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革命中的主流心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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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支配之下，并服從于一種特殊的邏輯&mdash&mdash集體邏輯。
此外，還有其他的一些群體特征如極端的輕信、敏感、輕率以及理智的缺乏等。
斷言、傳染、重複、威望是唯一說服他們的方式。
事實和經驗對他們不起作用。
可以做到讓群衆接受一切，而在群衆看來，一切皆有可能。
由于群衆的極度敏感，因此他們的情感，無論好壞，都是誇張的。
在革命年代，這種誇張尤為明顯。
一點微不足道的刺激便可促使群衆做出可怖的行動。
在平時就泛濫的輕信，到革命時期就變得越發不可收拾。
最為離奇的故事他們都相信是真的。
亞瑟·楊（ArthurYoung）說他在大革命期間，在克勒蒙（Clermont）附近遊山玩水時，他的導遊被當地人截住，原因是當地百姓認為他是受王後的指使，要來此處埋設炸藥，以便炸毀這座城市。
最為可怕的是關于王室的流言蜚語，在其中，王室家族成員被描繪成為一群吸血鬼和食屍怪。
上述特征反映了群體中的人往往極度偏離文明，他們幾乎成了野蠻人，身上具有野蠻人的所有特征，如突發的暴躁、熱情和英雄主義等。
從智力角度看，群體智力總不如一個孤立的人的智力高。
而從道德和情感角度看，群體是高于個體的。
群體既很容易犯罪，也很容易自我犧牲。
個體的特征湮滅在群體中，群體的行為對于構成群體的個體的影響是巨大的。
吝啬的人會變得慷慨大方，懷疑主義者會變成堅定的信仰者，正直的人會變成罪犯，懦弱的人會成為英雄。
這樣的例子在大革命期間不勝枚舉。
作為陪審團或議會的一員，集體做出裁決或者投票形成法律，這是個體狀态下的個體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集體對個體影響最為顯著的結果之一便是他們的情感和意志綜合在一起。
這種心理上的融合賦予集體巨大的力量。
心理上的這種聯合源于群體中的情感、舉止和行為的相互傳染。
個人的愛、恨、憤怒在群體中會立刻得到響應和疊加。
這種共同的意志和情感是如何形成的呢？它們通過傳染得到傳播，但這種傳染首先需要一個觸發點。
領袖便是這個觸發點。
我們稍後便來談談領袖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
沒有領頭人，群衆便是一盤散沙，形成不了合力。
了解支配群體心理的規律是闡述法國大革命事件、理解革命議會行為以及參與其中的人的特殊轉變所必不可少的。
在集體無意識的力量的推動下，人們經常說着言不由衷的話，贊同他們原本不贊同的事情。
即便集體心理規律往往被高明的政治人物所洞悉，但要注意的是，大部分政府對此從過去至今仍是不明就裡。
正是由于對此不知，因而很多政府便會輕易地倒台。
某些政權特别是路易-菲利普政權，就因為這而被一場小小的騷亂所輕松推翻，由此可知，忽視集體心理的後果是多麼嚴重。
1848年，原本足以保護國王的軍隊，由于其統帥的無知，任由軍隊和百姓混雜在一起，軍隊在百姓的暗示和傳染之下變得茫然不知所措，竟而連自己的職責都無法履行。
軍隊的統帥不太清楚的是，群衆實際上對威望是極其敏感的，因此，需要對其展示自己的威嚴，以便迅速遏制其敵對的行為。
另外，聚集的人群應當立即加以驅散。
如今，所有這些都在實踐中得到了證實，但在那個時代，人們對此是無法理解的。
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群衆心理學更是不為人所知。
二、穩定的民族精神如何規約群衆精神的搖擺 一個民族在關鍵時刻可以被視作一個群體。
民族擁有群體的部分特征，但是民族的這些特征其變遷卻受到了民族精神（l&rsquoâmedelarace）的制約。
民族精神擁有短暫的群體精神所不具有的穩定性。
一個民族的精神是長期積澱形成的祖傳的精神，它支配着群體的精神。
民族是由利益、性情各不相同的集團構成的，這點與群體不同。
反之，分屬不同社會集團的個體們可以同時出現在一個有确切意識的群體中，如一次集會。
一個民族和一個群體一樣都是易變的，但是别忘了，在表面的易變、熱情、暴力、破壞之下，民族精神仍捍衛着其極為頑強的、保守的本能。
大革命及其後一個世紀的曆史向我們昭示了保守精神最終還是支配破壞精神的。
一個體制被打破，但很快便又被修複。
改變民族精神，即一個種族的精神，不如改變群體精神那般的容易。
動用的手段都是間接而緩慢的（報紙、會議、講演、書籍等）。
說服的方法不過就是上文業已提及的斷言、重複、威望、傳染等。
精神傳染可以瞬間影響整個民族，但最常見的是一個團體緩慢傳染到另一個。
宗教改革運動就是這樣傳遍法國的。
一個民族遠非一個群體那樣愛激動。
但某些事件，如民族的屈辱，外敵入侵等，可以迅速激發起一個民族的情緒。
這樣的現象在大革命期間出現了好幾次，尤其是在布魯斯維克（Brunswick）公爵公布其傲慢無禮的宣言時出現的那一次。
後者由于對于法蘭西民族意識認識上的不足而發出了自己的威脅。
這樣做不僅極大地傷害了路易十六的事業，更是傷害到了自己，他的幹涉反而促使法國人奮起反抗。
民族情感的這種突然迸發在任何民族都存在。
拿破侖在入侵西班牙和俄國時，就不曾明白這種巨大的力量。
人們可以很容易地瓦解群體一時的躁動，但卻無法撼動民族永恒的精神。
誠然俄國的農民是一群狹隘、粗俗且冷漠的人，然而一聽到法國入侵的消息，則一切都發生了改變。
人們可以從亞曆山大一世的妻子伊麗莎白的一封信中看出端倪。
從拿破侖穿越邊境線那一刻起，這個消息便如電光石火一般傳遍整個俄國，其傳遍範圍之廣，讓生活在帝國每一個角落的人都不約而同地發出憤怒的呼喊，這個聲音是如此的可怕，我認為整個世界都為之動容。
随着拿破侖的軍隊向前推進，這種憤怒便越發強烈。
幾乎一無所有的老人們說&lsquo我們要想方設法活下去，什麼都要比屈辱的和平好&rsquo。
那些婦女們，她們對這種和平的恐懼要超過對其在部隊作戰的親人們的安危的牽挂。
媾和雖然可以避免俄國的滅亡，但這種和平是不會輕易到來的。
沙皇沒有媾和的念頭，即使他想這樣做，他也不能這樣做。
這就是我們大無畏的立場。
皇後向其母親提及了突顯俄羅斯人抵抗精神的兩個片段： 法國人在莫斯科抓了幾個倒黴的農民，打算讓他們在自己的部隊裡服役，為了防止他們逃跑，他們在其手上烙上印記，就像為種馬場的馬匹烙上戰馬印記一般。
其中一個農民便問這個烙印是什麼含義，人們答複說這意味着你成了一名法國戰士。
這位農民叫道：&ldquo什麼？我是法蘭西帝國的戰士？&rdquo他當場拿起斧頭将自己的手砍了下來，扔到旁觀者的腳下，并叫道：&ldquo拿走你們的印記吧！&rdquo 同樣還是在莫斯科，法國人抓住了二十位農民，打算殺一儆百來震懾襲擾法國補給運輸隊并襲擊法國正規軍先遣隊的村民。
他們讓這些農民靠牆站成一排，用俄語向他們宣讀了判決。
人們等待他們求饒，然後這些人不但不求饒，還一邊在胸口畫十字一邊彼此道别。
法國人于是射殺了一名農民，接着便等待其他被吓壞的農民求饒并承諾痛改前非。
法國人射殺了第二個，第三個，一直到二十人全被殺死，都沒有一個人乞求敵人的寬恕。
在俄羅斯，拿破侖沒有一次機會如願說出&ldquo寬恕&rdquo這個字眼。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任何民族及任何年代的大衆意識中，都充斥着神秘主義這一特征。
民族總是相信一些至上的東西，如神靈、政府或大人物，認為他們有權利随心所欲改變事物。
這種神秘主義使人産生膜拜的需求。
由此民族需要一個膜拜的對象，其或是一個人或是某種教義。
這也是人們在無政府主義的威脅下，總是期盼着出現一位像彌賽亞一般的救世主的原因。
民族也會像民衆一樣，從膜拜走向仇恨，隻不過更加緩慢而已。
名噪一時的英雄，卻可能最終遭人詛咒。
在所有國家中，都可以看到對于政治人物輿論上的反複。
克倫威爾（Cromwell）便是一個極為有趣的例子。
[1] 三、革命運動領袖的角色 各種民衆（無論其是均質還是異質的）、議會、民族、俱樂部等，我們在此再重複一遍，若沒有一位領袖來指揮他們，都将隻是一些無法步調一緻的聚合體。
我曾用一些生理學的實驗證實了無意識的集體精神和領導者的精神是緊密相關的。
後者給前者提供了單一的意志，并強迫他們絕對服從。
領導者通過暗示發揮其對群衆的影響，群衆受到的正是這種方式的煽動，領導者也正是依靠這種方式獲得了成功。
很多的實驗表明，集體極易受這種暗示的影響。
[2] 在領導人的暗示影響下，大衆或是安靜的，或是憤怒的，或是罪惡的，或是勇敢的。
這類暗示有時可能會表現出理性的一面，但這種理性也僅僅是表面上的。
現實中，群衆是無法做到完全理性的。
唯一可以影響他們的那些理念，其實就是以想象方式喚起的情感。
大革命曆史的每一頁都表明，群衆是多麼容易被領袖們煽動起來，無論領導者們的論調是多麼的不着邊際，是多麼的相互矛盾。
群衆對吉倫特派、埃貝爾派、丹東派以及恐怖主義者的勝利或随後而來的垮台莫不歡欣鼓舞。
我們可以斷言，群衆對所有這些事件是一無所知的。
如今，我們也隻能隐約知道那些領導者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因為他們一般處在幕後指揮。
為了确切了解領導者的作用，則要在當代這類事件中對其加以研究。
大家知道，煽動群衆是多麼輕而易舉。
在這裡我們不考慮鐵路工人和郵電工人的大罷工，因為隻需把上述職員的不滿情緒加以發揮即可，還因為其他群衆對這類罷工并無興趣。
舉個類似的例子，幾位社會黨領袖在西班牙的弗雷（Ferrer）被處死的第二天，便在巴黎人民中挑起了一場群衆暴動。
然而法國人從來就沒曾聽說過此人，即便在西班牙，此人被處死也幾乎無人關注。
但在巴黎，寥寥幾位社會黨人便足以煽動一支群衆武裝去沖擊西班牙大使館，而且目的是要燒毀它。
因此當局不得不派遣部分衛戍部隊去保護該使館。
這些攻擊者在被強力驅離後，隻是洗劫了一些商店，設置了一些路障。
在該事件的後續發展中，領袖們再一次表現出了他們的影響力。
當這些領導者意識到縱火焚燒外國大使館是極其危險的行為之後，便要求在第二天舉行和平示威。
這些剛在前一日受命進行暴力活動的群衆，次日便又忠實地執行新命令進行和平示威了。
這是呈現領導者的作用和群衆的服從的最好的例證。
曆史學家如米什萊（Michelet）和奧拉爾（M.Aulard）不知革命群衆的心理，認為革命群衆無須領袖便可自行其是。
*** [1]克倫威爾推翻了一個王朝并拒絕登上王位，但死後仍被按照國王的待遇加以安葬。
兩年後，他的屍體被從墓中挖出，頭顱被砍下，懸挂在議會大門之上。
不久，人們為其建立一座雕像。
這位前無政府主義者但後來又成為獨裁君主的人如今被人供奉，敬若神明。
[2]在驗證這一事實的衆多實驗中，最著名的便是Glosson老師對其授課的學生所做的一次實驗，結果刊登在1899年10月29日的《科學期刊》（RevueScientifique）上。
他說：&ldquo我準備了一個酒瓶，其中裝滿了蒸餾水，用棉花精心将其包裹好後，裝到了盒子中。
在其他幾輪實驗後，我告訴大家說我想知道要嗅到彌漫在空氣中的一種氣味需要多長的時間，我要求
此外，還有其他的一些群體特征如極端的輕信、敏感、輕率以及理智的缺乏等。
斷言、傳染、重複、威望是唯一說服他們的方式。
事實和經驗對他們不起作用。
可以做到讓群衆接受一切，而在群衆看來，一切皆有可能。
由于群衆的極度敏感，因此他們的情感，無論好壞，都是誇張的。
在革命年代，這種誇張尤為明顯。
一點微不足道的刺激便可促使群衆做出可怖的行動。
在平時就泛濫的輕信，到革命時期就變得越發不可收拾。
最為離奇的故事他們都相信是真的。
亞瑟·楊（ArthurYoung）說他在大革命期間，在克勒蒙（Clermont）附近遊山玩水時，他的導遊被當地人截住，原因是當地百姓認為他是受王後的指使，要來此處埋設炸藥，以便炸毀這座城市。
最為可怕的是關于王室的流言蜚語，在其中，王室家族成員被描繪成為一群吸血鬼和食屍怪。
上述特征反映了群體中的人往往極度偏離文明，他們幾乎成了野蠻人，身上具有野蠻人的所有特征，如突發的暴躁、熱情和英雄主義等。
從智力角度看，群體智力總不如一個孤立的人的智力高。
而從道德和情感角度看，群體是高于個體的。
群體既很容易犯罪，也很容易自我犧牲。
個體的特征湮滅在群體中，群體的行為對于構成群體的個體的影響是巨大的。
吝啬的人會變得慷慨大方，懷疑主義者會變成堅定的信仰者，正直的人會變成罪犯，懦弱的人會成為英雄。
這樣的例子在大革命期間不勝枚舉。
作為陪審團或議會的一員，集體做出裁決或者投票形成法律，這是個體狀态下的個體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集體對個體影響最為顯著的結果之一便是他們的情感和意志綜合在一起。
這種心理上的融合賦予集體巨大的力量。
心理上的這種聯合源于群體中的情感、舉止和行為的相互傳染。
個人的愛、恨、憤怒在群體中會立刻得到響應和疊加。
這種共同的意志和情感是如何形成的呢？它們通過傳染得到傳播，但這種傳染首先需要一個觸發點。
領袖便是這個觸發點。
我們稍後便來談談領袖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
沒有領頭人，群衆便是一盤散沙，形成不了合力。
了解支配群體心理的規律是闡述法國大革命事件、理解革命議會行為以及參與其中的人的特殊轉變所必不可少的。
在集體無意識的力量的推動下，人們經常說着言不由衷的話，贊同他們原本不贊同的事情。
即便集體心理規律往往被高明的政治人物所洞悉，但要注意的是，大部分政府對此從過去至今仍是不明就裡。
正是由于對此不知，因而很多政府便會輕易地倒台。
某些政權特别是路易-菲利普政權，就因為這而被一場小小的騷亂所輕松推翻，由此可知，忽視集體心理的後果是多麼嚴重。
1848年，原本足以保護國王的軍隊，由于其統帥的無知，任由軍隊和百姓混雜在一起，軍隊在百姓的暗示和傳染之下變得茫然不知所措，竟而連自己的職責都無法履行。
軍隊的統帥不太清楚的是，群衆實際上對威望是極其敏感的，因此，需要對其展示自己的威嚴，以便迅速遏制其敵對的行為。
另外，聚集的人群應當立即加以驅散。
如今，所有這些都在實踐中得到了證實，但在那個時代，人們對此是無法理解的。
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群衆心理學更是不為人所知。
二、穩定的民族精神如何規約群衆精神的搖擺 一個民族在關鍵時刻可以被視作一個群體。
民族擁有群體的部分特征，但是民族的這些特征其變遷卻受到了民族精神（l&rsquoâmedelarace）的制約。
民族精神擁有短暫的群體精神所不具有的穩定性。
一個民族的精神是長期積澱形成的祖傳的精神，它支配着群體的精神。
民族是由利益、性情各不相同的集團構成的，這點與群體不同。
反之，分屬不同社會集團的個體們可以同時出現在一個有确切意識的群體中，如一次集會。
一個民族和一個群體一樣都是易變的，但是别忘了，在表面的易變、熱情、暴力、破壞之下，民族精神仍捍衛着其極為頑強的、保守的本能。
大革命及其後一個世紀的曆史向我們昭示了保守精神最終還是支配破壞精神的。
一個體制被打破，但很快便又被修複。
改變民族精神，即一個種族的精神，不如改變群體精神那般的容易。
動用的手段都是間接而緩慢的（報紙、會議、講演、書籍等）。
說服的方法不過就是上文業已提及的斷言、重複、威望、傳染等。
精神傳染可以瞬間影響整個民族，但最常見的是一個團體緩慢傳染到另一個。
宗教改革運動就是這樣傳遍法國的。
一個民族遠非一個群體那樣愛激動。
但某些事件，如民族的屈辱，外敵入侵等，可以迅速激發起一個民族的情緒。
這樣的現象在大革命期間出現了好幾次，尤其是在布魯斯維克（Brunswick）公爵公布其傲慢無禮的宣言時出現的那一次。
後者由于對于法蘭西民族意識認識上的不足而發出了自己的威脅。
這樣做不僅極大地傷害了路易十六的事業，更是傷害到了自己，他的幹涉反而促使法國人奮起反抗。
民族情感的這種突然迸發在任何民族都存在。
拿破侖在入侵西班牙和俄國時，就不曾明白這種巨大的力量。
人們可以很容易地瓦解群體一時的躁動，但卻無法撼動民族永恒的精神。
誠然俄國的農民是一群狹隘、粗俗且冷漠的人，然而一聽到法國入侵的消息，則一切都發生了改變。
人們可以從亞曆山大一世的妻子伊麗莎白的一封信中看出端倪。
從拿破侖穿越邊境線那一刻起，這個消息便如電光石火一般傳遍整個俄國，其傳遍範圍之廣，讓生活在帝國每一個角落的人都不約而同地發出憤怒的呼喊，這個聲音是如此的可怕，我認為整個世界都為之動容。
随着拿破侖的軍隊向前推進，這種憤怒便越發強烈。
幾乎一無所有的老人們說&lsquo我們要想方設法活下去，什麼都要比屈辱的和平好&rsquo。
那些婦女們，她們對這種和平的恐懼要超過對其在部隊作戰的親人們的安危的牽挂。
媾和雖然可以避免俄國的滅亡，但這種和平是不會輕易到來的。
沙皇沒有媾和的念頭，即使他想這樣做，他也不能這樣做。
這就是我們大無畏的立場。
皇後向其母親提及了突顯俄羅斯人抵抗精神的兩個片段： 法國人在莫斯科抓了幾個倒黴的農民，打算讓他們在自己的部隊裡服役，為了防止他們逃跑，他們在其手上烙上印記，就像為種馬場的馬匹烙上戰馬印記一般。
其中一個農民便問這個烙印是什麼含義，人們答複說這意味着你成了一名法國戰士。
這位農民叫道：&ldquo什麼？我是法蘭西帝國的戰士？&rdquo他當場拿起斧頭将自己的手砍了下來，扔到旁觀者的腳下，并叫道：&ldquo拿走你們的印記吧！&rdquo 同樣還是在莫斯科，法國人抓住了二十位農民，打算殺一儆百來震懾襲擾法國補給運輸隊并襲擊法國正規軍先遣隊的村民。
他們讓這些農民靠牆站成一排，用俄語向他們宣讀了判決。
人們等待他們求饒，然後這些人不但不求饒，還一邊在胸口畫十字一邊彼此道别。
法國人于是射殺了一名農民，接着便等待其他被吓壞的農民求饒并承諾痛改前非。
法國人射殺了第二個，第三個，一直到二十人全被殺死，都沒有一個人乞求敵人的寬恕。
在俄羅斯，拿破侖沒有一次機會如願說出&ldquo寬恕&rdquo這個字眼。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任何民族及任何年代的大衆意識中，都充斥着神秘主義這一特征。
民族總是相信一些至上的東西，如神靈、政府或大人物，認為他們有權利随心所欲改變事物。
這種神秘主義使人産生膜拜的需求。
由此民族需要一個膜拜的對象，其或是一個人或是某種教義。
這也是人們在無政府主義的威脅下，總是期盼着出現一位像彌賽亞一般的救世主的原因。
民族也會像民衆一樣，從膜拜走向仇恨，隻不過更加緩慢而已。
名噪一時的英雄，卻可能最終遭人詛咒。
在所有國家中，都可以看到對于政治人物輿論上的反複。
克倫威爾（Cromwell）便是一個極為有趣的例子。
[1] 三、革命運動領袖的角色 各種民衆（無論其是均質還是異質的）、議會、民族、俱樂部等，我們在此再重複一遍，若沒有一位領袖來指揮他們，都将隻是一些無法步調一緻的聚合體。
我曾用一些生理學的實驗證實了無意識的集體精神和領導者的精神是緊密相關的。
後者給前者提供了單一的意志，并強迫他們絕對服從。
領導者通過暗示發揮其對群衆的影響，群衆受到的正是這種方式的煽動，領導者也正是依靠這種方式獲得了成功。
很多的實驗表明，集體極易受這種暗示的影響。
[2] 在領導人的暗示影響下，大衆或是安靜的，或是憤怒的，或是罪惡的，或是勇敢的。
這類暗示有時可能會表現出理性的一面，但這種理性也僅僅是表面上的。
現實中，群衆是無法做到完全理性的。
唯一可以影響他們的那些理念，其實就是以想象方式喚起的情感。
大革命曆史的每一頁都表明，群衆是多麼容易被領袖們煽動起來，無論領導者們的論調是多麼的不着邊際，是多麼的相互矛盾。
群衆對吉倫特派、埃貝爾派、丹東派以及恐怖主義者的勝利或随後而來的垮台莫不歡欣鼓舞。
我們可以斷言，群衆對所有這些事件是一無所知的。
如今，我們也隻能隐約知道那些領導者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因為他們一般處在幕後指揮。
為了确切了解領導者的作用，則要在當代這類事件中對其加以研究。
大家知道，煽動群衆是多麼輕而易舉。
在這裡我們不考慮鐵路工人和郵電工人的大罷工，因為隻需把上述職員的不滿情緒加以發揮即可，還因為其他群衆對這類罷工并無興趣。
舉個類似的例子，幾位社會黨領袖在西班牙的弗雷（Ferrer）被處死的第二天，便在巴黎人民中挑起了一場群衆暴動。
然而法國人從來就沒曾聽說過此人，即便在西班牙，此人被處死也幾乎無人關注。
但在巴黎，寥寥幾位社會黨人便足以煽動一支群衆武裝去沖擊西班牙大使館，而且目的是要燒毀它。
因此當局不得不派遣部分衛戍部隊去保護該使館。
這些攻擊者在被強力驅離後，隻是洗劫了一些商店，設置了一些路障。
在該事件的後續發展中，領袖們再一次表現出了他們的影響力。
當這些領導者意識到縱火焚燒外國大使館是極其危險的行為之後，便要求在第二天舉行和平示威。
這些剛在前一日受命進行暴力活動的群衆，次日便又忠實地執行新命令進行和平示威了。
這是呈現領導者的作用和群衆的服從的最好的例證。
曆史學家如米什萊（Michelet）和奧拉爾（M.Aulard）不知革命群衆的心理，認為革命群衆無須領袖便可自行其是。
*** [1]克倫威爾推翻了一個王朝并拒絕登上王位，但死後仍被按照國王的待遇加以安葬。
兩年後，他的屍體被從墓中挖出，頭顱被砍下，懸挂在議會大門之上。
不久，人們為其建立一座雕像。
這位前無政府主義者但後來又成為獨裁君主的人如今被人供奉，敬若神明。
[2]在驗證這一事實的衆多實驗中，最著名的便是Glosson老師對其授課的學生所做的一次實驗，結果刊登在1899年10月29日的《科學期刊》（RevueScientifique）上。
他說：&ldquo我準備了一個酒瓶，其中裝滿了蒸餾水，用棉花精心将其包裹好後，裝到了盒子中。
在其他幾輪實驗後，我告訴大家說我想知道要嗅到彌漫在空氣中的一種氣味需要多長的時間，我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