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卡斯台利奧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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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個獨裁者敬而遠之絕不意味着對他無比愛戴，誰若表面上屈服于一種恐怖，并不因而就完全承認它有理由存在。
當然：在加爾文重返日内瓦的最初幾個月裡，市民和官廳還都一緻對他贊賞有加。
所有的黨派似乎都傾向于他這一邊。
從此隻有一黨存在，大多數人起先都熱情洋溢地沾染上一黨統治的熱狂。
可是不久，大家開始冷靜下來。
因為那些把加爾文請來維持秩序的人，不言而喻，都暗暗希望等到&ldquo紀律&rdquo一旦穩固，這個陰狠的獨裁者所推行的超乎道德的嚴峻措施也會随之松弛下來。
可是情況完全不同。
他們發現，勒住人的缰繩，一天比一天繃得更緊。
他們喪失了個人的自由和歡樂，做出了重大的犧牲，卻從未聽到過片言隻語的感謝。
他們隻能憤怒地聽到從布道台上傳來這樣的話語，諸如：絞死七八百年輕的日内瓦人，極有必要豎立絞架，這樣終于可以把真正的德行和風紀引進這座道德淪喪的城市。
現在這些人才發現，他們沒有請到治愈心靈病患的醫生，而是把束縛他們自由的監獄看守召進了他們城裡。
加爾文采取的日益嚴厲的強制措施，最終使他最忠實的追随者也無比惱火。
所以僅僅幾個月之久，日内瓦城裡新近對加爾文出現了不滿情緒：他的&ldquo紀律&rdquo，遠遠看去，作為一種人們心向往之的景象，遠比在它霸氣十足的現實裡要誘人得多。
于是羅曼蒂克的斑斓色彩逐漸脫落，昨天還歡呼雀躍的人，現在開始輕聲呻吟。
可是每一次都需要有個十分明顯、人人理解的緣由，來震撼獨裁者頭上的光環。
而這個緣由旋即出現。
可怕的黑死病在城裡猖獗施虐達三年之久（從1542年到1545年）。
在這三年裡，日内瓦人從人性的角度看，對于教會監理會永遠正确不會産生謬誤這點，開始表示懷疑。
因為布道師們平素要求每個病人必須在三天之内請神職人員來到床前，否則便威脅着要施以最嚴厲的懲罰。
可是等到這批布道師中有一個人染病死亡，他們就聽任黑死病醫院裡的病人在得不到宗教安慰的情況下苟延殘喘，逐一死去。
市政委員會苦苦哀求，&ldquo至少能夠有一位教會監理會的成員願意在精神上鼓勵黑死病院裡可憐的病人，給他們安慰。
&rdquo可是除了學校的校長卡斯台利奧之外，沒有一個教會監理會的成員應召前來報名。
可是這項任務并沒有委托給卡斯台利奧，因為他不是教會監理會的成員。
加爾文自己則叫他的同事們宣布他是&ldquo不可缺少的人員&rdquo，并且自己公開承認，&ldquo這事和我無關。
不能為了幫助一部分人，而把整個教會置之不顧。
&rdquo可是其他布道師并沒有這樣舉足輕重的使命要捍衛，也都頑固地躲在後面，遠離危險。
市議會向這些膽怯的靈魂的牧人發出的一切請求全都枉然：其中一人甚至不加遮攔，坦率宣布，&ldquo他們甯可去絞刑場也不去黑死病醫院。
&rdquo一五四三年一月五日，日内瓦經曆了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場景。
城裡所有宗教改革後的布道師，以加爾文為首，出現在市議會會議，在那裡公開發表一篇令人羞愧的自白。
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有勇氣踏進黑死病醫院，盡管他們都知道，無論是在順利的日子裡或是惡劣的日子裡，侍奉上帝和上帝神聖的教會是他們的職責所在。
再也沒有比領袖個人的勇氣對于人民發生的影響更加令人信服的了。
在馬賽，在維也納，在其他許多城市幾百年後還在紀念那些英勇的布道師，他們在大鬧瘟疫的時期，給醫院裡的病人送去安慰。
人民永遠也不會忘記領袖們的這種英勇事迹，更不會忘記領袖們在關鍵時刻表現出來的怯懦。
現在日内瓦人暗含嘲諷，觀察和取笑這些布道師，他們在講經台上慷慨激昂地要求大家做出最大的犧牲，可是自己卻并不準備做出最細小的奉獻。
為了分散大衆普遍的憤怒，他們想出了一場很不光彩的戲劇，可是徒勞。
那就是，奉市議會的命令，把幾個餓飯的家夥抓起來，極為殘酷地嚴刑拷打，直到他們承認，他們用魔鬼的屎尿制成油膏，塗抹在各家的門把上，從而把黑死病帶進日内瓦城裡。
加爾文作為人文主義者非但沒有挺身而出，十分輕蔑地反駁這種老太婆瞎說的胡言亂語，這位從不理睬往昔的聰明人，居然承認自己對這種中世紀的奇思妄想堅信不疑，竭力捍衛。
他公開宣稱，這些散播黑死病的家夥純屬活該，這話很傷他的威信。
但是他在講經台上說有人因為不信上帝，在大青白日被魔鬼從床上抓起來，扔進羅納河裡，這話可比那句話對他更為有害。
加爾文不得不第一次經曆到，有些聽衆絲毫不加掩飾他們對這種迷信态度露出的嘲笑神情。
總而言之，對領袖無錯誤論的信念，是每一個獨裁者都不可缺少的權力心理因素，這種信念在這次黑死病施虐的時期破壞了一大部分。
人們開始明顯地冷靜下來：反抗出現，範圍越來越廣。
對于加爾文而言，這種反抗幸虧僅僅是擴大範圍，并未聚集起來。
因為對于任何時期的獨裁專制而言，暫時的優勢在于，它在數量上，雖說早已隻占少數，它的軍事化的意志卻表現得堅強一緻。
而反對它的意志來自四面八方，動機千差萬别，永遠不可能團結起來，或者一直要到以後才能凝結成真正的沖擊力量。
許多民衆，哪怕再多的民衆内心反抗獨裁專制，隻要他們沒有團結一緻，制定一種統一的計劃，擁有一種嚴整緊密的組織結構，他們的反抗就毫無用處。
因此一個獨裁者的權威從最初受到震撼到他最後垮台，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有一條漫長而艱難的道路要走。
加爾文、他的教會監理會、他的布道師們和他的從境外流亡而來的追随者們意志堅定，堅若岩石，這股力量團結一緻，目标明确。
相反，他的反對者們來自各個領域，各個階級，彼此毫無關聯。
一方面是從前的天主教徒，他們還秘密地信奉舊日的信仰，除了他們以外，也有嗜飲的酒友，當局關閉了他們通常暢飲的酒店，還有那些不得再濃妝豔抹的婦女們，再就是舊日日内瓦的城市貴族，他們對于這些一無所有的新生窮鬼十分惱火，這些人剛從流亡地回來就得到接納，安插在各個官廳裡面&mdash&mdash這股在數量上大占優勢的反對派，一方面包括城裡最高貴的人士，另一方面又包括最寒碜卑下的分子。
但是隻要這種不滿情緒不和某種思想挂鈎，他們隻是荏弱無力的瞎吵瞎鬧之輩，隻是一股暗藏的力量，而不是真正的力量。
七拼八湊的烏合之衆從來也不可能抗擊一支武裝齊備的軍隊，未經組織的不滿情緒，永遠無法抗拒組織完備的恐怖勢力。
因此在開頭幾年，對于加爾文而言，控制這批四分五裂的人群，輕松異常。
因為這些人永遠也不可能作為一個整體和他對壘。
他不時左刺一劍右刺一劍就能把他們統統幹掉。
對于一個懷有某種理念的人，真正危險的永遠隻可能是向他提出另外一種思想的人。
加爾文以他洞察一切，疑心很重的目光立即看出這點。
因為從最初的時刻到最後的時光，他在所有的反對者中，最害怕的就是那惟一的人。
此人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和他平起平坐。
他以一個有着自由信念者的全部激情，奮起反抗加爾文的精神獨裁專制：此人便是賽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奧。
流傳給我們的卡斯台利奧的肖像僅僅隻有一幀，可惜隻是一幀平庸的肖像。
像上顯示的是一張精神靈動、神情嚴肅的臉，有着一雙坦誠直率，你甚至想說，真實可信的眼睛。
額頭高爽開闊：就相貌而論，這張臉并沒有表示更多的内涵。
這不是一幅可以讓人直窺性格深處的畫像。
但是這個人的最為本質的性
當然：在加爾文重返日内瓦的最初幾個月裡，市民和官廳還都一緻對他贊賞有加。
所有的黨派似乎都傾向于他這一邊。
從此隻有一黨存在，大多數人起先都熱情洋溢地沾染上一黨統治的熱狂。
可是不久，大家開始冷靜下來。
因為那些把加爾文請來維持秩序的人，不言而喻，都暗暗希望等到&ldquo紀律&rdquo一旦穩固，這個陰狠的獨裁者所推行的超乎道德的嚴峻措施也會随之松弛下來。
可是情況完全不同。
他們發現，勒住人的缰繩，一天比一天繃得更緊。
他們喪失了個人的自由和歡樂，做出了重大的犧牲，卻從未聽到過片言隻語的感謝。
他們隻能憤怒地聽到從布道台上傳來這樣的話語，諸如：絞死七八百年輕的日内瓦人，極有必要豎立絞架，這樣終于可以把真正的德行和風紀引進這座道德淪喪的城市。
現在這些人才發現，他們沒有請到治愈心靈病患的醫生，而是把束縛他們自由的監獄看守召進了他們城裡。
加爾文采取的日益嚴厲的強制措施，最終使他最忠實的追随者也無比惱火。
所以僅僅幾個月之久，日内瓦城裡新近對加爾文出現了不滿情緒：他的&ldquo紀律&rdquo，遠遠看去，作為一種人們心向往之的景象，遠比在它霸氣十足的現實裡要誘人得多。
于是羅曼蒂克的斑斓色彩逐漸脫落，昨天還歡呼雀躍的人，現在開始輕聲呻吟。
可是每一次都需要有個十分明顯、人人理解的緣由，來震撼獨裁者頭上的光環。
而這個緣由旋即出現。
可怕的黑死病在城裡猖獗施虐達三年之久（從1542年到1545年）。
在這三年裡，日内瓦人從人性的角度看，對于教會監理會永遠正确不會産生謬誤這點，開始表示懷疑。
因為布道師們平素要求每個病人必須在三天之内請神職人員來到床前，否則便威脅着要施以最嚴厲的懲罰。
可是等到這批布道師中有一個人染病死亡，他們就聽任黑死病醫院裡的病人在得不到宗教安慰的情況下苟延殘喘，逐一死去。
市政委員會苦苦哀求，&ldquo至少能夠有一位教會監理會的成員願意在精神上鼓勵黑死病院裡可憐的病人，給他們安慰。
&rdquo可是除了學校的校長卡斯台利奧之外，沒有一個教會監理會的成員應召前來報名。
可是這項任務并沒有委托給卡斯台利奧，因為他不是教會監理會的成員。
加爾文自己則叫他的同事們宣布他是&ldquo不可缺少的人員&rdquo，并且自己公開承認，&ldquo這事和我無關。
不能為了幫助一部分人，而把整個教會置之不顧。
&rdquo可是其他布道師并沒有這樣舉足輕重的使命要捍衛，也都頑固地躲在後面，遠離危險。
市議會向這些膽怯的靈魂的牧人發出的一切請求全都枉然：其中一人甚至不加遮攔，坦率宣布，&ldquo他們甯可去絞刑場也不去黑死病醫院。
&rdquo一五四三年一月五日，日内瓦經曆了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場景。
城裡所有宗教改革後的布道師，以加爾文為首，出現在市議會會議，在那裡公開發表一篇令人羞愧的自白。
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有勇氣踏進黑死病醫院，盡管他們都知道，無論是在順利的日子裡或是惡劣的日子裡，侍奉上帝和上帝神聖的教會是他們的職責所在。
再也沒有比領袖個人的勇氣對于人民發生的影響更加令人信服的了。
在馬賽，在維也納，在其他許多城市幾百年後還在紀念那些英勇的布道師，他們在大鬧瘟疫的時期，給醫院裡的病人送去安慰。
人民永遠也不會忘記領袖們的這種英勇事迹，更不會忘記領袖們在關鍵時刻表現出來的怯懦。
現在日内瓦人暗含嘲諷，觀察和取笑這些布道師，他們在講經台上慷慨激昂地要求大家做出最大的犧牲，可是自己卻并不準備做出最細小的奉獻。
為了分散大衆普遍的憤怒，他們想出了一場很不光彩的戲劇，可是徒勞。
那就是，奉市議會的命令，把幾個餓飯的家夥抓起來，極為殘酷地嚴刑拷打，直到他們承認，他們用魔鬼的屎尿制成油膏，塗抹在各家的門把上，從而把黑死病帶進日内瓦城裡。
加爾文作為人文主義者非但沒有挺身而出，十分輕蔑地反駁這種老太婆瞎說的胡言亂語，這位從不理睬往昔的聰明人，居然承認自己對這種中世紀的奇思妄想堅信不疑，竭力捍衛。
他公開宣稱，這些散播黑死病的家夥純屬活該，這話很傷他的威信。
但是他在講經台上說有人因為不信上帝，在大青白日被魔鬼從床上抓起來，扔進羅納河裡，這話可比那句話對他更為有害。
加爾文不得不第一次經曆到，有些聽衆絲毫不加掩飾他們對這種迷信态度露出的嘲笑神情。
總而言之，對領袖無錯誤論的信念，是每一個獨裁者都不可缺少的權力心理因素，這種信念在這次黑死病施虐的時期破壞了一大部分。
人們開始明顯地冷靜下來：反抗出現，範圍越來越廣。
對于加爾文而言，這種反抗幸虧僅僅是擴大範圍，并未聚集起來。
因為對于任何時期的獨裁專制而言，暫時的優勢在于，它在數量上，雖說早已隻占少數，它的軍事化的意志卻表現得堅強一緻。
而反對它的意志來自四面八方，動機千差萬别，永遠不可能團結起來，或者一直要到以後才能凝結成真正的沖擊力量。
許多民衆，哪怕再多的民衆内心反抗獨裁專制，隻要他們沒有團結一緻，制定一種統一的計劃，擁有一種嚴整緊密的組織結構，他們的反抗就毫無用處。
因此一個獨裁者的權威從最初受到震撼到他最後垮台，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有一條漫長而艱難的道路要走。
加爾文、他的教會監理會、他的布道師們和他的從境外流亡而來的追随者們意志堅定，堅若岩石，這股力量團結一緻，目标明确。
相反，他的反對者們來自各個領域，各個階級，彼此毫無關聯。
一方面是從前的天主教徒，他們還秘密地信奉舊日的信仰，除了他們以外，也有嗜飲的酒友，當局關閉了他們通常暢飲的酒店，還有那些不得再濃妝豔抹的婦女們，再就是舊日日内瓦的城市貴族，他們對于這些一無所有的新生窮鬼十分惱火，這些人剛從流亡地回來就得到接納，安插在各個官廳裡面&mdash&mdash這股在數量上大占優勢的反對派，一方面包括城裡最高貴的人士，另一方面又包括最寒碜卑下的分子。
但是隻要這種不滿情緒不和某種思想挂鈎，他們隻是荏弱無力的瞎吵瞎鬧之輩，隻是一股暗藏的力量，而不是真正的力量。
七拼八湊的烏合之衆從來也不可能抗擊一支武裝齊備的軍隊，未經組織的不滿情緒，永遠無法抗拒組織完備的恐怖勢力。
因此在開頭幾年，對于加爾文而言，控制這批四分五裂的人群，輕松異常。
因為這些人永遠也不可能作為一個整體和他對壘。
他不時左刺一劍右刺一劍就能把他們統統幹掉。
對于一個懷有某種理念的人，真正危險的永遠隻可能是向他提出另外一種思想的人。
加爾文以他洞察一切，疑心很重的目光立即看出這點。
因為從最初的時刻到最後的時光，他在所有的反對者中，最害怕的就是那惟一的人。
此人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和他平起平坐。
他以一個有着自由信念者的全部激情，奮起反抗加爾文的精神獨裁專制：此人便是賽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奧。
流傳給我們的卡斯台利奧的肖像僅僅隻有一幀，可惜隻是一幀平庸的肖像。
像上顯示的是一張精神靈動、神情嚴肅的臉，有着一雙坦誠直率，你甚至想說，真實可信的眼睛。
額頭高爽開闊：就相貌而論，這張臉并沒有表示更多的内涵。
這不是一幅可以讓人直窺性格深處的畫像。
但是這個人的最為本質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