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通向謀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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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7年1月22日至2月9日
現在，瑪利亞·斯圖亞特叙事曲中最隐晦的一節開始了。
她從格拉斯哥将尚在病中的丈夫帶回來，使他遭到殺身之禍。
此行成為她一生最有争議的舉動。
瑪利亞·斯圖亞特真是像阿特柔斯家族的成員嗎？她是不是像克呂泰涅斯特那樣的人？&mdash&mdash後者假裝關心為歸來的丈夫阿伽門農準備好熱騰騰的洗澡水，而她的情夫兼兇手埃癸斯托斯這時卻手執利斧藏在暗處。
她是不是另一個麥克白夫人？&mdash&mdash後者以甜言蜜語伴送鄧肯國王就寝，讓麥克白趁國王熟睡時殺掉他。
她是不是那些像魔鬼一樣的女罪犯當中的一個？&mdash&mdash極度癡情往往使那些非常大膽、堕入愛河不能自拔的女子變成這樣的罪犯。
莫非她隻是這個殘暴的靠女人幹祿的波思威爾手中沒有自己意志的工具？莫非她在迷戀恍惚中不知不覺地按照無法抗拒的命令行事，對為這樁駭人聽聞的事件所做的種種安排一無所知，隻是輕信而順從的玩偶？首先在感情上我們自然而然地不願意認定她真的有這種犯罪行為，指摘一個素來溫厚的女子，說她是這一罪惡勾當的知情人與協助者。
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力求對她這次格拉斯哥之行做出另外一種基于人之常情的比較溫和的解釋。
我們一次又一次撇開所有作為瑪利亞·斯圖亞特罪證的記載與文件，抱着希望自己能被說服的真誠意願，檢驗了替她說話的人們找到或編造出來的為她辯解的全部論述。
但都徒勞無益！盡管我們非常願意相信，可是所有這些為她辯白的論據都缺乏說服力。
瑪利亞·斯圖亞特此舉做得滴水不漏，這個環節同一連串事件嚴絲合縫地聯在一起，而替她辯護的任何說法都一經推敲，便破綻百出。
如果說是恩愛關切驅使瑪利亞·斯圖亞特來到達恩萊的病榻旁邊，以便把他從萬無一失的庇護所帶回家裡，更好地照料他，那麼這是怎樣推定的呢？幾個月來，這對夫婦可以說已完全分居。
達恩萊總是從她面前被趕走。
不管他怎樣卑躬屈節地懇求瑪利亞·斯圖亞特容許他作為丈夫重溫伉俪之情，他對那些婚姻生活權利的要求總是遭到斷然拒絕。
西班牙、英國、法國的使節早就在各自的報告中都談到這對夫婦關系冷淡，說這是一個無法改變、勢所必然的事實。
那些勳爵則在表面上建議離婚，背地裡甚至考慮了更加偏激的解脫方法。
兩個人各自生活，互不關心到了這樣的程度，這個多情的丈夫甚至得到瑪利亞·斯圖亞特在吉特堡病危的消息時，竟然沒有趕去看望受了終傅的妻子。
就是借助最高倍數的放大鏡，在這對夫婦之間怎麼樣都再也找不到一絲一毫的恩愛、一點一滴的溫情，所以認定瑪利亞·斯圖亞特此行是由于情愛甚笃、憂心忡忡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然而&mdash&mdash這是那些鐵杆辯護人最後一個論據&mdash&mdash也許瑪利亞·斯圖亞特正是想借此行消除令人痛苦的不和局面。
說不定她來探望病人就是為了同他和解。
怎奈并非如此：一份由她親筆簽署的文件否定了這個對她有利的大軸子辯解說法。
就在動身去格拉斯哥的前一天，這個輕率行事的女人&mdash&mdash瑪利亞·斯圖亞特從來沒有想到自己的手劄會被後人用作不利于自己的佐證&mdash&mdash給大主教皮頓寫了一封信，以極其憎惡和惱怒的口氣談到達恩萊。
&ldquo至于國王，我的丈夫，天主知道我一向待他如何，天主和世人也同樣了解他那些與我為敵的無情無義的行徑。
我的臣民全都看在眼裡，我不懷疑他們會在心中譴責他。
&rdquo和解的心聲是這樣的口吻嗎？這是情真意切的妻子焦灼地趕去探視病中丈夫的心思嗎？還有一個情況無可辯駁地說明有罪&mdash&mdash瑪利亞·斯圖亞特此行并非隻是看望達恩萊，随後就回來，而是打定主意立即把他帶回愛丁堡。
這也有點關心過頭，很難說是光明正大的舉動，很難教人相信。
将一個正在發燒、臉部還腫得厲害的天花病人，在這1月寒冬從床上拉起來，放在敞篷馬車裡，整日都在趕路，運了兩天，這不是有悖一切醫學與理性的原則嗎？可是瑪利亞·斯圖亞特卻從一開始便帶了兩邊有護欄的大車，由不得達恩萊說半個不字，就急急忙忙把他運回愛丁堡，而這裡正在密鑼緊鼓地進行着謀害他的陰謀。
但是&mdash&mdash我們再看看替她辯護的人們說些什麼，因為冤枉一個人犯有謀殺罪，這個責任可擔當不起&mdash&mdash說不定瑪利亞·斯圖亞特對這次陰謀一無所知。
不幸這一方面也有阿奇巴爾德·道格拉斯寫給她自己的一封信排除了這種揣測。
在那次可悲的格拉斯哥之行的途中，進行此事的主要陰謀分子之一阿奇巴爾德·道格拉斯甚至見到她本人，希望她公開贊同謀害的計劃。
就算她當時沒有對他表示許可或同意，作為妻子既然知道了這些陰謀活動，怎能隻字不提這一個請求呢？怎麼能不提醒達恩萊呢？怎麼能确知有人正在進行某種對他不利的活動，又勸說他回到充滿謀害氣氛的地方去呢？在這樣的情況下，沉默已經不僅僅是知情，這是暗中消極協助了，因為面對犯罪行為而不設法制止，這樣漠不關心至少難辭其咎。
所以瑪利亞·斯圖亞特最有力的說法是：關于策劃中的罪惡行為她一無所知，因為她聲稱不知道此事；她閉起眼睛，轉過身去，以便事後可以起誓說：她未參與這次行動。
因此，一個沒有偏見的研究者總覺得：就瑪利亞·斯圖亞特的丈夫遭到殺害一事來說，她的所作所為在一定程度上屬共同犯罪。
如果要為她辯解，隻能說這個女人差
她從格拉斯哥将尚在病中的丈夫帶回來，使他遭到殺身之禍。
此行成為她一生最有争議的舉動。
瑪利亞·斯圖亞特真是像阿特柔斯家族的成員嗎？她是不是像克呂泰涅斯特那樣的人？&mdash&mdash後者假裝關心為歸來的丈夫阿伽門農準備好熱騰騰的洗澡水，而她的情夫兼兇手埃癸斯托斯這時卻手執利斧藏在暗處。
她是不是另一個麥克白夫人？&mdash&mdash後者以甜言蜜語伴送鄧肯國王就寝，讓麥克白趁國王熟睡時殺掉他。
她是不是那些像魔鬼一樣的女罪犯當中的一個？&mdash&mdash極度癡情往往使那些非常大膽、堕入愛河不能自拔的女子變成這樣的罪犯。
莫非她隻是這個殘暴的靠女人幹祿的波思威爾手中沒有自己意志的工具？莫非她在迷戀恍惚中不知不覺地按照無法抗拒的命令行事，對為這樁駭人聽聞的事件所做的種種安排一無所知，隻是輕信而順從的玩偶？首先在感情上我們自然而然地不願意認定她真的有這種犯罪行為，指摘一個素來溫厚的女子，說她是這一罪惡勾當的知情人與協助者。
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力求對她這次格拉斯哥之行做出另外一種基于人之常情的比較溫和的解釋。
我們一次又一次撇開所有作為瑪利亞·斯圖亞特罪證的記載與文件，抱着希望自己能被說服的真誠意願，檢驗了替她說話的人們找到或編造出來的為她辯解的全部論述。
但都徒勞無益！盡管我們非常願意相信，可是所有這些為她辯白的論據都缺乏說服力。
瑪利亞·斯圖亞特此舉做得滴水不漏，這個環節同一連串事件嚴絲合縫地聯在一起，而替她辯護的任何說法都一經推敲，便破綻百出。
如果說是恩愛關切驅使瑪利亞·斯圖亞特來到達恩萊的病榻旁邊，以便把他從萬無一失的庇護所帶回家裡，更好地照料他，那麼這是怎樣推定的呢？幾個月來，這對夫婦可以說已完全分居。
達恩萊總是從她面前被趕走。
不管他怎樣卑躬屈節地懇求瑪利亞·斯圖亞特容許他作為丈夫重溫伉俪之情，他對那些婚姻生活權利的要求總是遭到斷然拒絕。
西班牙、英國、法國的使節早就在各自的報告中都談到這對夫婦關系冷淡，說這是一個無法改變、勢所必然的事實。
那些勳爵則在表面上建議離婚，背地裡甚至考慮了更加偏激的解脫方法。
兩個人各自生活，互不關心到了這樣的程度，這個多情的丈夫甚至得到瑪利亞·斯圖亞特在吉特堡病危的消息時，竟然沒有趕去看望受了終傅的妻子。
就是借助最高倍數的放大鏡，在這對夫婦之間怎麼樣都再也找不到一絲一毫的恩愛、一點一滴的溫情，所以認定瑪利亞·斯圖亞特此行是由于情愛甚笃、憂心忡忡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然而&mdash&mdash這是那些鐵杆辯護人最後一個論據&mdash&mdash也許瑪利亞·斯圖亞特正是想借此行消除令人痛苦的不和局面。
說不定她來探望病人就是為了同他和解。
怎奈并非如此：一份由她親筆簽署的文件否定了這個對她有利的大軸子辯解說法。
就在動身去格拉斯哥的前一天，這個輕率行事的女人&mdash&mdash瑪利亞·斯圖亞特從來沒有想到自己的手劄會被後人用作不利于自己的佐證&mdash&mdash給大主教皮頓寫了一封信，以極其憎惡和惱怒的口氣談到達恩萊。
&ldquo至于國王，我的丈夫，天主知道我一向待他如何，天主和世人也同樣了解他那些與我為敵的無情無義的行徑。
我的臣民全都看在眼裡，我不懷疑他們會在心中譴責他。
&rdquo和解的心聲是這樣的口吻嗎？這是情真意切的妻子焦灼地趕去探視病中丈夫的心思嗎？還有一個情況無可辯駁地說明有罪&mdash&mdash瑪利亞·斯圖亞特此行并非隻是看望達恩萊，随後就回來，而是打定主意立即把他帶回愛丁堡。
這也有點關心過頭，很難說是光明正大的舉動，很難教人相信。
将一個正在發燒、臉部還腫得厲害的天花病人，在這1月寒冬從床上拉起來，放在敞篷馬車裡，整日都在趕路，運了兩天，這不是有悖一切醫學與理性的原則嗎？可是瑪利亞·斯圖亞特卻從一開始便帶了兩邊有護欄的大車，由不得達恩萊說半個不字，就急急忙忙把他運回愛丁堡，而這裡正在密鑼緊鼓地進行着謀害他的陰謀。
但是&mdash&mdash我們再看看替她辯護的人們說些什麼，因為冤枉一個人犯有謀殺罪，這個責任可擔當不起&mdash&mdash說不定瑪利亞·斯圖亞特對這次陰謀一無所知。
不幸這一方面也有阿奇巴爾德·道格拉斯寫給她自己的一封信排除了這種揣測。
在那次可悲的格拉斯哥之行的途中，進行此事的主要陰謀分子之一阿奇巴爾德·道格拉斯甚至見到她本人，希望她公開贊同謀害的計劃。
就算她當時沒有對他表示許可或同意，作為妻子既然知道了這些陰謀活動，怎能隻字不提這一個請求呢？怎麼能不提醒達恩萊呢？怎麼能确知有人正在進行某種對他不利的活動，又勸說他回到充滿謀害氣氛的地方去呢？在這樣的情況下，沉默已經不僅僅是知情，這是暗中消極協助了，因為面對犯罪行為而不設法制止，這樣漠不關心至少難辭其咎。
所以瑪利亞·斯圖亞特最有力的說法是：關于策劃中的罪惡行為她一無所知，因為她聲稱不知道此事；她閉起眼睛，轉過身去，以便事後可以起誓說：她未參與這次行動。
因此，一個沒有偏見的研究者總覺得：就瑪利亞·斯圖亞特的丈夫遭到殺害一事來說，她的所作所為在一定程度上屬共同犯罪。
如果要為她辯解，隻能說這個女人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