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加爾文攫取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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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用鮮血和驚恐在明斯特演出。
宗教改革已經有分化為若幹個别派别，變成民族産物之勢，不像它的對立面，羅馬天主教會那樣，變成一種包羅萬象的龐大勢力昂然挺立。
這位二十四歲的宗教改革家，以先知先覺的預見性，滿有把握地看到這一形勢，認為必須及時把力量集合起來，對付這種自我崩潰、自我瓦解的狀況，必須把新學說的精神提煉出來，凝結在一本書裡，一個框架裡，一個綱領中，終于必須草拟一份新教教條的具有創意的概要。
于是這位籍籍無名的年輕法學家和神學家以年輕人特有的、妙不可言的大膽放肆，在宗教改革真正的領袖們還在為細枝末節争論不休時，從最初時刻開始，便堅定不移地将目标指向全局。
在一年之内以他的論著《基督教教理基本綱要》（1535年）奠定了新教教義的第一個綱領，新教的教材和指導，新教的經典著作。
世界上有十本或者二十本書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決定了曆史發展的進程，改變了歐洲的面貌。
加爾文的這本《基本綱要》便是其中之一，它是路德翻譯《聖經》以來，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一部指導行動的著作。
它從一開始就以其邏輯性的鐵面無私，獨創性的堅定不移，在同時代人當中，産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一個精神運動總需要一個富有天才的人來開始它，也總需要一個才氣橫溢的人來結束它。
路德作為發起者，推動了宗教改革運動，加爾文作為組織者，在這種運動四分五裂成為上千個宗派之前，阻止了它的發展。
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基本綱要》結束了這場宗教革命，猶如《拿破侖法典》阻止了法國大革命：二者為革命畫了句号，也就總結了這兩次革命，兩者都把一個奔流不絕、洶湧澎湃的運動開始時期的烈焰奔騰的部分去掉，為了給運動加上法律和穩定的形式。
從随心所欲變成教條，從自由變成獨裁，從心靈的激動奔放變成生硬的精神規範。
當然，就像每個革命停頓下來，總會喪失一些初期時原來的動力，這場宗教革命到了最後階段，也會失去它原有的沖勁；但是現在有一個新教教會作為精神上統一的世界大國，從此和天主教會分庭抗禮。
加爾文的力量在于，他絲毫沒有緩解或者改變最初撰寫此文時表述的僵硬态度。
他的這部作品以後發表的各個版本隻是擴大，而不是修正他最初的決定性的認識。
在二十六歲時他就像馬克思或者叔本華那樣，在經曆一切之前，就已從邏輯上思考過了他的世界觀，并且想得十分徹底。
此後所有的歲月隻是用來把他組織方面的思想在現實的空間予以貫徹執行而已。
他再也沒有改變過任何實質性的詞句，尤其沒有改變自己。
他不會後退一步，也不向任何人邁進一步。
這樣一個人你隻能把他砸碎，或者被他砸爛。
所有居于中間的感覺，無論是擁護或者反對他，全都枉然。
隻有一種選擇：否定他或者完全屈服于他。
這一點，法累爾在和加爾文初次相遇的交談中就立刻感覺到了，這裡可以看出他人性的偉大。
盡管他年長加爾文二十歲，從此時此刻起，卻完全屈從于加爾文。
他承認加爾文是領袖和大師，他從此刻起，使自己成為加爾文精神上的仆人，他的下屬，他的奴仆。
在今後三十年裡，法累爾永遠也不敢說一句話來反對這位比他年輕的人。
在每場鬥争中，在每件事情上，他都站在加爾文一邊，聽從加爾文的每一聲召喚，從任何地方趕到加爾文的麾下作戰。
法累爾首先作了那種徹底服從的榜樣：不提疑問，不加批評，完全自我獻身。
加爾文這個狂熱分子要求别人絕對服從，在他的學說中正是要求每一個人把這種服從視為最高職責。
而法累爾相反，一生隻向加爾文提出僅有的一個要求，便是他此時此刻提出的這個要求：希望加爾文作為惟一配有這種身份的人，承擔起日内瓦的精神領導工作，以他優勢的力量建設宗教改革事業，而法累爾自己過于軟弱，無法完成這一任務。
加爾文後來報導，他如何長時間地激烈反對，拒絕聽從這一出人意表的召喚。
對于才智之士來說，要下定這一決心，離開思想純淨的天地，進入現實政治污濁的氛圍，永遠是責任重大之舉。
加爾文此時也體驗到這樣一種暗自心悸的感覺。
他舉棋不定，指出自己年紀太輕，經驗不足；他請求法累爾，最好還是讓他與書籍為伍，思考各種問題，進行創造性勞動。
加爾文頑固倔強，一個勁地想要掙脫任命，最後激怒了法累爾，使他失去耐心，以《聖經》中先知的力量大聲斥責那猶豫不決的加爾文：&ldquo你用研究工作作擋箭牌；但是我以全能之主的名義向你宣告：你若拒絕出手相助上帝的事業，聽從自己的願望甚于聽從基督，上帝的詛咒将落到你的頭上。
&rdquo 這番号召才打動了加爾文，決定了他的一生。
他表示準備在日内瓦建立新的秩序：他迄今為止用語言和思想宣示的一切，從此得以化為行動和事業。
他從此将試圖不把他個人意志的印記賦予一本書，而是把它強加在一座城市和一個國家之上。
每個時代的人總是對自己的時代知道得最少。
最為重要的瞬間，總是悄然飛逝，不被他們注意。
真正決定性的時刻幾乎從來沒有在他們的編年史裡得到相應的重視。
所以日内瓦市政廳的記錄在一五三六年九月五日也就這樣記載了法累爾的申請：持續聘用加爾文為《聖經》的宣講者。
但認為沒有必要寫上此人完整的姓名。
而這個人将在全世界面前給日内瓦帶來無上的榮耀。
市政廳的書記官隻是幹巴巴地記上了這一事實：法累爾建議，&ldquo讓&lsquo那個高盧人&rsquo繼續他的布道活動。
僅此而已。
又何必費勁去拼寫此人的姓名，并把它登記到檔案中去？似乎這隻是一個并無約束力的決定，批準給這個衣食無着的外國布道師一份小額的薪金。
因為日内瓦市政委員會還是認為，隻不過任用了一名下級官員，别無其他。
這位下級官員今後将和任何一位新任用的學校教師、财會人員或者劊子手一樣地謙虛謹慎，服從聽命。
當然，這些忠厚老實的市政官員并非學者，他們閑暇的時候并不閱讀神學著作。
他們當中肯定沒人事先，哪怕隻是翻閱一下加爾文的《基督教教理基本綱要》一書，否則他們一定會大吃一驚。
因為書中，用明白無誤的語言，十分霸道地規定，&ldquo那個高盧人&rdquo要求賦予布道者在教區裡多麼巨大的權力：&ldquo這裡要明确描述一下布道者在教堂裡應該擁有的權力。
他們既然被任命為上帝聖言的保衛者和宣示者，他們得冒險去幹一切，去迫使這個世界上一切大人物和有勢力的人物，在上帝的無上尊嚴面前低頭臣服，為之效力。
他們有權向所有人，從最顯赫者到最卑下者，發号施令。
他們必須樹立起上帝的章程，破壞撒旦的王國，愛護羔羊，消滅豺狼。
他們必須提醒并教導服從聽命之人，控告和消滅那些倔強反抗之人。
他們可以聯系一切也可以解除一切，能用閃電霹靂手段，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是依照上帝的聖言行事！&rdquo 加爾文的這句話：&ldquo布道者有權向所有的人，從最顯赫者到最卑下者發号施令&rdquo，顯
宗教改革已經有分化為若幹個别派别，變成民族産物之勢，不像它的對立面，羅馬天主教會那樣，變成一種包羅萬象的龐大勢力昂然挺立。
這位二十四歲的宗教改革家，以先知先覺的預見性，滿有把握地看到這一形勢，認為必須及時把力量集合起來，對付這種自我崩潰、自我瓦解的狀況，必須把新學說的精神提煉出來，凝結在一本書裡，一個框架裡，一個綱領中，終于必須草拟一份新教教條的具有創意的概要。
于是這位籍籍無名的年輕法學家和神學家以年輕人特有的、妙不可言的大膽放肆，在宗教改革真正的領袖們還在為細枝末節争論不休時，從最初時刻開始，便堅定不移地将目标指向全局。
在一年之内以他的論著《基督教教理基本綱要》（1535年）奠定了新教教義的第一個綱領，新教的教材和指導，新教的經典著作。
世界上有十本或者二十本書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決定了曆史發展的進程，改變了歐洲的面貌。
加爾文的這本《基本綱要》便是其中之一，它是路德翻譯《聖經》以來，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一部指導行動的著作。
它從一開始就以其邏輯性的鐵面無私，獨創性的堅定不移，在同時代人當中，産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一個精神運動總需要一個富有天才的人來開始它，也總需要一個才氣橫溢的人來結束它。
路德作為發起者，推動了宗教改革運動，加爾文作為組織者，在這種運動四分五裂成為上千個宗派之前，阻止了它的發展。
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基本綱要》結束了這場宗教革命，猶如《拿破侖法典》阻止了法國大革命：二者為革命畫了句号，也就總結了這兩次革命，兩者都把一個奔流不絕、洶湧澎湃的運動開始時期的烈焰奔騰的部分去掉，為了給運動加上法律和穩定的形式。
從随心所欲變成教條，從自由變成獨裁，從心靈的激動奔放變成生硬的精神規範。
當然，就像每個革命停頓下來，總會喪失一些初期時原來的動力，這場宗教革命到了最後階段，也會失去它原有的沖勁；但是現在有一個新教教會作為精神上統一的世界大國，從此和天主教會分庭抗禮。
加爾文的力量在于，他絲毫沒有緩解或者改變最初撰寫此文時表述的僵硬态度。
他的這部作品以後發表的各個版本隻是擴大，而不是修正他最初的決定性的認識。
在二十六歲時他就像馬克思或者叔本華那樣，在經曆一切之前，就已從邏輯上思考過了他的世界觀，并且想得十分徹底。
此後所有的歲月隻是用來把他組織方面的思想在現實的空間予以貫徹執行而已。
他再也沒有改變過任何實質性的詞句，尤其沒有改變自己。
他不會後退一步，也不向任何人邁進一步。
這樣一個人你隻能把他砸碎，或者被他砸爛。
所有居于中間的感覺，無論是擁護或者反對他，全都枉然。
隻有一種選擇：否定他或者完全屈服于他。
這一點，法累爾在和加爾文初次相遇的交談中就立刻感覺到了，這裡可以看出他人性的偉大。
盡管他年長加爾文二十歲，從此時此刻起，卻完全屈從于加爾文。
他承認加爾文是領袖和大師，他從此刻起，使自己成為加爾文精神上的仆人，他的下屬，他的奴仆。
在今後三十年裡，法累爾永遠也不敢說一句話來反對這位比他年輕的人。
在每場鬥争中，在每件事情上，他都站在加爾文一邊，聽從加爾文的每一聲召喚，從任何地方趕到加爾文的麾下作戰。
法累爾首先作了那種徹底服從的榜樣：不提疑問，不加批評，完全自我獻身。
加爾文這個狂熱分子要求别人絕對服從，在他的學說中正是要求每一個人把這種服從視為最高職責。
而法累爾相反，一生隻向加爾文提出僅有的一個要求，便是他此時此刻提出的這個要求：希望加爾文作為惟一配有這種身份的人，承擔起日内瓦的精神領導工作，以他優勢的力量建設宗教改革事業，而法累爾自己過于軟弱，無法完成這一任務。
加爾文後來報導，他如何長時間地激烈反對，拒絕聽從這一出人意表的召喚。
對于才智之士來說，要下定這一決心，離開思想純淨的天地，進入現實政治污濁的氛圍，永遠是責任重大之舉。
加爾文此時也體驗到這樣一種暗自心悸的感覺。
他舉棋不定，指出自己年紀太輕，經驗不足；他請求法累爾，最好還是讓他與書籍為伍，思考各種問題，進行創造性勞動。
加爾文頑固倔強，一個勁地想要掙脫任命，最後激怒了法累爾，使他失去耐心，以《聖經》中先知的力量大聲斥責那猶豫不決的加爾文：&ldquo你用研究工作作擋箭牌；但是我以全能之主的名義向你宣告：你若拒絕出手相助上帝的事業，聽從自己的願望甚于聽從基督，上帝的詛咒将落到你的頭上。
&rdquo 這番号召才打動了加爾文，決定了他的一生。
他表示準備在日内瓦建立新的秩序：他迄今為止用語言和思想宣示的一切，從此得以化為行動和事業。
他從此将試圖不把他個人意志的印記賦予一本書，而是把它強加在一座城市和一個國家之上。
每個時代的人總是對自己的時代知道得最少。
最為重要的瞬間，總是悄然飛逝，不被他們注意。
真正決定性的時刻幾乎從來沒有在他們的編年史裡得到相應的重視。
所以日内瓦市政廳的記錄在一五三六年九月五日也就這樣記載了法累爾的申請：持續聘用加爾文為《聖經》的宣講者。
但認為沒有必要寫上此人完整的姓名。
而這個人将在全世界面前給日内瓦帶來無上的榮耀。
市政廳的書記官隻是幹巴巴地記上了這一事實：法累爾建議，&ldquo讓&lsquo那個高盧人&rsquo繼續他的布道活動。
僅此而已。
又何必費勁去拼寫此人的姓名，并把它登記到檔案中去？似乎這隻是一個并無約束力的決定，批準給這個衣食無着的外國布道師一份小額的薪金。
因為日内瓦市政委員會還是認為，隻不過任用了一名下級官員，别無其他。
這位下級官員今後将和任何一位新任用的學校教師、财會人員或者劊子手一樣地謙虛謹慎，服從聽命。
當然，這些忠厚老實的市政官員并非學者，他們閑暇的時候并不閱讀神學著作。
他們當中肯定沒人事先，哪怕隻是翻閱一下加爾文的《基督教教理基本綱要》一書，否則他們一定會大吃一驚。
因為書中，用明白無誤的語言，十分霸道地規定，&ldquo那個高盧人&rdquo要求賦予布道者在教區裡多麼巨大的權力：&ldquo這裡要明确描述一下布道者在教堂裡應該擁有的權力。
他們既然被任命為上帝聖言的保衛者和宣示者，他們得冒險去幹一切，去迫使這個世界上一切大人物和有勢力的人物，在上帝的無上尊嚴面前低頭臣服，為之效力。
他們有權向所有人，從最顯赫者到最卑下者，發号施令。
他們必須樹立起上帝的章程，破壞撒旦的王國，愛護羔羊，消滅豺狼。
他們必須提醒并教導服從聽命之人，控告和消滅那些倔強反抗之人。
他們可以聯系一切也可以解除一切，能用閃電霹靂手段，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是依照上帝的聖言行事！&rdquo 加爾文的這句話：&ldquo布道者有權向所有的人，從最顯赫者到最卑下者發号施令&rdquo，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