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革命活動的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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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的革命政府曾利用它對艾貝爾和他的同夥提出控訴，于是他們在1794年春天連同其他罪狀被冠以陰謀制造動亂以斷絕首都供應的罪名。
[49] 另一個時常想到的問題是擔心财産遭受攻擊，這種恐懼對于資産階級、富農和農業經營者特别有影響，但是它也與無套褲黨人中間的小有産者有重要關系。
我們看到，這種恐懼在人們不斷談到&ldquo土地法&rdquo的可怕中得到了清晰的說明，并且被用來有效地動搖了雅各賓派和其他資産階級民主派威脅着要實現一部分财産分配的決心。
但是，它的最突出的表現是1789年夏季襲擊了大部分巴黎郊區，并且影響了巴黎本身的恐懼&mdash&mdash曆史家稱為&ldquo大恐怖&rdquo的那一個插曲。
它的起源一方面是産生自1787年至1789年經濟危機中農村人口的失業和流離失所，一方面是人們普遍相信特權階級準備粉碎召開三級會議所喚起的希望和幻想。
因此，鄉村的流浪漢&mdash&mdash漂泊者或匪徒&mdash&mdash被認為是執行&ldquo貴族陰謀&rdquo的爪牙，他們随時都會進攻農村小有産者，因而引起了普遍的恐懼。
在村莊裡，農民武裝起來應付後來證明并不存在的危險，他們的這種防禦性組織不久就變成了焚燒城堡和消滅莊園契據的進攻性集團[50]。
巴黎也受到了它的影響，成千上萬的農村失業者出現在市内，他們當中許多人被趕入聖母山上的救濟工場，其他的人在街頭遊蕩，這就引起了同樣的恐怖。
這自然就是巴黎資産階級義勇隊建立的一部分背景，這個義勇隊的建立一方面是為了對付可怕的流浪者對财産的進攻，另一方面是為了防備凡爾賽宮廷派在首都發動軍事政變，哈代在叙述巴士底陷落後第二天的事情時，就曾反映了這種恐怖[51]。
1791年春季，再度發生這種恐怖，特别是在國王出走瓦雷讷以後的幾個星期裡：對于巴黎市政當局和制憲議會的多數人來說，不久以後終于要從救濟工場中解散的失業者是科布蘭茲流亡者手下實際的或潛伏的特務&mdash&mdash《雜談》稱之為&ldquo被亂黨雇用的那些人&rdquo[52]。
有些民主派也傾向于這種看法，如激進派的記者路斯塔洛把&ldquo無産階級&rdquo和&ldquo所有容易被人收買的公民&rdquo兩種人等同起來；即使對窮人十分同情的馬拉也擔心救濟工場的工人可能成為反革命分子的現成工具[53]。
1791年7月示威運動的前夕，謠傳有人陰謀劫走王室并在主要來自于失業者的4萬人協助之下在首都縱火[54]，并且人們普遍相信，窮人将為馬爾斯教場的&ldquo大屠殺&rdquo而對有産階級采取大規模的複仇行動[55]。
這種恐懼可能在革命民主派和西部各區的保守分子中引起戰鬥的反應。
關于前一種傾向我們看到的例證是，謠傳即将發生監獄暴動&mdash&mdash各種監獄陰謀&mdash&mdash所引起的許多恐懼和1794年春季比較不著名的那一次軍事陰謀事件[56]。
關于第二種傾向，我們看到的典型例證是，葡月前夕籠罩于巴黎各區的恐懼。
當時，店主、公務員、有産者為了反對可怕的恐怖分子或嗜血鬼以保護他們的生命财産而迅速拿起武器來，他們認為這些人正在釋放慣匪和監獄中的囚徒來對他們進行襲擊。
當然，在這種情形下，保王派為了于己有利，會把這種恐懼轉變成反對國民大會的武裝叛變[57]。
第三種恐懼是從對生命的威脅中産生的，這種恐懼自然和前一項恐懼有密切關系，并且，如我們所看到的，它們有時候同時出現。
在圍攻巴士底時我們看到了這種恐懼。
當時，德洛納向集合群衆開槍的愚蠢行動引起了&ldquo有陰謀&rdquo的呼喊和對要塞司令與若幹守軍的屠殺[58]。
在1792年8月進攻圖伊勒裡宮時發生了幾乎相同的情況。
不過，這些恐懼隻是暫時的，雖然影響了圍攻者和支持他們的人的行動，但并沒有怎樣改變事變的進程。
規模更大和後果更為嚴重的是路易十六被趕出圖伊勒裡宮以後發生的恐懼。
當時，在義勇軍開赴前線的同時，謠傳說監獄裡的犯人正在等待機會越獄出來屠殺婦孺和老人，因此造成了群衆的緊張氣氛，導緻了9月的大屠殺。
這種自衛行動是無套褲黨人、小有産者甚至于資産階級對于在法國革命前夕和革命進程中發展起來的許多情況的典型反應。
隻是因為沒有認識到這一事實，所以從柏克以來的許多曆史學家和作家把革命說成是持續不斷的革新，或者說成是&ldquo政治救世主義&rdquo的信徒對于哲學家們孕育已久的方案的有計劃的揭露[59]。
這種設想除了有其他錯誤之外，再一次把無套褲黨降低到消極工具的地位&mdash&mdash自然，除非能夠證明無套褲黨人也滲透有這種&ldquo全面革新&rdquo的願望。
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
在革命的每一個重要階段，無套褲黨參加革命并不是為了革新社會或者按照新的标準來改造社會，而是為了收回傳統的權利，維持他們認為由于部長、資本家、投機者、農業&ldquo改良家&rdquo或市政當局的革新而受到了威脅的标準。
這種對于事情的守勢反應是導向革命或标志革命發展的每一次巨大暴動的特點。
1788年8月到10月參與騷動的書記和幫工為了反對國王的大臣們的革新，曾高呼亨利四世萬歲并聲言最高法院是&ldquo古代自由&rdquo的保衛者。
累維伊揚暴動是聖安東郊區工資勞動者的一種自衛行動，它的産生據說是因為反對本區兩個雇主對于工資和生活标準發出威脅。
1789年7月的巴黎革命開始時是對于一名深得人心的大臣被免職的抗議，以後發展成為反對顯然産生在凡爾賽宮的&ldquo貴族陰謀&rdquo的群衆自衛行動。
在以後幾個星期中，成群結夥的農民攻擊貴族城堡和焚毀财務契據，是對于領主們的革新的有力回擊&mdash&mdash這些領主對于封建契據實行分類和擴大領主的權利對農民的傳統産權構成了一種侵犯。
十月暴動所采取的形式是要求恢複較為廉價而供應充足的面包和反對宮廷正在準備的軍事措施的自衛行動；而強迫國王回到首都則是在王室和巴黎人民之間的關系上複活了一種古老的傳統。
甚至王室的被推翻也同樣既是一貫的共和派所拟定的那些計劃的必然結果，又是在對抗反革命陰謀的一種自衛運動中的一個最後行動。
我們已經看到，在葡月以前武裝起來的多數各區不但不認為他們自己是反對依法組織起來的政府當局的叛徒，而且相信他們是為保衛自己而對一個暴虐的國民大會進攻作戰。
屢次爆發的群衆物價管制或群衆平價運動，難道不正是零星消費者主張他們有受保護的傳統權利來反對資本家的&ldquo自由市場&rdquo和新奇的供求原則的革新運動嗎？然而，在當時的革命危機的狀況下，每一次這樣的運動，除去葡月以外，都是推動革命前進的，都有助于把封建主義更深地埋進墳墓和使比較自覺的激進集團的目标得到實現。
這些暴動者和示威者的行動往往在表面上采取傳統的形式，而且我們能在許多革命騷動中看到過去事件的映射，這也許并沒有什麼奇怪的。
破壞城堡或屠殺引起群衆不滿的人，如德洛納、弗勒塞爾、富龍和貝梯埃等，這裡邊并沒有什麼革新：起事者是在走15世紀和17世紀的農民暴動與其他時期較近的群衆爆發憤怒的老路。
1789年和1793年的群衆平價運動有1752年[60]和1775年的先例。
卡隆告訴我們，1792年9月的監獄大屠殺标志着人民主張一種古老的權利，即&ldquo保留的裁判權&rdquo&mdash&mdash統治者不必通過正常司法程序來處理案件的特權。
這種權利在傳統上是授給國王的，但是從8月10日以後就落到自主的人民手中了[61]。
請求國王作為人民的保護者出面仲裁的凡爾賽進軍，也有1775年騷動[62]和較晚的1786年的巴黎運輸工人的罷工[63]作為先例。
甚至于進軍者所高唱的&ldquo我們去找那個面包店老闆，老闆娘和那個小老闆&rdquo所表現的情緒和1674年波爾多農民的&ldquo國王萬歲，取消鹽稅&rdquo的口号，以及1775年5月一名巴黎鎖匠師傅喊出的&ldquo國王萬歲，面包減價&rdquo[64]的口号所表現的情緒都是相似的。
1789年7月叛亂農民的領袖把他們焚燒和破壞貴族财産的行為說成是國王授予的權限（&ldquo受命于國王&rdquo），也同樣表明人民把國王當作保護者的觀念；與此相呼應的是，在1775年糧食騷動期間，人們也相信國王曾親自幹預，把谷物、面粉和面包價格降低到一個公平合理的水平[65]。
除去1793年6月2日和8月10日的武裝起義以外，我們也許隻能在1791年7月和1792年6月的請願以及1794年軍火工人的騷動中看到在未來的工業城市社會出現的新的行動方式。
我們固然不應該低估下列兩種情況，即一方面革命領導人雖然寝饋于新的哲學思想，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要以前事為師；另一方面，他們不但沒有采取一種首尾一貫的全面革新綱領，而且還時常急不暇擇地從這一種政治手段改取另一種政治手段&mdash&mdash戰争的緊急情況、社會的需要調和和缺少傳統的政治經驗，這一切，在整個過程中都起有作用。
但是他們的利益或環境卻在引導他們企圖找到一些新的解決方案，這些方案，如我們已看到的，不止一次地導緻他們和無套褲黨人發生沖突，或者使他們企圖采取迂回的路線與無套褲黨人和解，或者是把無套褲黨人的力量引導到&ldquo安全&rdquo的政治道路上去。
如我們看到的，這些企圖在從攻克巴士底起到斥逐吉倫德黨為止的各次巨大政治騷動上，都是成功的。
但是，在無套褲黨要走他們自己的道路的時候，如在累維伊揚暴動和1793年2月的糧食暴動中，這些企圖就失敗了；不過，這些失敗還不是不可挽救的災難。
最嚴重的失敗是雅各賓派在1794年夏天沒能再得到無套褲黨人的效忠，那時，革命政府和無套褲黨之間的裂痕已經無可彌補，因而加速了羅伯斯庇爾及其戰友在熱月的滅亡[66]。
這隻能再一次說明：革命群衆的組成分子雖然吸收了雅各賓派和進步的民主派的政治思想，但仍有他們自己的社會要求，為了堅持提出這些要求，他們甚至會違反革命領導人本身的勸告，有時甚至會違反他們的利益。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研究，這就是：不論無套褲黨人是直接卷入或者被号召參加革命時期的巨大政治示威和暴動，或者是在自發地行動，
[49] 另一個時常想到的問題是擔心财産遭受攻擊，這種恐懼對于資産階級、富農和農業經營者特别有影響，但是它也與無套褲黨人中間的小有産者有重要關系。
我們看到，這種恐懼在人們不斷談到&ldquo土地法&rdquo的可怕中得到了清晰的說明，并且被用來有效地動搖了雅各賓派和其他資産階級民主派威脅着要實現一部分财産分配的決心。
但是，它的最突出的表現是1789年夏季襲擊了大部分巴黎郊區，并且影響了巴黎本身的恐懼&mdash&mdash曆史家稱為&ldquo大恐怖&rdquo的那一個插曲。
它的起源一方面是産生自1787年至1789年經濟危機中農村人口的失業和流離失所，一方面是人們普遍相信特權階級準備粉碎召開三級會議所喚起的希望和幻想。
因此，鄉村的流浪漢&mdash&mdash漂泊者或匪徒&mdash&mdash被認為是執行&ldquo貴族陰謀&rdquo的爪牙，他們随時都會進攻農村小有産者，因而引起了普遍的恐懼。
在村莊裡，農民武裝起來應付後來證明并不存在的危險，他們的這種防禦性組織不久就變成了焚燒城堡和消滅莊園契據的進攻性集團[50]。
巴黎也受到了它的影響，成千上萬的農村失業者出現在市内，他們當中許多人被趕入聖母山上的救濟工場，其他的人在街頭遊蕩，這就引起了同樣的恐怖。
這自然就是巴黎資産階級義勇隊建立的一部分背景，這個義勇隊的建立一方面是為了對付可怕的流浪者對财産的進攻，另一方面是為了防備凡爾賽宮廷派在首都發動軍事政變，哈代在叙述巴士底陷落後第二天的事情時，就曾反映了這種恐怖[51]。
1791年春季，再度發生這種恐怖，特别是在國王出走瓦雷讷以後的幾個星期裡：對于巴黎市政當局和制憲議會的多數人來說，不久以後終于要從救濟工場中解散的失業者是科布蘭茲流亡者手下實際的或潛伏的特務&mdash&mdash《雜談》稱之為&ldquo被亂黨雇用的那些人&rdquo[52]。
有些民主派也傾向于這種看法，如激進派的記者路斯塔洛把&ldquo無産階級&rdquo和&ldquo所有容易被人收買的公民&rdquo兩種人等同起來；即使對窮人十分同情的馬拉也擔心救濟工場的工人可能成為反革命分子的現成工具[53]。
1791年7月示威運動的前夕，謠傳有人陰謀劫走王室并在主要來自于失業者的4萬人協助之下在首都縱火[54]，并且人們普遍相信，窮人将為馬爾斯教場的&ldquo大屠殺&rdquo而對有産階級采取大規模的複仇行動[55]。
這種恐懼可能在革命民主派和西部各區的保守分子中引起戰鬥的反應。
關于前一種傾向我們看到的例證是，謠傳即将發生監獄暴動&mdash&mdash各種監獄陰謀&mdash&mdash所引起的許多恐懼和1794年春季比較不著名的那一次軍事陰謀事件[56]。
關于第二種傾向，我們看到的典型例證是，葡月前夕籠罩于巴黎各區的恐懼。
當時，店主、公務員、有産者為了反對可怕的恐怖分子或嗜血鬼以保護他們的生命财産而迅速拿起武器來，他們認為這些人正在釋放慣匪和監獄中的囚徒來對他們進行襲擊。
當然，在這種情形下，保王派為了于己有利，會把這種恐懼轉變成反對國民大會的武裝叛變[57]。
第三種恐懼是從對生命的威脅中産生的，這種恐懼自然和前一項恐懼有密切關系，并且，如我們所看到的，它們有時候同時出現。
在圍攻巴士底時我們看到了這種恐懼。
當時，德洛納向集合群衆開槍的愚蠢行動引起了&ldquo有陰謀&rdquo的呼喊和對要塞司令與若幹守軍的屠殺[58]。
在1792年8月進攻圖伊勒裡宮時發生了幾乎相同的情況。
不過，這些恐懼隻是暫時的，雖然影響了圍攻者和支持他們的人的行動，但并沒有怎樣改變事變的進程。
規模更大和後果更為嚴重的是路易十六被趕出圖伊勒裡宮以後發生的恐懼。
當時，在義勇軍開赴前線的同時，謠傳說監獄裡的犯人正在等待機會越獄出來屠殺婦孺和老人，因此造成了群衆的緊張氣氛，導緻了9月的大屠殺。
這種自衛行動是無套褲黨人、小有産者甚至于資産階級對于在法國革命前夕和革命進程中發展起來的許多情況的典型反應。
隻是因為沒有認識到這一事實，所以從柏克以來的許多曆史學家和作家把革命說成是持續不斷的革新，或者說成是&ldquo政治救世主義&rdquo的信徒對于哲學家們孕育已久的方案的有計劃的揭露[59]。
這種設想除了有其他錯誤之外，再一次把無套褲黨降低到消極工具的地位&mdash&mdash自然，除非能夠證明無套褲黨人也滲透有這種&ldquo全面革新&rdquo的願望。
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
在革命的每一個重要階段，無套褲黨參加革命并不是為了革新社會或者按照新的标準來改造社會，而是為了收回傳統的權利，維持他們認為由于部長、資本家、投機者、農業&ldquo改良家&rdquo或市政當局的革新而受到了威脅的标準。
這種對于事情的守勢反應是導向革命或标志革命發展的每一次巨大暴動的特點。
1788年8月到10月參與騷動的書記和幫工為了反對國王的大臣們的革新，曾高呼亨利四世萬歲并聲言最高法院是&ldquo古代自由&rdquo的保衛者。
累維伊揚暴動是聖安東郊區工資勞動者的一種自衛行動，它的産生據說是因為反對本區兩個雇主對于工資和生活标準發出威脅。
1789年7月的巴黎革命開始時是對于一名深得人心的大臣被免職的抗議，以後發展成為反對顯然産生在凡爾賽宮的&ldquo貴族陰謀&rdquo的群衆自衛行動。
在以後幾個星期中，成群結夥的農民攻擊貴族城堡和焚毀财務契據，是對于領主們的革新的有力回擊&mdash&mdash這些領主對于封建契據實行分類和擴大領主的權利對農民的傳統産權構成了一種侵犯。
十月暴動所采取的形式是要求恢複較為廉價而供應充足的面包和反對宮廷正在準備的軍事措施的自衛行動；而強迫國王回到首都則是在王室和巴黎人民之間的關系上複活了一種古老的傳統。
甚至王室的被推翻也同樣既是一貫的共和派所拟定的那些計劃的必然結果，又是在對抗反革命陰謀的一種自衛運動中的一個最後行動。
我們已經看到，在葡月以前武裝起來的多數各區不但不認為他們自己是反對依法組織起來的政府當局的叛徒，而且相信他們是為保衛自己而對一個暴虐的國民大會進攻作戰。
屢次爆發的群衆物價管制或群衆平價運動，難道不正是零星消費者主張他們有受保護的傳統權利來反對資本家的&ldquo自由市場&rdquo和新奇的供求原則的革新運動嗎？然而，在當時的革命危機的狀況下，每一次這樣的運動，除去葡月以外，都是推動革命前進的，都有助于把封建主義更深地埋進墳墓和使比較自覺的激進集團的目标得到實現。
這些暴動者和示威者的行動往往在表面上采取傳統的形式，而且我們能在許多革命騷動中看到過去事件的映射，這也許并沒有什麼奇怪的。
破壞城堡或屠殺引起群衆不滿的人，如德洛納、弗勒塞爾、富龍和貝梯埃等，這裡邊并沒有什麼革新：起事者是在走15世紀和17世紀的農民暴動與其他時期較近的群衆爆發憤怒的老路。
1789年和1793年的群衆平價運動有1752年[60]和1775年的先例。
卡隆告訴我們，1792年9月的監獄大屠殺标志着人民主張一種古老的權利，即&ldquo保留的裁判權&rdquo&mdash&mdash統治者不必通過正常司法程序來處理案件的特權。
這種權利在傳統上是授給國王的，但是從8月10日以後就落到自主的人民手中了[61]。
請求國王作為人民的保護者出面仲裁的凡爾賽進軍，也有1775年騷動[62]和較晚的1786年的巴黎運輸工人的罷工[63]作為先例。
甚至于進軍者所高唱的&ldquo我們去找那個面包店老闆，老闆娘和那個小老闆&rdquo所表現的情緒和1674年波爾多農民的&ldquo國王萬歲，取消鹽稅&rdquo的口号，以及1775年5月一名巴黎鎖匠師傅喊出的&ldquo國王萬歲，面包減價&rdquo[64]的口号所表現的情緒都是相似的。
1789年7月叛亂農民的領袖把他們焚燒和破壞貴族财産的行為說成是國王授予的權限（&ldquo受命于國王&rdquo），也同樣表明人民把國王當作保護者的觀念；與此相呼應的是，在1775年糧食騷動期間，人們也相信國王曾親自幹預，把谷物、面粉和面包價格降低到一個公平合理的水平[65]。
除去1793年6月2日和8月10日的武裝起義以外，我們也許隻能在1791年7月和1792年6月的請願以及1794年軍火工人的騷動中看到在未來的工業城市社會出現的新的行動方式。
我們固然不應該低估下列兩種情況，即一方面革命領導人雖然寝饋于新的哲學思想，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要以前事為師；另一方面，他們不但沒有采取一種首尾一貫的全面革新綱領，而且還時常急不暇擇地從這一種政治手段改取另一種政治手段&mdash&mdash戰争的緊急情況、社會的需要調和和缺少傳統的政治經驗，這一切，在整個過程中都起有作用。
但是他們的利益或環境卻在引導他們企圖找到一些新的解決方案，這些方案，如我們已看到的，不止一次地導緻他們和無套褲黨人發生沖突，或者使他們企圖采取迂回的路線與無套褲黨人和解，或者是把無套褲黨人的力量引導到&ldquo安全&rdquo的政治道路上去。
如我們看到的，這些企圖在從攻克巴士底起到斥逐吉倫德黨為止的各次巨大政治騷動上，都是成功的。
但是，在無套褲黨要走他們自己的道路的時候，如在累維伊揚暴動和1793年2月的糧食暴動中，這些企圖就失敗了；不過，這些失敗還不是不可挽救的災難。
最嚴重的失敗是雅各賓派在1794年夏天沒能再得到無套褲黨人的效忠，那時，革命政府和無套褲黨之間的裂痕已經無可彌補，因而加速了羅伯斯庇爾及其戰友在熱月的滅亡[66]。
這隻能再一次說明：革命群衆的組成分子雖然吸收了雅各賓派和進步的民主派的政治思想，但仍有他們自己的社會要求，為了堅持提出這些要求，他們甚至會違反革命領導人本身的勸告，有時甚至會違反他們的利益。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研究，這就是：不論無套褲黨人是直接卷入或者被号召參加革命時期的巨大政治示威和暴動，或者是在自發地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