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寬容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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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真理，說出你所想的真理，這永遠也不可能是犯罪行為。
不能強迫任何人接受任何信念。
信念是自由的。
賽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奧 一切同時代人立即感到塞爾維特被燒死一事是宗教改革運動在道德方面的分水嶺。
在那暴力橫行的世紀，其實個把人被處死并不是什麼引人注目的事情。
從西班牙海岸一直遠到北海和不列颠各島，當時為了彰顯基督的榮耀，有無數的異教徒被活活燒死。
成千上萬手無寸鐵、無法自衛的人被人以各自所謂的&ldquo惟一真正&rdquo的教會和教派的名義，押往刑場，被燒死、砍頭、悶死或淹死。
在卡斯台利奧的《論異端分子》中這樣寫道：&ldquo倘若就此毀滅的，&mdash&mdash我根本不說那是些馬，而隻是些豬，那麼每個君王都會說，蒙受了一次巨大的損失。
&rdquo可是被除掉的隻是些人，因而就根本沒有人想到，去數一數這些犧牲品有多少。
深感絕望的卡斯台利奧當然還不能預見到我們這個戰火紛飛的世紀，他喟然長歎：&ldquo我不知道，是否曾經有過哪個年代，像我們這個時代一樣，流灑過這麼多的鮮血。
&rdquo 但是在以後若幹世紀裡，在無數暴行惡事中總有一樁使得似乎沉睡的世界良心突然驚醒。
塞爾維特遭受酷刑的火焰照亮了他那時代所有其他的人。
二百年後吉本還承認：&ldquo這一次犧牲給他的震撼比宗教法庭的柴堆上發生的第一千次犧牲對他的震撼都更加深刻。
&rdquo因為塞爾維特的行刑&mdash&mdash借用伏爾泰說的話&mdash&mdash是在宗教改革期間發生的第一次&ldquo宗教的謀殺&rdquo，也是第一次相當明顯的否定了他們原來的思想。
&ldquo異教徒&rdquo這個概念本身對于新教的學說而言，便是荒謬絕倫的事情，新教的教理允許每個人都有解釋《聖經》的自由權利。
事實上路德、茨文利和麥朗希通從一開始也都對施加于他們運動中的局外人和誇大狂的每種暴力行為明确表示厭惡。
路德明确表态：&ldquo我不大喜歡死刑判決，甚至對那些罪有應得者判的死刑我也不喜歡。
在這件事上使我吃驚的是人們舉出的例子。
因此我怎麼也不能同意把假博士們處死。
&rdquo他以引人注目的簡潔明了的方式寫道：&ldquo對異端分子不得以外部的暴力來予以鎮壓或制服，而隻能以上帝的聖言來打倒。
因為異端是一種精神事件，無法用某種塵世的火焰或者塵世的流水來洗滌幹淨。
&rdquo茨文利也同樣對市政委員會的每個訴求，對于每次采用暴力行為都明确表示反感。
愛德華·吉本 可是不久，這種新的學說因為在此期間已成為一種&ldquo宗教&rdquo，不得不認識到&mdash&mdash其實舊的教會早已認識到&mdash&mdash，長此以往，如不動用武力幫助，無法維護權威的地位。
因此為了推遲那不可避免的決定，路德建議，先做一個妥協。
他想知道如何區别&ldquo異端分子&rdquo和&ldquo暴亂分子&rdquo，如何區别那些&ldquo抗議派&rdquo和&ldquo暴亂派&rdquo。
前者隻是在精神宗教事務上背離了宗教改革過的教會，而後者則是真正的暴亂分子，他們想通過宗教秩序的改變，同時也改變社會秩序。
隻有在對待後者時&mdash&mdash指的是有共産主義色彩的再洗禮派教徒，&mdash&mdash他同意當局有權進行鎮壓。
可是對于那決定性的一步，即把持有不同意見者和自由思想者交給劊子手去行刑時，進行過宗教改革的教會領袖們，無一願意對此下定決心。
在他們腦子裡，他們自己作為精神上的革命者，認為有責任，奮起反抗教皇和皇帝，捍衛内心的确信，把它視為最神聖的人權。
這個時代他們還都記憶猶新。
因此引進一種新的，一種耶稣教會的宗教法庭，在他們看來是不可行的。
如今加爾文以焚燒塞爾維特邁出了這世界曆史性的一步。
他一下子就把宗教改革争取到的&ldquo基督徒們的自由&rdquo權利撕得粉碎，一步就趕上了天主教會。
天主教會為了自身的榮譽，在把一個随心所欲地解釋基督教信仰問題的人活活燒死之前，至少遲疑了一千多年，這是它的光榮。
加爾文執政還不到二十年，就以他精神暴政的這一寒碜已極的行為，玷污了宗教改革，在道德風習意義上，他這行動也許比托爾奎馬達的種種暴行，更加值得鄙視。
因為，當天主教會把一個異教徒從他們社會當中驅趕出去，交付給世俗法庭發落時，教會認為，這絕不是為了洩私忿報私仇，而是把永恒的靈魂從它那罪孽深重的塵世肉體裡解救出來，這是一種淨化，一種拯救，使人回到上帝身邊。
這種救贖靈魂的思想，在加爾文冷冰冰的司法機關裡是完全忽視不顧的。
他關心的并不是拯救塞爾維特的靈魂：完完全全是為了鞏固加爾文對上帝闡述的不可侵犯性，才點燃了香佩爾廣場上的柴堆。
塞爾維特之所以死得那麼慘烈，并不是因為他是個否定上帝者，他根本就不是這樣一個人，而隻是因為他否定了加爾文的某些論點。
因此，幾百年後，自由城市日内瓦為自由思想家塞爾維特樹立的紀念碑上刻的銘文，稱塞爾維特為&ldquo時代的犧牲品&rdquo，想以此來為加爾文洗刷罪名，也是徒勞。
因為并不是他那時代的盲目和妄想，把塞爾維特推上了火刑柱&mdash&mdash蒙田和卡斯台利奧，也生活在那個時代&mdash&mdash完完全全是加爾文個人的獨裁專制造成了這場慘劇。
沒有什麼借口可以為新教的托爾奎馬達洗刷這一行動的罪名。
因為可以說，缺乏信仰或迷信盛行都有可能産生于一個時代；但是一件孤立的惡行，永遠隻該由幹這件事的人來對此負責。
從一開始，對于塞爾維特的殘暴死刑激起的公憤日益高漲，這一點顯而易見，甚至于德·貝茲，巴結加爾文的走卒和信徒，也不得不這樣報導：&ldquo這不幸的人屍灰未寒，人們已經開始激烈地争論這個問題，究竟異教徒是不是可以懲罰。
一些人認為，必須鎮壓他們，但不是采用死刑。
另一些人要求，對他們的懲罰應該完全聽憑上帝的判決。
&rdquo即便是這個對加爾文的一切行動全都無條件加以贊揚的人說話時，也突然很奇怪地采用猶豫不決的口氣。
加爾文其他的朋友就更是如此。
當然，塞爾維特當年曾對麥朗希通進行過惡毒的人身攻擊，極盡诟罵之能事。
雖說麥朗希通給他&ldquo親愛的兄弟&rdquo加爾文的信裡這樣寫道：&ldquo教會向你緻謝，并且将永遠向你緻謝。
你的司法人員審理得很公正，把這個亵渎上帝者判處了死刑。
&rdquo甚至還有一個過分熱心的語言學家姆斯庫魯斯利用這一契機創作了一首節日歡歌。
永恒的&ldquo學者的背叛&rdquo。
但是除此之外聽不見任何真正表示贊同的聲音。
蘇黎世、夏夫豪森和其他的教會代表會議絲毫沒有像日内瓦所希望的那樣，對于塞爾維特遭受酷刑而死如此熱情洋溢地發表意見。
盡管他們原則上對于這種殺一儆百，吓唬&ldquo宗教狂熱分子&rdquo的辦法還是表示歡迎的，可是曆史上耶稣教第一名異教徒遭到火刑不是發生在他們自己城市的牆垣之内，約翰·加爾文将向曆史獨自承擔做出這一可怕決定的罪責，他們無疑還是心裡暗喜的。
與此同時，還聽見完全不同的聲音。
當代偉大的法學家彼耶爾·布丹公開做出他的舉足輕重的鑒定：&ldquo我的立場是，加爾文無權因為一個宗教上有争議的問題而使用懲罰性的迫害。
&rdquo但是并不僅僅是整個歐洲自由精神的人文主義者感到震驚和憤怒，就是在耶稣教神職人員的圈子裡，反對的聲音也日益增多。
離開日内瓦的城門隻一小時之遙的瓦特蘭的神職人員，僅僅通過伯爾尼當局的統治才免于受到加爾文的警卒的騷擾，他們在講經台上批判加爾文對塞爾維特所犯的過錯，說這是非宗教的，不合法的。
甚至在加爾文自己的城裡，他也必須使用警察的暴力才能把批評的聲浪強壓下去。
有個婦女公開地說，塞爾維特是耶稣基督的一名殉難者。
這個女人被投入獄中。
同樣有個印刷工人因為宣稱，市政委員會隻是為了取悅個别人而把塞爾維特判處死刑，也被投入監獄。
有幾位傑出的外國學者特意離開此城，以此表明，他們覺得，自從思想自由受到這樣的思想獨裁的威脅，他們在這座城裡不再感到安全。
不久加爾文也認識到，塞爾維特作為犧牲品而死，比以往任何時候通過他的著作和他的生命對他都更為危險。
加爾文缺乏耐心，焦躁不甯，聽不得任何反對他的意見。
在日内瓦，人們膽小怕事，公開發表意見都小心翼翼，但無濟于事。
加爾文通過牆壁和窗戶，感覺到人們強壓下去的激動
不能強迫任何人接受任何信念。
信念是自由的。
賽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奧 一切同時代人立即感到塞爾維特被燒死一事是宗教改革運動在道德方面的分水嶺。
在那暴力橫行的世紀，其實個把人被處死并不是什麼引人注目的事情。
從西班牙海岸一直遠到北海和不列颠各島，當時為了彰顯基督的榮耀，有無數的異教徒被活活燒死。
成千上萬手無寸鐵、無法自衛的人被人以各自所謂的&ldquo惟一真正&rdquo的教會和教派的名義，押往刑場，被燒死、砍頭、悶死或淹死。
在卡斯台利奧的《論異端分子》中這樣寫道：&ldquo倘若就此毀滅的，&mdash&mdash我根本不說那是些馬，而隻是些豬，那麼每個君王都會說，蒙受了一次巨大的損失。
&rdquo可是被除掉的隻是些人，因而就根本沒有人想到，去數一數這些犧牲品有多少。
深感絕望的卡斯台利奧當然還不能預見到我們這個戰火紛飛的世紀，他喟然長歎：&ldquo我不知道，是否曾經有過哪個年代，像我們這個時代一樣，流灑過這麼多的鮮血。
&rdquo 但是在以後若幹世紀裡，在無數暴行惡事中總有一樁使得似乎沉睡的世界良心突然驚醒。
塞爾維特遭受酷刑的火焰照亮了他那時代所有其他的人。
二百年後吉本還承認：&ldquo這一次犧牲給他的震撼比宗教法庭的柴堆上發生的第一千次犧牲對他的震撼都更加深刻。
&rdquo因為塞爾維特的行刑&mdash&mdash借用伏爾泰說的話&mdash&mdash是在宗教改革期間發生的第一次&ldquo宗教的謀殺&rdquo，也是第一次相當明顯的否定了他們原來的思想。
&ldquo異教徒&rdquo這個概念本身對于新教的學說而言，便是荒謬絕倫的事情，新教的教理允許每個人都有解釋《聖經》的自由權利。
事實上路德、茨文利和麥朗希通從一開始也都對施加于他們運動中的局外人和誇大狂的每種暴力行為明确表示厭惡。
路德明确表态：&ldquo我不大喜歡死刑判決，甚至對那些罪有應得者判的死刑我也不喜歡。
在這件事上使我吃驚的是人們舉出的例子。
因此我怎麼也不能同意把假博士們處死。
&rdquo他以引人注目的簡潔明了的方式寫道：&ldquo對異端分子不得以外部的暴力來予以鎮壓或制服，而隻能以上帝的聖言來打倒。
因為異端是一種精神事件，無法用某種塵世的火焰或者塵世的流水來洗滌幹淨。
&rdquo茨文利也同樣對市政委員會的每個訴求，對于每次采用暴力行為都明确表示反感。
愛德華·吉本 可是不久，這種新的學說因為在此期間已成為一種&ldquo宗教&rdquo，不得不認識到&mdash&mdash其實舊的教會早已認識到&mdash&mdash，長此以往，如不動用武力幫助，無法維護權威的地位。
因此為了推遲那不可避免的決定，路德建議，先做一個妥協。
他想知道如何區别&ldquo異端分子&rdquo和&ldquo暴亂分子&rdquo，如何區别那些&ldquo抗議派&rdquo和&ldquo暴亂派&rdquo。
前者隻是在精神宗教事務上背離了宗教改革過的教會，而後者則是真正的暴亂分子，他們想通過宗教秩序的改變，同時也改變社會秩序。
隻有在對待後者時&mdash&mdash指的是有共産主義色彩的再洗禮派教徒，&mdash&mdash他同意當局有權進行鎮壓。
可是對于那決定性的一步，即把持有不同意見者和自由思想者交給劊子手去行刑時，進行過宗教改革的教會領袖們，無一願意對此下定決心。
在他們腦子裡，他們自己作為精神上的革命者，認為有責任，奮起反抗教皇和皇帝，捍衛内心的确信，把它視為最神聖的人權。
這個時代他們還都記憶猶新。
因此引進一種新的，一種耶稣教會的宗教法庭，在他們看來是不可行的。
如今加爾文以焚燒塞爾維特邁出了這世界曆史性的一步。
他一下子就把宗教改革争取到的&ldquo基督徒們的自由&rdquo權利撕得粉碎，一步就趕上了天主教會。
天主教會為了自身的榮譽，在把一個随心所欲地解釋基督教信仰問題的人活活燒死之前，至少遲疑了一千多年，這是它的光榮。
加爾文執政還不到二十年，就以他精神暴政的這一寒碜已極的行為，玷污了宗教改革，在道德風習意義上，他這行動也許比托爾奎馬達的種種暴行，更加值得鄙視。
因為，當天主教會把一個異教徒從他們社會當中驅趕出去，交付給世俗法庭發落時，教會認為，這絕不是為了洩私忿報私仇，而是把永恒的靈魂從它那罪孽深重的塵世肉體裡解救出來，這是一種淨化，一種拯救，使人回到上帝身邊。
這種救贖靈魂的思想，在加爾文冷冰冰的司法機關裡是完全忽視不顧的。
他關心的并不是拯救塞爾維特的靈魂：完完全全是為了鞏固加爾文對上帝闡述的不可侵犯性，才點燃了香佩爾廣場上的柴堆。
塞爾維特之所以死得那麼慘烈，并不是因為他是個否定上帝者，他根本就不是這樣一個人，而隻是因為他否定了加爾文的某些論點。
因此，幾百年後，自由城市日内瓦為自由思想家塞爾維特樹立的紀念碑上刻的銘文，稱塞爾維特為&ldquo時代的犧牲品&rdquo，想以此來為加爾文洗刷罪名，也是徒勞。
因為并不是他那時代的盲目和妄想，把塞爾維特推上了火刑柱&mdash&mdash蒙田和卡斯台利奧，也生活在那個時代&mdash&mdash完完全全是加爾文個人的獨裁專制造成了這場慘劇。
沒有什麼借口可以為新教的托爾奎馬達洗刷這一行動的罪名。
因為可以說，缺乏信仰或迷信盛行都有可能産生于一個時代；但是一件孤立的惡行，永遠隻該由幹這件事的人來對此負責。
從一開始，對于塞爾維特的殘暴死刑激起的公憤日益高漲，這一點顯而易見，甚至于德·貝茲，巴結加爾文的走卒和信徒，也不得不這樣報導：&ldquo這不幸的人屍灰未寒，人們已經開始激烈地争論這個問題，究竟異教徒是不是可以懲罰。
一些人認為，必須鎮壓他們，但不是采用死刑。
另一些人要求，對他們的懲罰應該完全聽憑上帝的判決。
&rdquo即便是這個對加爾文的一切行動全都無條件加以贊揚的人說話時，也突然很奇怪地采用猶豫不決的口氣。
加爾文其他的朋友就更是如此。
當然，塞爾維特當年曾對麥朗希通進行過惡毒的人身攻擊，極盡诟罵之能事。
雖說麥朗希通給他&ldquo親愛的兄弟&rdquo加爾文的信裡這樣寫道：&ldquo教會向你緻謝，并且将永遠向你緻謝。
你的司法人員審理得很公正，把這個亵渎上帝者判處了死刑。
&rdquo甚至還有一個過分熱心的語言學家姆斯庫魯斯利用這一契機創作了一首節日歡歌。
永恒的&ldquo學者的背叛&rdquo。
但是除此之外聽不見任何真正表示贊同的聲音。
蘇黎世、夏夫豪森和其他的教會代表會議絲毫沒有像日内瓦所希望的那樣，對于塞爾維特遭受酷刑而死如此熱情洋溢地發表意見。
盡管他們原則上對于這種殺一儆百，吓唬&ldquo宗教狂熱分子&rdquo的辦法還是表示歡迎的，可是曆史上耶稣教第一名異教徒遭到火刑不是發生在他們自己城市的牆垣之内，約翰·加爾文将向曆史獨自承擔做出這一可怕決定的罪責，他們無疑還是心裡暗喜的。
與此同時，還聽見完全不同的聲音。
當代偉大的法學家彼耶爾·布丹公開做出他的舉足輕重的鑒定：&ldquo我的立場是，加爾文無權因為一個宗教上有争議的問題而使用懲罰性的迫害。
&rdquo但是并不僅僅是整個歐洲自由精神的人文主義者感到震驚和憤怒，就是在耶稣教神職人員的圈子裡，反對的聲音也日益增多。
離開日内瓦的城門隻一小時之遙的瓦特蘭的神職人員，僅僅通過伯爾尼當局的統治才免于受到加爾文的警卒的騷擾，他們在講經台上批判加爾文對塞爾維特所犯的過錯，說這是非宗教的，不合法的。
甚至在加爾文自己的城裡，他也必須使用警察的暴力才能把批評的聲浪強壓下去。
有個婦女公開地說，塞爾維特是耶稣基督的一名殉難者。
這個女人被投入獄中。
同樣有個印刷工人因為宣稱，市政委員會隻是為了取悅個别人而把塞爾維特判處死刑，也被投入監獄。
有幾位傑出的外國學者特意離開此城，以此表明，他們覺得，自從思想自由受到這樣的思想獨裁的威脅，他們在這座城裡不再感到安全。
不久加爾文也認識到，塞爾維特作為犧牲品而死，比以往任何時候通過他的著作和他的生命對他都更為危險。
加爾文缺乏耐心，焦躁不甯，聽不得任何反對他的意見。
在日内瓦，人們膽小怕事，公開發表意見都小心翼翼，但無濟于事。
加爾文通過牆壁和窗戶，感覺到人們強壓下去的激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