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革命活動的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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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他問題仍然存在，其中有一些我們可以試着作出一種回答。
革命思想和革命口号是怎樣傳播給群衆的？标志着革命群衆特點的那種緊張、猛烈、大膽和英雄主義的特殊氣氛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巴黎的各次革命暴動是怎樣醞釀和組織的？在領袖和時常組織起來響應他們的戰鬥号召的群衆之間有什麼聯系？群衆的行動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發的？ 當然，群衆意見&mdash&mdash作為構成革命群衆主體的那些個人的意見&mdash&mdash顯然大部分是由無套褲黨自身的直接經驗形成的。
有些曆史家否認這一點，但是我們關于他們對經濟危機和食品價格上漲的反應已經說明很多了，因而沒有必要再多做論述。
我們這裡主要關心的是&ldquo賤民&rdquo從其他社會集團那裡取得的和吸收了的那些思想和口号，這些思想和口号，如我們看到的，不但使他們有了一套新的政治語彙，而且也使他們在各次革命大騷動中作為革命記者和政治家的同盟者參加了戰鬥。
這些思想是怎樣傳播給他們的呢？至少在鄉村裡，幾乎全都是文盲，這種傳播一定主要是口頭的[1]；即使在省城和市鎮（阿瑟·楊格發現那些地方也是報紙奇缺[2]），1789年第三等級代表的報告也都是在大廣場上或市政廳外面向他們的選民高聲宣讀的[3]。
我們也可以假定，艾貝爾的《杜歇老爹報》（1793年陸軍部免費發給各軍事單位[4]）也是用來在營房裡達到同樣目的的工具；我們聽說1791年的憲法在制憲議會通過以前，也是通過在工人和其他人的集會上朗讀來加以讨論的[5]。
但是，如果認為至少巴黎無套褲黨人沒有直接讀過政治思想家和記者的著作，那就不免是一種錯誤。
在首都，識字者看來要比外省多得多，同時代的觀察家和警察報告都證實了這一點。
雷斯提夫·德·拉·布累托内在1789年這樣寫道： 近來，首都的工人們變得難以駕馭了，因為他們在我們的書中讀到了一條他們認為非常有力量的真理：工人是最寶貴的人[6]。
他這樣說無疑是有些誇大，但是警察局和各區的關于這一時期騷動被捕者的警察報告表明，絕大多數小作坊老闆、商販和一大部分成年男子工資勞動者&mdash&mdash特别是幫工&mdash&mdash至少能簽署自己的名字[7]。
雖然我們也許可以認為，直接閱讀盧梭或任何其他哲學原著的無套褲黨人并不多[8]，但是，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某些小冊子的作者和政治作家是直接向他們（包括他們當中的婦女在内）喊話的。
許多小冊子不僅意在反映郊區和市場的看法，而且是用通俗的語言寫成的，這就足以說明這個問題。
艾貝爾的《杜歇老爹報》是一個明顯的恰當例子。
有趣的是我們看到1789年出版的一本題為《賣魚婦和市場挑夫的第一次對話》的小冊子，裡面用一個市場婦女的口吻說：&ldquo太太，我盼望我們能讀書識字。
[9]&rdquo1791年，民主派特别努力于打動掙工資的居民：馬拉的《人民之友》刊登了補鞋匠幫工和建築工人的來信[10]；路易·羅培于1791年6月在聯誼會叙述&ldquo國民中最沒有知識的階級&rdquo入會情況時寫道：&ldquo報紙已經不再能使他們感到滿足，它們喚起了這個階級教育自己的願望。
&rdquo[11]同年警察局所作關于馬爾斯教場事件的報告中，也有證據表明，至少有一大部分活躍的幫工和其他工人閱讀革命報刊。
例如，廚娘康斯坦·埃符娜告訴格雷讷累噴泉區的警務委員，說她閱讀普律多姆、馬拉、奧杜安、卡米累·德姆連作品，還常看《人民喉舌》[12]；一名煙草工人被捕時，發現帶有《人民之友》；一名流動商販講述他的觀點來自馬拉和普律多姆；一名鞋匠幫工力言他的意見是由于閱讀民主報刊而形成的[13]。
也許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因政治犯罪而在巴黎各區被捕的250人中，有12人是報販，他們的罪名是向這類主顧分發小冊子和報紙[14]。
如果積極的工資勞動者的情形是如此，我們就隻能認為民主派的報刊在小作坊老闆和商販中銷路一定更為廣泛，這些人的文化通常高于他們的幫工，而且常常左右他們的觀點。
所以，情況似乎很可能是：期刊和小冊子在形成群衆對當時主要政治問題的意見上起了主要作用，并且至少也有時候在為首都的巨大革命事件直接準備這樣的輿論上起有重要作用。
我們已經見到民主報刊和哥德利埃俱樂部在1791年的騷動中所起的作用。
馬拉在1793年2月25日的《政論家》上猛烈地煽動群衆反對商人和雜貨店主，無疑助長了随之而來的雜貨騷動的緊張氣氛。
此外，根據警察局告密者的說法，在共和國第三年牧月1日起義前夕，有人把500多份《人民起義》的小冊子分發給适當選定的首都各區[15]。
不過，大體上說來，這些事件的大部分參加者可能是用其他方式吸引來的。
由于無套褲黨加入了國民自衛軍，尤其是加入了各俱樂部和各社團以及各區委員會，他們就更有系統地接受了先進政治集團的思想教育。
有趣的是我們看到，無套褲黨人怎樣最初被排斥于這些團體的權威地位之外，後來卻逐漸&ldquo攻占&rdquo了這些團體，甚至于&mdash&mdash雖然是短時期的&mdash&mdash把這些團體變為表達他們自己觀點的而不是表達建立這些團體的政治領導人觀點的工具。
當1789年7月國民自衛軍組成的時候，巴那夫高興地說，它至少大部分是由&ldquo善良的資産階級&rdquo組成的[16]。
不久以後，&ldquo消極&rdquo公民無形地被排除于它的隊伍之外[17]；但是，這種界限在1792年夏季被取消了；從1793年5月安利奧被任命為總司令起，它便成了主要由無套褲黨人組成的部隊，并且在許多個月中一直是聽命于雅各賓派公社的工具。
毫無疑問，未來的牧月武裝起義的軍事幹部正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成長起來的。
俱樂部和各群衆社團在以雅各賓派的主張對巴黎&ldquo賤民&rdquo進行政治教育上一定也起了更為顯著的作用。
我們已經談過，在1791年馬爾斯教場示威和請願之前的那幾個月中，某些俱樂部和社團，也就是所謂聯誼社團，在廚師、運水工人和其他非技術工人的意見形成上起了相當的作用&mdash&mdash在這段時期&ldquo母&rdquo社哥德利埃俱樂部由于把會費降低到每月2蘇，已經向&ldquo消極&rdquo公民敞開了大門[18]。
在這一時期，像雅各賓聯誼俱樂部、市場區俱樂部、暴君主敵協會等社團，主要都是由這些分子組成的，它們的每次集會能夠吸引300人至800人不等[19]。
到1792年初，到處都在成立這類社團，同年5月，戈布蘭區挂毯工場曾抱怨工人們&ldquo長期守在俱樂部&rdquo[20]。
一年之後，偉人祠區的一個書籍裝訂商在抗議雇來建築聖日讷維葉教堂的工人行為越軌時說，&ldquo他們組織了俱樂部，并且在區議會之外或開會以後另外開會&rdquo[21]。
各革命委員會從一開始就主要是由無套褲黨人組成的。
在其代表的就職會議上，它們曾請求公社和國民大會給它們的成員以補償，&ldquo因為他們全都是以勞動為生的工人&rdquo[22]。
甚至于在現代化居民區西部邊界上的香榭麗舍區，在1793年6月也有了一個&ldquo由工人組成的雜有幾個資産階級分子&rdquo的委員會[23]。
從以前引用過的數字上，我們看到共和國第二年絕大多數委員是店主、小作坊老闆和獨立工匠，隻有略多于四分之一的委員是租金收入者、工場主、公務員、承包商和專門職業者[24]。
雖然關于巴黎人民團體的組成，我們知道的要少得多，但看來大體上與此相似[25]。
這一時期的巴黎公社的組成也是一樣[26]。
政府對損失工作時間的人發給40蘇的補助金保證了為數可觀的無套褲黨人經常出席各區大會[27]。
情況既然如此，這些團體時常成為無套褲黨人本身觀點&mdash&mdash誠然，一部分是從革命領袖那裡得來的&mdash&mdash而不是國民大會多數派觀點的傳播中心這件事就不足為奇了。
這當然也有助于說明為什麼在1794年春季這些社團大部分都被封閉和各區的獨立性受到限制[28]&mdash&mdash熱月以後&ldquo溫和&rdquo的國民大會用大批&ldquo清洗&rdquo和改組公社、民政委員會、革命委員會以及停發40蘇補助費等方法更快地完成了這一過程[29]。
如我們所看到的，到1795年9月，已經沒有任何直接表達無套褲黨人意見的社團、俱樂部、委員會和區議會了；當召開預選會讨論共和國第三年憲法草案時，隻有很少幾個工人參加會議[30]。
從此以後，他們又隻能在街頭、作坊和市場上進行鼓動和發洩他們的不滿了。
盡管如此，公共集會場所、作坊、酒店、市場和食品商店等處的談論在傳播思想和形成意見上一定仍起有相當的&mdash&mdash也許是很大的&mdash&mdash作用。
警察報告和其他關于這一時期騷動的同時代評論都充分證明了這種看法。
在貴族反叛時期，新橋和多飛内廣場是議論政治和革命騷動的主要中心：這當然是由于它們緊鄰法院，是法官和他們最有力的支持者、律師的書記和庭丁們的活動場所。
1789年6月，一度在東部郊區的騷動中心，轉移到羅亞爾宮，奧爾良公爵和追随他的那一群演說家、小冊子作者和記者在那裡建立了他們的總部。
6月30日夜間，群衆就是從這裡出發去釋放亞培監獄裡的11名法蘭西自衛軍士兵，他們被關在那裡是因為他們曾經拒絕向一星期前因反對宮廷企圖解除内克爾職務而在凡爾賽示威的巴黎市民開槍[31]。
也是在羅亞爾宮，卡米累·德姆連等人于7月12日發出武裝起來的号召，點燃了巴黎革命的烈火；人們也是從這裡出發去破壞關卡，在寺院和槍炮作坊裡搜索武器，并從聖拉紮爾男修道院把糧食運到中央市場[32]。
在為10月的進軍凡爾賽作輿論準備上，羅亞爾宮也起了作用；就是在羅亞爾宮花園裡和咖啡館裡，聖杜律治侯爵和他的同伴企圖以煽動巴黎市民在8月底進軍來加速解決問題；這裡的演說家在10月4日的重新煽動上卻獲得了更大的成就[33]。
在以後幾年，羅亞爾宮（不久更名為平等廳）的拱廊和花園成了臭名遠揚的娼妓、投機者和賭徒的出沒場所，而不再是
革命思想和革命口号是怎樣傳播給群衆的？标志着革命群衆特點的那種緊張、猛烈、大膽和英雄主義的特殊氣氛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巴黎的各次革命暴動是怎樣醞釀和組織的？在領袖和時常組織起來響應他們的戰鬥号召的群衆之間有什麼聯系？群衆的行動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發的？ 當然，群衆意見&mdash&mdash作為構成革命群衆主體的那些個人的意見&mdash&mdash顯然大部分是由無套褲黨自身的直接經驗形成的。
有些曆史家否認這一點，但是我們關于他們對經濟危機和食品價格上漲的反應已經說明很多了，因而沒有必要再多做論述。
我們這裡主要關心的是&ldquo賤民&rdquo從其他社會集團那裡取得的和吸收了的那些思想和口号，這些思想和口号，如我們看到的，不但使他們有了一套新的政治語彙，而且也使他們在各次革命大騷動中作為革命記者和政治家的同盟者參加了戰鬥。
這些思想是怎樣傳播給他們的呢？至少在鄉村裡，幾乎全都是文盲，這種傳播一定主要是口頭的[1]；即使在省城和市鎮（阿瑟·楊格發現那些地方也是報紙奇缺[2]），1789年第三等級代表的報告也都是在大廣場上或市政廳外面向他們的選民高聲宣讀的[3]。
我們也可以假定，艾貝爾的《杜歇老爹報》（1793年陸軍部免費發給各軍事單位[4]）也是用來在營房裡達到同樣目的的工具；我們聽說1791年的憲法在制憲議會通過以前，也是通過在工人和其他人的集會上朗讀來加以讨論的[5]。
但是，如果認為至少巴黎無套褲黨人沒有直接讀過政治思想家和記者的著作，那就不免是一種錯誤。
在首都，識字者看來要比外省多得多，同時代的觀察家和警察報告都證實了這一點。
雷斯提夫·德·拉·布累托内在1789年這樣寫道： 近來，首都的工人們變得難以駕馭了，因為他們在我們的書中讀到了一條他們認為非常有力量的真理：工人是最寶貴的人[6]。
他這樣說無疑是有些誇大，但是警察局和各區的關于這一時期騷動被捕者的警察報告表明，絕大多數小作坊老闆、商販和一大部分成年男子工資勞動者&mdash&mdash特别是幫工&mdash&mdash至少能簽署自己的名字[7]。
雖然我們也許可以認為，直接閱讀盧梭或任何其他哲學原著的無套褲黨人并不多[8]，但是，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某些小冊子的作者和政治作家是直接向他們（包括他們當中的婦女在内）喊話的。
許多小冊子不僅意在反映郊區和市場的看法，而且是用通俗的語言寫成的，這就足以說明這個問題。
艾貝爾的《杜歇老爹報》是一個明顯的恰當例子。
有趣的是我們看到1789年出版的一本題為《賣魚婦和市場挑夫的第一次對話》的小冊子，裡面用一個市場婦女的口吻說：&ldquo太太，我盼望我們能讀書識字。
[9]&rdquo1791年，民主派特别努力于打動掙工資的居民：馬拉的《人民之友》刊登了補鞋匠幫工和建築工人的來信[10]；路易·羅培于1791年6月在聯誼會叙述&ldquo國民中最沒有知識的階級&rdquo入會情況時寫道：&ldquo報紙已經不再能使他們感到滿足，它們喚起了這個階級教育自己的願望。
&rdquo[11]同年警察局所作關于馬爾斯教場事件的報告中，也有證據表明，至少有一大部分活躍的幫工和其他工人閱讀革命報刊。
例如，廚娘康斯坦·埃符娜告訴格雷讷累噴泉區的警務委員，說她閱讀普律多姆、馬拉、奧杜安、卡米累·德姆連作品，還常看《人民喉舌》[12]；一名煙草工人被捕時，發現帶有《人民之友》；一名流動商販講述他的觀點來自馬拉和普律多姆；一名鞋匠幫工力言他的意見是由于閱讀民主報刊而形成的[13]。
也許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因政治犯罪而在巴黎各區被捕的250人中，有12人是報販，他們的罪名是向這類主顧分發小冊子和報紙[14]。
如果積極的工資勞動者的情形是如此，我們就隻能認為民主派的報刊在小作坊老闆和商販中銷路一定更為廣泛，這些人的文化通常高于他們的幫工，而且常常左右他們的觀點。
所以，情況似乎很可能是：期刊和小冊子在形成群衆對當時主要政治問題的意見上起了主要作用，并且至少也有時候在為首都的巨大革命事件直接準備這樣的輿論上起有重要作用。
我們已經見到民主報刊和哥德利埃俱樂部在1791年的騷動中所起的作用。
馬拉在1793年2月25日的《政論家》上猛烈地煽動群衆反對商人和雜貨店主，無疑助長了随之而來的雜貨騷動的緊張氣氛。
此外，根據警察局告密者的說法，在共和國第三年牧月1日起義前夕，有人把500多份《人民起義》的小冊子分發給适當選定的首都各區[15]。
不過，大體上說來，這些事件的大部分參加者可能是用其他方式吸引來的。
由于無套褲黨加入了國民自衛軍，尤其是加入了各俱樂部和各社團以及各區委員會，他們就更有系統地接受了先進政治集團的思想教育。
有趣的是我們看到，無套褲黨人怎樣最初被排斥于這些團體的權威地位之外，後來卻逐漸&ldquo攻占&rdquo了這些團體，甚至于&mdash&mdash雖然是短時期的&mdash&mdash把這些團體變為表達他們自己觀點的而不是表達建立這些團體的政治領導人觀點的工具。
當1789年7月國民自衛軍組成的時候，巴那夫高興地說，它至少大部分是由&ldquo善良的資産階級&rdquo組成的[16]。
不久以後，&ldquo消極&rdquo公民無形地被排除于它的隊伍之外[17]；但是，這種界限在1792年夏季被取消了；從1793年5月安利奧被任命為總司令起，它便成了主要由無套褲黨人組成的部隊，并且在許多個月中一直是聽命于雅各賓派公社的工具。
毫無疑問，未來的牧月武裝起義的軍事幹部正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成長起來的。
俱樂部和各群衆社團在以雅各賓派的主張對巴黎&ldquo賤民&rdquo進行政治教育上一定也起了更為顯著的作用。
我們已經談過，在1791年馬爾斯教場示威和請願之前的那幾個月中，某些俱樂部和社團，也就是所謂聯誼社團，在廚師、運水工人和其他非技術工人的意見形成上起了相當的作用&mdash&mdash在這段時期&ldquo母&rdquo社哥德利埃俱樂部由于把會費降低到每月2蘇，已經向&ldquo消極&rdquo公民敞開了大門[18]。
在這一時期，像雅各賓聯誼俱樂部、市場區俱樂部、暴君主敵協會等社團，主要都是由這些分子組成的，它們的每次集會能夠吸引300人至800人不等[19]。
到1792年初，到處都在成立這類社團，同年5月，戈布蘭區挂毯工場曾抱怨工人們&ldquo長期守在俱樂部&rdquo[20]。
一年之後，偉人祠區的一個書籍裝訂商在抗議雇來建築聖日讷維葉教堂的工人行為越軌時說，&ldquo他們組織了俱樂部，并且在區議會之外或開會以後另外開會&rdquo[21]。
各革命委員會從一開始就主要是由無套褲黨人組成的。
在其代表的就職會議上，它們曾請求公社和國民大會給它們的成員以補償，&ldquo因為他們全都是以勞動為生的工人&rdquo[22]。
甚至于在現代化居民區西部邊界上的香榭麗舍區，在1793年6月也有了一個&ldquo由工人組成的雜有幾個資産階級分子&rdquo的委員會[23]。
從以前引用過的數字上，我們看到共和國第二年絕大多數委員是店主、小作坊老闆和獨立工匠，隻有略多于四分之一的委員是租金收入者、工場主、公務員、承包商和專門職業者[24]。
雖然關于巴黎人民團體的組成，我們知道的要少得多，但看來大體上與此相似[25]。
這一時期的巴黎公社的組成也是一樣[26]。
政府對損失工作時間的人發給40蘇的補助金保證了為數可觀的無套褲黨人經常出席各區大會[27]。
情況既然如此，這些團體時常成為無套褲黨人本身觀點&mdash&mdash誠然，一部分是從革命領袖那裡得來的&mdash&mdash而不是國民大會多數派觀點的傳播中心這件事就不足為奇了。
這當然也有助于說明為什麼在1794年春季這些社團大部分都被封閉和各區的獨立性受到限制[28]&mdash&mdash熱月以後&ldquo溫和&rdquo的國民大會用大批&ldquo清洗&rdquo和改組公社、民政委員會、革命委員會以及停發40蘇補助費等方法更快地完成了這一過程[29]。
如我們所看到的，到1795年9月，已經沒有任何直接表達無套褲黨人意見的社團、俱樂部、委員會和區議會了；當召開預選會讨論共和國第三年憲法草案時，隻有很少幾個工人參加會議[30]。
從此以後，他們又隻能在街頭、作坊和市場上進行鼓動和發洩他們的不滿了。
盡管如此，公共集會場所、作坊、酒店、市場和食品商店等處的談論在傳播思想和形成意見上一定仍起有相當的&mdash&mdash也許是很大的&mdash&mdash作用。
警察報告和其他關于這一時期騷動的同時代評論都充分證明了這種看法。
在貴族反叛時期，新橋和多飛内廣場是議論政治和革命騷動的主要中心：這當然是由于它們緊鄰法院，是法官和他們最有力的支持者、律師的書記和庭丁們的活動場所。
1789年6月，一度在東部郊區的騷動中心，轉移到羅亞爾宮，奧爾良公爵和追随他的那一群演說家、小冊子作者和記者在那裡建立了他們的總部。
6月30日夜間，群衆就是從這裡出發去釋放亞培監獄裡的11名法蘭西自衛軍士兵，他們被關在那裡是因為他們曾經拒絕向一星期前因反對宮廷企圖解除内克爾職務而在凡爾賽示威的巴黎市民開槍[31]。
也是在羅亞爾宮，卡米累·德姆連等人于7月12日發出武裝起來的号召，點燃了巴黎革命的烈火；人們也是從這裡出發去破壞關卡，在寺院和槍炮作坊裡搜索武器，并從聖拉紮爾男修道院把糧食運到中央市場[32]。
在為10月的進軍凡爾賽作輿論準備上，羅亞爾宮也起了作用；就是在羅亞爾宮花園裡和咖啡館裡，聖杜律治侯爵和他的同伴企圖以煽動巴黎市民在8月底進軍來加速解決問題；這裡的演說家在10月4日的重新煽動上卻獲得了更大的成就[33]。
在以後幾年，羅亞爾宮（不久更名為平等廳）的拱廊和花園成了臭名遠揚的娼妓、投機者和賭徒的出沒場所，而不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