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革命群衆的動機
關燈
小
中
大
的物價管制的時候，馬拉和羅伯斯庇爾都斥責他們受了皮特和反革命分子的欺騙。
&ldquo7月14日的人們并不是為糖塊而鬥争。
&rdquo[49]這是一個由來已久的社會矛盾，很少有革命領袖&mdash&mdash雅各賓派也不過是在1794年的短時期内&mdash&mdash準備解決這種矛盾。
但是，至少巴那夫對于這一問題及其在革命上的重要性有些認識，當他在向自己的選民談到1789年10月事件時，他把資産階級的純政治目的和人民所主要關心的經濟要求劃分得很清楚&mdash&mdash&ldquo這裡邊摻雜着面包開始缺少的問題&rdquo[50]。
拉布魯薩教授研究了革命爆發前若幹年的物價波動和預算情況，他的研究重新強調了物資缺乏和物價高昂（特别是面包）是18世紀法國社會動亂主要原因的這一課題。
他指出，在這些年中，特别是小麥長期缺乏和價格高漲給城市居民中較貧窮的人群帶來了悲慘的後果，這種情況在1787&mdash1789年期間達到了高峰[51]。
當我們了解到，比如說，一個巴黎建築工人為了維持他的正常消費而不得不用在面包上的錢在他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從1788年8月的約50%上升到1789年2月和7月之間的80%以上，我們就能更好地領會為什麼巴黎工資勞動者對于舊制度如此仇視和他們為什麼願意與資産階級聯合起來，消滅這個舊制度[52]。
所以，從當時的文獻中能夠非常清楚地看到面包的價格和供應問題經常是1788年起義運動和革命最初幾年期間的群衆騷動的根源，這并不奇怪。
例如我們看到，1788年8月審判廳書記在多飛内廣場和新橋上發起慶祝召回最高法院的運動，與面包價格的突然猛漲正好是在同時&mdash&mdash幾天以後，郊區和市場的&ldquo賤民&rdquo參加了騷動，并使騷動的性質有了變化。
再有，半個月的暫時平靜之後，騷動又以再生的力量重新爆發，其原因可以歸之于拉瑪揚被免職所引起的狂熱，也可以同樣歸之于9月初面包價格的進一步上漲[53]。
在11月和12月，面包繼續漲價，到4月累維伊揚暴動事件發生的時候，4磅重的面包在整整三個月内一直保持着14蘇半的奇高價格。
事實上，如我們所看到的，面包的昂貴和欠缺正是騷動的主要根源，雖然它并不是騷動的直接原因[54]。
姑且不談其他支持這個論點的證據，警察局長梯魯·德·克羅納在騷動中間呈給國王的報告也着重地說明了這一點：&ldquo雖然騷動從表面上看起來是反對累維伊揚，但實際上卻為的是要求減低面包價格。
&rdquo[55]在這種臨時性的爆發之後，面包原因幾乎在長期的群衆運動中一直是主要的刺激力量，這一運動發生于5月末，到7月12日至14日達到了高潮，到10月5日至6日達到了另一高潮，直到11月初也沒有看到它的平息，這時，使君主立憲派得以牢固掌握政權的政治革命的第一階段早已完成。
在以攻占巴士底為高潮的七月革命之前的那幾個星期裡，哈代在他的日記裡生動地描述了群衆心理，以及當局不斷擔心會爆發一次比4月底聖安東郊區規模更大和更猛烈的騷亂。
在5月、6月和7月初，他曾經9次記載在市場布置特别崗哨以平息面包騷動的情況。
6月13日，他記述了警察局為怕發生社會騷亂曾經批駁面包商把4磅面包的價格從14蘇半提高到15蘇的請求。
在這次政治革命的前幾天，一群人公開焚毀了《人民的希望》這本小冊子，因為它提議要有兩種價格的面包&mdash&mdash每磅3蘇的和5蘇的。
哈代寫道：&ldquo下層階級的人民不了解這樣做的目的。
&rdquo[56]在七月革命期間，同樣的問題經常出現。
7月13日早晨，人們有組織地進攻聖拉紮爾修道院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修道院倉庫裡儲存的糧食運到中央市場，并且還可以聽到在各屋子裡搶劫的當地人高呼&ldquo讓我們找面包&rdquo；同時，對于那些接受羅亞爾宮政治領袖的命令去燒毀關卡的工資勞動者、店主和小商販來說，問題更是十分簡單&mdash&mdash保證有廉價的食物和飲料：如一個在搗毀夏約關卡辦公室家具的制鎖匠所說的，&ldquo我們有3蘇錢就可以買酒喝了。
&rdquo[57] 自然，我們已經充分證明，在政治上達到了把王室擁回巴黎這一目的的10月5日到6日的騷動，顯然與巴黎饑餓群衆的面包供應問題有更大關系。
我們已經看到，在7月22日殺死了富龍和他的女婿貝梯埃之後的平靜隻是短時期的。
8月初，在豐收以後，面包價格曾降到12蘇；但是，一部分由于幹旱，預期面包房能有充足的面包并未實現，結果是一直持續到11月的面包缺貨使群衆運動始終在興奮狀态中。
接着就是市場婦女和其他人在市政廳和面包房的引人注意的一系列示威，最後發展成為向凡爾賽的偉大進軍。
這次騷動值得注意的特點自然是示威者所喊的口号&mdash&mdash&ldquo去找那個面包房老闆、老闆娘和小老闆！&rdquo&mdash&mdash以及婦女和她們的代言人馬伊雅堅持要求國民議會使巴黎人民有東西吃[58]。
另一方面，馬爾斯教場的示威雖然在巴黎多數各區裡受到&ldquo賤民&rdquo的廣泛支持，但在許多方面都是巴黎各次偉大騷動中的一次純粹政治性的事件。
1789年11月初，由于國民議會和公社采取了有效措施，向巴黎供應了廉價而充足的面包，并穩定了公共秩序，革命最初幾個月的持續不斷的社會運動這時已告結束。
由于指券貶值和戰争時期的通貨膨脹所引起的特殊問題還沒有到來，所以1791年7月馬爾斯教場的示威，是巴黎各次大騷動中唯一一次在任何方面都與群衆要求管制面包或任何其他主要必需品沒有關系的運動。
誠然，在示威前曾發生過一次相當大的工資運動，卷入了成千上萬的各行各業幫工；示威以前也發生過因救濟工場停辦而受到饑餓威脅的失業工人的連月騷亂。
但是這些運動雖然受到了哥德利埃俱樂部和它的所屬團體的支持，卻不能說它們和馬爾斯教場示威事件本身有直接關系；而且，對于這一時期在巴黎各區被捕的許多工資勞動者、店主和作坊老闆的審問也并沒有反映出這些工人的要求[59]。
在這一方面，馬爾斯教場事件似乎并不屬于這裡所說的一般形式的社會騷亂。
在這次事件中，普通人民很少提出他們的特殊經濟要求[60]。
他們的要求和抗議所采取的毋甯說是一種政治形式&mdash&mdash證明是，在這一運動中被捕的人曾經給國民自衛軍以種種侮辱并對國民議會和市政機關有許多抱怨。
所以，在某種意義上，馬爾斯教場事件和1791年春、夏季的群衆運動标志着巴黎無套褲黨作為革命力量的一個重要發展階段。
随着革命資産階級的分裂和民主派以及共和派決定要在人民中間獲得可靠的支持，他們正在開始起一種更為獨立的作用：他們不僅提出資産階級比較激進部分的特殊綱領，而且正在開始（雖然不是十分堅定地）以政治形式來表達他們自己對社會的不滿。
到1792年春天，革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一階段的群衆運動具有了新的力量和新的方向。
指券的貶值已經開始在1791年秋季的物價上有了反映；但是帶來長期的通貨膨脹災難的卻是戰争的爆發，在這一時期，無套褲黨人的注意力幾乎一直集中在物價問題、食品缺乏及必須迫使當局不得不在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和供應方面采取管制措施上。
從社會史學家的觀點來看，整個時期都受這種迫切要求的支配。
但是，巴黎無套褲黨人在艾貝爾派，甚至更多是在忿激派的幫助下，才一步步地找到了一個适合于他們特殊需要的社會要求方案，最後迫使雅各賓派掌握的國民大會以最高限價的形式在短時期内接受了這個方案。
他們的憤怒矛頭，像以前指向面包商和磨坊主一樣，首先指向了雜貨商，表現在革命群衆試圖強迫食品商人（特别是他們當中較殷實的商戶）按革命前的價格出售貨物上。
第一個這樣的運動&mdash&mdash1792年1月到2月的運動&mdash&mdash隻發生在少數的中央北部各區和聖安東與聖馬瑟勒郊區，并且沒有什麼直接的影響：不管怎麼說，它和不久以後發生的6月20日和8月10日的政治騷動是沒有多大關系的[61]。
1793年2月的騷動規模要大得多，也具有更重要的政治意義[62]。
這一次，在動員了國民自衛軍、逮捕了數十名騷動者和采取了一些不重要的行政上的緩和措施以後，運動并沒有停止。
一般說來，1793年9月公布最高限價法以後，經過羅伯斯庇爾的革命政府以及它在熱月的垮台時期，到共和國第三年牧月的無套褲黨人的最後一次起事，甚至在起
&ldquo7月14日的人們并不是為糖塊而鬥争。
&rdquo[49]這是一個由來已久的社會矛盾，很少有革命領袖&mdash&mdash雅各賓派也不過是在1794年的短時期内&mdash&mdash準備解決這種矛盾。
但是，至少巴那夫對于這一問題及其在革命上的重要性有些認識，當他在向自己的選民談到1789年10月事件時，他把資産階級的純政治目的和人民所主要關心的經濟要求劃分得很清楚&mdash&mdash&ldquo這裡邊摻雜着面包開始缺少的問題&rdquo[50]。
拉布魯薩教授研究了革命爆發前若幹年的物價波動和預算情況，他的研究重新強調了物資缺乏和物價高昂（特别是面包）是18世紀法國社會動亂主要原因的這一課題。
他指出，在這些年中，特别是小麥長期缺乏和價格高漲給城市居民中較貧窮的人群帶來了悲慘的後果，這種情況在1787&mdash1789年期間達到了高峰[51]。
當我們了解到，比如說，一個巴黎建築工人為了維持他的正常消費而不得不用在面包上的錢在他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從1788年8月的約50%上升到1789年2月和7月之間的80%以上，我們就能更好地領會為什麼巴黎工資勞動者對于舊制度如此仇視和他們為什麼願意與資産階級聯合起來，消滅這個舊制度[52]。
所以，從當時的文獻中能夠非常清楚地看到面包的價格和供應問題經常是1788年起義運動和革命最初幾年期間的群衆騷動的根源，這并不奇怪。
例如我們看到，1788年8月審判廳書記在多飛内廣場和新橋上發起慶祝召回最高法院的運動，與面包價格的突然猛漲正好是在同時&mdash&mdash幾天以後，郊區和市場的&ldquo賤民&rdquo參加了騷動，并使騷動的性質有了變化。
再有，半個月的暫時平靜之後，騷動又以再生的力量重新爆發，其原因可以歸之于拉瑪揚被免職所引起的狂熱，也可以同樣歸之于9月初面包價格的進一步上漲[53]。
在11月和12月，面包繼續漲價，到4月累維伊揚暴動事件發生的時候，4磅重的面包在整整三個月内一直保持着14蘇半的奇高價格。
事實上，如我們所看到的，面包的昂貴和欠缺正是騷動的主要根源，雖然它并不是騷動的直接原因[54]。
姑且不談其他支持這個論點的證據，警察局長梯魯·德·克羅納在騷動中間呈給國王的報告也着重地說明了這一點：&ldquo雖然騷動從表面上看起來是反對累維伊揚，但實際上卻為的是要求減低面包價格。
&rdquo[55]在這種臨時性的爆發之後，面包原因幾乎在長期的群衆運動中一直是主要的刺激力量，這一運動發生于5月末，到7月12日至14日達到了高潮，到10月5日至6日達到了另一高潮，直到11月初也沒有看到它的平息，這時，使君主立憲派得以牢固掌握政權的政治革命的第一階段早已完成。
在以攻占巴士底為高潮的七月革命之前的那幾個星期裡，哈代在他的日記裡生動地描述了群衆心理，以及當局不斷擔心會爆發一次比4月底聖安東郊區規模更大和更猛烈的騷亂。
在5月、6月和7月初，他曾經9次記載在市場布置特别崗哨以平息面包騷動的情況。
6月13日，他記述了警察局為怕發生社會騷亂曾經批駁面包商把4磅面包的價格從14蘇半提高到15蘇的請求。
在這次政治革命的前幾天，一群人公開焚毀了《人民的希望》這本小冊子，因為它提議要有兩種價格的面包&mdash&mdash每磅3蘇的和5蘇的。
哈代寫道：&ldquo下層階級的人民不了解這樣做的目的。
&rdquo[56]在七月革命期間，同樣的問題經常出現。
7月13日早晨，人們有組織地進攻聖拉紮爾修道院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修道院倉庫裡儲存的糧食運到中央市場，并且還可以聽到在各屋子裡搶劫的當地人高呼&ldquo讓我們找面包&rdquo；同時，對于那些接受羅亞爾宮政治領袖的命令去燒毀關卡的工資勞動者、店主和小商販來說，問題更是十分簡單&mdash&mdash保證有廉價的食物和飲料：如一個在搗毀夏約關卡辦公室家具的制鎖匠所說的，&ldquo我們有3蘇錢就可以買酒喝了。
&rdquo[57] 自然，我們已經充分證明，在政治上達到了把王室擁回巴黎這一目的的10月5日到6日的騷動，顯然與巴黎饑餓群衆的面包供應問題有更大關系。
我們已經看到，在7月22日殺死了富龍和他的女婿貝梯埃之後的平靜隻是短時期的。
8月初，在豐收以後，面包價格曾降到12蘇；但是，一部分由于幹旱，預期面包房能有充足的面包并未實現，結果是一直持續到11月的面包缺貨使群衆運動始終在興奮狀态中。
接着就是市場婦女和其他人在市政廳和面包房的引人注意的一系列示威，最後發展成為向凡爾賽的偉大進軍。
這次騷動值得注意的特點自然是示威者所喊的口号&mdash&mdash&ldquo去找那個面包房老闆、老闆娘和小老闆！&rdquo&mdash&mdash以及婦女和她們的代言人馬伊雅堅持要求國民議會使巴黎人民有東西吃[58]。
另一方面，馬爾斯教場的示威雖然在巴黎多數各區裡受到&ldquo賤民&rdquo的廣泛支持，但在許多方面都是巴黎各次偉大騷動中的一次純粹政治性的事件。
1789年11月初，由于國民議會和公社采取了有效措施，向巴黎供應了廉價而充足的面包，并穩定了公共秩序，革命最初幾個月的持續不斷的社會運動這時已告結束。
由于指券貶值和戰争時期的通貨膨脹所引起的特殊問題還沒有到來，所以1791年7月馬爾斯教場的示威，是巴黎各次大騷動中唯一一次在任何方面都與群衆要求管制面包或任何其他主要必需品沒有關系的運動。
誠然，在示威前曾發生過一次相當大的工資運動，卷入了成千上萬的各行各業幫工；示威以前也發生過因救濟工場停辦而受到饑餓威脅的失業工人的連月騷亂。
但是這些運動雖然受到了哥德利埃俱樂部和它的所屬團體的支持，卻不能說它們和馬爾斯教場示威事件本身有直接關系；而且，對于這一時期在巴黎各區被捕的許多工資勞動者、店主和作坊老闆的審問也并沒有反映出這些工人的要求[59]。
在這一方面，馬爾斯教場事件似乎并不屬于這裡所說的一般形式的社會騷亂。
在這次事件中，普通人民很少提出他們的特殊經濟要求[60]。
他們的要求和抗議所采取的毋甯說是一種政治形式&mdash&mdash證明是，在這一運動中被捕的人曾經給國民自衛軍以種種侮辱并對國民議會和市政機關有許多抱怨。
所以，在某種意義上，馬爾斯教場事件和1791年春、夏季的群衆運動标志着巴黎無套褲黨作為革命力量的一個重要發展階段。
随着革命資産階級的分裂和民主派以及共和派決定要在人民中間獲得可靠的支持，他們正在開始起一種更為獨立的作用：他們不僅提出資産階級比較激進部分的特殊綱領，而且正在開始（雖然不是十分堅定地）以政治形式來表達他們自己對社會的不滿。
到1792年春天，革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一階段的群衆運動具有了新的力量和新的方向。
指券的貶值已經開始在1791年秋季的物價上有了反映；但是帶來長期的通貨膨脹災難的卻是戰争的爆發，在這一時期，無套褲黨人的注意力幾乎一直集中在物價問題、食品缺乏及必須迫使當局不得不在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和供應方面采取管制措施上。
從社會史學家的觀點來看，整個時期都受這種迫切要求的支配。
但是，巴黎無套褲黨人在艾貝爾派，甚至更多是在忿激派的幫助下，才一步步地找到了一個适合于他們特殊需要的社會要求方案，最後迫使雅各賓派掌握的國民大會以最高限價的形式在短時期内接受了這個方案。
他們的憤怒矛頭，像以前指向面包商和磨坊主一樣，首先指向了雜貨商，表現在革命群衆試圖強迫食品商人（特别是他們當中較殷實的商戶）按革命前的價格出售貨物上。
第一個這樣的運動&mdash&mdash1792年1月到2月的運動&mdash&mdash隻發生在少數的中央北部各區和聖安東與聖馬瑟勒郊區，并且沒有什麼直接的影響：不管怎麼說，它和不久以後發生的6月20日和8月10日的政治騷動是沒有多大關系的[61]。
1793年2月的騷動規模要大得多，也具有更重要的政治意義[62]。
這一次，在動員了國民自衛軍、逮捕了數十名騷動者和采取了一些不重要的行政上的緩和措施以後，運動并沒有停止。
一般說來，1793年9月公布最高限價法以後，經過羅伯斯庇爾的革命政府以及它在熱月的垮台時期，到共和國第三年牧月的無套褲黨人的最後一次起事，甚至在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