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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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在他的《哥達綱領批判》(即1875年5月5日給白拉克的信,這封信直到1891年才在《新時代》第9年卷第1冊上發表,有俄文單行本)[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1&mdash35頁。

    &mdash&mdash編者注]中對這個問題作了最詳盡的說明。

    在這篇出色的著作中,批判拉薩爾主義的論戰部分可以說是遮蓋了正面論述的部分,即遮蓋了對共産主義發展和國家消亡之間的聯系的分析。

     1.馬克思如何提出問題 如果把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給白拉克的信同我們在前面研究過的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給倍倍爾的信粗略地對照一下,也許會覺得馬克思比恩格斯帶有濃厚得多的&ldquo國家派&rdquo色彩,也許會覺得這兩位著作家對國家的看法有很大差别。

     恩格斯建議倍倍爾根本抛棄關于國家的廢話,把國家一詞從綱領中完全去掉而用&ldquo公團&rdquo一詞來代替;恩格斯甚至宣布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

    而馬克思卻談到&ldquo未來共産主義社會的國家制度&rdquo[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頁。

    &mdash&mdash編者注],這就是說,似乎他認為就是在共産主義下也還需要國家。

     但這種看法是根本不對的。

    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國家和國家消亡問題的看法是完全一緻的,上面所引的馬克思的話指的正是正在消亡的國家制度。

     很清楚,确定未來的&ldquo消亡&rdquo的日期,這是無從談起的,何況它顯然還是一個很長的過程。

    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仿佛存在差别,是因為他們研究的題目不同,要解決的任務不同。

    恩格斯的任務是要清楚地、尖銳地、概括地向倍倍爾指明,當時流行的(也是拉薩爾頗為贊同的)關于國家問題的偏見是十分荒謬的。

    而馬克思隻是在論述另一個題目即共産主義社會的發展時,順便提到了這個問題。

     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就是運用最徹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豐富的發展論去考察現代資本主義。

    自然,他也就要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資本主義的即将到來的崩潰和未來共産主義的未來的發展。

     究竟根據什麼材料可以提出未來共産主義的未來發展問題呢? 這裡所根據的是,共産主義是從資本主義中産生出來的,它是曆史地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它是資本主義所産生的那種社會力量發生作用的結果。

    馬克思絲毫不想制造烏托邦,不想憑空猜測無法知道的事情。

    馬克思提出共産主義的問題,正象一個自然科學家已經知道某一新的生物變種是怎樣産生以及朝着哪個方向演變才提出該生物變種的發展問題一樣。

     馬克思首先掃除了哥達綱領在國家同社會的相互關系問題上造成的糊塗觀念。

     他寫道:&ldquo&hellip&hellip現代社會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國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它或多或少地擺脫了中世紀的雜質,或多或少地由于每個國度的特殊的曆史發展而改變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發展。

    &lsquo現代國家&rsquo卻随國境而異。

    它在普魯士德意志帝國同在瑞士不一樣,在英國同在美國不一樣。

    所以,&lsquo現代國家&rsquo是一種虛構。

     但是,不同的文明國度中的不同的國家,不管它們的形式如何紛繁,卻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建立在資本主義多少已經發展了的現代資産階級社會的基礎上。

    所以,它們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談&lsquo現代國家制度&rsquo,而未來就不同了,到那時&lsquo現代國家制度&rsquo現在的根基即資産階級社會已經消亡了。

     于是就産生了一個問題:在共産主義社會中國家制度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換句話說,那時有哪些同現在的國家職能相類似的社會職能保留下來呢?這個問題隻能科學地回答;否則,即使你把&lsquo人民&rsquo和&lsquo國家&rsquo這兩個詞聯接一千次,也絲毫不會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有所幫助。

    &hellip&hellip&rdquo[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mdash31頁。

    &mdash&mdash編者注] 馬克思這樣譏笑了關于&ldquo人民國家&rdquo的一切空話以後,就來提出問題,并且好象是告誡說:要對這個問題作出科學的解答,隻有依靠确實肯定了的科學材料。

     由整個發展論和全部科學十分正确地肯定了的首要的一點,也是從前被空想主義者所忘記、現在又被害怕社會主義革命的現代機會主義者所忘記的那一點,就是在曆史上必然會有一個從資本主義向共産主義過渡的特殊時期或特殊階段。

     2.從資本主義到共産主義的過渡 馬克思繼續寫道:&ldquo&hellip&hellip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産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

    同這個時期相适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隻能是無産階級的革命專政。

    &hellip&hellip&rdquo[注:同上,第31頁。

    &mdash&mdash編者注] 這個結論是馬克思根據他對無産階級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作用的分析,根據關于這個社會發展情況的材料以及關于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對立的利益不可調和的材料所得出的。

     從前,問題的提法是這樣的:無産階級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應當推翻資産階級,奪取政權,建立自己的革命專政。

     現在,問題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從向着共産主義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産主義社會,非經過一個&ldquo政治上的過渡時期&rdquo不可,而這個時期的國家隻能是無産階級的革命專政。

     這個專政和民主的關系又是怎樣的呢? 我們看到,《共産黨宣言》是幹脆把&ldquo無産階級轉化成統治階級&rdquo和&ldquo争得民主&rdquo[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頁。

    &mdash&mdash編者注]這兩個概念并列在一起的。

    根據上述一切,可以更準确地斷定民主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産主義過渡時是怎樣變化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在它最順利的發展條件下,比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

    但是這種民主制度始終受到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狹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實質上始終是少數人的即隻是有産階級的、隻是富人的民主制度。

    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始終與古希臘共和國的自由即奴隸主的自由大緻相同。

    由于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條件,現代的雇傭奴隸被貧困壓得喘不過氣,結果都&ldquo無暇過問民主&rdquo,&ldquo無暇過問政治&rdquo,大多數居民在通常的平靜的局勢下都被排斥在社會政治生活之外。

     德國可以說是證實這一論斷的最明顯的例子,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