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加爾文攫取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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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天，日内瓦的市民為陣陣号角聲催動，在公開的廣場上莊嚴集合，萬衆一心舉手宣示，他們從此隻願依照《福音書》和上帝的聖言而生活。
通過全民公決&mdash&mdash這古老的民主設施，今天在瑞士依然通行&mdash&mdash，在從前的主教領地首府，宗教改革後的宗教便成為城市的宗教和國家的宗教，作為惟一有效的，得到允許的教義，引入該城。
僅僅幾年之久，在這座羅納河畔的城裡，古老的天主教不僅被擠退，也被擊垮，連根拔掉。
受到暴民的威脅，最後幾位神父，本堂神父、修士和修女，全都逃出修道院。
所有教堂裡的聖像，和其他&ldquo迷信&rdquo的标記，全被掃蕩一空，毫無例外。
這個莊嚴的五月天從此标志着新教的徹底勝利：從此以後，新教在日内瓦不僅在法律上占了上風，變成壓倒一切的勢力，也成了獨一無二的權力。
宗教改革後的新教得以在日内瓦這樣極端的、徹底的得到貫徹，基本上是一個極端的恐怖主義者，宣道者法累爾的功勞。
此人是個狂熱分子，思想狹隘但是意志如鋼，脾氣暴躁，同時不顧一切&mdash&mdash性情溫和的埃拉斯姆斯這樣談論法累爾：&ldquo我生平從未見到過這樣狂妄自大、厚顔無恥之徒。
&rdquo&mdash&mdash這位&ldquo羅曼國家的路德&rdquo，對市民大衆行使權力，既強迫，又威逼。
法累爾身材矮小，相貌醜陋，胡子發紅，頭發直豎，他在宣講台上以雷鳴般的嗓音，憑着強暴天性所賦予的極度憤怒，使得台下民衆的感情陷入發高燒般的激蕩之中。
就像作為政治家的丹東，這位宗教的革命家也善于調動并煽動起街上四下分散的、深藏不露的各種本能去進行決定性的沖擊和進攻。
在勝利之前，法累爾曾上百次以生命為賭注，在曠野裡受到投擲石塊襲擊的威脅，為各個官廳所逮捕和追捕。
但是他隻受惟一的思想所控制，僅僅憑着這樣一個人所擁有的原始沖擊力和絕不妥協的勁頭，粗暴地摧毀了每一種阻力。
他野蠻地率領他的突擊隊闖進天主教堂，神父當時正在祭壇上做彌撒，表演耶稣受難。
法累爾擅自登上講經台，在他的擁護者的鼓噪聲中布道，反對反基督徒的暴行。
他把街上的浪蕩少年組成一個少年隊，雇傭了一大幫孩子，讓他們在舉行彌撒時沖進教堂，大叫大嚷，尖聲怪叫，不斷哄笑，來擾亂聖禮。
最後，由于追随者日益增多，變得放肆大膽，他就動員他的突擊隊作最後一次沖擊，讓他們行施暴力，沖進各個修道院，從牆上扯下聖像，予以焚毀。
這種赤裸裸的施暴方法，取得了成功：一小股積極活動的少數人，隻要表現出勇氣，不惜施行恐怖手段，會使一大群懶散的多數人吓得手足無措，曆來都是如此。
天主教徒雖然抱怨他們的權利遭到破壞，一齊向市政委員會呼籲，可是同時他們卻無可奈何地待在自己家裡。
最後主教不加抵抗急忙逃走，把他教區的首府拱手讓給獲得勝利的宗教改革派。
可是一旦奏凱，法累爾讓人看到，他隻是一個毫無創意的革命者的典型，雖說能通過熱忱和狂熱推翻一個舊秩序，卻沒有能力建造一個新秩序。
法累爾是個辱罵者，并非塑造者，是個造反者，并非建造者。
他可以憤怒地喚起反對羅馬天主教會的強勁風暴，能夠激起愚鈍的民衆去憎恨修士和修女，他能夠以他叛逆者的鐵拳把镌刻舊日法律的石闆擊成齑粉。
但是站在這片碎石面前他一籌莫展，漫無目标。
現在要取代被驅逐的天主教，得有一個新的法令生效，這時法累爾就完全不知所措了。
作為一個專務破壞的精靈，他隻會給新鮮事物創造一個空曠的空間，一個在街頭鬧革命的人物永遠也不會在精神上進行創造性的塑造工作。
摧毀舊事物之後，他的事業也就到頭了，進行建設必須另找别人。
在赢得了一次過于迅速的勝利之後，當時不僅法累爾一人經曆了這一搖擺不定的嚴重關頭，在德國和瑞士的其餘地方，宗教改革的領袖們也意見分歧，對于落在他們身上的曆史任務并不清楚，因而猶豫不決。
路德和茨文利原來想要貫徹的，隻不過是清理和滌淨現有的教會，使信仰掙脫教皇和最高宗教會議的權威，引回到業已被人忘懷的《福音書》的學說。
宗教改革，對于他們來說，顧名思義，起初還真隻是改革而已，也就是改善、淨化、回歸。
可是既然天主教會頑固地堅持自己的立場，絲毫也不準備妥協，有個任務便出乎意料地落在他們身上，不是在天主教會内部而是在天主教會之外，實現他們所要求的宗教。
一旦從破壞轉為建設，這些領導者立即分道揚镳。
不言而喻，宗教界的革命家，路德、茨文利，和其他的宗教改革的神學家們情同兄弟，應該會一緻同意建立新教教會統一的信仰形式和實踐。
再也沒有比這更合乎邏輯的了。
但是在曆史上，什麼時候，邏輯的和自然的事情曾得到貫徹？沒有建立起一個新教的世界教會，而是到處都建立起各自的教會。
威丁堡不願接受蘇黎世的宗教教義，日内瓦又不願接受伯爾尼的宗教習俗。
每個城市，都要自己的宗教改革，蘇黎世式的，伯爾尼式的和日内瓦式的宗教改革。
早在那個危機當中，在鄉裡精神的縮小鏡裡事先反映出歐洲各國民族主義的自我倨傲。
路德、茨文利、麥朗希通、布塞爾、卡爾施塔特，他們大家曾一起共同摧毀了普天之下的教會的宏偉大廈，如今彼此争吵不休，在神學上咬文嚼字，散發論戰小冊子，消耗掉他們最旺盛的精力。
如今法累爾站在日内瓦站在舊秩序的廢墟面前，完全無能為力。
他完成了命運賦予他的曆史性壯舉，卻感到承擔這一壯舉的後果，滿足這一壯舉提出的要求，實在力不從心&mdash&mdash這是他這樣的人永恒的悲劇。
紀堯姆·法累爾 因此，當法累爾偶爾聽說，加爾文，大名鼎鼎的加爾文，從薩伏耶前來，路過日内瓦，将在此逗留一天，這一消息對于這位悲劇式的凱旋将軍不啻幸運女神降臨。
法累爾立刻前往加爾文下榻的旅店去拜訪他，想從加爾文處獲得忠告并為建造他的事業求得幫助。
因為加爾文雖然比法累爾幾乎年輕二十歲，這位二十六歲的加爾文已被公認為無可争議的權威。
約翰·加爾文［JehanCalvin（或Chauvin）］出生在法國的諾亞容（Noyon），是位主教采邑的稅務官和公證人之子，在嚴格訓練的蒙太古學院（和埃拉斯姆斯和羅耀拉一樣）受到培養，起先決定當神父，後來改為做法學家。
他二十四歲時，由于贊同路德的學說，不得不離開法國，逃往巴塞爾。
但是他和大多數流亡者不同，這些流亡者一離開祖國，便失去了内在的力量，而流亡對他卻成了一大收獲。
就是在巴塞爾，這個歐洲道路的交彙處，新教的不同派别在這裡相彙，互為寇仇，加爾文以他深謀遠慮的邏輯家天才的目光理解到這一時刻的必然性。
越來越激進的論點已經從新教學說的核心剝落。
泛神論者和無神論者，狂熱分子和宗教狂，開始使新教反基督教化和超越基督教化。
再洗禮教派令人恐怖的悲喜劇已
通過全民公決&mdash&mdash這古老的民主設施，今天在瑞士依然通行&mdash&mdash，在從前的主教領地首府，宗教改革後的宗教便成為城市的宗教和國家的宗教，作為惟一有效的，得到允許的教義，引入該城。
僅僅幾年之久，在這座羅納河畔的城裡，古老的天主教不僅被擠退，也被擊垮，連根拔掉。
受到暴民的威脅，最後幾位神父，本堂神父、修士和修女，全都逃出修道院。
所有教堂裡的聖像，和其他&ldquo迷信&rdquo的标記，全被掃蕩一空，毫無例外。
這個莊嚴的五月天從此标志着新教的徹底勝利：從此以後，新教在日内瓦不僅在法律上占了上風，變成壓倒一切的勢力，也成了獨一無二的權力。
宗教改革後的新教得以在日内瓦這樣極端的、徹底的得到貫徹，基本上是一個極端的恐怖主義者，宣道者法累爾的功勞。
此人是個狂熱分子，思想狹隘但是意志如鋼，脾氣暴躁，同時不顧一切&mdash&mdash性情溫和的埃拉斯姆斯這樣談論法累爾：&ldquo我生平從未見到過這樣狂妄自大、厚顔無恥之徒。
&rdquo&mdash&mdash這位&ldquo羅曼國家的路德&rdquo，對市民大衆行使權力，既強迫，又威逼。
法累爾身材矮小，相貌醜陋，胡子發紅，頭發直豎，他在宣講台上以雷鳴般的嗓音，憑着強暴天性所賦予的極度憤怒，使得台下民衆的感情陷入發高燒般的激蕩之中。
就像作為政治家的丹東，這位宗教的革命家也善于調動并煽動起街上四下分散的、深藏不露的各種本能去進行決定性的沖擊和進攻。
在勝利之前，法累爾曾上百次以生命為賭注，在曠野裡受到投擲石塊襲擊的威脅，為各個官廳所逮捕和追捕。
但是他隻受惟一的思想所控制，僅僅憑着這樣一個人所擁有的原始沖擊力和絕不妥協的勁頭，粗暴地摧毀了每一種阻力。
他野蠻地率領他的突擊隊闖進天主教堂，神父當時正在祭壇上做彌撒，表演耶稣受難。
法累爾擅自登上講經台，在他的擁護者的鼓噪聲中布道，反對反基督徒的暴行。
他把街上的浪蕩少年組成一個少年隊，雇傭了一大幫孩子，讓他們在舉行彌撒時沖進教堂，大叫大嚷，尖聲怪叫，不斷哄笑，來擾亂聖禮。
最後，由于追随者日益增多，變得放肆大膽，他就動員他的突擊隊作最後一次沖擊，讓他們行施暴力，沖進各個修道院，從牆上扯下聖像，予以焚毀。
這種赤裸裸的施暴方法，取得了成功：一小股積極活動的少數人，隻要表現出勇氣，不惜施行恐怖手段，會使一大群懶散的多數人吓得手足無措，曆來都是如此。
天主教徒雖然抱怨他們的權利遭到破壞，一齊向市政委員會呼籲，可是同時他們卻無可奈何地待在自己家裡。
最後主教不加抵抗急忙逃走，把他教區的首府拱手讓給獲得勝利的宗教改革派。
可是一旦奏凱，法累爾讓人看到，他隻是一個毫無創意的革命者的典型，雖說能通過熱忱和狂熱推翻一個舊秩序，卻沒有能力建造一個新秩序。
法累爾是個辱罵者，并非塑造者，是個造反者，并非建造者。
他可以憤怒地喚起反對羅馬天主教會的強勁風暴，能夠激起愚鈍的民衆去憎恨修士和修女，他能夠以他叛逆者的鐵拳把镌刻舊日法律的石闆擊成齑粉。
但是站在這片碎石面前他一籌莫展，漫無目标。
現在要取代被驅逐的天主教，得有一個新的法令生效，這時法累爾就完全不知所措了。
作為一個專務破壞的精靈，他隻會給新鮮事物創造一個空曠的空間，一個在街頭鬧革命的人物永遠也不會在精神上進行創造性的塑造工作。
摧毀舊事物之後，他的事業也就到頭了，進行建設必須另找别人。
在赢得了一次過于迅速的勝利之後，當時不僅法累爾一人經曆了這一搖擺不定的嚴重關頭，在德國和瑞士的其餘地方，宗教改革的領袖們也意見分歧，對于落在他們身上的曆史任務并不清楚，因而猶豫不決。
路德和茨文利原來想要貫徹的，隻不過是清理和滌淨現有的教會，使信仰掙脫教皇和最高宗教會議的權威，引回到業已被人忘懷的《福音書》的學說。
宗教改革，對于他們來說，顧名思義，起初還真隻是改革而已，也就是改善、淨化、回歸。
可是既然天主教會頑固地堅持自己的立場，絲毫也不準備妥協，有個任務便出乎意料地落在他們身上，不是在天主教會内部而是在天主教會之外，實現他們所要求的宗教。
一旦從破壞轉為建設，這些領導者立即分道揚镳。
不言而喻，宗教界的革命家，路德、茨文利，和其他的宗教改革的神學家們情同兄弟，應該會一緻同意建立新教教會統一的信仰形式和實踐。
再也沒有比這更合乎邏輯的了。
但是在曆史上，什麼時候，邏輯的和自然的事情曾得到貫徹？沒有建立起一個新教的世界教會，而是到處都建立起各自的教會。
威丁堡不願接受蘇黎世的宗教教義，日内瓦又不願接受伯爾尼的宗教習俗。
每個城市，都要自己的宗教改革，蘇黎世式的，伯爾尼式的和日内瓦式的宗教改革。
早在那個危機當中，在鄉裡精神的縮小鏡裡事先反映出歐洲各國民族主義的自我倨傲。
路德、茨文利、麥朗希通、布塞爾、卡爾施塔特，他們大家曾一起共同摧毀了普天之下的教會的宏偉大廈，如今彼此争吵不休，在神學上咬文嚼字，散發論戰小冊子，消耗掉他們最旺盛的精力。
如今法累爾站在日内瓦站在舊秩序的廢墟面前，完全無能為力。
他完成了命運賦予他的曆史性壯舉，卻感到承擔這一壯舉的後果，滿足這一壯舉提出的要求，實在力不從心&mdash&mdash這是他這樣的人永恒的悲劇。
紀堯姆·法累爾 因此，當法累爾偶爾聽說，加爾文，大名鼎鼎的加爾文，從薩伏耶前來，路過日内瓦，将在此逗留一天，這一消息對于這位悲劇式的凱旋将軍不啻幸運女神降臨。
法累爾立刻前往加爾文下榻的旅店去拜訪他，想從加爾文處獲得忠告并為建造他的事業求得幫助。
因為加爾文雖然比法累爾幾乎年輕二十歲，這位二十六歲的加爾文已被公認為無可争議的權威。
約翰·加爾文［JehanCalvin（或Chauvin）］出生在法國的諾亞容（Noyon），是位主教采邑的稅務官和公證人之子，在嚴格訓練的蒙太古學院（和埃拉斯姆斯和羅耀拉一樣）受到培養，起先決定當神父，後來改為做法學家。
他二十四歲時，由于贊同路德的學說，不得不離開法國，逃往巴塞爾。
但是他和大多數流亡者不同，這些流亡者一離開祖國，便失去了内在的力量，而流亡對他卻成了一大收獲。
就是在巴塞爾，這個歐洲道路的交彙處，新教的不同派别在這裡相彙，互為寇仇，加爾文以他深謀遠慮的邏輯家天才的目光理解到這一時刻的必然性。
越來越激進的論點已經從新教學說的核心剝落。
泛神論者和無神論者，狂熱分子和宗教狂，開始使新教反基督教化和超越基督教化。
再洗禮教派令人恐怖的悲喜劇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