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革命群衆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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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以後，運動一直沒有平息。
這一運動一發生就立即與雅各賓俱樂部所領導的更為廣泛的運動彙合到了一起。
後一活動導緻了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推翻了吉倫德黨，這時，至少在比較積極的無套褲黨人看來，吉倫德黨和可恨的壟斷者或食物囤積者并沒有什麼區别。
我們并不打算在這裡分析那年4月到5月的警察局和國民自衛軍每天的報告，但是它們足以清楚地證明，在這幾個月為了糾正和清洗國民大會而發生的騷動背後，存在着群衆對于食品價格不斷上漲的深切的關心[63]。
吉倫德黨的被逐雖然使政權轉到了山嶽黨手中，但并沒有能立即消除這種不安。
6月裡警察密探呈交的報告幾乎和4月或5月的完全相同。
面包房缺少面包又開始引起3月裡的憂慮，到8月末，排隊購買面包和面包騷動又成了巴黎生活中常見的特點。
這就是由艾貝爾和碩默特掌握的巴黎公社所領導的1793年9月4日至5日的暴動的直接背景。
如我們所看到的，正是在他們的推動之下，國民大會最後決定頒布最高限價法，并開始着手組織拖延已久的&ldquo革命軍&rdquo，作為恐怖時期的一種工具，其用意在于保證巴黎從四郊獲得糧食和肉類的充分供應。
[64]在這種不間斷的群衆壓力之下，國民大會和公安委員會靠管制政策設法制止了通貨膨脹，使指券的價值在幾個月内未再下跌。
但是革命戰争的需要和農民的敵對，造成了食物供應的不足，這些農民常常把他們的農産品囤積起來待機出售，或者是因為害怕征收而根本不從事生産。
由此産生的困難和委員會企圖滿足大生産者和大商人的欲望，自然會給政府與巴黎無套褲黨人的聯盟帶來十分緊張的關系。
我們已經指出，由此産生的不滿再加上工資勞動者對于政府決心實行最高工資限額的特别怨恨，使羅伯斯庇爾和他的同伴失去了群衆的支持，在熱月9日決定命運的那一夜他們本來是可以指望得到這種支持的[65]。
當然，有許多巴黎人後來都為羅伯斯庇爾的滅亡感到惋惜。
但是他們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有這種反應，而在當時，他們對于雅各賓派領袖的被捕、地方委員會的清洗、政治團體的封閉，乃至他們自己創立的最高限價法的廢除等，都或多或少是無動于衷的；不過，當主要由于政府的政策而造成瘋狂的通貨膨脹和必需品價格的急劇上升時，一個相當龐大的群衆運動就形成了。
這一運動在1795年年初的幾個月裡得到了動力，最後在芽月和牧月爆發成為嚴重的騷動。
如我們看到的，這個運動與殘存的群衆團體和雅各賓派殘餘分子所領導的政治運動合在一起并從其中吸取了力量，但是它的始終不變和長期存在的一個原因，仍然是對面包的迫切需要[66]。
但是我們必須避免某些曆史學家曾經對之屈服的誘惑，慣于把革命時期的群衆起義說成幾乎完全是受暫時的經濟原因的支配&mdash&mdash好像每一個運動實質上都是&ldquo饑餓暴動&rdquo一樣。
這當然不是實際情況。
我們不僅看到，随着革命的進展，無套褲黨已經完全接受了範圍廣泛的各種各樣的政治思想和響應了行動号召；而且還特别看到，馬爾斯教場示威和導向這個示威的整個準備活動，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更不必說無套褲黨人對于像攻打巴士底和圖伊勒裡宮以及從國民大會裡逐出吉倫德黨等這些純屬軍事政治的行動所給予的積極支持了。
至少在馬爾斯教場事件的情形下，饑餓的威脅或物價的高漲并沒有起任何作用。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無套褲黨人對于共和國第四年葡月事件沒有進行任何直接的政治幹涉&mdash&mdash和幾個月以前，他們積極參加芽月和牧月事件恰好形成鮮明的對比，雖然在這兩次事件中群衆對于面包缺乏和通貨膨脹都是同樣地十分關切[67]。
根本區别當然在于政治情況有了變化和葡月叛變者抱有與牧月起義者完全不同的目的[68]。
所以盡管通貨膨脹繼續，半饑餓狀态仍然存在，積極的無套褲黨人卻不準備把他們對于熱月國民大會的敵視擴大到使共和國的公開敵人感到愉快的程度。
這一點是很有意義的：一方面可以據此駁斥一種論調，這種論調說，&ldquo賤民&rdquo由于政治上不成熟，所以會不顧自己的利益或意圖而準備盲從任何煽動者；另一方面，它表明如果要滿意地解釋群衆為什麼參加或不參加這些運動，必須把政治和經濟的因素都适當地考慮在内，如果隻集中考慮一方面而不考慮另一方面，結果隻能産生一幅被歪曲了的畫面。
但是，不管怎麼說，不可避免的結論仍然是：這一時期推動革命群衆的主要的和最常看到的動機，是對廉價而充分供應的食品的關心。
這一點比任何其他因素更能充分解釋群衆革命的根源，隻有這個理由可以說明為什麼會持續不斷地發生社會騷動&mdash&mdash這是首都這些年中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一切重大政治事件本身都是從這種騷動發展來的。
它還更可以說明&ldquo賤民&rdquo為什麼有時候會爆發出獨立的行動，超過或者違反他們的資産階級同盟者的利益，并且被這些同盟者指責為&ldquo反革命&rdquo&mdash&mdash例如累維伊揚騷動者爆發出來的盲目憤怒，或者是巴黎市民在1792年和1793年雜貨暴動中強制執行一種群衆限價的比較有建設性的努力等。
但是，如果沒有主要來自資産階級領袖的政治思想的推動，這些運動就會由于無目的而成為不可思議的，并且也不會有什麼結果。
如果無套褲黨果真像某些作家所說的那樣，沒能夠吸收這些思想，那麼，他們對于革命進程和結果，就不會起正如他們事實上所起的那麼大的影響。
*** [1]莫提梅-泰諾：《恐怖時期史》（M.Mortimier-TernauxHistoiredelaTerreur），1862年至1881年巴黎版，8卷本，第8卷，第455頁。
[2]泰讷：《現代法國的起源：大革命》，第1卷，第129頁。
[3]阿·加埃：《1789年的騷動者》（A.deGallier，&ldquoLesÉmeutiersde1789&rdquo），載《曆史問題評論》，第34期（1883年），第122頁。
[4]莫提梅-泰諾：《恐怖時期史》，第2卷，第105頁。
[5]蒙勺瓦：《回憶錄》（Montjoie，Mémoires），第1卷，第91&mdash93頁；轉引自沙森：《1789年巴黎的選舉和陳情表》，第3卷，第58頁。
[6]貝維厄和巴裡埃勒：《貝桑伐爾男爵回憶錄》（BervilleandBarriére，MémoireduBaronBesenval），見《法國革命回憶錄選輯》（CollectiondesMémoiresrelatifsàlaRévolutionfrançaise），1921年巴黎版，兩卷本，第2卷，第346頁。
[7]《亨利奧先生的辯護狀》（國立圖書館文件：Lb391619）；《累維伊揚先生的辯護狀》（國立圖書館文件：Lb391618）。
[8]國家檔案館文件：Z24691；Z1a886。
[9]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8卷，第488頁。
[10]巴黎警察局的刑事審訊記錄（特别參看第20、29、45、71、87、89、91、144、161、164、373、387各号證人的證詞）。
[11]《雜談》，第24期，1791年7月26日。
[12]《箴言報》（重印），第4期，第465頁。
[13]國家檔案館文件：AFⅣ1470（1793年2月26到28日的報告）。
再參看馬迪厄：《恐怖時代之物價高漲與社會運動》，第153頁以下。
[14]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1卷，第742頁。
[15]參看1789年5月1日警務委員博瓦累在市立大醫院對23名受傷者的審訊（國家檔案館文件：Y11033）。
[16]國家檔案館文件：Z24691（1789年7月29日）。
[17]國家檔案館文件：Y18768（1789年10月21日）。
[18]國家檔案館文件：Y18769（1789年11月16日）。
[19]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集；國家檔案館文件：W546，F7（字母排列順序）。
[20]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206，對開本第366&mdash367頁。
[21]國家檔案館文件：F74735，第4号卷（重點是作者加的）。
[22]國家
這一運動一發生就立即與雅各賓俱樂部所領導的更為廣泛的運動彙合到了一起。
後一活動導緻了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推翻了吉倫德黨，這時，至少在比較積極的無套褲黨人看來，吉倫德黨和可恨的壟斷者或食物囤積者并沒有什麼區别。
我們并不打算在這裡分析那年4月到5月的警察局和國民自衛軍每天的報告，但是它們足以清楚地證明，在這幾個月為了糾正和清洗國民大會而發生的騷動背後，存在着群衆對于食品價格不斷上漲的深切的關心[63]。
吉倫德黨的被逐雖然使政權轉到了山嶽黨手中，但并沒有能立即消除這種不安。
6月裡警察密探呈交的報告幾乎和4月或5月的完全相同。
面包房缺少面包又開始引起3月裡的憂慮，到8月末，排隊購買面包和面包騷動又成了巴黎生活中常見的特點。
這就是由艾貝爾和碩默特掌握的巴黎公社所領導的1793年9月4日至5日的暴動的直接背景。
如我們所看到的，正是在他們的推動之下，國民大會最後決定頒布最高限價法，并開始着手組織拖延已久的&ldquo革命軍&rdquo，作為恐怖時期的一種工具，其用意在于保證巴黎從四郊獲得糧食和肉類的充分供應。
[64]在這種不間斷的群衆壓力之下，國民大會和公安委員會靠管制政策設法制止了通貨膨脹，使指券的價值在幾個月内未再下跌。
但是革命戰争的需要和農民的敵對，造成了食物供應的不足，這些農民常常把他們的農産品囤積起來待機出售，或者是因為害怕征收而根本不從事生産。
由此産生的困難和委員會企圖滿足大生産者和大商人的欲望，自然會給政府與巴黎無套褲黨人的聯盟帶來十分緊張的關系。
我們已經指出，由此産生的不滿再加上工資勞動者對于政府決心實行最高工資限額的特别怨恨，使羅伯斯庇爾和他的同伴失去了群衆的支持，在熱月9日決定命運的那一夜他們本來是可以指望得到這種支持的[65]。
當然，有許多巴黎人後來都為羅伯斯庇爾的滅亡感到惋惜。
但是他們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有這種反應，而在當時，他們對于雅各賓派領袖的被捕、地方委員會的清洗、政治團體的封閉，乃至他們自己創立的最高限價法的廢除等，都或多或少是無動于衷的；不過，當主要由于政府的政策而造成瘋狂的通貨膨脹和必需品價格的急劇上升時，一個相當龐大的群衆運動就形成了。
這一運動在1795年年初的幾個月裡得到了動力，最後在芽月和牧月爆發成為嚴重的騷動。
如我們看到的，這個運動與殘存的群衆團體和雅各賓派殘餘分子所領導的政治運動合在一起并從其中吸取了力量，但是它的始終不變和長期存在的一個原因，仍然是對面包的迫切需要[66]。
但是我們必須避免某些曆史學家曾經對之屈服的誘惑，慣于把革命時期的群衆起義說成幾乎完全是受暫時的經濟原因的支配&mdash&mdash好像每一個運動實質上都是&ldquo饑餓暴動&rdquo一樣。
這當然不是實際情況。
我們不僅看到，随着革命的進展，無套褲黨已經完全接受了範圍廣泛的各種各樣的政治思想和響應了行動号召；而且還特别看到，馬爾斯教場示威和導向這個示威的整個準備活動，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更不必說無套褲黨人對于像攻打巴士底和圖伊勒裡宮以及從國民大會裡逐出吉倫德黨等這些純屬軍事政治的行動所給予的積極支持了。
至少在馬爾斯教場事件的情形下，饑餓的威脅或物價的高漲并沒有起任何作用。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無套褲黨人對于共和國第四年葡月事件沒有進行任何直接的政治幹涉&mdash&mdash和幾個月以前，他們積極參加芽月和牧月事件恰好形成鮮明的對比，雖然在這兩次事件中群衆對于面包缺乏和通貨膨脹都是同樣地十分關切[67]。
根本區别當然在于政治情況有了變化和葡月叛變者抱有與牧月起義者完全不同的目的[68]。
所以盡管通貨膨脹繼續，半饑餓狀态仍然存在，積極的無套褲黨人卻不準備把他們對于熱月國民大會的敵視擴大到使共和國的公開敵人感到愉快的程度。
這一點是很有意義的：一方面可以據此駁斥一種論調，這種論調說，&ldquo賤民&rdquo由于政治上不成熟，所以會不顧自己的利益或意圖而準備盲從任何煽動者；另一方面，它表明如果要滿意地解釋群衆為什麼參加或不參加這些運動，必須把政治和經濟的因素都适當地考慮在内，如果隻集中考慮一方面而不考慮另一方面，結果隻能産生一幅被歪曲了的畫面。
但是，不管怎麼說，不可避免的結論仍然是：這一時期推動革命群衆的主要的和最常看到的動機，是對廉價而充分供應的食品的關心。
這一點比任何其他因素更能充分解釋群衆革命的根源，隻有這個理由可以說明為什麼會持續不斷地發生社會騷動&mdash&mdash這是首都這些年中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一切重大政治事件本身都是從這種騷動發展來的。
它還更可以說明&ldquo賤民&rdquo為什麼有時候會爆發出獨立的行動，超過或者違反他們的資産階級同盟者的利益，并且被這些同盟者指責為&ldquo反革命&rdquo&mdash&mdash例如累維伊揚騷動者爆發出來的盲目憤怒，或者是巴黎市民在1792年和1793年雜貨暴動中強制執行一種群衆限價的比較有建設性的努力等。
但是，如果沒有主要來自資産階級領袖的政治思想的推動，這些運動就會由于無目的而成為不可思議的，并且也不會有什麼結果。
如果無套褲黨果真像某些作家所說的那樣，沒能夠吸收這些思想，那麼，他們對于革命進程和結果，就不會起正如他們事實上所起的那麼大的影響。
*** [1]莫提梅-泰諾：《恐怖時期史》（M.Mortimier-TernauxHistoiredelaTerreur），1862年至1881年巴黎版，8卷本，第8卷，第455頁。
[2]泰讷：《現代法國的起源：大革命》，第1卷，第129頁。
[3]阿·加埃：《1789年的騷動者》（A.deGallier，&ldquoLesÉmeutiersde1789&rdquo），載《曆史問題評論》，第34期（1883年），第122頁。
[4]莫提梅-泰諾：《恐怖時期史》，第2卷，第105頁。
[5]蒙勺瓦：《回憶錄》（Montjoie，Mémoires），第1卷，第91&mdash93頁；轉引自沙森：《1789年巴黎的選舉和陳情表》，第3卷，第58頁。
[6]貝維厄和巴裡埃勒：《貝桑伐爾男爵回憶錄》（BervilleandBarriére，MémoireduBaronBesenval），見《法國革命回憶錄選輯》（CollectiondesMémoiresrelatifsàlaRévolutionfrançaise），1921年巴黎版，兩卷本，第2卷，第346頁。
[7]《亨利奧先生的辯護狀》（國立圖書館文件：Lb391619）；《累維伊揚先生的辯護狀》（國立圖書館文件：Lb391618）。
[8]國家檔案館文件：Z24691；Z1a886。
[9]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8卷，第488頁。
[10]巴黎警察局的刑事審訊記錄（特别參看第20、29、45、71、87、89、91、144、161、164、373、387各号證人的證詞）。
[11]《雜談》，第24期，1791年7月26日。
[12]《箴言報》（重印），第4期，第465頁。
[13]國家檔案館文件：AFⅣ1470（1793年2月26到28日的報告）。
再參看馬迪厄：《恐怖時代之物價高漲與社會運動》，第153頁以下。
[14]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1卷，第742頁。
[15]參看1789年5月1日警務委員博瓦累在市立大醫院對23名受傷者的審訊（國家檔案館文件：Y11033）。
[16]國家檔案館文件：Z24691（1789年7月29日）。
[17]國家檔案館文件：Y18768（1789年10月21日）。
[18]國家檔案館文件：Y18769（1789年11月16日）。
[19]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集；國家檔案館文件：W546，F7（字母排列順序）。
[20]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206，對開本第366&mdash367頁。
[21]國家檔案館文件：F74735，第4号卷（重點是作者加的）。
[22]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