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革命活動的産生
關燈
小
中
大
政治記者和演說家的活動地點；但在熱月之後，它又重新成為騷動中心：在1795年春季，它成為&ldquo纨绔子弟&rdquo和無套褲黨人的舌戰之地，在葡月以前的日子裡，這裡曾發生過保王派青年和共和派軍隊之間的更為猛烈的沖突。
在其他場合，羅亞爾宮可能不如格累夫廣場有名，因為這個廣場和人煙稠密的各區很近，并且就在市政府的門前（我們已經看到它在7月13日、1789年10月5日和熱月9日的重要性）[34]；此外，羅亞爾宮也可能不如馬爾斯教場有名，因為這個教場已經成了有組織的盛大慶祝或示威的集合地點，或者不如斐揚派平壇有名，因為它就在國民大會的入口處。
其他當地的集合中心是聖安東郊區大街和莫弗塔街。
小作坊在為輿論作準備上所起的作用在文獻上能夠找到的證明比較少，老闆和幫工們就在這些小作坊裡一起勞動，并且也常常一起吃飯和睡覺，在這裡，老闆們對于時局問題的看法常常有決定性的影響。
我們在警察報告裡也能偶爾看到這種關系。
例如我們看到瓷器制造商奧列弗，或有意或無意地、不厭其詳地轉述了累維伊揚據說在聖馬格裡特地方議會發表的關于工人工資的演說，借以煽動他的工人反對累維伊揚。
更典型的例子是師傅同幫工一起肩荷着武器去參加革命武裝暴動：我們看到釀酒者桑代爾如何帶着自己的一名幫工到巴士底去（在聖安東郊區，當時類似這樣的例子一定很多）；此外，我們看到皮埃爾·歐邁特，一個細木工幫工，在1792年8月10日伴同他的雇主到圖伊勒裡宮去；傷兵院區農場主葛勒在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中曾安排他的兩個農場助手輪流服役。
在其他場合，我們也聽到作坊老闆受到敵對的見證人的控訴，說他們煽動自己的工人參加馬爾斯教場示威和牧月起義這一類運動。
[35] 酒店也可能是溝通革命思想的同樣有力量的地方。
不僅酒商看來是最堅持革命的一個集團&mdash&mdash注意他們在攻打巴士底的人中所占的數目，在燒毀關卡當中，他們的數目還要大[36]&mdash&mdash而且他們的酒店也是郊區和市場&ldquo賤民&rdquo的公共消遣之所，特别是在星期日和星期一，這些人成群地越過關卡聚集在衆所熟知的庫提厄、鮑雪隆和新法蘭西酒店裡。
這些酒店成了談論國事和交換新聞與謠言的方便中心，就因為這個以及其他原因，巴黎的許多重大事件都在周末發生或得到推動也許就不是偶然的了[37]。
考斯道夫·博爾的那篇文章是言過其實的，但是他斷定許多攻打巴士底的人都來自聖安東區的酒店的說法卻不無正确之處[38]。
例如，販運大理石的約瑟夫·夏諾在累維伊揚騷動中被一塊落下來的瓦片砸傷了，他承認是在一個酒店裡坐着喝酒的時候被一群巡回的騷動者拉出來的；那一次的其他被捕者也有類似的說法[39]。
一個蠟燭商的油脂搬運工讓-尼古拉·丕平，在詳細叙述他在7月革命中的經驗時說，&ldquo在新法蘭西酒館賣金太陽酒的老夏維那裡&rdquo酒足飯飽以後，于12日夜間加入了聖馬丁關卡附近的騷動者[40]。
食品商店和市場更是顯而易見的騷動中心。
在物資缺乏和價格高昂的日子裡，人們在雜貨店、肉鋪和面包房排隊之際很容易發脾氣。
根據哈代的證明，我們已經看到，在巴黎革命爆發前的若幹星期中，政府為預防騷動曾調派軍隊進入市場并在面包店門前設置崗哨；并且也看到，在随之而來的夏天和秋天裡，當這種措施不再成為可能時，面包商怎樣不止一次地成為群衆暴動的犧牲者。
雖然在1789年以後不再采取&ldquo燈柱上吊人&rdquo的辦法，但如已經充分證明的，面包房和雜貨店，仍然是一般騷動的中心和常常達到起義程度的群衆示威的出發地點。
聚集在市場、面包房和酒店的工匠、工資勞動者和家庭婦女怎樣從這種規模較小的團體開始發展成為帶來一切恐怖表現、英雄主義和破壞性暴行的偉大革命群衆的呢？曆史家們似乎不大願意探讨這類問題，認為它們特别屬于社會學家或群衆心理學家的研究範圍[41]。
但是，由于缺乏曆史眼光或可靠的文獻，專家們也同樣容易誤入歧途，正如寫了不少有關這個問題的著作的考斯道夫·勒朋一樣。
按照勒朋的說法，革命群衆往往是由犯罪分子、堕落分子和具有破壞天性的人構成的，他們都是或多或少消極地響應&ldquo領導者&rdquo的号召[42]&mdash&mdash這表明作者不僅是拾泰讷的牙慧，而且表明作者想把他的革命群衆的一般化概念同樣應用于一切時間和一切地點。
喬治·勒菲富爾與此相反，曾經論證革命群衆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一種社會現象，它雖然符合于某些一般的發展規律，可是它是從特定的曆史環境中産生的，并且是特殊的社會壓力和思想影響的結果；法國革命的情況正是如此[43]。
在這一方面，當然有必要把群衆為了直接響應領導人的号召而集合起來的示威運動和其餘的騷動分開&mdash&mdash如1791年7月17日馬爾斯教場事件，1792年8月武裝進攻圖伊勒裡宮和1793年6月2日驅逐吉倫德黨議員的有組織的軍事行動等都是這一類的示威運動。
在這些情況下，無論一般的或特殊的參加者都是心悅誠服地為同一目标而戰鬥，群衆的共同心理和組織這個示威運動的個人或集團的心理完全一緻，沒有從這一種心理到另一種心理的突然變化[44]&mdash&mdash自然，除非某些意想不到的新因素參加進來破壞了平衡[45]。
1792年6月20日一類的示威似乎屬于另一種類型：這一次，公民們在他們公認的領袖率領之下的和平遊行，由于沖入圖伊勒裡宮（可能純粹出于自發），竟一變而成為對于國王本人權威的猛烈而自發的挑戰。
事實上，标志着革命群衆的最典型的形式的正是這種變化或轉化的因素&mdash&mdash在革命開始階段，國民自衛軍組織還沒有建立，各區還沒有設立一種可以更有計劃地來組織對當局挑戰的機構，這種形式是最為常見的[46]。
例如我們看到，1788年法院書記和老城區幫工的并沒有多大害處的慶祝，由于郊區和市場區的小作坊老闆、幫工的參加，就轉化為達到起義程度的暴動了；這種轉化并不是領導人伺隙煽動的結果（如泰讷和勒朋所要使我們相信的那樣），而是由于面包價格的暴漲對零星消費者發生了影響造成的。
構成累維伊揚騷動事件的原因，在累維伊揚和亨利奧于4月23日作了激怒群衆的演說後已經存在，因此在騷動的過程中就沒有這種突然轉化。
然而，這次騷動卻從酒店、作坊裡的群衆發牢騷和通過鄰近各區的結隊遊行發展成為28日夜間在聖安東郊區的瘋狂的破壞和對于槍彈的英勇抵抗。
這裡，暴動速度和性質的發展與其說是由于外部因素的幹預，不如說是由于參加示威者人數的增多和當時存在的因三級會議即将到來而産生的緊張激動的氣氛。
1789年夏季和秋季的兩次規模巨大的巴黎起義，足可以作為這種轉化的典型例子。
第一次起義是星期日，在羅亞爾宮裡散步的心境和平的群衆，聽到了内克爾解職的消息和奧爾良公爵周圍演說家發出的準備戰鬥的号召，像觸電一樣突然變成了一種革命的力量。
從這以後産生了即使最機敏和最堅決的宮廷反對派也無法計劃或預見其一切的一系列事件：舉着内克爾和奧爾良公爵肖像在大街上遊行；對關卡和聖拉紮爾修道院的襲擊；在槍炮作坊、寺院和兵工場裡搜索武器；在正在組成新市府的市政廳外面示威；為了尋找武器以武裝新成立的資産階級民兵而展開對于傷兵院的進攻；最後（一部分是有計劃的，但主要是整個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結果）是對巴士底的正面進攻和殺害德洛納與弗勒塞爾[47]。
在10月，我們看到了同樣類型的發生和發展，雖然起義的最後階段比較明确地帶有政治方向。
自然，對于10月5日清晨要求供應較廉價和較充分面包的絕大多數家庭主婦及市場婦女來說，正如對于偶然在場的觀察家一樣，暴動的開始放槍一定看來不過是9月裡整個一系列同樣示威的繼續。
甚至于群衆闖入市政廳也不過是前幾周同樣形式的抗議在一個更大的和更猛烈的規模上的重演。
但是婦女們的轉趨凡爾賽（一部分是由于&ldquo愛國派&rdquo幾周來的鼓動，一部分是由于馬伊雅和他的巴士底義勇隊的參加）卻賦予了她們的示威一種全新的政治内容。
從這時起，雖然示威所抱的仍然主要是經濟目的，但它已經與&ldquo愛國派&rdquo所發動的并受到巴黎國民自衛軍遊行隊伍支持的政治起義合二為一了[48]。
我們已經看到，革命群衆的性質和行動的轉化可能是由于插進了各種極為不同的因素造成的。
領導者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雖然他們并不起泰讷和考斯道夫·勒朋為他們規定的那種突出的作用；關于他們以後還要談到。
但是有一個因素我們必須在這裡予以注意，雖然它并不是法國革命事件所特有的，事實上它可能是在一切時間和一切地點造成某種群衆心理狀态的永久性的要素之一。
這就是由謠言造成的恐怖和疑懼&mdash&mdash在交通困難、消息遲緩和不容易得到的情況下，特别易于發展。
不論它在其他情況下的直接起因是什麼，這裡，這種恐懼産生于對極其重要的三件東西&mdash&mdash财産、生命和生活資料的真正的或者想象的威脅。
我們看到這種恐懼不斷地以各種形式發生在革命年代裡&mdash&mdash既發生在城市也發生在鄉村&mdash&mdash并且随着1792年4月裡戰争的爆發而更為常見。
舊制度的最後幾年，人們對于&ldquo饑荒協定&rdquo懷着恐懼，根據這個協定人們認為國王和他的大臣們在有意識地制造一種面包缺乏以餓死廣大人民。
在1775年的糧食暴動時期，一種類似的想法為人們所相信&mdash&mdash雖然這次說的是杜爾而不是國王&mdash&mdash因而大概幫助了暴動的擴展和延續。
在革命時期，新的當局，有時候是磨坊主和面包商，往往被加上類似的罪名，因為我們在累維伊揚暴動以後幾個星期裡的聖安東郊區的不安中，在反對壟斷者的不斷呼聲中，在對磨坊主和面包商以及聖丹尼區的區長助理夏特耳的暴力攻擊中，都看到了這種想法。
這種想法幾乎是一直存在的，雖然在10月5日到6日的騷亂中暫時被&ldquo愛國派&rdquo轉移了方向。
在1792年和1793年的襲擊雜貨店事件中，在牧月和葡月前夕，這種想法都曾經再次出現。
共和國
在其他場合，羅亞爾宮可能不如格累夫廣場有名，因為這個廣場和人煙稠密的各區很近，并且就在市政府的門前（我們已經看到它在7月13日、1789年10月5日和熱月9日的重要性）[34]；此外，羅亞爾宮也可能不如馬爾斯教場有名，因為這個教場已經成了有組織的盛大慶祝或示威的集合地點，或者不如斐揚派平壇有名，因為它就在國民大會的入口處。
其他當地的集合中心是聖安東郊區大街和莫弗塔街。
小作坊在為輿論作準備上所起的作用在文獻上能夠找到的證明比較少，老闆和幫工們就在這些小作坊裡一起勞動，并且也常常一起吃飯和睡覺，在這裡，老闆們對于時局問題的看法常常有決定性的影響。
我們在警察報告裡也能偶爾看到這種關系。
例如我們看到瓷器制造商奧列弗，或有意或無意地、不厭其詳地轉述了累維伊揚據說在聖馬格裡特地方議會發表的關于工人工資的演說，借以煽動他的工人反對累維伊揚。
更典型的例子是師傅同幫工一起肩荷着武器去參加革命武裝暴動：我們看到釀酒者桑代爾如何帶着自己的一名幫工到巴士底去（在聖安東郊區，當時類似這樣的例子一定很多）；此外，我們看到皮埃爾·歐邁特，一個細木工幫工，在1792年8月10日伴同他的雇主到圖伊勒裡宮去；傷兵院區農場主葛勒在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中曾安排他的兩個農場助手輪流服役。
在其他場合，我們也聽到作坊老闆受到敵對的見證人的控訴，說他們煽動自己的工人參加馬爾斯教場示威和牧月起義這一類運動。
[35] 酒店也可能是溝通革命思想的同樣有力量的地方。
不僅酒商看來是最堅持革命的一個集團&mdash&mdash注意他們在攻打巴士底的人中所占的數目，在燒毀關卡當中，他們的數目還要大[36]&mdash&mdash而且他們的酒店也是郊區和市場&ldquo賤民&rdquo的公共消遣之所，特别是在星期日和星期一，這些人成群地越過關卡聚集在衆所熟知的庫提厄、鮑雪隆和新法蘭西酒店裡。
這些酒店成了談論國事和交換新聞與謠言的方便中心，就因為這個以及其他原因，巴黎的許多重大事件都在周末發生或得到推動也許就不是偶然的了[37]。
考斯道夫·博爾的那篇文章是言過其實的，但是他斷定許多攻打巴士底的人都來自聖安東區的酒店的說法卻不無正确之處[38]。
例如，販運大理石的約瑟夫·夏諾在累維伊揚騷動中被一塊落下來的瓦片砸傷了，他承認是在一個酒店裡坐着喝酒的時候被一群巡回的騷動者拉出來的；那一次的其他被捕者也有類似的說法[39]。
一個蠟燭商的油脂搬運工讓-尼古拉·丕平，在詳細叙述他在7月革命中的經驗時說，&ldquo在新法蘭西酒館賣金太陽酒的老夏維那裡&rdquo酒足飯飽以後，于12日夜間加入了聖馬丁關卡附近的騷動者[40]。
食品商店和市場更是顯而易見的騷動中心。
在物資缺乏和價格高昂的日子裡，人們在雜貨店、肉鋪和面包房排隊之際很容易發脾氣。
根據哈代的證明，我們已經看到，在巴黎革命爆發前的若幹星期中，政府為預防騷動曾調派軍隊進入市場并在面包店門前設置崗哨；并且也看到，在随之而來的夏天和秋天裡，當這種措施不再成為可能時，面包商怎樣不止一次地成為群衆暴動的犧牲者。
雖然在1789年以後不再采取&ldquo燈柱上吊人&rdquo的辦法，但如已經充分證明的，面包房和雜貨店，仍然是一般騷動的中心和常常達到起義程度的群衆示威的出發地點。
聚集在市場、面包房和酒店的工匠、工資勞動者和家庭婦女怎樣從這種規模較小的團體開始發展成為帶來一切恐怖表現、英雄主義和破壞性暴行的偉大革命群衆的呢？曆史家們似乎不大願意探讨這類問題，認為它們特别屬于社會學家或群衆心理學家的研究範圍[41]。
但是，由于缺乏曆史眼光或可靠的文獻，專家們也同樣容易誤入歧途，正如寫了不少有關這個問題的著作的考斯道夫·勒朋一樣。
按照勒朋的說法，革命群衆往往是由犯罪分子、堕落分子和具有破壞天性的人構成的，他們都是或多或少消極地響應&ldquo領導者&rdquo的号召[42]&mdash&mdash這表明作者不僅是拾泰讷的牙慧，而且表明作者想把他的革命群衆的一般化概念同樣應用于一切時間和一切地點。
喬治·勒菲富爾與此相反，曾經論證革命群衆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一種社會現象，它雖然符合于某些一般的發展規律，可是它是從特定的曆史環境中産生的，并且是特殊的社會壓力和思想影響的結果；法國革命的情況正是如此[43]。
在這一方面，當然有必要把群衆為了直接響應領導人的号召而集合起來的示威運動和其餘的騷動分開&mdash&mdash如1791年7月17日馬爾斯教場事件，1792年8月武裝進攻圖伊勒裡宮和1793年6月2日驅逐吉倫德黨議員的有組織的軍事行動等都是這一類的示威運動。
在這些情況下，無論一般的或特殊的參加者都是心悅誠服地為同一目标而戰鬥，群衆的共同心理和組織這個示威運動的個人或集團的心理完全一緻，沒有從這一種心理到另一種心理的突然變化[44]&mdash&mdash自然，除非某些意想不到的新因素參加進來破壞了平衡[45]。
1792年6月20日一類的示威似乎屬于另一種類型：這一次，公民們在他們公認的領袖率領之下的和平遊行，由于沖入圖伊勒裡宮（可能純粹出于自發），竟一變而成為對于國王本人權威的猛烈而自發的挑戰。
事實上，标志着革命群衆的最典型的形式的正是這種變化或轉化的因素&mdash&mdash在革命開始階段，國民自衛軍組織還沒有建立，各區還沒有設立一種可以更有計劃地來組織對當局挑戰的機構，這種形式是最為常見的[46]。
例如我們看到，1788年法院書記和老城區幫工的并沒有多大害處的慶祝，由于郊區和市場區的小作坊老闆、幫工的參加，就轉化為達到起義程度的暴動了；這種轉化并不是領導人伺隙煽動的結果（如泰讷和勒朋所要使我們相信的那樣），而是由于面包價格的暴漲對零星消費者發生了影響造成的。
構成累維伊揚騷動事件的原因，在累維伊揚和亨利奧于4月23日作了激怒群衆的演說後已經存在，因此在騷動的過程中就沒有這種突然轉化。
然而，這次騷動卻從酒店、作坊裡的群衆發牢騷和通過鄰近各區的結隊遊行發展成為28日夜間在聖安東郊區的瘋狂的破壞和對于槍彈的英勇抵抗。
這裡，暴動速度和性質的發展與其說是由于外部因素的幹預，不如說是由于參加示威者人數的增多和當時存在的因三級會議即将到來而産生的緊張激動的氣氛。
1789年夏季和秋季的兩次規模巨大的巴黎起義，足可以作為這種轉化的典型例子。
第一次起義是星期日，在羅亞爾宮裡散步的心境和平的群衆，聽到了内克爾解職的消息和奧爾良公爵周圍演說家發出的準備戰鬥的号召，像觸電一樣突然變成了一種革命的力量。
從這以後産生了即使最機敏和最堅決的宮廷反對派也無法計劃或預見其一切的一系列事件：舉着内克爾和奧爾良公爵肖像在大街上遊行；對關卡和聖拉紮爾修道院的襲擊；在槍炮作坊、寺院和兵工場裡搜索武器；在正在組成新市府的市政廳外面示威；為了尋找武器以武裝新成立的資産階級民兵而展開對于傷兵院的進攻；最後（一部分是有計劃的，但主要是整個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結果）是對巴士底的正面進攻和殺害德洛納與弗勒塞爾[47]。
在10月，我們看到了同樣類型的發生和發展，雖然起義的最後階段比較明确地帶有政治方向。
自然，對于10月5日清晨要求供應較廉價和較充分面包的絕大多數家庭主婦及市場婦女來說，正如對于偶然在場的觀察家一樣，暴動的開始放槍一定看來不過是9月裡整個一系列同樣示威的繼續。
甚至于群衆闖入市政廳也不過是前幾周同樣形式的抗議在一個更大的和更猛烈的規模上的重演。
但是婦女們的轉趨凡爾賽（一部分是由于&ldquo愛國派&rdquo幾周來的鼓動，一部分是由于馬伊雅和他的巴士底義勇隊的參加）卻賦予了她們的示威一種全新的政治内容。
從這時起，雖然示威所抱的仍然主要是經濟目的，但它已經與&ldquo愛國派&rdquo所發動的并受到巴黎國民自衛軍遊行隊伍支持的政治起義合二為一了[48]。
我們已經看到，革命群衆的性質和行動的轉化可能是由于插進了各種極為不同的因素造成的。
領導者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雖然他們并不起泰讷和考斯道夫·勒朋為他們規定的那種突出的作用；關于他們以後還要談到。
但是有一個因素我們必須在這裡予以注意，雖然它并不是法國革命事件所特有的，事實上它可能是在一切時間和一切地點造成某種群衆心理狀态的永久性的要素之一。
這就是由謠言造成的恐怖和疑懼&mdash&mdash在交通困難、消息遲緩和不容易得到的情況下，特别易于發展。
不論它在其他情況下的直接起因是什麼，這裡，這種恐懼産生于對極其重要的三件東西&mdash&mdash财産、生命和生活資料的真正的或者想象的威脅。
我們看到這種恐懼不斷地以各種形式發生在革命年代裡&mdash&mdash既發生在城市也發生在鄉村&mdash&mdash并且随着1792年4月裡戰争的爆發而更為常見。
舊制度的最後幾年，人們對于&ldquo饑荒協定&rdquo懷着恐懼，根據這個協定人們認為國王和他的大臣們在有意識地制造一種面包缺乏以餓死廣大人民。
在1775年的糧食暴動時期，一種類似的想法為人們所相信&mdash&mdash雖然這次說的是杜爾而不是國王&mdash&mdash因而大概幫助了暴動的擴展和延續。
在革命時期，新的當局，有時候是磨坊主和面包商，往往被加上類似的罪名，因為我們在累維伊揚暴動以後幾個星期裡的聖安東郊區的不安中，在反對壟斷者的不斷呼聲中，在對磨坊主和面包商以及聖丹尼區的區長助理夏特耳的暴力攻擊中，都看到了這種想法。
這種想法幾乎是一直存在的，雖然在10月5日到6日的騷亂中暫時被&ldquo愛國派&rdquo轉移了方向。
在1792年和1793年的襲擊雜貨店事件中，在牧月和葡月前夕，這種想法都曾經再次出現。
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