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謀殺塞爾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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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監獄之後，塞爾維特有幾個月消失得無影無迹。
誰也沒法想像或者說清，這個被追捕的人一直到那個八月天為止，都經受了什麼樣心靈的恐懼。
這一天，他騎着一匹租來的馬進入日内瓦城，下榻在玫瑰旅店。
就像加爾文日後自己說的，這個為不祥之星所指引的人，為什麼偏偏要到日内瓦來找個歇腳之處，這座城市對他來講，可是世上最危險的地方啊。
這一點，從來無法揭示清楚。
他在這裡真的隻住了一夜，以便第二天乘船越過湖面繼續逃亡？他希望通過口頭的交流比通過書信能更好地說服他的死敵？還是說他旅行到日内瓦也許隻是神經過分亢奮而做出的一樁無謂的行動，是那種無比惬意、極端刺激的與危險賭博的遊戲，是人們恰好在絕望已極的情況下才會萌生的念頭？誰也不知道實情，也永遠不會知道實情如何。
塞爾維特從加爾文身上隻能指望得到最陰毒的損招，可他為什麼偏偏造訪日内瓦，所有的審訊和記錄都未能揭示這真正的秘密。
但是他那瘋狂的喜歡挑釁的勇氣，驅使這個不幸的人還進一步行動。
剛到日内瓦，塞爾維特就在星期天走進教堂。
加爾文的全部信衆都在那裡聚會。
更荒唐的是，&mdash&mdash這麼多教堂，他偏偏選中聖·彼耶爾教堂。
加爾文在那裡布道，就他一個人在那業已淡忘的巴黎時間，曾和塞爾維特有數面之緣，因而認識。
這裡在兩人之間有一種心靈的催眠作用，無法對此進行任何合乎邏輯的解釋：是毒蛇在尋覓它犧牲品的目光？還不如說更是犧牲品在尋覓毒蛇鋼鐵般的、可怕的吸引人的目光？反正勢必有一種神秘的力量，驅使塞爾維特硬是迎着他的命運走了過去。
因為在一座每個人都向官廳保證，要互相監視的城市裡，一個陌生人的出現必然會吸引大家好奇的目光，可以預見的事情立即發生；加爾文在他虔誠的羊群當中認出了這頭兇猛的豺狼，立即向他的走卒下令，在塞爾維特離開教堂時，把他逮捕。
一小時後塞爾維特身上就戴上了鐵鍊。
逮捕塞爾維特不言而喻是一件公然違法的行為，粗暴地違反了世界各國都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客人的權利和國際公法。
塞爾維特是外國人，西班牙人。
他是第一次踏上日内瓦的土地，因此他不可能在那裡犯有前科，也不應被逮捕。
他撰寫的書籍全都是在國外印刷的，因此他也絕不可能教唆任何人，以他的離經叛道的觀點，使日内瓦的虔誠靈魂受到毒害。
此外，一位&ldquo宣講上帝聖言的布道師&rdquo，一個神職人員在法院沒有下達逮捕令之前，也沒有任何權力在日内瓦城裡逮捕任何人，給他戴上鎖鍊。
&mdash&mdash不論從哪方面看，加爾文對塞爾維特發動的襲擊，都是世界史上專制獨裁恣意妄為的行為，這樣公開的嘲弄一切法律章程和協定，隻有拿破侖對昂濟安公爵的襲擊和謀殺可以與之相提并論。
在這裡，以違法剝奪人犯自由開始，對塞爾維特進行的，也不是一場正規的訴訟案，而是一個有預謀的謀殺，任何虔誠的謊言也無法掩飾。
沒有事先提出控告，塞爾維特就遭到逮捕并投入監獄；現在至少事後得設計出一樁罪行。
對于塞爾維特的被捕，在良心上負有責任的那個人，也應該作為他的控告人站出來&mdash&mdash加爾文自己承認&ldquo由于我的倡議&rdquo，使之被捕&mdash&mdash，這才符合邏輯，可是根據的确堪稱榜樣的日内瓦的法律，每個市民在控告别人犯有某種罪行時，自己也得和被告同時關在牢裡，一直待到他的控告被證明為鐵證如山為止。
這就是說，為了合法地向塞爾維特提出控告，加爾文必須聽從法院支配。
對于這樣一種使人難堪的司法程序，作為日内瓦神權統治者的加爾文覺得有傷他的尊嚴：因為，萬一市政委員會确認塞爾維特實際上并無罪過，那麼他自己就得作為告密者繼續待在監獄裡，那怎麼辦？這豈不大大有損他的威望，他的敵人豈不是會得意非凡！反正加爾文一向善于機變，甯可讓他的秘書尼可拉斯·德·拉·芳泰納去扮演這個令人不快的控告者的角色。
果然，他的秘書便老老實實、不聲不響地代替加爾文蹲進了監獄，事先向官廳遞交了一份包括二十三條罪狀的起訴書，控告塞爾維特。
不言而喻，起草人是加爾文：一出喜劇就這樣導出這出陰毒的悲劇。
随便怎麼說，在明目張膽地破壞了法律之後，現在至少從表面上看又保持了合法程序的表象。
塞爾維特第一次遭到審訊，法院根據一系列的條款通知他原告控告他的不同罪行。
對于庭上提出的問題和控告，塞爾維特都回答得心平氣和，聰明機警，他的精力并沒有因為囚禁而受損，他的神經完好如初。
他逐條反駁原告提出的罪狀，譬如，說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對加爾文先生進行了人身攻擊。
他說，這條正好是颠倒事實，因為首先是加爾文先生對他進行了攻擊，這才使他接着闡述加爾文在某些方面也并非毫無錯誤。
如果加爾文指控他頑固地堅持某些個别論點，他也同樣可以指責加爾文态度頑固。
在加爾文和他之間隻存在着神學上的意見分歧，這些分歧不是一個世俗的法庭所能裁決。
倘若加爾文盡管如此仍要堅持把他逮捕，那就不是别的，純粹是個人的報複行為。
不是别人，正好是耶稣教的這位領袖，當時向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對他進行告密。
他沒有早就死于火刑，這可并不是這位闡述上帝聖言的布道師的功勞。
塞爾維特的這一立場在司法上無懈可擊，無可指責。
法庭的情緒已經非常傾向于塞爾維特，很可能就僅僅判他一個驅逐出境就了結了這樁案子。
但是加爾文想必不曉得從什麼信号，感覺到案情對于塞爾維特并非不利。
他矚目的犧牲品到末了很可能得以安全脫身。
因為在八月十七日，他突然現身法庭，出人意表地把他演出的所謂并不參與的喜劇就此終結。
他清楚明白地公開表态：他不再繼續否認，自己就是塞爾維特的真正控告者，他請求法庭允許他從此參加審訊，利用一個僞善的借口，&ldquo以便向被告更好地指出他的錯誤&rdquo。
&mdash&mdash而實際上，不言而喻，是投入他整個個人的威力來阻止他的犧牲品即将成功地逃脫法網。
從此刻開始，既然加爾文獨斷獨行地擠到被告和法官之間，塞爾維特的案情就此惡化，令人擔憂。
加爾文這位訓練有素的邏輯學家和經過深造的法學家自然不同于那個微不足道的秘書德·拉·芳泰納，他以另外的方式發起攻擊。
控告者的攻勢加強，被告的安全感也就相應地減弱。
看到他的控告者和死敵出乎意料地和法官并排坐在一起，容易冒火的西班牙人明顯地漸漸失控，看到他的死敵神情冷峻、嚴厲，擺出一副絕對客觀的樣子蒙騙衆人，提出一些問題。
塞爾維特深切感到，加爾文已經鐵了心，定要用這些問題把他逮個正着，勒死他才罷休。
一股邪惡的好鬥精神，一股死硬的憤怒攫住了這個無力防禦的被告。
他非但不能鎮定自若地、安安靜靜地堅守住自己穩妥的司法立場，反而被加爾文的這些引人上鈎的問題誘騙到神學讨論的滑不留步的土地上，以熱切的強詞奪理的論述自己傷害自己。
因為單單他說的這麼一句話：魔鬼也是組成上帝本體的一部分，就完全足以使這些虔誠的法官背上激起一陣寒噤。
可是一旦激起了他哲學上的野心，塞爾維特便毫無顧忌地對最為棘手、最為敏感
誰也沒法想像或者說清，這個被追捕的人一直到那個八月天為止，都經受了什麼樣心靈的恐懼。
這一天，他騎着一匹租來的馬進入日内瓦城，下榻在玫瑰旅店。
就像加爾文日後自己說的，這個為不祥之星所指引的人，為什麼偏偏要到日内瓦來找個歇腳之處，這座城市對他來講，可是世上最危險的地方啊。
這一點，從來無法揭示清楚。
他在這裡真的隻住了一夜，以便第二天乘船越過湖面繼續逃亡？他希望通過口頭的交流比通過書信能更好地說服他的死敵？還是說他旅行到日内瓦也許隻是神經過分亢奮而做出的一樁無謂的行動，是那種無比惬意、極端刺激的與危險賭博的遊戲，是人們恰好在絕望已極的情況下才會萌生的念頭？誰也不知道實情，也永遠不會知道實情如何。
塞爾維特從加爾文身上隻能指望得到最陰毒的損招，可他為什麼偏偏造訪日内瓦，所有的審訊和記錄都未能揭示這真正的秘密。
但是他那瘋狂的喜歡挑釁的勇氣，驅使這個不幸的人還進一步行動。
剛到日内瓦，塞爾維特就在星期天走進教堂。
加爾文的全部信衆都在那裡聚會。
更荒唐的是，&mdash&mdash這麼多教堂，他偏偏選中聖·彼耶爾教堂。
加爾文在那裡布道，就他一個人在那業已淡忘的巴黎時間，曾和塞爾維特有數面之緣，因而認識。
這裡在兩人之間有一種心靈的催眠作用，無法對此進行任何合乎邏輯的解釋：是毒蛇在尋覓它犧牲品的目光？還不如說更是犧牲品在尋覓毒蛇鋼鐵般的、可怕的吸引人的目光？反正勢必有一種神秘的力量，驅使塞爾維特硬是迎着他的命運走了過去。
因為在一座每個人都向官廳保證，要互相監視的城市裡，一個陌生人的出現必然會吸引大家好奇的目光，可以預見的事情立即發生；加爾文在他虔誠的羊群當中認出了這頭兇猛的豺狼，立即向他的走卒下令，在塞爾維特離開教堂時，把他逮捕。
一小時後塞爾維特身上就戴上了鐵鍊。
逮捕塞爾維特不言而喻是一件公然違法的行為，粗暴地違反了世界各國都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客人的權利和國際公法。
塞爾維特是外國人，西班牙人。
他是第一次踏上日内瓦的土地，因此他不可能在那裡犯有前科，也不應被逮捕。
他撰寫的書籍全都是在國外印刷的，因此他也絕不可能教唆任何人，以他的離經叛道的觀點，使日内瓦的虔誠靈魂受到毒害。
此外，一位&ldquo宣講上帝聖言的布道師&rdquo，一個神職人員在法院沒有下達逮捕令之前，也沒有任何權力在日内瓦城裡逮捕任何人，給他戴上鎖鍊。
&mdash&mdash不論從哪方面看，加爾文對塞爾維特發動的襲擊，都是世界史上專制獨裁恣意妄為的行為，這樣公開的嘲弄一切法律章程和協定，隻有拿破侖對昂濟安公爵的襲擊和謀殺可以與之相提并論。
在這裡，以違法剝奪人犯自由開始，對塞爾維特進行的，也不是一場正規的訴訟案，而是一個有預謀的謀殺，任何虔誠的謊言也無法掩飾。
沒有事先提出控告，塞爾維特就遭到逮捕并投入監獄；現在至少事後得設計出一樁罪行。
對于塞爾維特的被捕，在良心上負有責任的那個人，也應該作為他的控告人站出來&mdash&mdash加爾文自己承認&ldquo由于我的倡議&rdquo，使之被捕&mdash&mdash，這才符合邏輯，可是根據的确堪稱榜樣的日内瓦的法律，每個市民在控告别人犯有某種罪行時，自己也得和被告同時關在牢裡，一直待到他的控告被證明為鐵證如山為止。
這就是說，為了合法地向塞爾維特提出控告，加爾文必須聽從法院支配。
對于這樣一種使人難堪的司法程序，作為日内瓦神權統治者的加爾文覺得有傷他的尊嚴：因為，萬一市政委員會确認塞爾維特實際上并無罪過，那麼他自己就得作為告密者繼續待在監獄裡，那怎麼辦？這豈不大大有損他的威望，他的敵人豈不是會得意非凡！反正加爾文一向善于機變，甯可讓他的秘書尼可拉斯·德·拉·芳泰納去扮演這個令人不快的控告者的角色。
果然，他的秘書便老老實實、不聲不響地代替加爾文蹲進了監獄，事先向官廳遞交了一份包括二十三條罪狀的起訴書，控告塞爾維特。
不言而喻，起草人是加爾文：一出喜劇就這樣導出這出陰毒的悲劇。
随便怎麼說，在明目張膽地破壞了法律之後，現在至少從表面上看又保持了合法程序的表象。
塞爾維特第一次遭到審訊，法院根據一系列的條款通知他原告控告他的不同罪行。
對于庭上提出的問題和控告，塞爾維特都回答得心平氣和，聰明機警，他的精力并沒有因為囚禁而受損，他的神經完好如初。
他逐條反駁原告提出的罪狀，譬如，說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對加爾文先生進行了人身攻擊。
他說，這條正好是颠倒事實，因為首先是加爾文先生對他進行了攻擊，這才使他接着闡述加爾文在某些方面也并非毫無錯誤。
如果加爾文指控他頑固地堅持某些個别論點，他也同樣可以指責加爾文态度頑固。
在加爾文和他之間隻存在着神學上的意見分歧，這些分歧不是一個世俗的法庭所能裁決。
倘若加爾文盡管如此仍要堅持把他逮捕，那就不是别的，純粹是個人的報複行為。
不是别人，正好是耶稣教的這位領袖，當時向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對他進行告密。
他沒有早就死于火刑，這可并不是這位闡述上帝聖言的布道師的功勞。
塞爾維特的這一立場在司法上無懈可擊，無可指責。
法庭的情緒已經非常傾向于塞爾維特，很可能就僅僅判他一個驅逐出境就了結了這樁案子。
但是加爾文想必不曉得從什麼信号，感覺到案情對于塞爾維特并非不利。
他矚目的犧牲品到末了很可能得以安全脫身。
因為在八月十七日，他突然現身法庭，出人意表地把他演出的所謂并不參與的喜劇就此終結。
他清楚明白地公開表态：他不再繼續否認，自己就是塞爾維特的真正控告者，他請求法庭允許他從此參加審訊，利用一個僞善的借口，&ldquo以便向被告更好地指出他的錯誤&rdquo。
&mdash&mdash而實際上，不言而喻，是投入他整個個人的威力來阻止他的犧牲品即将成功地逃脫法網。
從此刻開始，既然加爾文獨斷獨行地擠到被告和法官之間，塞爾維特的案情就此惡化，令人擔憂。
加爾文這位訓練有素的邏輯學家和經過深造的法學家自然不同于那個微不足道的秘書德·拉·芳泰納，他以另外的方式發起攻擊。
控告者的攻勢加強，被告的安全感也就相應地減弱。
看到他的控告者和死敵出乎意料地和法官并排坐在一起，容易冒火的西班牙人明顯地漸漸失控，看到他的死敵神情冷峻、嚴厲，擺出一副絕對客觀的樣子蒙騙衆人，提出一些問題。
塞爾維特深切感到，加爾文已經鐵了心，定要用這些問題把他逮個正着，勒死他才罷休。
一股邪惡的好鬥精神，一股死硬的憤怒攫住了這個無力防禦的被告。
他非但不能鎮定自若地、安安靜靜地堅守住自己穩妥的司法立場，反而被加爾文的這些引人上鈎的問題誘騙到神學讨論的滑不留步的土地上，以熱切的強詞奪理的論述自己傷害自己。
因為單單他說的這麼一句話：魔鬼也是組成上帝本體的一部分，就完全足以使這些虔誠的法官背上激起一陣寒噤。
可是一旦激起了他哲學上的野心，塞爾維特便毫無顧忌地對最為棘手、最為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