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馬克思主義被機會主義者庸俗化
關燈
小
中
大
國家對社會革命的态度和社會革命對國家的态度問題,象整個革命問題一樣,是第二國際(1889&mdash1914年)最著名的理論家和政論家們很少注意的。
但是,在機會主義逐漸滋長而使第二國際在1914年破産的過程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甚至當他們直接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還是竭力回避或者不加理會。
總的看來可以說,由于在無産階級革命對國家的态度問題上采取了有利于機會主義和助長機會主義的躲躲閃閃的态度,結果就産生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完全庸俗化。
為了說明(哪怕是簡要地說明)這個可悲的過程,我們就拿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來說吧。
1.普列漢諾夫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普列漢諾夫寫了一本專門論述無政府主義對社會主義的态度問題的小冊子,書名叫《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于1894年用德文出版。
普列漢諾夫竟有這樣的本事,能夠論述這個主題而完全回避反對無政府主義的鬥争中最現實、最迫切、政治上最重要的問題,即革命對國家的态度和整個國家問題!他的這本小冊子有兩部分特别突出:一部分是曆史文獻,其中有關于施蒂納和蒲魯東等人思想演變的寶貴材料;另一部分是庸俗的,其中有關于無政府主義者與強盜沒有區别這樣拙劣的議論。
這兩個主題拼在一起十分可笑,很足以說明普列漢諾夫在俄國革命前夜以及革命時期的全部活動,因為在1905&mdash1917年,普列漢諾夫正是這樣表明自己是在政治上充當資産階級尾巴的半學理主義者35,半庸人。
我們已經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無政府主義者論戰時,怎樣極其詳盡地說明了自己在革命對國家的态度問題上的觀點。
恩格斯在1891年出版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時寫道:&ldquo我們〈即恩格斯和馬克思〉那時正在同巴枯甯及其無政府主義者進行最激烈的鬥争,&mdash&mdash那時離〈第一〉國際海牙代表大會36閉幕才兩年。
&rdquo[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06頁。
&mdash&mdash編者注] 無政府主義者正是企圖把巴黎公社宣布為所謂&ldquo自己的&rdquo,說它證實了他們的學說,然而他們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訓和馬克思對這些教訓的分析。
對于是否需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以及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這兩個具體政治問題,無政府主義者連一個比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沒有提出過。
但是在談&ldquo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rdquo時回避整個國家問題,不理會馬克思主義在公社以前和以後的全部發展,那就必然會滾到機會主義那邊去。
因為機會主義求之不得的,正是完全不提我們剛才所指出的那兩個問題。
光是這一點,已經是機會主義的勝利了。
2.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 考茨基的著作譯成俄文的無疑比譯成其他各國文字的要多得多。
難怪有些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開玩笑說,在俄國讀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國還多(附帶說一說,在這個玩笑裡含有比開這個玩笑的人所料到的更深刻得多的曆史内容:俄國工人在1905年對世界最優秀的社會民主主義文獻中的最優秀的著作表現了空前強烈的、前所未見的需求,他們得到的這些著作的譯本和版本也遠比其他各國多,這樣就把一個比較先進的鄰國的豐富經驗加速地移植到我國無産階級運動這塊所謂新墾的土地上來了)。
考茨基在俄國特别出名,是因為他除了對馬克思主義作了通俗的解釋,還同機會主義者及其首領伯恩施坦進行了論戰。
但是有一個事實幾乎是沒有人知道的,而如果想要考察一下考茨基在1914&mdash1915年危機最尖銳時期怎樣堕落到最可恥地表現出張皇失措和替社會沙文主義辯護的地步,那又不能放過這個事實。
這個事實就是:考茨基在起來反對法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米勒蘭和饒勒斯)和德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伯恩施坦)之前,表現過很大的動搖。
1901&mdash1902年在斯圖加特出版的、捍衛革命無産階級觀點的、馬克思主義的《曙光》37,曾不得不同考茨基進行論戰,把他在1900年巴黎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38上提出的決議叫作&ldquo橡皮性&rdquo決議,因為這個決議對機會主義者的态度是暧昧的,躲躲閃閃的,調和的。
在德國的書刊中還刊載過一些考茨基的信件,這些信件也表明他在攻擊伯恩施坦之前有過很大的動搖。
但是另一件事情的意義更重大得多,這就是:現在,當我們來研究考茨基最近背叛馬克思主義的經過的時候,就從他同機會主義者的論戰本身來看,從他提問題和解釋問題的方法來看,我們也看到,他恰恰是在國家問題上一貫傾向于機會主義。
我們拿考茨基反對機會主義的第一部大作《伯恩施坦與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來說。
考茨基詳細地駁斥了伯恩施坦。
但是下面的情況值得注意。
伯恩施坦在他著的有赫羅斯特拉特名聲的《社會主義的前提》一書中,指責馬克思主義為&ldquo布朗基主義&rdquo(此後,俄國機會主義者和自由派資産者千百次地重複這種指責,用以攻擊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代表布爾什維克)。
而且伯恩施坦還特别談到馬克思的《法蘭西内戰》,企圖(我們已經看到,這是枉費心機)把馬克思對公社的教訓的觀點同蒲魯東的觀點混為一談。
伯恩施坦特别注意馬克思在《共産黨宣言》的1872年序言中着重指出的結論,這個結論說:&ldquo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rdquo[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05頁。
&mdash&mdash編者注] 伯恩施坦非常&ldquo喜愛&rdquo這句名言,所以他在自己那本書裡至少重複了三遍,并且把它完全歪曲成機會主義的見解。
我們已經看到,馬克思是想說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摧毀、炸毀(Sprengung&mdash&mdash炸毀,是恩格斯用的字眼)全部國家機器。
但在伯恩施坦看來,似乎馬克思說這句話是告誡工人階級不要在奪取政權時采取過激的革命手段。
不能想象對馬克思思想的歪曲還有比這更嚴重更不象樣的了。
而考茨基在詳盡駁斥伯恩施坦主義39的時候是怎樣做的呢? 他不去分析機會主義在這一點上對馬克思主義的徹頭徹尾的歪曲。
他引證了我們在前面引證過的恩格斯為馬克思的《内戰》所寫的導言中的一段話,然後就說:根據馬克思的意見,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但一般說來它
但是,在機會主義逐漸滋長而使第二國際在1914年破産的過程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甚至當他們直接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還是竭力回避或者不加理會。
總的看來可以說,由于在無産階級革命對國家的态度問題上采取了有利于機會主義和助長機會主義的躲躲閃閃的态度,結果就産生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完全庸俗化。
為了說明(哪怕是簡要地說明)這個可悲的過程,我們就拿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來說吧。
1.普列漢諾夫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普列漢諾夫寫了一本專門論述無政府主義對社會主義的态度問題的小冊子,書名叫《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于1894年用德文出版。
普列漢諾夫竟有這樣的本事,能夠論述這個主題而完全回避反對無政府主義的鬥争中最現實、最迫切、政治上最重要的問題,即革命對國家的态度和整個國家問題!他的這本小冊子有兩部分特别突出:一部分是曆史文獻,其中有關于施蒂納和蒲魯東等人思想演變的寶貴材料;另一部分是庸俗的,其中有關于無政府主義者與強盜沒有區别這樣拙劣的議論。
這兩個主題拼在一起十分可笑,很足以說明普列漢諾夫在俄國革命前夜以及革命時期的全部活動,因為在1905&mdash1917年,普列漢諾夫正是這樣表明自己是在政治上充當資産階級尾巴的半學理主義者35,半庸人。
我們已經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無政府主義者論戰時,怎樣極其詳盡地說明了自己在革命對國家的态度問題上的觀點。
恩格斯在1891年出版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時寫道:&ldquo我們〈即恩格斯和馬克思〉那時正在同巴枯甯及其無政府主義者進行最激烈的鬥争,&mdash&mdash那時離〈第一〉國際海牙代表大會36閉幕才兩年。
&rdquo[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06頁。
&mdash&mdash編者注] 無政府主義者正是企圖把巴黎公社宣布為所謂&ldquo自己的&rdquo,說它證實了他們的學說,然而他們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訓和馬克思對這些教訓的分析。
對于是否需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以及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這兩個具體政治問題,無政府主義者連一個比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沒有提出過。
但是在談&ldquo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rdquo時回避整個國家問題,不理會馬克思主義在公社以前和以後的全部發展,那就必然會滾到機會主義那邊去。
因為機會主義求之不得的,正是完全不提我們剛才所指出的那兩個問題。
光是這一點,已經是機會主義的勝利了。
2.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 考茨基的著作譯成俄文的無疑比譯成其他各國文字的要多得多。
難怪有些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開玩笑說,在俄國讀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國還多(附帶說一說,在這個玩笑裡含有比開這個玩笑的人所料到的更深刻得多的曆史内容:俄國工人在1905年對世界最優秀的社會民主主義文獻中的最優秀的著作表現了空前強烈的、前所未見的需求,他們得到的這些著作的譯本和版本也遠比其他各國多,這樣就把一個比較先進的鄰國的豐富經驗加速地移植到我國無産階級運動這塊所謂新墾的土地上來了)。
考茨基在俄國特别出名,是因為他除了對馬克思主義作了通俗的解釋,還同機會主義者及其首領伯恩施坦進行了論戰。
但是有一個事實幾乎是沒有人知道的,而如果想要考察一下考茨基在1914&mdash1915年危機最尖銳時期怎樣堕落到最可恥地表現出張皇失措和替社會沙文主義辯護的地步,那又不能放過這個事實。
這個事實就是:考茨基在起來反對法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米勒蘭和饒勒斯)和德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伯恩施坦)之前,表現過很大的動搖。
1901&mdash1902年在斯圖加特出版的、捍衛革命無産階級觀點的、馬克思主義的《曙光》37,曾不得不同考茨基進行論戰,把他在1900年巴黎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38上提出的決議叫作&ldquo橡皮性&rdquo決議,因為這個決議對機會主義者的态度是暧昧的,躲躲閃閃的,調和的。
在德國的書刊中還刊載過一些考茨基的信件,這些信件也表明他在攻擊伯恩施坦之前有過很大的動搖。
但是另一件事情的意義更重大得多,這就是:現在,當我們來研究考茨基最近背叛馬克思主義的經過的時候,就從他同機會主義者的論戰本身來看,從他提問題和解釋問題的方法來看,我們也看到,他恰恰是在國家問題上一貫傾向于機會主義。
我們拿考茨基反對機會主義的第一部大作《伯恩施坦與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來說。
考茨基詳細地駁斥了伯恩施坦。
但是下面的情況值得注意。
伯恩施坦在他著的有赫羅斯特拉特名聲的《社會主義的前提》一書中,指責馬克思主義為&ldquo布朗基主義&rdquo(此後,俄國機會主義者和自由派資産者千百次地重複這種指責,用以攻擊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代表布爾什維克)。
而且伯恩施坦還特别談到馬克思的《法蘭西内戰》,企圖(我們已經看到,這是枉費心機)把馬克思對公社的教訓的觀點同蒲魯東的觀點混為一談。
伯恩施坦特别注意馬克思在《共産黨宣言》的1872年序言中着重指出的結論,這個結論說:&ldquo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rdquo[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05頁。
&mdash&mdash編者注] 伯恩施坦非常&ldquo喜愛&rdquo這句名言,所以他在自己那本書裡至少重複了三遍,并且把它完全歪曲成機會主義的見解。
我們已經看到,馬克思是想說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摧毀、炸毀(Sprengung&mdash&mdash炸毀,是恩格斯用的字眼)全部國家機器。
但在伯恩施坦看來,似乎馬克思說這句話是告誡工人階級不要在奪取政權時采取過激的革命手段。
不能想象對馬克思思想的歪曲還有比這更嚴重更不象樣的了。
而考茨基在詳盡駁斥伯恩施坦主義39的時候是怎樣做的呢? 他不去分析機會主義在這一點上對馬克思主義的徹頭徹尾的歪曲。
他引證了我們在前面引證過的恩格斯為馬克思的《内戰》所寫的導言中的一段話,然後就說:根據馬克思的意見,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但一般說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