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法國大革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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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作都取材于他的記載。
&mdash&mdash譯注 [8]萊克古斯，古斯巴達的立法者，主張嚴刑酷法。
&mdash&mdash譯注 [9]梭倫，古雅典政治家和立法家。
&mdash&mdash譯注 [10]米太亞德，約公元前554年&mdash前489年，古希臘的雅典統帥。
&mdash&mdash譯注 [11]曼利烏斯·托爾卡圖斯，古羅馬執政官。
&mdash&mdash譯注 [12]布魯圖斯，古羅馬的元老院議員、政治家和将軍，圖謀暗殺恺撒。
在與馬克·安東尼和屋大維的争權戰&mdash&mdash菲利皮戰役中失利并自殺。
&mdash&mdash譯注 [13]穆西烏斯·塞沃拉，古羅馬時期的一位左撇子英雄。
&mdash&mdash譯注 [14]米諾斯，希臘神話中的克裡特國王，主神宙斯和歐羅巴之子。
&mdash&mdash譯注 第四章法國大革命的心理幻象 一、對原始人、自然狀态、大衆心理的幻象 我們已經提及并再次重申，一個學說中的謬誤并不妨礙它的傳播，唯一要關注的是它對人的影響。
在心理學家看來，批判錯誤卻無人喝彩，是件極為有趣的事。
哲學家要想弄清楚人們為何如此沉迷，不妨着重研究一下人們在生活中的幻象。
也許，在曆史的長河中，隻有大革命時期才會出現如此多的意義深遠的幻象。
最為明顯的一個幻象便是關于我們先祖和原始社會的本質。
在人類學還沒能揭示我們遠祖的生存狀況之前，人們隻根據《聖經》的記叙而認為，人類是完全出自造物主之手。
後來被文明所玷污的原始社會是人類社會應該皈依的模型。
重返自然狀态很快成了衆口一詞的要求。
盧梭說：&ldquo我在我的著述中所論述的道德的基本原則便是：人的本質是善良的，他熱愛公正和秩序。
&rdquo 現代科學通過我們祖先生活的遺迹判斷其生存狀況，很早便證實這個學說是錯誤的。
現代科學認為原始人是粗野殘忍的，他們和現代野蠻人一樣，不知善良、道德、憐憫為何物，他們隻受沖動的支配，在饑餓的驅使下，他們便離開洞穴沖向獵物，在仇恨的刺激下，他們會撲向敵人。
理性尚未誕生，不可能對他們的本能有任何的作用。
與所有的革命信仰相反，文明的目标不在于回歸原始狀态，而是要脫離原始狀态。
雅各賓黨人恰是要以摧毀一切社會約束&mdash&mdash沒有這些約束，任何文明都無從談起&mdash&mdash從而将人類帶回到原始狀态，将一個開化的社會變成了野蠻的遊牧部落。
理論學家對人的本質的看法與一位羅馬将軍對占蔔者的力量的認識差不多。
作為行動的動機，它們的影響都相當大。
國民公會總是從中汲取動力。
有關原始先祖的錯誤認識是可以原諒的。
因為在現代發現之前，人們對他們真正的生存狀況的了解是少之又少。
但大革命理論學家完全無視其周圍人的心理則是難以理解的。
18世紀的作家和哲學家完全不具備細微觀察的能力，這點似乎能說得過去。
他們生活在同齡人之間，但卻既不觀察他們、也不理解他們。
他們從不懷疑大衆的心理。
在他們看來，人民總是和他們空想出來的虛幻模型相一緻。
由于對心理學以及對曆史教訓的無知，他們認為人民的本質是善良的、有情義的、懂得感恩的并時刻準備傾聽理性的聲音。
國民公會的議員們的話語表明他們是多麼的不切實際。
當農民開始焚燒城堡時，他們居然覺得不可思議，并苦口婆心地勸導農民停止縱火，以免&ldquo惹惱了他們的好國王&rdquo，并懇請他們要以&ldquo德行來感動國王&rdquo。
二、幻想使人擺脫過去，迷信律法的改造力 人類很容易擺脫過去，一個社會可憑借制度來加以全方位的重塑，這點成了革命制度的基礎原則之一。
在理性的啟蒙下，立法者認為，除了可作為模式的原始社會之外，過去代表的是迷信和謬誤的一種遺贈，立法者決定要與之徹底決裂。
為了更好地體現這種意圖，他們建立起一個新的紀元法，并更改曆法，更改月和季度的稱謂。
考慮到人與人都是相似的，他們認為可以為人類立法。
孔多塞（Condorcet）[1]說，&ldquo一部好的律法應當是對所有人而言都是好的，正如在所有人看來都是正确的一個幾何命題&rdquo，他認為自己闡述的是一種顯而易見的真理。
大革命的理論學家從未覺察到隐藏在顯性的事物背後那些不可見的動因，這些動因決定着事物的走向。
生物學的進步表明，他們的錯誤是何等嚴重，生物對其過去是何等依賴。
大革命的改革者們一直在與過去的影響做鬥争，而根本不明白過去的影響為何物。
他們想要斬草除根，但結果恰恰相反。
在大革命末期，立法者對制度和法律的絕對力量的信仰産生了動搖，而在初期則是信心滿滿。
格雷古瓦（Grégoire）在制憲議會的發言席上說&ldquo如果我們願意，我們就可以改變宗教，隻是我們不願意&rdquo，而在場的人居然也毫不驚訝。
人們知道，他們想稍後去做這個事情，人們當然也知道，他們的企圖遭到了何等慘烈的失敗。
雅各賓派擁有一切成功的要素。
得益于無所不用其極的暴政，他們掃清了一切障礙。
他們所鐘情的法律都得以被接受。
在十年的暴力、摧毀、焚燒、屠殺、動蕩中，他們的頹勢越發明顯，最終淪落到四面楚歌的地步。
獨裁者在整個法蘭西的要求下，不得不恢複先前遭到廢除的絕大部分事物。
雅各賓派想要在純理性的借口下重塑社會的企圖是一場最發人深省的實驗。
人類或許将不會再以如此大的規模來重蹈覆轍了。
盡管教訓異常深刻，但它并不足以警醒世人，如今我們依舊看到，社會主義分子還在憑借他們的空想來主張徹底重塑整個社會。
三、對大革命原則的理論價值的盲從 大革命用以構建新權力的基本原則被寫入先後于1789年、1793年以及1795年公布的《人權宣言》之中。
這些《宣言》都宣稱&ldquo主權原則屬于國家&rdquo。
這三部《宣言》在幾個方面并不一緻，尤其在平等問題上。
1789年的《宣言》的第一條隻是簡單地說&ldquo人生而自由，始終自由，且權利平等&rdquo。
1793年的《宣言》在第三條中更進一步明确了&ldquo所有人生而平等&rdquo。
1795年的《宣言》在第三條中說得較有分寸：&ldquo平等體現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rdquo此外，在談及權利之後，第三部《宣言》還認為有必要就&ldquo義務&rdquo做出說明。
第三部《宣言》中的道德就是指《福音書》中的道德。
其中的第二條認為&ldquo人和公民的一切義務源于銘刻在每個人心中的兩個原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rdquo。
這些《宣言》的核心部分便是平等和人民主權，它們也是唯一保留下來的部分。
共和國的格言&ldquo自由、平等、博愛&rdquo盡管理性不足，但作用相當巨大。
這句神奇的格言被镌刻在我們的牆壁上，銘刻在我們的心中，它擁有實實在在的超自然的力量，仿佛是被巫師施加了魔力的咒語。
在承諾燃起的新希冀的推動下，這句咒語的擴張力十分驚人。
成千上萬的人為它付出了生命。
如今，每當一個地方爆發革命，總會聽到這同樣的話語。
選擇這樣的範式非常幸運，它屬于籠統含糊的、讓人浮想聯翩的範疇，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自己的愛恨、自己的希望來自由闡釋它。
真實的意義并不重要，從信仰而言，人們賦予它的意義才是其力量所在。
在革命格言的三原則中，平等最富有意義。
在本書的另一個章節中，我們将看到，平等是唯一存續并被保留下來的，其影響至今不絕。
人們不能肯定是不是法國大革命把平等思想帶給這個世界的。
無須追溯至古希臘共和國時期，人們便可看到，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早已以最直白的方式在傳授平等理論了。
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他面前都是平等的。
上帝隻根據人的德行來對人進行評判。
僅僅把平等宣稱為一個原則是不足以讓人遵守的。
基督教會很快便抛棄了理論上的平等，大革命人士也隻是演講者才提及平等。
平等一詞的意義随着使用它的人的不同而不同。
其中隐含的情感經常與其真實的意義截然相反，不但體現着&ldquo不讓任何人高于自己&rdquo的蠻橫要求，還伴有&ldquo自己要高人一等&rdquo的強烈願望。
在大革命雅各賓黨人中，在如今的雅各賓黨人中，平等一詞釋放出來的僅僅是對于一切優越因嫉妒而萌生的憤恨。
為了消除優越，他們聲稱要統一習俗、禮儀、習慣、地位。
一切專制，除了他們自己施行的專制外，都是可憎的。
無法回避天生的不平等，這讓他們感到反感，于是他們便矢口否認不平等。
第二部《人權宣言》，也就是上文提及的1793年的那部，便公然謊稱&ldquo所有人生而平等&rdquo。
隐藏在大革命人士對平等的渴望之下的隻是一種強烈的不平等需求。
拿破侖被迫為他們恢複了貴族頭銜和勳章。
泰納指出，在最為可怖的革命中，他找到了最為馴服的統治工具，泰納說：&ldquo在自由和平等的布道下，頃刻間，他便把他們的專制本能欲望、發号施令的欲望、強過别人的欲望盡收眼底。
此外，絕大多數的下屬也都對金錢和享樂充滿渴望。
救國委員會的代表和帝國的部長、行政長官、專區區長之間的差距并不大，他們隻是穿着兩套服裝的同一人，隻不過前者着短上衣，後者穿繡花外套。
&rdquo 平等教義取得的第一個成果就是資産階級要求人民主權的申明。
這個申明一直是純理論上的空談，至少在整個大革命時期都是如此。
平等原則是大革命的遺贈。
在共和格言中分列在&ldquo平等&rdquo左右的&ldquo自由&rdquo和&ldquo博愛&rdquo兩個詞基本沒有什麼大的影響。
人們甚至可以說，在整個大革命以及帝國期間，除了裝扮語句之外，它們幾乎毫無用處。
此後它們的影響也是微乎其微。
博愛根本沒有被用于實踐，人們也幾乎不在意自由。
實際上，工人們把自己的自由完全交給了工會。
總而言之，盡管共和格言極少用于實踐，但它的影響特别巨大。
除了這三個著名的詞語之外，法國大革命在人民的心目中業已蕩然無存，這三個詞成了人民的福音書，成了橫掃整個歐洲的利器。
*** [1]孔多塞（1743－1794）是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時期最傑出的代表之一，同時也是一位數學家和哲學家。
他親身參加了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
他是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的重要奠基人，并起草了吉倫特憲法。
他也是法國革命領導人中為數不多的幾個公開主張女性應該擁有與男子相同的财産權、投票權、工作權以及接受公共教育權的人之一。
1793年7月，執政的雅各賓派以&ldquo反對統一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的密謀者&rdquo為罪名追捕孔多塞，後者于9個月後，即1794年3月服毒身亡。
&mdash&mdash譯注
&mdash&mdash譯注 [8]萊克古斯，古斯巴達的立法者，主張嚴刑酷法。
&mdash&mdash譯注 [9]梭倫，古雅典政治家和立法家。
&mdash&mdash譯注 [10]米太亞德，約公元前554年&mdash前489年，古希臘的雅典統帥。
&mdash&mdash譯注 [11]曼利烏斯·托爾卡圖斯，古羅馬執政官。
&mdash&mdash譯注 [12]布魯圖斯，古羅馬的元老院議員、政治家和将軍，圖謀暗殺恺撒。
在與馬克·安東尼和屋大維的争權戰&mdash&mdash菲利皮戰役中失利并自殺。
&mdash&mdash譯注 [13]穆西烏斯·塞沃拉，古羅馬時期的一位左撇子英雄。
&mdash&mdash譯注 [14]米諾斯，希臘神話中的克裡特國王，主神宙斯和歐羅巴之子。
&mdash&mdash譯注 第四章法國大革命的心理幻象 一、對原始人、自然狀态、大衆心理的幻象 我們已經提及并再次重申，一個學說中的謬誤并不妨礙它的傳播，唯一要關注的是它對人的影響。
在心理學家看來，批判錯誤卻無人喝彩，是件極為有趣的事。
哲學家要想弄清楚人們為何如此沉迷，不妨着重研究一下人們在生活中的幻象。
也許，在曆史的長河中，隻有大革命時期才會出現如此多的意義深遠的幻象。
最為明顯的一個幻象便是關于我們先祖和原始社會的本質。
在人類學還沒能揭示我們遠祖的生存狀況之前，人們隻根據《聖經》的記叙而認為，人類是完全出自造物主之手。
後來被文明所玷污的原始社會是人類社會應該皈依的模型。
重返自然狀态很快成了衆口一詞的要求。
盧梭說：&ldquo我在我的著述中所論述的道德的基本原則便是：人的本質是善良的，他熱愛公正和秩序。
&rdquo 現代科學通過我們祖先生活的遺迹判斷其生存狀況，很早便證實這個學說是錯誤的。
現代科學認為原始人是粗野殘忍的，他們和現代野蠻人一樣，不知善良、道德、憐憫為何物，他們隻受沖動的支配，在饑餓的驅使下，他們便離開洞穴沖向獵物，在仇恨的刺激下，他們會撲向敵人。
理性尚未誕生，不可能對他們的本能有任何的作用。
與所有的革命信仰相反，文明的目标不在于回歸原始狀态，而是要脫離原始狀态。
雅各賓黨人恰是要以摧毀一切社會約束&mdash&mdash沒有這些約束，任何文明都無從談起&mdash&mdash從而将人類帶回到原始狀态，将一個開化的社會變成了野蠻的遊牧部落。
理論學家對人的本質的看法與一位羅馬将軍對占蔔者的力量的認識差不多。
作為行動的動機，它們的影響都相當大。
國民公會總是從中汲取動力。
有關原始先祖的錯誤認識是可以原諒的。
因為在現代發現之前，人們對他們真正的生存狀況的了解是少之又少。
但大革命理論學家完全無視其周圍人的心理則是難以理解的。
18世紀的作家和哲學家完全不具備細微觀察的能力，這點似乎能說得過去。
他們生活在同齡人之間，但卻既不觀察他們、也不理解他們。
他們從不懷疑大衆的心理。
在他們看來，人民總是和他們空想出來的虛幻模型相一緻。
由于對心理學以及對曆史教訓的無知，他們認為人民的本質是善良的、有情義的、懂得感恩的并時刻準備傾聽理性的聲音。
國民公會的議員們的話語表明他們是多麼的不切實際。
當農民開始焚燒城堡時，他們居然覺得不可思議，并苦口婆心地勸導農民停止縱火，以免&ldquo惹惱了他們的好國王&rdquo，并懇請他們要以&ldquo德行來感動國王&rdquo。
二、幻想使人擺脫過去，迷信律法的改造力 人類很容易擺脫過去，一個社會可憑借制度來加以全方位的重塑，這點成了革命制度的基礎原則之一。
在理性的啟蒙下，立法者認為，除了可作為模式的原始社會之外，過去代表的是迷信和謬誤的一種遺贈，立法者決定要與之徹底決裂。
為了更好地體現這種意圖，他們建立起一個新的紀元法，并更改曆法，更改月和季度的稱謂。
考慮到人與人都是相似的，他們認為可以為人類立法。
孔多塞（Condorcet）[1]說，&ldquo一部好的律法應當是對所有人而言都是好的，正如在所有人看來都是正确的一個幾何命題&rdquo，他認為自己闡述的是一種顯而易見的真理。
大革命的理論學家從未覺察到隐藏在顯性的事物背後那些不可見的動因，這些動因決定着事物的走向。
生物學的進步表明，他們的錯誤是何等嚴重，生物對其過去是何等依賴。
大革命的改革者們一直在與過去的影響做鬥争，而根本不明白過去的影響為何物。
他們想要斬草除根，但結果恰恰相反。
在大革命末期，立法者對制度和法律的絕對力量的信仰産生了動搖，而在初期則是信心滿滿。
格雷古瓦（Grégoire）在制憲議會的發言席上說&ldquo如果我們願意，我們就可以改變宗教，隻是我們不願意&rdquo，而在場的人居然也毫不驚訝。
人們知道，他們想稍後去做這個事情，人們當然也知道，他們的企圖遭到了何等慘烈的失敗。
雅各賓派擁有一切成功的要素。
得益于無所不用其極的暴政，他們掃清了一切障礙。
他們所鐘情的法律都得以被接受。
在十年的暴力、摧毀、焚燒、屠殺、動蕩中，他們的頹勢越發明顯，最終淪落到四面楚歌的地步。
獨裁者在整個法蘭西的要求下，不得不恢複先前遭到廢除的絕大部分事物。
雅各賓派想要在純理性的借口下重塑社會的企圖是一場最發人深省的實驗。
人類或許将不會再以如此大的規模來重蹈覆轍了。
盡管教訓異常深刻，但它并不足以警醒世人，如今我們依舊看到，社會主義分子還在憑借他們的空想來主張徹底重塑整個社會。
三、對大革命原則的理論價值的盲從 大革命用以構建新權力的基本原則被寫入先後于1789年、1793年以及1795年公布的《人權宣言》之中。
這些《宣言》都宣稱&ldquo主權原則屬于國家&rdquo。
這三部《宣言》在幾個方面并不一緻，尤其在平等問題上。
1789年的《宣言》的第一條隻是簡單地說&ldquo人生而自由，始終自由，且權利平等&rdquo。
1793年的《宣言》在第三條中更進一步明确了&ldquo所有人生而平等&rdquo。
1795年的《宣言》在第三條中說得較有分寸：&ldquo平等體現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rdquo此外，在談及權利之後，第三部《宣言》還認為有必要就&ldquo義務&rdquo做出說明。
第三部《宣言》中的道德就是指《福音書》中的道德。
其中的第二條認為&ldquo人和公民的一切義務源于銘刻在每個人心中的兩個原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rdquo。
這些《宣言》的核心部分便是平等和人民主權，它們也是唯一保留下來的部分。
共和國的格言&ldquo自由、平等、博愛&rdquo盡管理性不足，但作用相當巨大。
這句神奇的格言被镌刻在我們的牆壁上，銘刻在我們的心中，它擁有實實在在的超自然的力量，仿佛是被巫師施加了魔力的咒語。
在承諾燃起的新希冀的推動下，這句咒語的擴張力十分驚人。
成千上萬的人為它付出了生命。
如今，每當一個地方爆發革命，總會聽到這同樣的話語。
選擇這樣的範式非常幸運，它屬于籠統含糊的、讓人浮想聯翩的範疇，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自己的愛恨、自己的希望來自由闡釋它。
真實的意義并不重要，從信仰而言，人們賦予它的意義才是其力量所在。
在革命格言的三原則中，平等最富有意義。
在本書的另一個章節中，我們将看到，平等是唯一存續并被保留下來的，其影響至今不絕。
人們不能肯定是不是法國大革命把平等思想帶給這個世界的。
無須追溯至古希臘共和國時期，人們便可看到，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早已以最直白的方式在傳授平等理論了。
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他面前都是平等的。
上帝隻根據人的德行來對人進行評判。
僅僅把平等宣稱為一個原則是不足以讓人遵守的。
基督教會很快便抛棄了理論上的平等，大革命人士也隻是演講者才提及平等。
平等一詞的意義随着使用它的人的不同而不同。
其中隐含的情感經常與其真實的意義截然相反，不但體現着&ldquo不讓任何人高于自己&rdquo的蠻橫要求，還伴有&ldquo自己要高人一等&rdquo的強烈願望。
在大革命雅各賓黨人中，在如今的雅各賓黨人中，平等一詞釋放出來的僅僅是對于一切優越因嫉妒而萌生的憤恨。
為了消除優越，他們聲稱要統一習俗、禮儀、習慣、地位。
一切專制，除了他們自己施行的專制外，都是可憎的。
無法回避天生的不平等，這讓他們感到反感，于是他們便矢口否認不平等。
第二部《人權宣言》，也就是上文提及的1793年的那部，便公然謊稱&ldquo所有人生而平等&rdquo。
隐藏在大革命人士對平等的渴望之下的隻是一種強烈的不平等需求。
拿破侖被迫為他們恢複了貴族頭銜和勳章。
泰納指出，在最為可怖的革命中，他找到了最為馴服的統治工具，泰納說：&ldquo在自由和平等的布道下，頃刻間，他便把他們的專制本能欲望、發号施令的欲望、強過别人的欲望盡收眼底。
此外，絕大多數的下屬也都對金錢和享樂充滿渴望。
救國委員會的代表和帝國的部長、行政長官、專區區長之間的差距并不大，他們隻是穿着兩套服裝的同一人，隻不過前者着短上衣，後者穿繡花外套。
&rdquo 平等教義取得的第一個成果就是資産階級要求人民主權的申明。
這個申明一直是純理論上的空談，至少在整個大革命時期都是如此。
平等原則是大革命的遺贈。
在共和格言中分列在&ldquo平等&rdquo左右的&ldquo自由&rdquo和&ldquo博愛&rdquo兩個詞基本沒有什麼大的影響。
人們甚至可以說，在整個大革命以及帝國期間，除了裝扮語句之外，它們幾乎毫無用處。
此後它們的影響也是微乎其微。
博愛根本沒有被用于實踐，人們也幾乎不在意自由。
實際上，工人們把自己的自由完全交給了工會。
總而言之，盡管共和格言極少用于實踐，但它的影響特别巨大。
除了這三個著名的詞語之外，法國大革命在人民的心目中業已蕩然無存，這三個詞成了人民的福音書，成了橫掃整個歐洲的利器。
*** [1]孔多塞（1743－1794）是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時期最傑出的代表之一，同時也是一位數學家和哲學家。
他親身參加了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
他是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的重要奠基人，并起草了吉倫特憲法。
他也是法國革命領導人中為數不多的幾個公開主張女性應該擁有與男子相同的财産權、投票權、工作權以及接受公共教育權的人之一。
1793年7月，執政的雅各賓派以&ldquo反對統一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的密謀者&rdquo為罪名追捕孔多塞，後者于9個月後，即1794年3月服毒身亡。
&mdash&mdash譯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