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馬克思主義被機會主義者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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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夠掌握這個機器的。
僅此而已。
至于伯恩施坦把同馬克思的真正思想完全相反的東西硬加在馬克思的身上，以及馬克思從1852年起就提出無産階級革命負有&ldquo打碎&rdquo國家機器的任務，考茨基卻隻字不提。
結果是：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在無産階級革命的任務問題上的最本質的差别被考茨基抹殺了！ 考茨基在&ldquo反駁&rdquo伯恩施坦時寫道：&ldquo關于無産階級專政問題，我們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來去解決。
&rdquo（德文版第172頁） 這不是反駁伯恩施坦，同他進行論戰，實際上是向他讓步，是把陣地讓給機會主義，因為機會主義者現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關于無産階級革命的任務的一切根本問題都&ldquo十分放心地留待将來去解決&rdquo。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到1891年這40年當中，教導無産階級應當打碎國家機器。
而考茨基在1899年，當機會主義者在這一點上完全背叛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卻用打碎國家機器的具體形式問題來偷換要不要打碎這個機器的問題，把我們無法預先知道具體形式這種&ldquo無可争辯的&rdquo（也是争不出結果的）庸俗道理當作護身符！！ 在馬克思和考茨基之間，在他們對無産階級政黨組織工人階級進行革命準備這一任務所持的态度上，存在着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我們再拿考茨基後來一部更成熟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駁斥機會主義的錯誤而寫的著作來說。
這就是他那本論&ldquo社會革命&rdquo的小冊子。
作者在這裡把&ldquo無産階級革命&rdquo和&ldquo無産階級制度&rdquo的問題作為自己專門的研究課題。
作者發表了許多極寶貴的見解，但是恰恰回避了國家問題。
在這本小冊子裡，到處都在談奪取國家政權，并且隻限于此，也就是說，考茨基選擇的說法是向機會主義者讓步的，因為他認為不破壞國家機器也能奪得政權。
恰巧馬克思在1872年認為《共産黨宣言》這個綱領中已經&ldquo過時的&rdquo東西，考茨基卻在1902年把它恢複了。
在這本小冊子裡，專門有這樣一節：&ldquo社會革命的形式與武器&rdquo。
其中既講到群衆性的政治罷工，又講到國内戰争，又講到&ldquo現代大國的強力工具即官僚和軍隊&rdquo，但是一個字也沒有提到公社已經給了工人什麼教訓。
可見，恩格斯告誡人們特别是告誡德國社會黨人不要&ldquo盲目崇拜&rdquo國家，不是沒有原因的。
考茨基把問題說成這樣：勝利了的無産階級&ldquo将實現民主綱領&rdquo。
接着他叙述了綱領的各條。
至于1871年在以無産階級民主代替資産階級民主的問題上所提出的一些新東西，他卻一個字也沒有提到。
考茨基用下面這種聽起來好象&ldquo冠冕堂皇&rdquo的陳詞濫調來搪塞： &ldquo不言而喻，在現行制度下我們是不能取得統治的。
革命本身要求先要進行持久的和深入的鬥争來改變我們目前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
&rdquo 毫無疑義，這是&ldquo不言而喻&rdquo的，正如馬吃燕麥和伏爾加河流入裡海的真理一樣。
所可惜的是他通過&ldquo深入的&rdquo鬥争這種空洞而浮誇的言詞回避了革命無産階級的迫切問題：無産階級革命對國家、對民主的态度與以往非無産階級革命不同的&ldquo深入的地方&rdquo究竟在哪裡。
考茨基回避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在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向機會主義讓步，但他在口頭上卻氣勢洶洶地向它宣戰，強調&ldquo革命這個思想&rdquo的意義（如果怕向工人宣傳革命的具體教訓，那麼試問這種&ldquo思想&rdquo還有多大價值呢？），或者說&ldquo革命的理想主義高于一切&rdquo，或者宣稱英國工人現在&ldquo幾乎與小資産者不相上下&rdquo。
考茨基寫道：&ldquo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同時并存的可以有&hellip&hellip各種形式上極不相同的企業：官僚的〈？？〉、工會的、合作社的、個人的&rdquo&hellip&hellip&ldquo例如，有些企業非有官僚〈？？〉組織不可，鐵路就是這樣。
在這裡，民主組織可以采取這樣的形式：工人選出代表來組成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由這個議會制定工作條例并監督官僚機構的管理工作。
有些企業可以交給工會管理，另外一些企業則可以按合作原則來組織。
&rdquo（1903年日内瓦版俄譯本第148頁和第115頁） 這種論斷是錯誤的，它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年代用公社的教訓作例子來說明的倒退了一步。
從必須有所謂&ldquo官僚&rdquo組織這一點看來，鐵路同大機器工業的一切企業，同任何一個工廠、大商店和大型資本主義農業企業根本沒有區别。
在所有這些企業中，技術條件都絕對要求嚴格地遵守紀律，要求每個人十分準确地執行給他指定的那一份工作，不然就會有完全停産或損壞機器和産品的危險。
在所有這些企業中，工人當然要&ldquo選出代表來組成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rdquo。
但是關鍵就在于這個&ldquo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rdquo不會是資産階級議會機構式的議會。
關鍵就在于，這個&ldquo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rdquo不會僅僅&ldquo制定條例和監督官僚機構的管理工作&rdquo，象思想沒有超出資産階級議會制框子的考茨基所想象的那樣。
在社會主義社會裡，由工人代表組成的&ldquo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rdquo當然會&ldquo制定條例和監督&rdquo&ldquo機構的&rdquo&ldquo管理工作&rdquo，可是這個機構卻不會是&ldquo官僚的&rdquo機構。
工人在奪得政權之後，就會把舊的官僚機構打碎，把它徹底摧毀，徹底粉碎，而用仍然由這些工人和職員組成的新機構來代替它；為了防止這些人變成官僚，就會立即采取馬克思和恩格斯詳細分析過的措施：（1）不但選舉産生，而且随時可以撤換；（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資；（3）立刻轉到使所有的人都來執行監督和監察的職能，使所有的人暫時都變成&ldquo官僚&rdquo，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為&ldquo官僚&rdquo。
考茨基完全沒有弄清楚馬克思的話：&ldquo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工作的機關，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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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此而已。
至于伯恩施坦把同馬克思的真正思想完全相反的東西硬加在馬克思的身上，以及馬克思從1852年起就提出無産階級革命負有&ldquo打碎&rdquo國家機器的任務，考茨基卻隻字不提。
結果是：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在無産階級革命的任務問題上的最本質的差别被考茨基抹殺了！ 考茨基在&ldquo反駁&rdquo伯恩施坦時寫道：&ldquo關于無産階級專政問題，我們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來去解決。
&rdquo（德文版第172頁） 這不是反駁伯恩施坦，同他進行論戰，實際上是向他讓步，是把陣地讓給機會主義，因為機會主義者現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關于無産階級革命的任務的一切根本問題都&ldquo十分放心地留待将來去解決&rdquo。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到1891年這40年當中，教導無産階級應當打碎國家機器。
而考茨基在1899年，當機會主義者在這一點上完全背叛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卻用打碎國家機器的具體形式問題來偷換要不要打碎這個機器的問題，把我們無法預先知道具體形式這種&ldquo無可争辯的&rdquo（也是争不出結果的）庸俗道理當作護身符！！ 在馬克思和考茨基之間，在他們對無産階級政黨組織工人階級進行革命準備這一任務所持的态度上，存在着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我們再拿考茨基後來一部更成熟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駁斥機會主義的錯誤而寫的著作來說。
這就是他那本論&ldquo社會革命&rdquo的小冊子。
作者在這裡把&ldquo無産階級革命&rdquo和&ldquo無産階級制度&rdquo的問題作為自己專門的研究課題。
作者發表了許多極寶貴的見解，但是恰恰回避了國家問題。
在這本小冊子裡，到處都在談奪取國家政權，并且隻限于此，也就是說，考茨基選擇的說法是向機會主義者讓步的，因為他認為不破壞國家機器也能奪得政權。
恰巧馬克思在1872年認為《共産黨宣言》這個綱領中已經&ldquo過時的&rdquo東西，考茨基卻在1902年把它恢複了。
在這本小冊子裡，專門有這樣一節：&ldquo社會革命的形式與武器&rdquo。
其中既講到群衆性的政治罷工，又講到國内戰争，又講到&ldquo現代大國的強力工具即官僚和軍隊&rdquo，但是一個字也沒有提到公社已經給了工人什麼教訓。
可見，恩格斯告誡人們特别是告誡德國社會黨人不要&ldquo盲目崇拜&rdquo國家，不是沒有原因的。
考茨基把問題說成這樣：勝利了的無産階級&ldquo将實現民主綱領&rdquo。
接着他叙述了綱領的各條。
至于1871年在以無産階級民主代替資産階級民主的問題上所提出的一些新東西，他卻一個字也沒有提到。
考茨基用下面這種聽起來好象&ldquo冠冕堂皇&rdquo的陳詞濫調來搪塞： &ldquo不言而喻，在現行制度下我們是不能取得統治的。
革命本身要求先要進行持久的和深入的鬥争來改變我們目前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
&rdquo 毫無疑義，這是&ldquo不言而喻&rdquo的，正如馬吃燕麥和伏爾加河流入裡海的真理一樣。
所可惜的是他通過&ldquo深入的&rdquo鬥争這種空洞而浮誇的言詞回避了革命無産階級的迫切問題：無産階級革命對國家、對民主的态度與以往非無産階級革命不同的&ldquo深入的地方&rdquo究竟在哪裡。
考茨基回避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在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向機會主義讓步，但他在口頭上卻氣勢洶洶地向它宣戰，強調&ldquo革命這個思想&rdquo的意義（如果怕向工人宣傳革命的具體教訓，那麼試問這種&ldquo思想&rdquo還有多大價值呢？），或者說&ldquo革命的理想主義高于一切&rdquo，或者宣稱英國工人現在&ldquo幾乎與小資産者不相上下&rdquo。
考茨基寫道：&ldquo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同時并存的可以有&hellip&hellip各種形式上極不相同的企業：官僚的〈？？〉、工會的、合作社的、個人的&rdquo&hellip&hellip&ldquo例如，有些企業非有官僚〈？？〉組織不可，鐵路就是這樣。
在這裡，民主組織可以采取這樣的形式：工人選出代表來組成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由這個議會制定工作條例并監督官僚機構的管理工作。
有些企業可以交給工會管理，另外一些企業則可以按合作原則來組織。
&rdquo（1903年日内瓦版俄譯本第148頁和第115頁） 這種論斷是錯誤的，它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年代用公社的教訓作例子來說明的倒退了一步。
從必須有所謂&ldquo官僚&rdquo組織這一點看來，鐵路同大機器工業的一切企業，同任何一個工廠、大商店和大型資本主義農業企業根本沒有區别。
在所有這些企業中，技術條件都絕對要求嚴格地遵守紀律，要求每個人十分準确地執行給他指定的那一份工作，不然就會有完全停産或損壞機器和産品的危險。
在所有這些企業中，工人當然要&ldquo選出代表來組成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rdquo。
但是關鍵就在于這個&ldquo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rdquo不會是資産階級議會機構式的議會。
關鍵就在于，這個&ldquo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rdquo不會僅僅&ldquo制定條例和監督官僚機構的管理工作&rdquo，象思想沒有超出資産階級議會制框子的考茨基所想象的那樣。
在社會主義社會裡，由工人代表組成的&ldquo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rdquo當然會&ldquo制定條例和監督&rdquo&ldquo機構的&rdquo&ldquo管理工作&rdquo，可是這個機構卻不會是&ldquo官僚的&rdquo機構。
工人在奪得政權之後，就會把舊的官僚機構打碎，把它徹底摧毀，徹底粉碎，而用仍然由這些工人和職員組成的新機構來代替它；為了防止這些人變成官僚，就會立即采取馬克思和恩格斯詳細分析過的措施：（1）不但選舉産生，而且随時可以撤換；（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資；（3）立刻轉到使所有的人都來執行監督和監察的職能，使所有的人暫時都變成&ldquo官僚&rdquo，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為&ldquo官僚&rdquo。
考茨基完全沒有弄清楚馬克思的話：&ldquo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工作的機關，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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