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版前言

斯庇爾的專制是一種懦弱&hellip&hellip大革命的曆史是一群人的曆史，其中沒有領導人，大家都在行動&hellip&hellip誰是領導人？是一群人，是大衆，沒有領頭人，是一群普通人引領另一群不知名的人。

    &rdquo 從這樣一個視角來看，大革命似乎就是在某個神秘的偶然因素的支配下所發生的諸多混亂事件的一個集合。

     上面所做的簡單引述表明，有關大革命的研究因為種種不确定性而變得晦澀起來，而囿于這些不确定性，也出于謹慎，博學家們僅刊發一些短文[1]。

     如今存在着一種想要客觀認識大革命的意識，其結果要麼是盲目的推崇，要麼便斷言這個重大事件至少以目前的資料是難以解釋的。

     在我設法運用心理學方法來研究大革命時，闡釋上的困境也曾讓我驚詫不已。

    很快我便知道，曆史學家對這一重大事件的狐疑緣由其習慣于憑借理性闡釋來解釋理性主義無法駕馭的帶有神秘主義、情感主義以及集體主義色彩的事件。

     大革命曆史的每一頁都證實了上述判斷。

    僅集體主義邏輯本身，而非理性主義邏輯，便可揭示為何國民公會的倡議總是和其每一個成員的意見相左。

    理性無法深入解釋為何在一個不平靜的夜晚，貴族階級的代表會宣布放棄一些他們曾經孜孜以求的特權，倘若他們在适當的時間放棄這些特權，那麼大革命的發生原本是可能避免的。

    在不了解人在不同環境下會有性格的轉變的情況下，又如何能夠理解溫和的、聰明的資産階級在某些委員會上一邊提出建立公制以及開辦大學的建議，一邊卻投票贊同一些野蠻的做法如處死拉瓦錫（Lavoisier）[2]、處死詩人謝尼耶（Chénier）、拆毀聖德尼（Saint-Denis）恢宏的陵墓？在不知書本教的傳播規律與現實傳播規律截然不同的情況下，又如何理解革命運動蓬勃興起？ 我們過于理性而難以接受，曆史是可以脫離理性而展開的，甚至常常是反理性的。

    由此，需要我們随機應變，徹底改變曆史闡釋的方法，如果我們想弄清楚一系列事件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