階級那樣，在社會階梯上攀爬，也絲毫感受不到與貴族平起平坐的意義，他們本來也不想這樣，人民的看法和利益都與受過良好教育的社會階層極為不同。
國民公會和王權之間的鬥争促使國民公會把人民牽扯進來。
人民在其中越陷越深，資産階級大革命很快演化成為一場人民革命。
一個沒有力量的思想，隻有依仗情感主義和神秘主義才有所作為，為了打動人民，資産階級理論思想變成了一種清晰的新信仰，它帶有明顯的功利因素。
這種轉變是迅疾的，當人民聽到眼前被視作政府的那些人對它保證說人民翻身做主人後，自視為受害者的人民大衆便開始洗劫、縱火、屠殺，并自以為在替天行道。
革命定律的巨大力量在于釋放出被傳統、法律、環境長久壓抑的原始野蠻的本能。
于是，所有的社會約束日漸坍塌。
民衆體味到了擁有無限權力以及追捕、洗劫前主人的快感。
成了至高無上的主宰的民衆，還會有什麼不敢幹的？ &ldquo自由、平等、博愛&rdquo等口号，是信仰的真實體現，也是大革命之初的向往，但很快它就成了掩飾大衆真實動機的冠冕堂皇的詞，如貪婪、嫉妒以及仇視高高在上者等，這些動機是任何約束都無法抑制的。
這也解釋了為何會在那麼短的時間内法國就落入無序、暴力和無政府的狀态之中。
自大革命從資産階級蔓延到人民大衆階層之時起，大革命便不再是理性支配本能，而是相反，成了本能竭力去支配理性。
本能對理性的勝利有着合法的借口，但這是一種可怕的返祖現象。
社會的一切努力&mdash&mdash依靠傳統、習俗以及法制對遺傳下來的人的動物本能和原始獸性進行抑制&mdash&mdash是實現社會延續不可或缺的。
對這些本能的抑制是可以實現的&mdash&mdash一個民族對其本能的抑制越強，文明程度就越高，但卻無法摧毀本能。
諸多因素皆可輕易将其激活。
因此，放縱民衆的激情是很危險的。
一如滔滔洪水，一旦越過河床，如不進行大肆蹂躏，它是絕不會善罷甘休的。
裡瓦羅爾（Rivarol）[2]在大革命之初便說過：&ldquo這不是對群氓進行啟蒙的世紀，這場撼動一個民族之根基的大革命是一場不幸。
&rdquo 三、人民在革命中的關鍵作用 大衆心理學的規律表明，沒有領導人，人民是無所作為的，人民是因聽信慫恿而信心滿滿地大規模地投身革命的，但他們絕不會成為所參與的運動的領導者。
在所有的政治革命中，都會有領袖忙碌的身影。
他們不創造革命賴以為繼的思想，隻用這些思想作為行動的指南。
思想、領袖、軍隊和群衆構成了一切革命的四要素，且各有各的作用。
群衆在領導人的煽動下，成群結隊地行動起來。
他們就像是一發發本身沒有力量但借助火藥的力量洞穿鋼闆的炮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