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革命群衆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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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讷和他那一派史學家堅持說，收買、賄賂和企圖搶劫是煽起革命活動的主要原因。
在談過以上各種情況之後，我們也許就不會對這種說法感到驚奇。
莫提梅-泰諾說：&ldquo在大部分群衆運動中，金錢比熱情起的作用更大&rdquo[1]。
按照泰讷的說法，1789年10月向凡爾賽進軍的市場婦女，是為這一目的而被雇用來的[2]；較為晚近的作家加埃，甚至于更具體地斷言，工匠和幫工都是被收買來參加進攻巴士底的：&ldquo有人在工場裡（他寫道）以每人一個金路易的代價進行收買。
&rdquo[3]1792年8月猛攻圖伊勒裡宮的隊伍，被莫提梅-泰諾說成是&ldquo那些無恥的人，借忠誠愛國之名肆無忌憚地從事殺戮和搶劫&rdquo[4]。
自然，在大革命當時就不乏似乎足以證實這種觀點的說法。
無論是反對革命的保王派還是革命當局，他們在認為這樣做對于自己有利的時候，都會特别随便地進行這種攻擊。
例如，《國王之友》的主編蒙勺瓦，聲稱他掌握有可以證明有人向累維伊揚暴動者散發金錢的直接證據： 我問過許多這種窮人（他寫道）&hellip&hellip我毫不懷疑，他們每人都得到了12裡弗的收買費。
[5] 為平定騷亂而征集的武裝部隊總司令貝桑伐爾根據警探的一緻證明聲稱，&ldquo人們看到有人煽動暴亂，甚至于散發金錢&rdquo[6]。
暴動的兩個主要犧牲者，亨利奧和累維伊揚都作過同樣的攻擊[7]。
此外，1789年7月，一個聖拉紮爾事件的見證人聲稱，他曾看見有人出示裝滿銀币的口袋；同時，在關卡上，一個見證人報告說，他曾聽到一個騷動者誇耀自己接受了米拉波的錢，據說還有一個網紗工，&ldquo為了參加這些騷亂&rdquo，他每天接受9裡弗錢[8]。
哈代在他那本日記上記載說，那些面包騷動者的首領曾經企圖于9月在凡爾賽吊死一個面包商，後來發現他們每個人的衣袋裡都有33裡弗[9]。
為調查10月5日和6日的事件而設立的警方調查團，曾要求許多見證人提出關于弗蘭德斯旅團士兵、巴黎市場婦女和其他職業比較可疑的人曾受過厚賄收買的證明&mdash&mdash推測收買者是調查團準備予以中傷的奧爾良派。
泰讷及其追随者曾經随便引用這些資料來充實自己的論點。
[10] 在馬爾斯教場沖突事件前的社會緊張時期，批評當局的人動不動就被看成是被新政權的敵人以金錢收買的密探分子。
小報《雜談》把救濟工場新近解散的工人說成是&ldquo被叛徒收買的人&rdquo[11]。
在這以前，巴黎市長貝野就曾把1790年5月聖安東郊區的騷動（當時有3名竊盜被激動的群衆處死）歸之于同樣的原因：&ldquo政府知道有人分發金錢來達到制造危險暴亂的目的。
&rdquo[12]做這種群衆受賄攻擊的，不僅是仇視革命的人，還有如貝野這樣的君主立憲派。
在1793年2月的雅各賓派議員和巴黎市政當局看來，如果說雜貨暴動者的動機純粹是希望得到便宜的咖啡、食糖或肥皂，那也是難以想象的；在警察局密探提出的報告中，有許多地方提到帶着成捆的指券或者大把分發金銀的男女[13]。
在牧月裡，警察局也根據其密探的證明聲稱：&ldquo據說有人在聖安東郊區分發指券來鼓動暴亂。
&rdquo[14] 至于對待在這類騷動中被捕、受傷或被殺死的人，當局自然有一種現成的方法，那就是不僅宣布他們的懷疑，而且還要證實他們這種懷疑的正确。
在他們接觸到這一問題時，當時法國的警察局和市政委員會或政府委員會同英國的或其他地方的同等機關并沒有什麼兩樣，那就是在面對着&ldquo下等人民&rdquo對于現存秩序挑戰時，總是臆斷群衆被人收買，而對于群衆起義的補救辦法是搜捕假定的陰謀叛亂者而不是解除社會的不平。
所以，在累維伊揚騷動之後，警務委員在審訊被捕者和受傷者時，問他們是不是知道有人用錢鼓動暴亂[15]。
當官方對油脂運輸工人讓-尼古拉·丕平進行審訊，審問他和聖拉紮爾搶劫事件以及7月12日到14日在羅亞爾宮和其他地方發生的一般事件有什麼關系時，就曾問他&ldquo是否接受過某些人的錢&rdquo[16]。
拆除巴士底堡的工人，後來以在聖安東郊區犯下&ldquo倡亂罪&rdquo被絞死的米契爾·阿德裡安，在被審訊時，人們曾問他&ldquo在7月12日前後是否收到過不同的人給他的錢，讓他在巴黎發動暴亂&rdquo[17]。
弗朗索瓦·比隆，由于1789年秋季在軍校區威脅着要吊死一個面包商人而被控告，審訊人問他，&ldquo是否受過某些居心叵測的人的煽動&hellip&hellip那些人想用錢來對他進行誘惑&rdquo[18]。
我們可以一直這樣叙述下去&mdash&mdash1791年夏季和秋季被捕的人，受過與雜貨暴動有關的審訊的那些人，以及在共和國第三年牧月被軍事委員會或治安委員會傳訊的那些人都受過這種訊問[19]。
通常的回答是完全否認，但是有時候這種回答卻更有意思。
例如，我們發現，在1791年，一個萬多姆廣場區的家庭仆役用意料不到的反駁回答了這個老問題，他說他不僅沒有因為參加政治事件而接受過金錢，而且在過去的四個月裡他為此而花去了24蘇&mdash&mdash顯然指的是他作為一個雅各賓俱樂部會員所繳納的會費[20]。
在牧月，一個盲人收容院區的炮手，當問到他是否知道有人在郊區散發金錢時，他的回答是&ldquo不知道&rdquo，雖然他又加上了一句，說，&ldquo他聽到有人說過，要發錢和兩磅面包來鼓動暴亂&rdquo[21]。
但是沒有一次我們看到有人直接承認，或有一個犯人或其他見證人曾經于進行這種交易時被捕。
況且，警察局還有更為有效的搜查犯人的方法。
而且如果在犯人身上搜查出可疑的物品或者一定數量的金錢，他們有一切理由予以公布。
可是幾乎在每一個我們有記錄可查的案件裡，這種搜查的結果都是一無所獲。
不錯，在累維伊揚暴動後，一個被捕的造紙工人被發現身上帶有4裡弗，并且承認這筆錢是他在羅亞爾宮碰見的兩個人給他的&mdash&mdash但是這是發生在騷動已經平息足有一個星期之後的事[22]。
貝桑伐爾和蒙勺瓦提出的，并且為作家們在《曆史問題評論》中所重複過的群衆被人收買的說法，看來所根據的隻是這樣一種極不可靠的基礎。
此外，1789年7月14日在聖丹尼關卡被捕的4名青年工人中，有一名被發現衣袋裡裝有157裡弗12蘇銀币；但十分明顯的是，這筆錢如果不是偷自關卡，便是（如犯人所堅持的那樣）在聖拉紮爾寺院的暴動中拾到的[23]。
甚至通常是一個可靠見證人的哈代，似乎也完全受到了報告的迷惑，竟認為1789年9月的凡爾賽面包暴動者的錢袋裡發現有相當數量的錢，可是關于這次事件的警察報告對此卻隻字未提[24]。
至于在警方調查十月事件的過程中對于群衆被收買所進行的大量攻擊，由于缺少旁證，大部分都不能相信，因為他們的說法很含糊，并且多數見證人都是可疑的[25]。
雖然廣泛收買的證明可以因此而被置之不理，但我們卻不能過于不假思索地否認一切，認為搶劫完全不是使人參加革命活動的一個刺激因素。
不過，即使是這樣，它也被過分誇大了，并且在革命的任何階段都很少有濫肆搶劫的現象。
在累維伊揚暴動期間，我們看到有些食品商店被搶&mdash&mdash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這些騷動的根本原因[26]。
在關卡上也發生過搶劫稅關職員财物和積蓄的事件，雖然所占的比例并不大[27]。
在襲擊聖拉紮爾修道院的事件中，搶劫的情形較嚴重；但是即使在這裡，主要的活動也是用大車把糧食運往中央谷物市場，而搶劫不過是附帶的[28]。
1793年雜貨暴動中，也有搶劫的情形，雖然比較輕微[29]。
在革命的其他騷動裡，根本沒有多少搶劫的情形。
不過，我們看到，有一位曆史學家曾把1792年8月人們進攻圖伊勒裡宮的動機說成是搶劫。
在王宮陷落以後，确實有過一定的搶劫；實際上我們看到那年8月10日到9月2日有134人因為搶劫或被懷疑搶劫各種各樣的物品而被拘留于阜爾斯監獄[30]；在各區也有幾個人因為同樣罪名被捕[31]&mdash&mdash雖然他們之中看來沒有一個武裝進攻者。
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有許多普通公民（其中包括工資勞動者）曾特地繞道把在圖伊勒裡宮發現的珍貴物品交到自己的區裡保存[32]；而且，即使是最敵視革命的見證人也不得不承認，武裝隊伍不但沒有寬恕或者參加搶劫，而且立即處決了他
在談過以上各種情況之後，我們也許就不會對這種說法感到驚奇。
莫提梅-泰諾說：&ldquo在大部分群衆運動中，金錢比熱情起的作用更大&rdquo[1]。
按照泰讷的說法，1789年10月向凡爾賽進軍的市場婦女，是為這一目的而被雇用來的[2]；較為晚近的作家加埃，甚至于更具體地斷言，工匠和幫工都是被收買來參加進攻巴士底的：&ldquo有人在工場裡（他寫道）以每人一個金路易的代價進行收買。
&rdquo[3]1792年8月猛攻圖伊勒裡宮的隊伍，被莫提梅-泰諾說成是&ldquo那些無恥的人，借忠誠愛國之名肆無忌憚地從事殺戮和搶劫&rdquo[4]。
自然，在大革命當時就不乏似乎足以證實這種觀點的說法。
無論是反對革命的保王派還是革命當局，他們在認為這樣做對于自己有利的時候，都會特别随便地進行這種攻擊。
例如，《國王之友》的主編蒙勺瓦，聲稱他掌握有可以證明有人向累維伊揚暴動者散發金錢的直接證據： 我問過許多這種窮人（他寫道）&hellip&hellip我毫不懷疑，他們每人都得到了12裡弗的收買費。
[5] 為平定騷亂而征集的武裝部隊總司令貝桑伐爾根據警探的一緻證明聲稱，&ldquo人們看到有人煽動暴亂，甚至于散發金錢&rdquo[6]。
暴動的兩個主要犧牲者，亨利奧和累維伊揚都作過同樣的攻擊[7]。
此外，1789年7月，一個聖拉紮爾事件的見證人聲稱，他曾看見有人出示裝滿銀币的口袋；同時，在關卡上，一個見證人報告說，他曾聽到一個騷動者誇耀自己接受了米拉波的錢，據說還有一個網紗工，&ldquo為了參加這些騷亂&rdquo，他每天接受9裡弗錢[8]。
哈代在他那本日記上記載說，那些面包騷動者的首領曾經企圖于9月在凡爾賽吊死一個面包商，後來發現他們每個人的衣袋裡都有33裡弗[9]。
為調查10月5日和6日的事件而設立的警方調查團，曾要求許多見證人提出關于弗蘭德斯旅團士兵、巴黎市場婦女和其他職業比較可疑的人曾受過厚賄收買的證明&mdash&mdash推測收買者是調查團準備予以中傷的奧爾良派。
泰讷及其追随者曾經随便引用這些資料來充實自己的論點。
[10] 在馬爾斯教場沖突事件前的社會緊張時期，批評當局的人動不動就被看成是被新政權的敵人以金錢收買的密探分子。
小報《雜談》把救濟工場新近解散的工人說成是&ldquo被叛徒收買的人&rdquo[11]。
在這以前，巴黎市長貝野就曾把1790年5月聖安東郊區的騷動（當時有3名竊盜被激動的群衆處死）歸之于同樣的原因：&ldquo政府知道有人分發金錢來達到制造危險暴亂的目的。
&rdquo[12]做這種群衆受賄攻擊的，不僅是仇視革命的人，還有如貝野這樣的君主立憲派。
在1793年2月的雅各賓派議員和巴黎市政當局看來，如果說雜貨暴動者的動機純粹是希望得到便宜的咖啡、食糖或肥皂，那也是難以想象的；在警察局密探提出的報告中，有許多地方提到帶着成捆的指券或者大把分發金銀的男女[13]。
在牧月裡，警察局也根據其密探的證明聲稱：&ldquo據說有人在聖安東郊區分發指券來鼓動暴亂。
&rdquo[14] 至于對待在這類騷動中被捕、受傷或被殺死的人，當局自然有一種現成的方法，那就是不僅宣布他們的懷疑，而且還要證實他們這種懷疑的正确。
在他們接觸到這一問題時，當時法國的警察局和市政委員會或政府委員會同英國的或其他地方的同等機關并沒有什麼兩樣，那就是在面對着&ldquo下等人民&rdquo對于現存秩序挑戰時，總是臆斷群衆被人收買，而對于群衆起義的補救辦法是搜捕假定的陰謀叛亂者而不是解除社會的不平。
所以，在累維伊揚騷動之後，警務委員在審訊被捕者和受傷者時，問他們是不是知道有人用錢鼓動暴亂[15]。
當官方對油脂運輸工人讓-尼古拉·丕平進行審訊，審問他和聖拉紮爾搶劫事件以及7月12日到14日在羅亞爾宮和其他地方發生的一般事件有什麼關系時，就曾問他&ldquo是否接受過某些人的錢&rdquo[16]。
拆除巴士底堡的工人，後來以在聖安東郊區犯下&ldquo倡亂罪&rdquo被絞死的米契爾·阿德裡安，在被審訊時，人們曾問他&ldquo在7月12日前後是否收到過不同的人給他的錢，讓他在巴黎發動暴亂&rdquo[17]。
弗朗索瓦·比隆，由于1789年秋季在軍校區威脅着要吊死一個面包商人而被控告，審訊人問他，&ldquo是否受過某些居心叵測的人的煽動&hellip&hellip那些人想用錢來對他進行誘惑&rdquo[18]。
我們可以一直這樣叙述下去&mdash&mdash1791年夏季和秋季被捕的人，受過與雜貨暴動有關的審訊的那些人，以及在共和國第三年牧月被軍事委員會或治安委員會傳訊的那些人都受過這種訊問[19]。
通常的回答是完全否認，但是有時候這種回答卻更有意思。
例如，我們發現，在1791年，一個萬多姆廣場區的家庭仆役用意料不到的反駁回答了這個老問題，他說他不僅沒有因為參加政治事件而接受過金錢，而且在過去的四個月裡他為此而花去了24蘇&mdash&mdash顯然指的是他作為一個雅各賓俱樂部會員所繳納的會費[20]。
在牧月，一個盲人收容院區的炮手，當問到他是否知道有人在郊區散發金錢時，他的回答是&ldquo不知道&rdquo，雖然他又加上了一句，說，&ldquo他聽到有人說過，要發錢和兩磅面包來鼓動暴亂&rdquo[21]。
但是沒有一次我們看到有人直接承認，或有一個犯人或其他見證人曾經于進行這種交易時被捕。
況且，警察局還有更為有效的搜查犯人的方法。
而且如果在犯人身上搜查出可疑的物品或者一定數量的金錢，他們有一切理由予以公布。
可是幾乎在每一個我們有記錄可查的案件裡，這種搜查的結果都是一無所獲。
不錯，在累維伊揚暴動後，一個被捕的造紙工人被發現身上帶有4裡弗，并且承認這筆錢是他在羅亞爾宮碰見的兩個人給他的&mdash&mdash但是這是發生在騷動已經平息足有一個星期之後的事[22]。
貝桑伐爾和蒙勺瓦提出的，并且為作家們在《曆史問題評論》中所重複過的群衆被人收買的說法，看來所根據的隻是這樣一種極不可靠的基礎。
此外，1789年7月14日在聖丹尼關卡被捕的4名青年工人中，有一名被發現衣袋裡裝有157裡弗12蘇銀币；但十分明顯的是，這筆錢如果不是偷自關卡，便是（如犯人所堅持的那樣）在聖拉紮爾寺院的暴動中拾到的[23]。
甚至通常是一個可靠見證人的哈代，似乎也完全受到了報告的迷惑，竟認為1789年9月的凡爾賽面包暴動者的錢袋裡發現有相當數量的錢，可是關于這次事件的警察報告對此卻隻字未提[24]。
至于在警方調查十月事件的過程中對于群衆被收買所進行的大量攻擊，由于缺少旁證，大部分都不能相信，因為他們的說法很含糊，并且多數見證人都是可疑的[25]。
雖然廣泛收買的證明可以因此而被置之不理，但我們卻不能過于不假思索地否認一切，認為搶劫完全不是使人參加革命活動的一個刺激因素。
不過，即使是這樣，它也被過分誇大了，并且在革命的任何階段都很少有濫肆搶劫的現象。
在累維伊揚暴動期間，我們看到有些食品商店被搶&mdash&mdash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這些騷動的根本原因[26]。
在關卡上也發生過搶劫稅關職員财物和積蓄的事件，雖然所占的比例并不大[27]。
在襲擊聖拉紮爾修道院的事件中，搶劫的情形較嚴重；但是即使在這裡，主要的活動也是用大車把糧食運往中央谷物市場，而搶劫不過是附帶的[28]。
1793年雜貨暴動中，也有搶劫的情形，雖然比較輕微[29]。
在革命的其他騷動裡，根本沒有多少搶劫的情形。
不過，我們看到，有一位曆史學家曾把1792年8月人們進攻圖伊勒裡宮的動機說成是搶劫。
在王宮陷落以後，确實有過一定的搶劫；實際上我們看到那年8月10日到9月2日有134人因為搶劫或被懷疑搶劫各種各樣的物品而被拘留于阜爾斯監獄[30]；在各區也有幾個人因為同樣罪名被捕[31]&mdash&mdash雖然他們之中看來沒有一個武裝進攻者。
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有許多普通公民（其中包括工資勞動者）曾特地繞道把在圖伊勒裡宮發現的珍貴物品交到自己的區裡保存[32]；而且，即使是最敵視革命的見證人也不得不承認，武裝隊伍不但沒有寬恕或者參加搶劫，而且立即處決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