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革命群衆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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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那些非武裝的支持者中間企圖從事搶劫的軟弱弟兄[33]。
在九月屠殺中，許多企圖搶劫的人也都遭到了同樣的命運。
[34] 那麼，如此衆多的巴黎無套褲黨人參加這些事變，到底是受了什麼動機的驅使呢？他們和鼓勵他們、發動他們的人在革命目的上有何種程度的不同呢？首先，顯而易見的是，革命群衆不但遠不是消極的工具，而是受到了在革命前夕和革命過程中争奪政權的各政治黨派的口号和思想的感染。
例如，在貴族反叛時期，我們看到從事騷動的職員和幫工群衆怎樣在新橋焚燒不得人心的掌玺大臣拉瑪揚的肖像和高呼法官們的口号&ldquo打倒拉瑪揚！&rdquo&ldquo亨利四世萬歲！&rdquo[35]以後，在累維伊揚暴動時期，當人心已經歸向于即将到凡爾賽開會的第三等級時，示威者（雖然很多人相信這是由于保王派密探們的煽動）高呼當時的革命口号：&ldquo國王萬歲！内克爾萬歲！第三等級萬歲！&rdquo[36]在7月裡焚燒關卡和洗劫聖拉紮爾男修道院時，群衆也喊出了同樣的政治團結的口号&ldquo第三等級！&rdquo&mdash&mdash雖然有時候它的意義似乎已經變成号召窮人起來對富人進行反抗[37]。
在&ldquo賤民&rdquo的頭腦中也逐漸有了&ldquo自由&rdquo&ldquo人權&rdquo等新思想，我們看到，在8月，一個由于發表蔑視拉斐德的言論而在凡爾賽被捕的制炮匠幫工，就曾以&ldquo人權&rdquo為理由要求當局對他進行公正的審理[38]。
在随後的幾個星期中，當國民會議中君主立憲派和宮廷派在國王否決權的問題上發生矛盾的時候，巴黎&ldquo賤民&rdquo公開地擁護前者反對後者，并且我們還看到軍校區的失業工人以及格累夫廣場和羅亞爾宮的工資勞動者和士兵，在事件正式爆發前幾天，就表示他們準備随時去把王室弄回巴黎[39]。
這一個時期的另一個特點，自然是示威者和騷動者采取了反教士的口号；在凡爾賽，示威者對待教士議員們很少有禮貌，并且向他們高呼&ldquo打倒瓜皮小帽！&rdquo[40]。
在1790年的社會平靜時期，成千上萬的巴黎人響應國民大會的号召到馬爾斯教場集合，慶祝革命爆發的第一周年。
但是，沒過幾個月，民主派和共和派的社會政治觀點就開始至少在比較積極的無套褲黨人身上得到了反應。
這種思想教育的結果，很清楚地表現在1791年7月的馬爾斯教場示威上，哥德利埃俱樂部号召這次示威完全具有一種政治目的&mdash&mdash簽署請願書，質問國王在出亡瓦雷讷以後是否還有權繼續在位。
在國民自衛軍到達之前，有6000人已經在請願書上簽了名或畫了十字，其中可能有許多人并沒有清楚地了解請願書的内容；但是，至少廚娘康斯坦·埃符娜在審訊時十分清楚地表明，她相信請願的目的是&ldquo為了改組政權機構&rdquo。
在由于和示威有關而被關入阜爾斯監獄的将近130人中，絕大多數都是因為對國民議會、市政當局或武裝民兵表示政治上的反對而被捕的[41]。
在1792年8月武裝推翻王室和1793年5月到6月驅逐吉倫德黨這些事件上，我們不能提出同樣的文件證據；但是這并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因為這些起義完全是另外一種形式，它們的貫徹執行不是依靠非武裝的（或大部分非武裝的）革命群衆，而是依靠集中組織起來的武裝部隊&mdash&mdash巴黎國民自衛軍（在前一事變中，還有來自馬賽、布列斯特和其他城市的武裝部隊的支援）展開戰鬥。
同樣，這些行動也标志着把巴黎無套褲黨人完全卷進去的多月政治醞釀的最後成熟。
一個重要的新因素是，布裡索派發起的反對歐洲各王室的革命戰争運動，這一運動正如戰争本身在開始階段一樣得到了群衆的熱烈擁護。
關于這一點，1791年秋季志願去守衛邊疆的工人、工匠和幫工的長長的名單就是證明[42]。
另一點證明是大批作坊和工場工人們的捐款，他們把這項&ldquo愛國捐款&rdquo送到國民議會，以供應1792年部隊的糧秣和裝備[43]。
此外，我們還看到了攻陷圖伊勒裡宮以前的一場開幕戰&mdash&mdash6月20日群衆闖進了王宮，由聖安東郊區和聖馬瑟勒郊區成千的武裝的和非武裝的公民向國王呈遞請願書并高呼流行的&ldquo愛國派&rdquo口号；就在8月10日革命爆發的前四天，大批公民也曾聚集在馬爾斯教場要求國王退位[44]。
在1793年5月至6月的革命爆發前，也有同樣的政治醞釀。
那年3月警察密探的報告就已指明，人們在俱樂部和市場上公開讨論有必要舉行一次新的起義來清洗國民大會。
在4月，如我們所看到的，雅各賓派決定給這一運動規定一個明确而固定的目标，在他們的領導下，在實際行動爆發以前就有無數的代表團和請願書要求驅逐吉倫德黨的議員[45]。
最後，在共和國第三年芽月和牧月的暴動中，闖入國民大會的群衆要求給山嶽黨的政治綱領以支持和釋放被捕的雅各賓派；用針綴在他們的便帽和罩衫上，與&ldquo面包&rdquo字樣并排在一起的，是&ldquo1793年憲法&rdquo這一政治口号[46]。
所以不容懷疑，這些革命群衆對于國民議會中的政治集團哥德利埃和雅各賓俱樂部的目标、思想和口号給予了熱烈的支持并且也有所領會，他們接受這些政治團體的領導，并且為它們的利益而示威、請願或者拿起武器。
這些本來是自由、民主和共和派的資産階級的目标、思想和口号（以革命向左發展所達到的階段為依據），但巴黎&ldquo賤民&rdquo（起義者和示威者大部分來自他們中間）中的積極分子接受它們作為自己的東西，因為這些東西在摧毀舊制度和保衛共和國的鬥争中，看來是與他們自己的利益相符合的。
但是不能把它們看作工資勞動者、小店主和作坊老闆本身的特定要求[47]。
所以，我們雖然和泰讷以及他那一派的見解相反，承認領導者的政治思想對刺激群衆革命活動起有作用，但是我們隻能把它作為一部分的解釋來接受。
它對于如累維伊揚暴動、導緻向凡爾賽進軍或推翻吉倫德黨的社會不安、1792年和1798年襲擊雜貨商店等這種非政治性的運動，以至芽月和牧月騷動的基本性質并不能作出解釋&mdash&mdash而這些運動卻是革命的真正一部分，而且被卷入的人民大體上是來自猛攻巴士底、推翻王室和簽署馬爾斯教場請願書的同一個社會集團。
尤其是，它不能解釋幾乎始終存在于&ldquo賤民&rdquo中間的造成社會不安的一般要求，而這種要求正是我們所研究的整個時代的特征，如果沒有這種要求，互相鬥争的政治集團就不可能在本身是巨大的政治騷動中動員群衆隊伍。
要想得到一個更為滿意的解釋，我們必須于領導者時常變換的政治口号之外找出更固定的因素，必須詳細研究參加者本身的社會要求，并證明喬治·勒菲富爾論點的正确性：&ldquo群衆的參加意味着有他們自己的特殊動機。
&rdquo[48] 這種研究表明，在革命時期，正像在整個18世紀一樣，我們最常看到的群衆騷亂的動機，就是&ldquo賤民&rdquo迫切需要廉價而又充分供應的面包和其他必需品，以及對此有保證的必要的管理措施。
這一點也許并沒有什麼奇怪的。
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看到，他們的這種迫切要求因為和一切資産階級集團所主張的自由貿易和财産觀念相矛盾，往往在他們和甚至最進步的政治領袖之間的聯盟上造成緊張關系。
如果市場和郊區的普通老百姓隻滿足于戴上三色帽徽和紅帽子，空喊幾句激進的愛國口号，而不十分關心于滿足他們自己的特殊需要和解除他們自己的特殊疾苦（例如，如果累維伊揚的騷動者，在高呼無可指摘的&ldquo第三等級萬歲&rdquo口号的同時，沒有堅持搗毀像亨利奧和累維伊揚這樣真正第三等級的忠實同志的财産；或者，如果市場婦女僅僅滿足于向凡爾賽進軍把王室逼回巴黎&mdash&mdash如君主立憲派所需要的&mdash&mdash而不那樣猛烈地騷動和呼喊着要求更多的面包和更好的面粉），那對于羅亞爾宮的記者們、革命議會和雅各賓俱樂部的議員與演說家們說來，當然是很令人愉快的。
1792年和1793年的雜貨暴動也許最能說明這種利益的分歧。
第一，雅各賓派鄭重提議，隻要零星消費者自動地不去購買像咖啡、食糖等這種&ldquo奢侈品&rdquo&mdash&mdash也就是羅伯斯庇爾所說的&ldquo那些微不足道的商品&rdquo，危機就可以得到解決。
第二，在當局拒絕采取措施，騷動者強制執行他們自己特殊形式
在九月屠殺中，許多企圖搶劫的人也都遭到了同樣的命運。
[34] 那麼，如此衆多的巴黎無套褲黨人參加這些事變，到底是受了什麼動機的驅使呢？他們和鼓勵他們、發動他們的人在革命目的上有何種程度的不同呢？首先，顯而易見的是，革命群衆不但遠不是消極的工具，而是受到了在革命前夕和革命過程中争奪政權的各政治黨派的口号和思想的感染。
例如，在貴族反叛時期，我們看到從事騷動的職員和幫工群衆怎樣在新橋焚燒不得人心的掌玺大臣拉瑪揚的肖像和高呼法官們的口号&ldquo打倒拉瑪揚！&rdquo&ldquo亨利四世萬歲！&rdquo[35]以後，在累維伊揚暴動時期，當人心已經歸向于即将到凡爾賽開會的第三等級時，示威者（雖然很多人相信這是由于保王派密探們的煽動）高呼當時的革命口号：&ldquo國王萬歲！内克爾萬歲！第三等級萬歲！&rdquo[36]在7月裡焚燒關卡和洗劫聖拉紮爾男修道院時，群衆也喊出了同樣的政治團結的口号&ldquo第三等級！&rdquo&mdash&mdash雖然有時候它的意義似乎已經變成号召窮人起來對富人進行反抗[37]。
在&ldquo賤民&rdquo的頭腦中也逐漸有了&ldquo自由&rdquo&ldquo人權&rdquo等新思想，我們看到，在8月，一個由于發表蔑視拉斐德的言論而在凡爾賽被捕的制炮匠幫工，就曾以&ldquo人權&rdquo為理由要求當局對他進行公正的審理[38]。
在随後的幾個星期中，當國民會議中君主立憲派和宮廷派在國王否決權的問題上發生矛盾的時候，巴黎&ldquo賤民&rdquo公開地擁護前者反對後者，并且我們還看到軍校區的失業工人以及格累夫廣場和羅亞爾宮的工資勞動者和士兵，在事件正式爆發前幾天，就表示他們準備随時去把王室弄回巴黎[39]。
這一個時期的另一個特點，自然是示威者和騷動者采取了反教士的口号；在凡爾賽，示威者對待教士議員們很少有禮貌，并且向他們高呼&ldquo打倒瓜皮小帽！&rdquo[40]。
在1790年的社會平靜時期，成千上萬的巴黎人響應國民大會的号召到馬爾斯教場集合，慶祝革命爆發的第一周年。
但是，沒過幾個月，民主派和共和派的社會政治觀點就開始至少在比較積極的無套褲黨人身上得到了反應。
這種思想教育的結果，很清楚地表現在1791年7月的馬爾斯教場示威上，哥德利埃俱樂部号召這次示威完全具有一種政治目的&mdash&mdash簽署請願書，質問國王在出亡瓦雷讷以後是否還有權繼續在位。
在國民自衛軍到達之前，有6000人已經在請願書上簽了名或畫了十字，其中可能有許多人并沒有清楚地了解請願書的内容；但是，至少廚娘康斯坦·埃符娜在審訊時十分清楚地表明，她相信請願的目的是&ldquo為了改組政權機構&rdquo。
在由于和示威有關而被關入阜爾斯監獄的将近130人中，絕大多數都是因為對國民議會、市政當局或武裝民兵表示政治上的反對而被捕的[41]。
在1792年8月武裝推翻王室和1793年5月到6月驅逐吉倫德黨這些事件上，我們不能提出同樣的文件證據；但是這并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因為這些起義完全是另外一種形式，它們的貫徹執行不是依靠非武裝的（或大部分非武裝的）革命群衆，而是依靠集中組織起來的武裝部隊&mdash&mdash巴黎國民自衛軍（在前一事變中，還有來自馬賽、布列斯特和其他城市的武裝部隊的支援）展開戰鬥。
同樣，這些行動也标志着把巴黎無套褲黨人完全卷進去的多月政治醞釀的最後成熟。
一個重要的新因素是，布裡索派發起的反對歐洲各王室的革命戰争運動，這一運動正如戰争本身在開始階段一樣得到了群衆的熱烈擁護。
關于這一點，1791年秋季志願去守衛邊疆的工人、工匠和幫工的長長的名單就是證明[42]。
另一點證明是大批作坊和工場工人們的捐款，他們把這項&ldquo愛國捐款&rdquo送到國民議會，以供應1792年部隊的糧秣和裝備[43]。
此外，我們還看到了攻陷圖伊勒裡宮以前的一場開幕戰&mdash&mdash6月20日群衆闖進了王宮，由聖安東郊區和聖馬瑟勒郊區成千的武裝的和非武裝的公民向國王呈遞請願書并高呼流行的&ldquo愛國派&rdquo口号；就在8月10日革命爆發的前四天，大批公民也曾聚集在馬爾斯教場要求國王退位[44]。
在1793年5月至6月的革命爆發前，也有同樣的政治醞釀。
那年3月警察密探的報告就已指明，人們在俱樂部和市場上公開讨論有必要舉行一次新的起義來清洗國民大會。
在4月，如我們所看到的，雅各賓派決定給這一運動規定一個明确而固定的目标，在他們的領導下，在實際行動爆發以前就有無數的代表團和請願書要求驅逐吉倫德黨的議員[45]。
最後，在共和國第三年芽月和牧月的暴動中，闖入國民大會的群衆要求給山嶽黨的政治綱領以支持和釋放被捕的雅各賓派；用針綴在他們的便帽和罩衫上，與&ldquo面包&rdquo字樣并排在一起的，是&ldquo1793年憲法&rdquo這一政治口号[46]。
所以不容懷疑，這些革命群衆對于國民議會中的政治集團哥德利埃和雅各賓俱樂部的目标、思想和口号給予了熱烈的支持并且也有所領會，他們接受這些政治團體的領導，并且為它們的利益而示威、請願或者拿起武器。
這些本來是自由、民主和共和派的資産階級的目标、思想和口号（以革命向左發展所達到的階段為依據），但巴黎&ldquo賤民&rdquo（起義者和示威者大部分來自他們中間）中的積極分子接受它們作為自己的東西，因為這些東西在摧毀舊制度和保衛共和國的鬥争中，看來是與他們自己的利益相符合的。
但是不能把它們看作工資勞動者、小店主和作坊老闆本身的特定要求[47]。
所以，我們雖然和泰讷以及他那一派的見解相反，承認領導者的政治思想對刺激群衆革命活動起有作用，但是我們隻能把它作為一部分的解釋來接受。
它對于如累維伊揚暴動、導緻向凡爾賽進軍或推翻吉倫德黨的社會不安、1792年和1798年襲擊雜貨商店等這種非政治性的運動，以至芽月和牧月騷動的基本性質并不能作出解釋&mdash&mdash而這些運動卻是革命的真正一部分，而且被卷入的人民大體上是來自猛攻巴士底、推翻王室和簽署馬爾斯教場請願書的同一個社會集團。
尤其是，它不能解釋幾乎始終存在于&ldquo賤民&rdquo中間的造成社會不安的一般要求，而這種要求正是我們所研究的整個時代的特征，如果沒有這種要求，互相鬥争的政治集團就不可能在本身是巨大的政治騷動中動員群衆隊伍。
要想得到一個更為滿意的解釋，我們必須于領導者時常變換的政治口号之外找出更固定的因素，必須詳細研究參加者本身的社會要求，并證明喬治·勒菲富爾論點的正确性：&ldquo群衆的參加意味着有他們自己的特殊動機。
&rdquo[48] 這種研究表明，在革命時期，正像在整個18世紀一樣，我們最常看到的群衆騷亂的動機，就是&ldquo賤民&rdquo迫切需要廉價而又充分供應的面包和其他必需品，以及對此有保證的必要的管理措施。
這一點也許并沒有什麼奇怪的。
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看到，他們的這種迫切要求因為和一切資産階級集團所主張的自由貿易和财産觀念相矛盾，往往在他們和甚至最進步的政治領袖之間的聯盟上造成緊張關系。
如果市場和郊區的普通老百姓隻滿足于戴上三色帽徽和紅帽子，空喊幾句激進的愛國口号，而不十分關心于滿足他們自己的特殊需要和解除他們自己的特殊疾苦（例如，如果累維伊揚的騷動者，在高呼無可指摘的&ldquo第三等級萬歲&rdquo口号的同時，沒有堅持搗毀像亨利奧和累維伊揚這樣真正第三等級的忠實同志的财産；或者，如果市場婦女僅僅滿足于向凡爾賽進軍把王室逼回巴黎&mdash&mdash如君主立憲派所需要的&mdash&mdash而不那樣猛烈地騷動和呼喊着要求更多的面包和更好的面粉），那對于羅亞爾宮的記者們、革命議會和雅各賓俱樂部的議員與演說家們說來，當然是很令人愉快的。
1792年和1793年的雜貨暴動也許最能說明這種利益的分歧。
第一，雅各賓派鄭重提議，隻要零星消費者自動地不去購買像咖啡、食糖等這種&ldquo奢侈品&rdquo&mdash&mdash也就是羅伯斯庇爾所說的&ldquo那些微不足道的商品&rdquo，危機就可以得到解決。
第二，在當局拒絕采取措施，騷動者強制執行他們自己特殊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