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革命活動的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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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通過的人事媒介到底是什麼呢？自然，十分明顯的是，每一次巨大的政治騷動，雖然很難預測其準确的結果，但都經過相當的準備工作，并且常常是在當局充分了解之下進行的，這裡面包括各區的決議案和代表團、演講、報紙文章，甚至于建立各區的通信或聯絡委員會以在指定的日子裡協商和指揮一切行動&mdash&mdash如1793年5月、6月、8月10日以及葡月時的情況。
這當然已經足以說明無套褲黨人是怎樣被吸收進來和怎樣取得他們的同情的，特别是在地方社團、議會和委員會為他們中間最積極的分子所塞滿或支配的年代裡。
此外，當正在發生的活動是由軍事單位在自己的司令官指揮之下進行的時候，領導者和參加者之間的溝通途徑是沒有什麼秘密的。
不過，在革命最初的幾個月裡，仍有一個因素是我們所沒有注意的，而各種文獻也常常很少談到這個因素：群衆是怎樣并且在什麼階段參加革命的，口号和行動計劃是怎樣傳達的？我們偶然也能看到這種正在進行的傳達方式&mdash&mdash例如，在焚毀關卡事件中，我們從許多見證人的證明那裡知道，地方領袖是在羅亞爾宮的直接命令之下行動的[67]。
再如在10月5日，我們發現斯塔尼拉·馬伊雅和婦女的代言人商議着怎樣指揮行動；美洲人富尼葉怎樣匆忙趕回他的聖尤斯塔區鼓動對遊行者給以支持，并在凡爾賽煽動賣魚婦要求國王回到巴黎[68]。
但是，這種偶然看到的材料非常稀少，而暴動的真正關鍵之所在是我們一般所發現不了的；不過，根據以上這些例子，我們可以假定，在這些和相似的事件中，最高領導人和廣大參加者之間的聯系，是通過像馬伊雅和富尼葉這些次要的領袖以及其他人如聖杜律治、聖費利、太魯瓦思·德梅庫爾和克累勒·拉剛布等來保持着的。
但是，來自其他社會集團的這些中間人本身并不是無套褲黨人。
因此就産生了另一個問題&mdash&mdash無套褲黨究竟有沒有他們自己的領袖來和資産階級各集團及各黨派的代理人合作或接受他們的命令呢？而在他們自己行動起來的時候，有沒有這樣的領袖來鼓動和領導他們呢？他們是不是在這一方面的自發性特别強呢？毋庸置疑，在這些場合下當然有人表現得比他們的夥伴更熱情、更積極、更勇敢，或者采取了更驚人的暴力行為，因而引起了警察、國民自衛軍或旁觀者的注意。
例如，在累維伊揚暴動中起領導作用的是一個名叫瑪麗-貞尼·特魯摩的女人，她是伯爾的妻子，一個市場婦女，曾因高呼&ldquo幹哪，第三等級萬歲&rdquo和&ldquo去找累維伊揚&rdquo等口号來煽動騷動者搶掠和放火而被判處死刑（雖然之後被赦免了）[69]。
據目擊者說，在焚燒關卡的那些無套褲黨人中間，帶頭的是一個酒商助手巴塔厄和一個碼頭工人杜蒙（化名卡德）[70]。
在婦女進軍凡爾賽時，據馬伊雅說，她們的主要發言人是一個不識字的護士，一個搬運夫的妻子拉瓦朗讷太太，雖然她聲稱自己是被迫參加的[71]。
參加馬爾斯教場示威的那些人裡面，我們曾提到惹人注目的廚娘康斯坦·埃符娜&mdash&mdash雖然她在政治意見方面的成熟要比她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更引人注意[72]。
在1793年2月的雜貨暴動期間，根據警察記錄，有幾個人在鼓動群衆不滿和規定食糧、蠟燭及咖啡應有的售價上起了突出的作用。
兵工場區警務委員的一份詳細的報告中說，這些人當中 有一個我們不認識的漂亮女人&hellip&hellip身高約五尺一寸，30來歲&hellip&hellip穿着一件時髦的深藍色布便服，披着一塊黑色絲綢披肩，并且有一塊帶鋼鍊的金懷表&hellip&hellip這個婦女盡可能地擴大暴動範圍&hellip&hellip也正是她規定了肥皂價格為每磅12裡弗，糖18裡弗[73]。
牧月事件以後，有些人被向治安委員會和特别成立的軍事委員會告發為騷亂的帶頭者；這些人有的是過去&ldquo革命軍&rdquo的成員，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曾經因為具有人所共知的共和國第二年的軍事履曆而被選出來領導本區起義的國民自衛軍部隊[74]。
在這一例子中，我們所談的是有經驗的雅各賓派幹部，他們是在革命的年代中成為領袖的；但這隻是後來的現象，在1791年夏季以前我們很少看到有這種情況[75]。
在以前所引證的例子中，那些被認為起主要作用的可能都是以前完全沒有戰鬥經曆的人，他們之所以知名也許是由于他們在那一特殊事件中特别活躍或勇敢；我們甚至可以完全接受這樣一種人們常聽到的說法，就是這類領袖的産生是出于有意，也同樣可以說是出于偶然，他們有的是受鄰居或遊行的隊伍所勸說或裹脅。
事實上，不管瑪麗-貞尼·特魯摩或拉瓦朗讷太太怎樣表現了暫時的鬥争精神，她們也不會和1775年布裡埃-孔特-羅培地方糧食暴動中作為暴動領袖出現的鄉村婦女有什麼不同的經曆。
當警察要這個鄉村婦女解釋她的不法行為時，她樸實地回答說， 她是被拉來的&hellip&hellip她的腦袋長得和别的女人的腦袋一樣，她也不知道她說的是什麼，幹的是什麼&hellip&hellip[76] 在這種情況下，根本沒有公認的那種意義上的領袖，戰士或積極分子與普通參加者之間的分别也消失了。
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革命後期就不是這種情形，那時，俱樂部和社團有充足的時間從無套褲黨的群衆中間挑出人來把他們訓練和裝備成戰士與領導者。
但是，至少在最初幾年裡，在我們對小冊子、雜志，及公共集會場所、食品商店和市場中的口頭宣傳等在産生革命行動上所起的作用作過說明以後，這裡仍然存在我們不能予以精确分析的自發性這一因素。
*** [1]關于這一時期農民文盲，可參看埃·商皮昂：《從1789年的記事看當時的法國》（E.Champion，LaFranced&rsquoaprèslescahiersde1789），1921年巴黎版，第209&mdash210頁；德·莫内：《法國革命的精神來源》（D.Mornet，LesOriginesintellectuellesdelaRévolutionFrançaise），1933年巴黎版，第420&mdash425頁。
[2]阿瑟·楊格：《法國和意大利遊記》，第174、178&mdash179、182、185&mdash186頁。
[3]喬治·勒菲富爾：《1789年的大恐怖》，第83&mdash84頁。
[4]陸軍部每日訂閱的份數從1793年9月18日起，由8000份增為12000份（圖埃特伊：《法國大革命時期巴黎曆史手稿資料總目》，第10卷，第2221号）。
[5]《内外新聞》，第8期，1791年4月23日。
[6]雷斯提夫·德·拉·布累托内：《我的随筆錄》（RestifdelaBretonne，Mesinscriptions.Journalintime），第130頁；轉引自德·莫内：《法國革命的精神來源》，第426頁。
[7]參閱附錄五。
識字的程度當然随着工資勞動者的工種不同而有很大差别&mdash&mdash這一種和那一種無套褲黨人之間差别更大。
正如我們可以想到的那樣，作坊老闆的識字程度比幫工高，幫工比&ldquo普通&rdquo工人或工場工人高，男子比婦女尤其高得多；在男工中，最低的是革命最初幾個月中擠滿了救濟工場的失業工人和農民。
[8]關于這個問題的讨論，參看德·莫内：《法國革命的精神來源》，第281、449頁。
[9]國立圖書館文件：Lb397577，第16頁。
[10]《人民之友》第468期，1791年5月24日，第7頁；第487期，1791年6月12日，第1&mdash5頁。
[11]《内外新聞》，第24期，1791年5月10日，第376頁。
[12]參閱本書第91&mdash93頁。
[13]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b324，第44頁；Aa76，對開本第40頁；國家檔案館文件：DXXIXb36，第376号，對開本第37頁。
[14]參閱附錄四。
[15]阿·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1卷，第735頁。
[16]國家檔案館文件：W12，第197&mdash198号。
[17]莫·圖諾：《法國革命時期巴黎曆史書目》（M.Tourneux，Bibliographiedel&rsquohistoiredeParispendantlaRévolutionfrançaise），1892年至1913年巴黎版，5卷本，第2卷，第6702号。
[18]參閱本書第89&mdash91頁。
[19]伊·布丹：《革命時期巴黎的民衆團體》，第131&mdash139頁。
布丹小姐的叙述隻包括1790年至1792年這一時期。
[20]國家檔案館文件：O12053。
[21]1793年5月29日杜達爾給加拉的報告（阿·希米特：《法國革命年表》，第1卷，第330頁）。
[22]國家檔案館文件：F7250。
[23]希米特：《法國革命年表》，第2卷，第52頁。
[24]參閱本書第135&mdash138頁。
[25]巴黎社團的這類名單，現存的隻有一小部分，其中我所見到的最完整的是法國劇院區&ldquo人民共和統一協會&rdquo的名單，在1794年1月，它的280名會員中包括大約260多個行業的工匠和店主（15名細木工，24名裁縫和39名鞋匠）、28名小職員、16名各種工資勞動者以及若幹商人、承包商和股票投機者等〔大英博物館文件：F·827（5）〕。
我所知道的外省各社團會員的一點情況得自從事于法國外省檔案廣泛研究的科伯·利夏先生。
[26]參閱本書第135&mdash137頁。
[27]埃·梅伊埃，《法國革命
這當然已經足以說明無套褲黨人是怎樣被吸收進來和怎樣取得他們的同情的，特别是在地方社團、議會和委員會為他們中間最積極的分子所塞滿或支配的年代裡。
此外，當正在發生的活動是由軍事單位在自己的司令官指揮之下進行的時候，領導者和參加者之間的溝通途徑是沒有什麼秘密的。
不過，在革命最初的幾個月裡，仍有一個因素是我們所沒有注意的，而各種文獻也常常很少談到這個因素：群衆是怎樣并且在什麼階段參加革命的，口号和行動計劃是怎樣傳達的？我們偶然也能看到這種正在進行的傳達方式&mdash&mdash例如，在焚毀關卡事件中，我們從許多見證人的證明那裡知道，地方領袖是在羅亞爾宮的直接命令之下行動的[67]。
再如在10月5日，我們發現斯塔尼拉·馬伊雅和婦女的代言人商議着怎樣指揮行動；美洲人富尼葉怎樣匆忙趕回他的聖尤斯塔區鼓動對遊行者給以支持，并在凡爾賽煽動賣魚婦要求國王回到巴黎[68]。
但是，這種偶然看到的材料非常稀少，而暴動的真正關鍵之所在是我們一般所發現不了的；不過，根據以上這些例子，我們可以假定，在這些和相似的事件中，最高領導人和廣大參加者之間的聯系，是通過像馬伊雅和富尼葉這些次要的領袖以及其他人如聖杜律治、聖費利、太魯瓦思·德梅庫爾和克累勒·拉剛布等來保持着的。
但是，來自其他社會集團的這些中間人本身并不是無套褲黨人。
因此就産生了另一個問題&mdash&mdash無套褲黨究竟有沒有他們自己的領袖來和資産階級各集團及各黨派的代理人合作或接受他們的命令呢？而在他們自己行動起來的時候，有沒有這樣的領袖來鼓動和領導他們呢？他們是不是在這一方面的自發性特别強呢？毋庸置疑，在這些場合下當然有人表現得比他們的夥伴更熱情、更積極、更勇敢，或者采取了更驚人的暴力行為，因而引起了警察、國民自衛軍或旁觀者的注意。
例如，在累維伊揚暴動中起領導作用的是一個名叫瑪麗-貞尼·特魯摩的女人，她是伯爾的妻子，一個市場婦女，曾因高呼&ldquo幹哪，第三等級萬歲&rdquo和&ldquo去找累維伊揚&rdquo等口号來煽動騷動者搶掠和放火而被判處死刑（雖然之後被赦免了）[69]。
據目擊者說，在焚燒關卡的那些無套褲黨人中間，帶頭的是一個酒商助手巴塔厄和一個碼頭工人杜蒙（化名卡德）[70]。
在婦女進軍凡爾賽時，據馬伊雅說，她們的主要發言人是一個不識字的護士，一個搬運夫的妻子拉瓦朗讷太太，雖然她聲稱自己是被迫參加的[71]。
參加馬爾斯教場示威的那些人裡面，我們曾提到惹人注目的廚娘康斯坦·埃符娜&mdash&mdash雖然她在政治意見方面的成熟要比她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更引人注意[72]。
在1793年2月的雜貨暴動期間，根據警察記錄，有幾個人在鼓動群衆不滿和規定食糧、蠟燭及咖啡應有的售價上起了突出的作用。
兵工場區警務委員的一份詳細的報告中說，這些人當中 有一個我們不認識的漂亮女人&hellip&hellip身高約五尺一寸，30來歲&hellip&hellip穿着一件時髦的深藍色布便服，披着一塊黑色絲綢披肩，并且有一塊帶鋼鍊的金懷表&hellip&hellip這個婦女盡可能地擴大暴動範圍&hellip&hellip也正是她規定了肥皂價格為每磅12裡弗，糖18裡弗[73]。
牧月事件以後，有些人被向治安委員會和特别成立的軍事委員會告發為騷亂的帶頭者；這些人有的是過去&ldquo革命軍&rdquo的成員，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曾經因為具有人所共知的共和國第二年的軍事履曆而被選出來領導本區起義的國民自衛軍部隊[74]。
在這一例子中，我們所談的是有經驗的雅各賓派幹部，他們是在革命的年代中成為領袖的；但這隻是後來的現象，在1791年夏季以前我們很少看到有這種情況[75]。
在以前所引證的例子中，那些被認為起主要作用的可能都是以前完全沒有戰鬥經曆的人，他們之所以知名也許是由于他們在那一特殊事件中特别活躍或勇敢；我們甚至可以完全接受這樣一種人們常聽到的說法，就是這類領袖的産生是出于有意，也同樣可以說是出于偶然，他們有的是受鄰居或遊行的隊伍所勸說或裹脅。
事實上，不管瑪麗-貞尼·特魯摩或拉瓦朗讷太太怎樣表現了暫時的鬥争精神，她們也不會和1775年布裡埃-孔特-羅培地方糧食暴動中作為暴動領袖出現的鄉村婦女有什麼不同的經曆。
當警察要這個鄉村婦女解釋她的不法行為時，她樸實地回答說， 她是被拉來的&hellip&hellip她的腦袋長得和别的女人的腦袋一樣，她也不知道她說的是什麼，幹的是什麼&hellip&hellip[76] 在這種情況下，根本沒有公認的那種意義上的領袖，戰士或積極分子與普通參加者之間的分别也消失了。
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革命後期就不是這種情形，那時，俱樂部和社團有充足的時間從無套褲黨的群衆中間挑出人來把他們訓練和裝備成戰士與領導者。
但是，至少在最初幾年裡，在我們對小冊子、雜志，及公共集會場所、食品商店和市場中的口頭宣傳等在産生革命行動上所起的作用作過說明以後，這裡仍然存在我們不能予以精确分析的自發性這一因素。
*** [1]關于這一時期農民文盲，可參看埃·商皮昂：《從1789年的記事看當時的法國》（E.Champion，LaFranced&rsquoaprèslescahiersde1789），1921年巴黎版，第209&mdash210頁；德·莫内：《法國革命的精神來源》（D.Mornet，LesOriginesintellectuellesdelaRévolutionFrançaise），1933年巴黎版，第420&mdash425頁。
[2]阿瑟·楊格：《法國和意大利遊記》，第174、178&mdash179、182、185&mdash186頁。
[3]喬治·勒菲富爾：《1789年的大恐怖》，第83&mdash84頁。
[4]陸軍部每日訂閱的份數從1793年9月18日起，由8000份增為12000份（圖埃特伊：《法國大革命時期巴黎曆史手稿資料總目》，第10卷，第2221号）。
[5]《内外新聞》，第8期，1791年4月23日。
[6]雷斯提夫·德·拉·布累托内：《我的随筆錄》（RestifdelaBretonne，Mesinscriptions.Journalintime），第130頁；轉引自德·莫内：《法國革命的精神來源》，第426頁。
[7]參閱附錄五。
識字的程度當然随着工資勞動者的工種不同而有很大差别&mdash&mdash這一種和那一種無套褲黨人之間差别更大。
正如我們可以想到的那樣，作坊老闆的識字程度比幫工高，幫工比&ldquo普通&rdquo工人或工場工人高，男子比婦女尤其高得多；在男工中，最低的是革命最初幾個月中擠滿了救濟工場的失業工人和農民。
[8]關于這個問題的讨論，參看德·莫内：《法國革命的精神來源》，第281、449頁。
[9]國立圖書館文件：Lb397577，第16頁。
[10]《人民之友》第468期，1791年5月24日，第7頁；第487期，1791年6月12日，第1&mdash5頁。
[11]《内外新聞》，第24期，1791年5月10日，第376頁。
[12]參閱本書第91&mdash93頁。
[13]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b324，第44頁；Aa76，對開本第40頁；國家檔案館文件：DXXIXb36，第376号，對開本第37頁。
[14]參閱附錄四。
[15]阿·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1卷，第735頁。
[16]國家檔案館文件：W12，第197&mdash198号。
[17]莫·圖諾：《法國革命時期巴黎曆史書目》（M.Tourneux，Bibliographiedel&rsquohistoiredeParispendantlaRévolutionfrançaise），1892年至1913年巴黎版，5卷本，第2卷，第6702号。
[18]參閱本書第89&mdash91頁。
[19]伊·布丹：《革命時期巴黎的民衆團體》，第131&mdash139頁。
布丹小姐的叙述隻包括1790年至1792年這一時期。
[20]國家檔案館文件：O12053。
[21]1793年5月29日杜達爾給加拉的報告（阿·希米特：《法國革命年表》，第1卷，第330頁）。
[22]國家檔案館文件：F7250。
[23]希米特：《法國革命年表》，第2卷，第52頁。
[24]參閱本書第135&mdash138頁。
[25]巴黎社團的這類名單，現存的隻有一小部分，其中我所見到的最完整的是法國劇院區&ldquo人民共和統一協會&rdquo的名單，在1794年1月，它的280名會員中包括大約260多個行業的工匠和店主（15名細木工，24名裁縫和39名鞋匠）、28名小職員、16名各種工資勞動者以及若幹商人、承包商和股票投機者等〔大英博物館文件：F·827（5）〕。
我所知道的外省各社團會員的一點情況得自從事于法國外省檔案廣泛研究的科伯·利夏先生。
[26]參閱本書第135&mdash137頁。
[27]埃·梅伊埃，《法國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