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社會學導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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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的思想和認識的雛形&mdash&mdash&ldquo喚醒人民之夢&rdquo&mdash&mdash中分化出來，然後它們就處在十分獨特的發展軌迹上。
比如孔德便錯誤地把神話看成宗教，而沒有看到現代西方的宗教比中世紀的宗教分化得更明顯，它絕不順從形而上學這一重要事實，他也沒有看到實證科學和形而上學相互之間區分得更清楚這一重要事實&mdash&mdash由于這一事實，科學現正以一個無窮無盡的發展過程而出現，而形而上學則以一種與個人密切相關的、封閉的&ldquo系統&rdquo而出現。
孔德的結論出自所謂的&ldquo三階段定律&rdquo這一基本錯誤的理論，根據這一理論，形而上學的思想要素從宗教&ldquo演變&rdquo而來，科學思想從形而上學演變而來。
這樣，孔德實際上就把短暫的發展階段僅僅看成是精神分化的一個發展階段。
換句話說，就是積極的控制技術一方面從以自然力為對象的魔術演變而來，另一方面又直接而獨創地從宗教祭禮的表示技術和象征神聖事物的宗教儀式技術分化而來。
如果孔德能看清其中的矛盾，他就能避免嚴重的錯誤。
同樣道理，藝術和工藝學（工具技術）在表現精神活動的結構上，同時在以一種方式為某個持續有用的目标服務上，必定也具有共同的出發點。
但是，如果誰肆意曲解這種情況以便推導出藝術起源于工藝品和工藝學（例如森珀在他關于文體發展的著作中和最近布克在他的《勞動和節奏》中便是這樣做的），或者像浪漫主義那樣和最近弗羅貝涅的草率言論那樣，對這一情況濫加曲解以聲言工藝品和工藝學發端于藝術，那麼其結果将是嚴重的錯誤。
根據蘭格的意見，形而上學是&ldquo概念詩&rdquo，依照奧斯特瓦爾德的看法，藝術是&ldquo科學的預兆形式&rdquo，斯賓諾莎、黑格爾、哈特曼和叔本華等人&ldquo靈知的&rdquo謬見則認為，對民衆來說，宗教本質上是一種低級&ldquo圖畫&rdquo的形而上學，波納德和麥斯泰靈知的謬見卻反過來把形而上學單單看成是爾後被弄合理了的、通過人回溯到啟示或原始啟示的民間宗教，而在韋伯和雅斯貝爾斯的&ldquo預言哲學&rdquo中，形而上學又是被非法弄合理了的、其後被緊縮為體系的關于宗教或詩的預言；總之，正像晚期西歐所做的那樣，這些學說和理論僅憑限制嚴格的文化範圍内極特殊的發展水平，便輕率地把上面提到的三類知識中的一二類視為&ldquo末路&rdquo（正如孔德和狄爾泰所做的那樣，他們說他們之把拯世知識和形而上學視為末路，充其量不過就&ldquo形而上學&rdquo的知識而言）&mdash&mdash所有這些謬見在錯誤性質上都是相同的。
它們根源于錯誤地判定分化和結合的發展過程，特别是錯誤地判定包含在特定的精神類型中創造力的等級，而且根源于這一事實：即将隸屬于最高文化形式的某些次要的混合現象錯當成必然的理想型。
這樣，例如神秘主義&mdash&mdash一種普遍而界定嚴格的精神行為類型，換言之，一種迷狂而直接地鑒别直覺和情感的知識&mdash&mdash能在特定的宗教及其教義（印第安教、基督教、泛神教、猶太教和道教的神秘主義）中，以及哲學的形而上學（例如普洛丁、斯賓諾莎、叔本華、謝林和柏格森的形而上學）中找到；它能在泛神論者和自然主義的世界觀（例如普洛丁理智而冷峻的神秘主義和狄奧尼西安迷狂的神秘主義）中、在居主導地位的理論控制（如忏悔祈禱的神秘主義）和實際控制（如肯普斯實際禁欲的神秘主義認為婚姻起因于某個優良人種意志的行為）中找到。
在所有情況下，神秘主義&ldquo自身&rdquo仍然是一種獨立的知識類型，或一種摻雜着絕不會出自它自己的知識之源的純粹的實有物或價值&mdash&mdash這種摻雜經常是（一般是）一種全然無創造力的、次要的和過時的現象&mdash&mdash一種倒退！如果不認識這一點，那麼其結果将是重蹈基督教作者共通錯誤的覆轍，把正統基督教神秘主義看成典型的神秘主義而忽視其純粹超忏悔甚至超宗教的性質。
其他人如叔本華和柏格森在其&ldquo直覺主義&rdquo哲學中，把神秘主義看成是獨立的&ldquo宗教&rdquo知識之源，或&ldquo形而上學&rdquo知識之源。
這種神秘主義的混合形式總是假定純類型的存在。
與上面概述的那部分内容緊密相連的文化社會學的第二部分内容，是探讨或多或少有點組織的精神合作的社會形式。
在每一個時期，三種基本的知識類型都首先出現在基本上與其最高目标相吻合的社會形式中。
依預想的客體性質來看，這些知識類型必然是獨特的、各個不同的。
就特定的精神活動所有的基本形式而言，這是不錯的。
而就拯救知識主要的宗教形式而言，存在着會衆、教堂和教派，存在着組織渙散的、&ldquo遊離的&rdquo神秘主義派别或隻在神學上結合的思想引導。
另一方面，還存在着古代意義上的&ldquo智慧學派&rdquo和教育團體，這些學派和團體将其成員的教學、研究和生活實踐結合成一個超越生活團體甚至常常超越國家的集團，并把這一集團看成是一種适用于整個世界的、關于思想和價值的&ldquo體系&rdquo。
最後，在固有的客體的區分和藝術品的分類上，還存在着實際科學指導性的和研究性的機構，以及或多或少與工藝和工業組織相連或與律師、醫生、行政官員等類職業組織相連的機構，我們稱這類機構為&ldquo科學機構&rdquo。
藝術同樣在發展其&ldquo支配的學派&rdquo。
在把自然語言提高到&ldquo文化語言&rdquo方面，或根據衡量的常規和公認的&ldquo原則&rdquo而體現在人造的符号系統方面，每一種藝術形式都發展了它自己的教義、原則和理論。
自然，知識團體得與指導形式相區别，得與不同年齡的兒童最初從他們生活的社區（兒童的家庭、部落、國家、民族或文化單位）獲得平均知識的&ldquo學校&rdquo相區别。
在這類學校中，平均的、社會必要的知識水平僅僅隻依照人們的社會地位、财産多少和階級的不同而代代相傳。
而上面提及的那些教學和教育機構則代表上層建築，新的知識通過這些機構極緩慢地滲透到社區、城鎮、國家和教堂等&ldquo學府&rdquo的教學人員中去。
此外，上面提到的知識類型還得與人們靠共同隸屬于某種社會地位、某種職業、某個階級或某個政黨而占有的知識相區别，即與混合着集體利益和（假定）我們帶有廣泛意義上的關于社會地位、職業、階級和政黨的&ldquo偏見&rdquo而選擇性地獲得的知識的類型相區别。
這種虛假知識的奇特之處在于，占有這種知識的人們既不清楚位于&ldquo知識&rdquo背後的集體利益的根本是什麼，又未能意識到：隻有當他們形成一個團體，形成隸屬于衆多團體中的一個團體時，他們才可能擁有這共同的知識。
這些&ldquo偏見&rdquo體系如果因為無意識而試圖在宗教的、形而上學的或實證的科學思想的庇護下用有意識的深思去證明自身的正确，或借描繪起源于更高知識結構中的教義、原則和理論來達此目的，那麼就有了被人們稱之為&ldquo思想體系&rdquo的新的混合類型。
現代史上這類思想體系的最好例子，是名之曰&ldquo被壓迫者的思想體系&rdquo的馬克思主義。
它對曆史所做的具體的經濟的闡述，使得所有知識的起源全都隸屬于意識形态的發展規律之下。
在這裡，&ldquo公衆意見&rdquo已被當作調和偏見和意識形态的濾水池，成為一群&ldquo受過教育的人們&rdquo共同的主張。
文化社會學必須根據标準的類型學來區分和确定精神合作的類型，應必須在這些類型的完成中，以及必須在每一種單一文化的整體中找出階段性規律&mdash&mdash階段規律是就這些有組織的知識類型内權力關系的轉換而言，例如教會對哲學的關系，教會和哲學對科學的關系，等等。
不論類型已否單獨确定，我們經常必須顧及知識的内容，比如信仰的内容對有組織的形式的關系。
例如，猶太教關于上帝的内容必然使它以上帝特選子民的非傳教的宗教形式存在，這些上帝特選的&ldquo民衆&rdquo則成為它的傳遞人。
這樣，宗教多神論的内容和一神論的形式便排斥了普遍性（甚至作為一種要求去排斥）。
同樣道理，柏拉圖關于理念理論的内容需要有更廣泛的柏拉圖學派的形式和組織，新教會和新教派主要由宗教信仰的内容來決定，其關于宗教信仰的内容隻存在于它自身的而不是其他的社會形式之中。
實證科學的宗旨和方法也同樣必然要求國際性的合作交換形式和組織。
另一方面，形而上學的内容（甚至它的被保險物）需要有各種不同的合作組織形式，需要有人們的或其代表人物的不可取代的獨特的精神。
然而從量的次序上看，在可能的知識組織結構中，最一般的差異和主要的不同是與那種文化賴以傳播的社交活動的下述類型相連的：人類群體的基本形式即過往民衆的形式、穩固的生活社區（依托尼斯的說法）、社會和獨立個體之間休戚與共的個人至上論的體系。
正如将要指出的那樣，這些不同總是同時伴随着思想方式和評價方式的不同。
例如，曆史群體中穩固的生活社區的主要思想類型必須具有下面一些主要特點：1.它保存并證實一個關于知識和真理的傳統寶庫，而與研究和發現無關。
它重要的邏輯性和&ldquo思想形式&rdquo是&ldquo示範型的&rdquo，而非&ldquo創造型&rdquo和&ldquo發明型&rdquo的。
2.它的方法必須主要是本體論的和教義式的，而非認識論的和批評式的。
3.它的&ldquo思想形式&rdquo在概念上應是務實的，而不是像社會那樣有名無實；但同時這種思想形式卻再也不能像原始部落的人們所做的那樣依事物的特征和威力來做死闆的字面解說。
列維·布留爾很正确地指出過，原始部落人們全部知識的獲取，仰仗人與精靈、人與惡魔的&ldquo對話&rdquo，而這些精靈和惡魔則是在大自然的奇迹中做自我表現。
4.它的種系原則上必須是器官學的，即發端于生物體而後延及各處。
對它來說，現實世界必須是&ldquo活的存在&rdquo，而不是一種機構。
盡管具體的曆史和精神文化的結構可能踏上不同的道路，然而某些極正規的階段卻是針對社會問題而定的，甚至真正&ldquo曆史的&rdquo即單一的、非重複的因素都不能從中漏掉。
這樣，處于曆史作弄中的中世紀大學（如巴黎大學、布拉格大學和海德堡大學等）和戲劇性變化中的專制主義國家的現代大學&mdash&mdash它們首先經曆過文藝複興和人道主義，然後處于專制主義時代，最後處在法國大革命後的自然主義時代&mdash&mdash當這兩類大學在新湧現的國家中得到發展時，當然隻能由我們對其做曆史的叙述。
可實際上，這類在課程結構和課程計劃上明顯地反映出中世紀社會和體制中思想、哲學和科學之間主要關系的大學基本上不是以講死的語言來把&ldquo學來的&rdquo傳統保持下去的研究學府，而是用&ldquo學來的&rdquo傳統去處理死語言的學府&mdash&mdash這是社會學的而非曆史學的事實。
因此我們才有可能去研究阿拉伯、猶太和中國文化史上某一時期的這類大學，例如研究唐朝以後古代中國的教育傳統。
同樣道理，對中世紀哲學史上所謂&ldquo一般概念的争論&rdquo，隻能曆史地去認識。
然而，社會學的另一個事實是，作為一種活的思想方式&mdash&mdash不是作為一種邏輯&ldquo理論&rdquo的思想方式&mdash&mdash而盛行于中古的唯實論本身是概念上的，而現代的思想方式卻是有名無實的。
曆史學的事實是，中世紀世界觀支配下的器官學種系的結構昭示柏拉圖主義和亞裡士多德主義的統治，而機械技術觀則與吉爾伯特、伽利略、烏巴爾迪斯、倫納多、笛卡兒、霍布斯、海更斯、達爾頓、開普勒和牛頓等人的名字相連；然而，非曆史學的事實是，一旦這類思想發揮作用時，甚或當有生氣的、社會的、經驗的、精神的和政治的世界相繼都處在從屬地位，或至少&ldquo應&rdquo處于從屬地位時，這類主要表現在活的有機體内的（&ldquo形式&rdquo和&ldquo内容&rdquo兩方面）、從屬于全部現實（就思想形式而言，無生命的世界；就生命形式而言，精神的世界）的思想便被目前表現在&ldquo無生氣的民衆的動議&rdquo的思想和形成這些思想的規律所取代。
這是社會學的事實，這一事實與機器取代手工工具分不開，與從社區進入社會的早期變革分不開，與為自由市場的生産（商品經濟）分不開，與衆口一詞贊成排除個人責任的活力論原則的消失分不開，與西方社會的氣質和意願中競争原則的興起分不開。
這種大體上處于無止境的發展過程之中的、全然有别于亞裡士多德和中世紀的理想的關于方法論的研究，是與鑒定人和特别的技術鑒别風馬牛不相及的。
應把自然知識積聚和貯備起來以供随意使用，同時這種&ldquo實證的&rdquo科學應日益徹底地與神學和哲學分開；現代曆史一開始，神學和哲學便以個人契約的和嚴密體系的方式而出現&mdash&mdash沒有相應的中世紀需求經濟的崩潰，沒有無止境的商業逐利（獨獨受競争的限制）這種新的精神的興起
比如孔德便錯誤地把神話看成宗教，而沒有看到現代西方的宗教比中世紀的宗教分化得更明顯，它絕不順從形而上學這一重要事實，他也沒有看到實證科學和形而上學相互之間區分得更清楚這一重要事實&mdash&mdash由于這一事實，科學現正以一個無窮無盡的發展過程而出現，而形而上學則以一種與個人密切相關的、封閉的&ldquo系統&rdquo而出現。
孔德的結論出自所謂的&ldquo三階段定律&rdquo這一基本錯誤的理論，根據這一理論，形而上學的思想要素從宗教&ldquo演變&rdquo而來，科學思想從形而上學演變而來。
這樣，孔德實際上就把短暫的發展階段僅僅看成是精神分化的一個發展階段。
換句話說，就是積極的控制技術一方面從以自然力為對象的魔術演變而來，另一方面又直接而獨創地從宗教祭禮的表示技術和象征神聖事物的宗教儀式技術分化而來。
如果孔德能看清其中的矛盾，他就能避免嚴重的錯誤。
同樣道理，藝術和工藝學（工具技術）在表現精神活動的結構上，同時在以一種方式為某個持續有用的目标服務上，必定也具有共同的出發點。
但是，如果誰肆意曲解這種情況以便推導出藝術起源于工藝品和工藝學（例如森珀在他關于文體發展的著作中和最近布克在他的《勞動和節奏》中便是這樣做的），或者像浪漫主義那樣和最近弗羅貝涅的草率言論那樣，對這一情況濫加曲解以聲言工藝品和工藝學發端于藝術，那麼其結果将是嚴重的錯誤。
根據蘭格的意見，形而上學是&ldquo概念詩&rdquo，依照奧斯特瓦爾德的看法，藝術是&ldquo科學的預兆形式&rdquo，斯賓諾莎、黑格爾、哈特曼和叔本華等人&ldquo靈知的&rdquo謬見則認為，對民衆來說，宗教本質上是一種低級&ldquo圖畫&rdquo的形而上學，波納德和麥斯泰靈知的謬見卻反過來把形而上學單單看成是爾後被弄合理了的、通過人回溯到啟示或原始啟示的民間宗教，而在韋伯和雅斯貝爾斯的&ldquo預言哲學&rdquo中，形而上學又是被非法弄合理了的、其後被緊縮為體系的關于宗教或詩的預言；總之，正像晚期西歐所做的那樣，這些學說和理論僅憑限制嚴格的文化範圍内極特殊的發展水平，便輕率地把上面提到的三類知識中的一二類視為&ldquo末路&rdquo（正如孔德和狄爾泰所做的那樣，他們說他們之把拯世知識和形而上學視為末路，充其量不過就&ldquo形而上學&rdquo的知識而言）&mdash&mdash所有這些謬見在錯誤性質上都是相同的。
它們根源于錯誤地判定分化和結合的發展過程，特别是錯誤地判定包含在特定的精神類型中創造力的等級，而且根源于這一事實：即将隸屬于最高文化形式的某些次要的混合現象錯當成必然的理想型。
這樣，例如神秘主義&mdash&mdash一種普遍而界定嚴格的精神行為類型，換言之，一種迷狂而直接地鑒别直覺和情感的知識&mdash&mdash能在特定的宗教及其教義（印第安教、基督教、泛神教、猶太教和道教的神秘主義）中，以及哲學的形而上學（例如普洛丁、斯賓諾莎、叔本華、謝林和柏格森的形而上學）中找到；它能在泛神論者和自然主義的世界觀（例如普洛丁理智而冷峻的神秘主義和狄奧尼西安迷狂的神秘主義）中、在居主導地位的理論控制（如忏悔祈禱的神秘主義）和實際控制（如肯普斯實際禁欲的神秘主義認為婚姻起因于某個優良人種意志的行為）中找到。
在所有情況下，神秘主義&ldquo自身&rdquo仍然是一種獨立的知識類型，或一種摻雜着絕不會出自它自己的知識之源的純粹的實有物或價值&mdash&mdash這種摻雜經常是（一般是）一種全然無創造力的、次要的和過時的現象&mdash&mdash一種倒退！如果不認識這一點，那麼其結果将是重蹈基督教作者共通錯誤的覆轍，把正統基督教神秘主義看成典型的神秘主義而忽視其純粹超忏悔甚至超宗教的性質。
其他人如叔本華和柏格森在其&ldquo直覺主義&rdquo哲學中，把神秘主義看成是獨立的&ldquo宗教&rdquo知識之源，或&ldquo形而上學&rdquo知識之源。
這種神秘主義的混合形式總是假定純類型的存在。
與上面概述的那部分内容緊密相連的文化社會學的第二部分内容，是探讨或多或少有點組織的精神合作的社會形式。
在每一個時期，三種基本的知識類型都首先出現在基本上與其最高目标相吻合的社會形式中。
依預想的客體性質來看，這些知識類型必然是獨特的、各個不同的。
就特定的精神活動所有的基本形式而言，這是不錯的。
而就拯救知識主要的宗教形式而言，存在着會衆、教堂和教派，存在着組織渙散的、&ldquo遊離的&rdquo神秘主義派别或隻在神學上結合的思想引導。
另一方面，還存在着古代意義上的&ldquo智慧學派&rdquo和教育團體，這些學派和團體将其成員的教學、研究和生活實踐結合成一個超越生活團體甚至常常超越國家的集團，并把這一集團看成是一種适用于整個世界的、關于思想和價值的&ldquo體系&rdquo。
最後，在固有的客體的區分和藝術品的分類上，還存在着實際科學指導性的和研究性的機構，以及或多或少與工藝和工業組織相連或與律師、醫生、行政官員等類職業組織相連的機構，我們稱這類機構為&ldquo科學機構&rdquo。
藝術同樣在發展其&ldquo支配的學派&rdquo。
在把自然語言提高到&ldquo文化語言&rdquo方面，或根據衡量的常規和公認的&ldquo原則&rdquo而體現在人造的符号系統方面，每一種藝術形式都發展了它自己的教義、原則和理論。
自然，知識團體得與指導形式相區别，得與不同年齡的兒童最初從他們生活的社區（兒童的家庭、部落、國家、民族或文化單位）獲得平均知識的&ldquo學校&rdquo相區别。
在這類學校中，平均的、社會必要的知識水平僅僅隻依照人們的社會地位、财産多少和階級的不同而代代相傳。
而上面提及的那些教學和教育機構則代表上層建築，新的知識通過這些機構極緩慢地滲透到社區、城鎮、國家和教堂等&ldquo學府&rdquo的教學人員中去。
此外，上面提到的知識類型還得與人們靠共同隸屬于某種社會地位、某種職業、某個階級或某個政黨而占有的知識相區别，即與混合着集體利益和（假定）我們帶有廣泛意義上的關于社會地位、職業、階級和政黨的&ldquo偏見&rdquo而選擇性地獲得的知識的類型相區别。
這種虛假知識的奇特之處在于，占有這種知識的人們既不清楚位于&ldquo知識&rdquo背後的集體利益的根本是什麼，又未能意識到：隻有當他們形成一個團體，形成隸屬于衆多團體中的一個團體時，他們才可能擁有這共同的知識。
這些&ldquo偏見&rdquo體系如果因為無意識而試圖在宗教的、形而上學的或實證的科學思想的庇護下用有意識的深思去證明自身的正确，或借描繪起源于更高知識結構中的教義、原則和理論來達此目的，那麼就有了被人們稱之為&ldquo思想體系&rdquo的新的混合類型。
現代史上這類思想體系的最好例子，是名之曰&ldquo被壓迫者的思想體系&rdquo的馬克思主義。
它對曆史所做的具體的經濟的闡述，使得所有知識的起源全都隸屬于意識形态的發展規律之下。
在這裡，&ldquo公衆意見&rdquo已被當作調和偏見和意識形态的濾水池，成為一群&ldquo受過教育的人們&rdquo共同的主張。
文化社會學必須根據标準的類型學來區分和确定精神合作的類型，應必須在這些類型的完成中，以及必須在每一種單一文化的整體中找出階段性規律&mdash&mdash階段規律是就這些有組織的知識類型内權力關系的轉換而言，例如教會對哲學的關系，教會和哲學對科學的關系，等等。
不論類型已否單獨确定，我們經常必須顧及知識的内容，比如信仰的内容對有組織的形式的關系。
例如，猶太教關于上帝的内容必然使它以上帝特選子民的非傳教的宗教形式存在，這些上帝特選的&ldquo民衆&rdquo則成為它的傳遞人。
這樣，宗教多神論的内容和一神論的形式便排斥了普遍性（甚至作為一種要求去排斥）。
同樣道理，柏拉圖關于理念理論的内容需要有更廣泛的柏拉圖學派的形式和組織，新教會和新教派主要由宗教信仰的内容來決定，其關于宗教信仰的内容隻存在于它自身的而不是其他的社會形式之中。
實證科學的宗旨和方法也同樣必然要求國際性的合作交換形式和組織。
另一方面，形而上學的内容（甚至它的被保險物）需要有各種不同的合作組織形式，需要有人們的或其代表人物的不可取代的獨特的精神。
然而從量的次序上看，在可能的知識組織結構中，最一般的差異和主要的不同是與那種文化賴以傳播的社交活動的下述類型相連的：人類群體的基本形式即過往民衆的形式、穩固的生活社區（依托尼斯的說法）、社會和獨立個體之間休戚與共的個人至上論的體系。
正如将要指出的那樣，這些不同總是同時伴随着思想方式和評價方式的不同。
例如，曆史群體中穩固的生活社區的主要思想類型必須具有下面一些主要特點：1.它保存并證實一個關于知識和真理的傳統寶庫，而與研究和發現無關。
它重要的邏輯性和&ldquo思想形式&rdquo是&ldquo示範型的&rdquo，而非&ldquo創造型&rdquo和&ldquo發明型&rdquo的。
2.它的方法必須主要是本體論的和教義式的，而非認識論的和批評式的。
3.它的&ldquo思想形式&rdquo在概念上應是務實的，而不是像社會那樣有名無實；但同時這種思想形式卻再也不能像原始部落的人們所做的那樣依事物的特征和威力來做死闆的字面解說。
列維·布留爾很正确地指出過，原始部落人們全部知識的獲取，仰仗人與精靈、人與惡魔的&ldquo對話&rdquo，而這些精靈和惡魔則是在大自然的奇迹中做自我表現。
4.它的種系原則上必須是器官學的，即發端于生物體而後延及各處。
對它來說，現實世界必須是&ldquo活的存在&rdquo，而不是一種機構。
盡管具體的曆史和精神文化的結構可能踏上不同的道路，然而某些極正規的階段卻是針對社會問題而定的，甚至真正&ldquo曆史的&rdquo即單一的、非重複的因素都不能從中漏掉。
這樣，處于曆史作弄中的中世紀大學（如巴黎大學、布拉格大學和海德堡大學等）和戲劇性變化中的專制主義國家的現代大學&mdash&mdash它們首先經曆過文藝複興和人道主義，然後處于專制主義時代，最後處在法國大革命後的自然主義時代&mdash&mdash當這兩類大學在新湧現的國家中得到發展時，當然隻能由我們對其做曆史的叙述。
可實際上，這類在課程結構和課程計劃上明顯地反映出中世紀社會和體制中思想、哲學和科學之間主要關系的大學基本上不是以講死的語言來把&ldquo學來的&rdquo傳統保持下去的研究學府，而是用&ldquo學來的&rdquo傳統去處理死語言的學府&mdash&mdash這是社會學的而非曆史學的事實。
因此我們才有可能去研究阿拉伯、猶太和中國文化史上某一時期的這類大學，例如研究唐朝以後古代中國的教育傳統。
同樣道理，對中世紀哲學史上所謂&ldquo一般概念的争論&rdquo，隻能曆史地去認識。
然而，社會學的另一個事實是，作為一種活的思想方式&mdash&mdash不是作為一種邏輯&ldquo理論&rdquo的思想方式&mdash&mdash而盛行于中古的唯實論本身是概念上的，而現代的思想方式卻是有名無實的。
曆史學的事實是，中世紀世界觀支配下的器官學種系的結構昭示柏拉圖主義和亞裡士多德主義的統治，而機械技術觀則與吉爾伯特、伽利略、烏巴爾迪斯、倫納多、笛卡兒、霍布斯、海更斯、達爾頓、開普勒和牛頓等人的名字相連；然而，非曆史學的事實是，一旦這類思想發揮作用時，甚或當有生氣的、社會的、經驗的、精神的和政治的世界相繼都處在從屬地位，或至少&ldquo應&rdquo處于從屬地位時，這類主要表現在活的有機體内的（&ldquo形式&rdquo和&ldquo内容&rdquo兩方面）、從屬于全部現實（就思想形式而言，無生命的世界；就生命形式而言，精神的世界）的思想便被目前表現在&ldquo無生氣的民衆的動議&rdquo的思想和形成這些思想的規律所取代。
這是社會學的事實，這一事實與機器取代手工工具分不開，與從社區進入社會的早期變革分不開，與為自由市場的生産（商品經濟）分不開，與衆口一詞贊成排除個人責任的活力論原則的消失分不開，與西方社會的氣質和意願中競争原則的興起分不開。
這種大體上處于無止境的發展過程之中的、全然有别于亞裡士多德和中世紀的理想的關于方法論的研究，是與鑒定人和特别的技術鑒别風馬牛不相及的。
應把自然知識積聚和貯備起來以供随意使用，同時這種&ldquo實證的&rdquo科學應日益徹底地與神學和哲學分開；現代曆史一開始，神學和哲學便以個人契約的和嚴密體系的方式而出現&mdash&mdash沒有相應的中世紀需求經濟的崩潰，沒有無止境的商業逐利（獨獨受競争的限制）這種新的精神的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