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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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議會的一種自衛措施，因為它的法令破壞了主權在民的神聖原則，并且正在企圖用武力和成批地釋放可怕的恐怖黨人或嗜血鬼來強制推行這項法令。
在他們看來&ldquo有産者的共和國&rdquo正在遭到破壞和威脅，這種破壞和威脅并不是來自叛變各區而是來自國民大會本身。
政府為自衛而采取的每項措施和無套褲黨人的日益不聽支配，幫助人們形成了一種心理狀态，這在許多方面使人回想起巴黎資産階級在1789年夏季從防禦到進攻的态度。
政府面對着各區的威脅，不僅召集了更多的武裝部隊，并且還特别招募和武裝了1500名義勇隊，其中包括許多在牧月後被解除武裝的人[45]。
同時，由于物價的進一步上升，在市場和郊區再次發生威脅巨商和囤積者的事件，人們都在擔心會像1793年2月那樣發生到處搶掠或進攻食品商店的事[46]。
但是無套褲黨人和工人們非但沒有為了向國民大會算賬而和各區的叛變者聯合起來，而且為了共同保衛共和國反而更靠近了國民議會，并斥責各區分裂者為保王派和大腹賈。
下列9月和10月初的警察報告的摘錄說明了這一點： 9月10日，&ldquo工人們在各區集合起來，聲明擁護國民大會，并且把對于一切反對果月5日及13日（8月22日及30日）法令的人的逮捕歸罪于保王派和各區首領。
&rdquo 10月1日，&ldquo反對各區、反對商人和囤積者的運動&hellip&hellip極為活躍。
&rdquo 10月2日，&ldquo由一部分手工業者組成的聖馬丁門和聖丹尼門的群衆全部傾向于國民大會，如果不是由于商品、木材和煤炭的昂貴使他們感到苦惱，他們的意見會表達得更為明确。
&rdquo 10月4日，&ldquo工人們在許多市區中集合起來，盡管他們對物價昂貴表示不滿，但他們仍然說，雖然保王派領導各區，他們卻支持國民大會。
&rdquo[47] 在香榭麗舍區，當地消防工人比此更進一步：他們把會場鎖起來不讓區裡的分裂派開會，并且警告選舉人說，如果選舉人參加反叛者，&ldquo他們就要給以教訓&rdquo[48]。
同一天（葡月12日），各區大都為保護似乎受到來自這方面或那方面威脅的财産而武裝起來。
在一些區裡，公民們帶着武器去參加預選會，并且公開向國民大會挑戰；在其他區裡，他們做了準備但沒有任何進攻意圖，或者由于意見分歧大而不能采取任何行動[49]；還有一些區的情況是：他們在本區選舉人的逼迫下，不得不勉強武裝起來，或者是相信了匪徒和囚犯逃脫的謠言而武裝起來。
在市場區，謠傳恐怖黨人要解除巴黎的武裝，砍掉居民的腦袋。
在球場區，武裝公民在&ldquo打倒恐怖黨人&rdquo的口号聲中列隊行進。
當比塞特勒監獄中的在押犯逃出的謠言散播開的時候，群衆紛紛在盧森堡區和團結區的交界處德布西十字路集合起來。
在法國劇院區，武裝的區分裂派看守着監獄；在團結區，公民受命在亞培廣場舉行武裝遊行，&ldquo因為政府委員會今天武裝了所有的嗜血鬼、恐怖黨人和惡徒&rdquo[50]。
隻有在累珀累提爾區，公開宣布了保王派的目的：在小聖托瑪街（現在的布塞）的區司令部外邊，号召過往行人拿起武器，&ldquo和國民大會及恐怖黨人作戰，除非有一個國王，我們才能有好日子過&rdquo[51]。
當晚，政府命令指揮巴黎軍隊的默努将軍的隊伍進攻累珀累提爾區的司令部并逮捕其領袖。
默努将軍實際是一個保王派，所以和叛亂分子進行談判，并允許他們各回各家。
同一天晚上，布特·代·莫蘭區、球場區和圖伊勒裡區在&ldquo打倒恐怖黨！&rdquo&ldquo共和國萬歲！&rdquo的喊聲中集合起來支持累珀累提爾區；繼之而起的是布魯特斯區、祖國之友區和法國劇院區。
這時，一個公然在君主派指導之下的參謀本部出現了，保王派記者裡塞爾·瑟裡西擔任主席，法國劇院區的唐尼康将軍擔任總司令[52]。
控制商業橋要沖的阿爾西區在第二天早晨9點鐘宣布它站在騷亂者一邊[53]，于是河兩岸兩個叛變的主要中心建立了重要的聯系。
到這時各區叛亂者大約已有25000人武裝起來，但是大多數都是處于防禦狀态，等候并不存在的嗜血鬼進行攻擊；其中隻有7000至8000人&mdash&mdash大半來自累珀累提爾區和布特·代·莫蘭區附近各區&mdash&mdash參加了不久以後對圖伊勒裡宮的武裝進攻[54]。
與此同時，政府已經組織了防禦工作。
默努被逮捕。
巴拉受命代之為巴黎軍隊總指揮，正規軍數目為5000名，此外還有幾百名義勇軍，包括盲人收容院區派來的250人在内[55]。
這時在公衆中還默默無聞的波拿巴将軍被指定率領炮兵隊；他派謬拉帶領300人到撒布龍運來40尊大炮，把圖伊勒裡宮變成了一座要塞，并把每一條通路都把守起來[56]。
當叛亂者離開防守堅固的累珀累提爾區和布特·代·莫蘭區大本營由北向南推進時，遇到了摧毀一切的炮火&mdash&mdash波拿巴有名的&ldquo鎮壓民衆運動的密集射擊&rdquo。
連接聖端諾累街和圖伊勒裡宮的國民大會大街（現在的多飛街）上發生了一場激戰，雙方傷亡都很慘重[57]。
6點鐘，叛亂者被擊退，但仍然占據着聖洛赫教堂、共和國劇院（法國喜劇院）和羅亞爾宮；後兩個地方在天黑後不久就陷落了。
在人權區，阜爾斯監獄發生騷動，在押犯人害怕&mdash&mdash也不無理由&mdash&mdash9月&ldquo大屠殺&rdquo的重演[58]。
在這場事變中，最後的也是最著名的事件是10月6日（葡月14日）早晨進行的聖洛赫之戰[59]。
夜間，在累珀累提爾區、法國劇院區和布特·代·莫蘭區，準備戰鬥的号召又響起來；人們築起了街壘，但是反應是不太熱烈的。
聖洛赫很快地被瓦肖将軍攻克；不久以後，巴拉便占領了累珀累提爾區的司令部。
第二天，委員會下令将叛變的累珀累提爾區的巴黎國民自衛軍擲彈兵及射擊手和所有公民一律解除武裝，現在這個區幾乎遭到了普遍的譴責，認為它是&ldquo保王派、股票投機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巢穴&rdquo[60]。
所有區級預選議會都再次被命令停止工作，并分别成立三個軍事法庭審訊那些未及逃脫的&ldquo這次叛變的主要制造者和煽動者&rdquo&mdash&mdash這些法庭在法國劇院區、累珀累提爾區和布特·代·莫蘭區開庭。
10月9日（葡月17日），警察局又用熟悉的和安心的口吻報告說：&ldquo巴黎呈現出一片特别安靜的景象&rdquo，然而他們也覺得不能不加上一句：&ldquo不過，仍然有些人為物價高漲而不滿并口出怨言。
&rdquo[61] 政府鎮壓了叛亂以後，渴望它和曾經反對過它的各區之間不至于産生太深的裂痕。
因此，決定把叛變的群衆看成是被引入歧途的無罪羔羊，而僅僅對少數&ldquo煽動者&rdquo&mdash&mdash新聞記者、有名的保王派和各區議會的議長、秘書等采取鎮壓的措施。
即使這些人，大多數也讓他們逃跑了，因為關卡并沒有封鎖：僅僅在劇院區，警察準備于兩星期内逮捕或傳訊的15個人中，就有12個人逃脫[62]。
在委員會逮捕的或者想要逮捕的約200人中[63]，隻有30名在設于叛變中心區的三個軍事法庭上受到審訊（本人或到案或缺席）。
在這些人中，有2名執行了死刑（還有5名被缺席判處死刑），8名宣告無罪，其餘被判罰款或監禁。
一年之後，那些受到缺席裁判的人的判決作為大赦的一部分被撤銷了[64]。
總而言之，葡月的叛變者比牧月起義者受到了遠為寬大的對待&mdash&mdash這一事實沒有逃開公衆的注意和批評[65]。
但是，這兩次事變除去目的完全不同而外，其參加者當然也有很大差别。
當局意在于葡月的死傷者中找出多數的國外流亡者和死硬的保王派。
&ldquo（巴拉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在受傷者當中主要是國外流亡者，系綠領結或黑領結的人，很少有商店主&hellip&hellip&rdquo[66]10月12日的報紙報道中談到許多屍體穿着粗劣的外衣，裡面卻包着精緻的飾以百合花國徽的内衣[67]。
但是，政府和它的代理人力求把騷亂者說成是一小撮保王派的意圖過于明顯了，因此使群衆很難相信這種報道。
這種分子可能存在于參加叛亂的&ldquo青年團&rdquo中間；但是，他們和騷動者隊伍中喝醉了酒的工人（警察局偵察員的一份報告曾經談到，葡月12日累珀累提爾區召集的武裝公民中有喝醉了酒的工人[68]）一樣
在他們看來&ldquo有産者的共和國&rdquo正在遭到破壞和威脅，這種破壞和威脅并不是來自叛變各區而是來自國民大會本身。
政府為自衛而采取的每項措施和無套褲黨人的日益不聽支配，幫助人們形成了一種心理狀态，這在許多方面使人回想起巴黎資産階級在1789年夏季從防禦到進攻的态度。
政府面對着各區的威脅，不僅召集了更多的武裝部隊，并且還特别招募和武裝了1500名義勇隊，其中包括許多在牧月後被解除武裝的人[45]。
同時，由于物價的進一步上升，在市場和郊區再次發生威脅巨商和囤積者的事件，人們都在擔心會像1793年2月那樣發生到處搶掠或進攻食品商店的事[46]。
但是無套褲黨人和工人們非但沒有為了向國民大會算賬而和各區的叛變者聯合起來，而且為了共同保衛共和國反而更靠近了國民議會，并斥責各區分裂者為保王派和大腹賈。
下列9月和10月初的警察報告的摘錄說明了這一點： 9月10日，&ldquo工人們在各區集合起來，聲明擁護國民大會，并且把對于一切反對果月5日及13日（8月22日及30日）法令的人的逮捕歸罪于保王派和各區首領。
&rdquo 10月1日，&ldquo反對各區、反對商人和囤積者的運動&hellip&hellip極為活躍。
&rdquo 10月2日，&ldquo由一部分手工業者組成的聖馬丁門和聖丹尼門的群衆全部傾向于國民大會，如果不是由于商品、木材和煤炭的昂貴使他們感到苦惱，他們的意見會表達得更為明确。
&rdquo 10月4日，&ldquo工人們在許多市區中集合起來，盡管他們對物價昂貴表示不滿，但他們仍然說，雖然保王派領導各區，他們卻支持國民大會。
&rdquo[47] 在香榭麗舍區，當地消防工人比此更進一步：他們把會場鎖起來不讓區裡的分裂派開會，并且警告選舉人說，如果選舉人參加反叛者，&ldquo他們就要給以教訓&rdquo[48]。
同一天（葡月12日），各區大都為保護似乎受到來自這方面或那方面威脅的财産而武裝起來。
在一些區裡，公民們帶着武器去參加預選會，并且公開向國民大會挑戰；在其他區裡，他們做了準備但沒有任何進攻意圖，或者由于意見分歧大而不能采取任何行動[49]；還有一些區的情況是：他們在本區選舉人的逼迫下，不得不勉強武裝起來，或者是相信了匪徒和囚犯逃脫的謠言而武裝起來。
在市場區，謠傳恐怖黨人要解除巴黎的武裝，砍掉居民的腦袋。
在球場區，武裝公民在&ldquo打倒恐怖黨人&rdquo的口号聲中列隊行進。
當比塞特勒監獄中的在押犯逃出的謠言散播開的時候，群衆紛紛在盧森堡區和團結區的交界處德布西十字路集合起來。
在法國劇院區，武裝的區分裂派看守着監獄；在團結區，公民受命在亞培廣場舉行武裝遊行，&ldquo因為政府委員會今天武裝了所有的嗜血鬼、恐怖黨人和惡徒&rdquo[50]。
隻有在累珀累提爾區，公開宣布了保王派的目的：在小聖托瑪街（現在的布塞）的區司令部外邊，号召過往行人拿起武器，&ldquo和國民大會及恐怖黨人作戰，除非有一個國王，我們才能有好日子過&rdquo[51]。
當晚，政府命令指揮巴黎軍隊的默努将軍的隊伍進攻累珀累提爾區的司令部并逮捕其領袖。
默努将軍實際是一個保王派，所以和叛亂分子進行談判，并允許他們各回各家。
同一天晚上，布特·代·莫蘭區、球場區和圖伊勒裡區在&ldquo打倒恐怖黨！&rdquo&ldquo共和國萬歲！&rdquo的喊聲中集合起來支持累珀累提爾區；繼之而起的是布魯特斯區、祖國之友區和法國劇院區。
這時，一個公然在君主派指導之下的參謀本部出現了，保王派記者裡塞爾·瑟裡西擔任主席，法國劇院區的唐尼康将軍擔任總司令[52]。
控制商業橋要沖的阿爾西區在第二天早晨9點鐘宣布它站在騷亂者一邊[53]，于是河兩岸兩個叛變的主要中心建立了重要的聯系。
到這時各區叛亂者大約已有25000人武裝起來，但是大多數都是處于防禦狀态，等候并不存在的嗜血鬼進行攻擊；其中隻有7000至8000人&mdash&mdash大半來自累珀累提爾區和布特·代·莫蘭區附近各區&mdash&mdash參加了不久以後對圖伊勒裡宮的武裝進攻[54]。
與此同時，政府已經組織了防禦工作。
默努被逮捕。
巴拉受命代之為巴黎軍隊總指揮，正規軍數目為5000名，此外還有幾百名義勇軍，包括盲人收容院區派來的250人在内[55]。
這時在公衆中還默默無聞的波拿巴将軍被指定率領炮兵隊；他派謬拉帶領300人到撒布龍運來40尊大炮，把圖伊勒裡宮變成了一座要塞，并把每一條通路都把守起來[56]。
當叛亂者離開防守堅固的累珀累提爾區和布特·代·莫蘭區大本營由北向南推進時，遇到了摧毀一切的炮火&mdash&mdash波拿巴有名的&ldquo鎮壓民衆運動的密集射擊&rdquo。
連接聖端諾累街和圖伊勒裡宮的國民大會大街（現在的多飛街）上發生了一場激戰，雙方傷亡都很慘重[57]。
6點鐘，叛亂者被擊退，但仍然占據着聖洛赫教堂、共和國劇院（法國喜劇院）和羅亞爾宮；後兩個地方在天黑後不久就陷落了。
在人權區，阜爾斯監獄發生騷動，在押犯人害怕&mdash&mdash也不無理由&mdash&mdash9月&ldquo大屠殺&rdquo的重演[58]。
在這場事變中，最後的也是最著名的事件是10月6日（葡月14日）早晨進行的聖洛赫之戰[59]。
夜間，在累珀累提爾區、法國劇院區和布特·代·莫蘭區，準備戰鬥的号召又響起來；人們築起了街壘，但是反應是不太熱烈的。
聖洛赫很快地被瓦肖将軍攻克；不久以後，巴拉便占領了累珀累提爾區的司令部。
第二天，委員會下令将叛變的累珀累提爾區的巴黎國民自衛軍擲彈兵及射擊手和所有公民一律解除武裝，現在這個區幾乎遭到了普遍的譴責，認為它是&ldquo保王派、股票投機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巢穴&rdquo[60]。
所有區級預選議會都再次被命令停止工作，并分别成立三個軍事法庭審訊那些未及逃脫的&ldquo這次叛變的主要制造者和煽動者&rdquo&mdash&mdash這些法庭在法國劇院區、累珀累提爾區和布特·代·莫蘭區開庭。
10月9日（葡月17日），警察局又用熟悉的和安心的口吻報告說：&ldquo巴黎呈現出一片特别安靜的景象&rdquo，然而他們也覺得不能不加上一句：&ldquo不過，仍然有些人為物價高漲而不滿并口出怨言。
&rdquo[61] 政府鎮壓了叛亂以後，渴望它和曾經反對過它的各區之間不至于産生太深的裂痕。
因此，決定把叛變的群衆看成是被引入歧途的無罪羔羊，而僅僅對少數&ldquo煽動者&rdquo&mdash&mdash新聞記者、有名的保王派和各區議會的議長、秘書等采取鎮壓的措施。
即使這些人，大多數也讓他們逃跑了，因為關卡并沒有封鎖：僅僅在劇院區，警察準備于兩星期内逮捕或傳訊的15個人中，就有12個人逃脫[62]。
在委員會逮捕的或者想要逮捕的約200人中[63]，隻有30名在設于叛變中心區的三個軍事法庭上受到審訊（本人或到案或缺席）。
在這些人中，有2名執行了死刑（還有5名被缺席判處死刑），8名宣告無罪，其餘被判罰款或監禁。
一年之後，那些受到缺席裁判的人的判決作為大赦的一部分被撤銷了[64]。
總而言之，葡月的叛變者比牧月起義者受到了遠為寬大的對待&mdash&mdash這一事實沒有逃開公衆的注意和批評[65]。
但是，這兩次事變除去目的完全不同而外，其參加者當然也有很大差别。
當局意在于葡月的死傷者中找出多數的國外流亡者和死硬的保王派。
&ldquo（巴拉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在受傷者當中主要是國外流亡者，系綠領結或黑領結的人，很少有商店主&hellip&hellip&rdquo[66]10月12日的報紙報道中談到許多屍體穿着粗劣的外衣，裡面卻包着精緻的飾以百合花國徽的内衣[67]。
但是，政府和它的代理人力求把騷亂者說成是一小撮保王派的意圖過于明顯了，因此使群衆很難相信這種報道。
這種分子可能存在于參加叛亂的&ldquo青年團&rdquo中間；但是，他們和騷動者隊伍中喝醉了酒的工人（警察局偵察員的一份報告曾經談到，葡月12日累珀累提爾區召集的武裝公民中有喝醉了酒的工人[68]）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