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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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時期巴黎群衆起義的曆史雖然以上述事件而告終，但并不代表它們是革命群衆以武裝叛變或街頭示威向政府當局挑戰的最後一次。
構成最後一個插曲的是葡月12日到14日（1795年10月4日到6日）的事件。
所以，即使鬧事者的出身與目的以及導緻這次暴動的各項事件的類型和前幾章所叙述的截然不同[1]，本書對此也不能略去不談。
這次暴動并非企圖推動革命朝着更徹底的方向前進或者建立或加強共和國，它的最後目的是摧毀共和國和為王政複辟開辟道路。
暴動的倡導者不是民主派、雅各賓派或無套褲黨人，而是盤踞在首都西部各區的最頑固的金融集團和保守派，他們曾經最熱心地站在熱月黨人一邊反對羅伯斯庇爾，并且在芽月和牧月起義中曾經是國民大會的主要捍衛者。
在這次事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無套褲黨人所起的作用和态度，他們雖然在牧月被鎮壓了下去，但仍然是一個應該加以考慮的因素。
他們雖然面對着和前一章所述的同樣嚴重的經濟困難，但是并沒有給保王派（或者近于保王派）叛徒以支持；他們自己不能開展一個獨立運動，但他們甯可聯合起來支持（誠然有些消極）政府當局來反對那些想用武力推翻共和國的人。
葡月事件在另外一點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在政府和巴黎公民的關系上展示了一個新的前景。
這些事件自1789年以來第一次揭示出，革命議會即使沒有首都任何有力的社會集團或輿論團體的積極支持，也仍然可以維持住自己的地位和把它的意志強加于全國。
在熱月，國民大會能夠依靠巴黎多數區&mdash&mdash包括那些無套褲黨仍然有鞏固陣地的各區&mdash&mdash的支持或者至少是值得感謝的中立來推翻羅伯斯庇爾。
在牧月，為了戰勝無套褲黨人和活躍的雅各賓派殘餘，國民大會能夠号召&ldquo可尊敬的&rdquo西部各區的武裝公民予以援助。
在葡月，國民大會已經消滅了雅各賓派幹部，鎮壓住了無套褲黨人，逮捕了他們的領袖，并把他們趕出了各區議會和委員會，因此，當它處在正好是西部各區要發生暴亂的境地時，除了依靠軍隊以外就再也沒有别的辦法。
此例一開，再也不容易消除；從1795年10月起，軍事政變已經作為政治紛争的最終裁決者而隐約地在地平線上出現。
引起葡月暴動的直接原因是1795年8月22日的法令（&ldquo三分之二&rdquo法令），該項法令提請為新選舉而召集的預選議會同意上屆國民議會的議員中有三分之二仍然連任議會代表。
這樣明目張膽地企圖延長一個團體的政治生命，而這個團體由于種種原因，已經失去了它一度享有的大部分的尊敬和信任，這就使首都一小撮死心塌地的保王派有了借口和機會把巴黎多數各區集合起來反對國民大會，并為接着發生的武裝叛亂取得有力的支持。
大體說來，這就是葡月事件的政治背景[2]。
但是，完全用這些政治術語來介紹這幅圖畫，未免過于簡單化了。
所以，在開始叙述9月中旬&mdash&mdash當時正在開始形成對于&ldquo三分之二&rdquo法令的反對&mdash&mdash的各種政治事件以前，我們準備先研究一下政府的經濟政策及其對有關各方面的影響[3]。
盡管零星消費者的慘況在春季和夏季已經十分明顯，但國民大會和它的各委員會并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修改它們的經濟政策，戰争的擴大和自然因素的繼續不利，不斷使經濟政策的惡果趨于嚴重。
指券在實際作廢以前，在10月更進一步下跌到票面價格的5%[4]。
規定按每磅3蘇的價格配給面包（名義上每人得到1磅到1.5磅）仍舊公然不兌現：至少一直到7月底，我們看到每人隻分到2、4、6、7或8兩；而且人們常對面包商超過規定價格售貨表示不滿[5]。
8月裡，情況有些好轉：一般都達到半磅，月末增加到3/4磅；但是在9月裡，又常聽到人們抱怨面粉質量太差，在10月以前，配給量又減低到半磅或者更少[6]。
同時，在&ldquo自由&rdquo市場中，面包仍然賣15～20裡弗一磅[7]。
肉類按照21蘇的規定價格往往買不到，在&ldquo自由&rdquo市場中，肉價從6、7月的每磅8裡弗漲到9月底的15裡弗[8]。
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也同樣上漲：黃油從7月的16～18裡弗一磅漲到9月的30裡弗；食糖從1月的11裡弗漲到9月的62裡弗；雞蛋從7月的每打9裡弗漲到9月的12裡弗；馬鈴薯從5月的34裡弗一蒲式耳漲到10月的56裡弗；牛油蠟燭從1月的5裡弗漲到6月的30裡弗和8月的50裡弗；煤從6月的75裡弗一伏阿漲到10月的175裡弗；木柴從5月的160裡弗漲到9月底的500裡弗[9]。
生活費用這樣繼續上升對工資勞動者和其他收入微薄或固定的人産生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工人們為了要求更多的面包而在8月罷工，他們聚集在聖馬丁門，提出這樣一個應當問的問題：&ldquo我們用每天掙的12法郎怎麼能買15裡弗一磅的面包呢？&rdquo[10]一切小有産者在這種情形下的慘況，在7月16日一個密探的報告中得到了确切概括的說明： &ldquo工人的工資按他每天必需的生活費來說是太低了；不幸的租金收入者為了生活不得不賣掉他的最後一件家具，使貪得無厭的投機者發一筆橫财；産業主别無生路，隻能連收入帶本金一起吃光；完全靠薪金生活的公務員也在忍受着窮困的煎熬。
&rdquo[11] 事實上很多觀察家都認為，租金收入者和小業主所遭受到的這種痛苦，比工匠和工資勞動者還要大一些[12]。
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它可以幫助說明為什麼像累珀累提爾、布特·代·莫蘭（羅亞爾宮）和萬多姆廣場這些西部各區&mdash&mdash這些區裡很多人都是這種社會成分&mdash&mdash早在&ldquo三分之二&rdquo法令引起政治危機以前，就對國民大會表示極端仇視[13]。
但是從這些地區當然不會産生出有效的行動來結束它們所抱怨的經濟情況，因為所說的這些區同樣也是投機者和股票經營者的主要巢穴，他們利用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大發其财，而政府的政策是有利于他們的活動的[14]。
在無套褲黨這方面，他們以其獨特的形式做出了反應。
像在牧月以前的幾個月一樣，有些人流于悲觀失望而隻關心目前的面包和生活問題。
&ldquo（一個觀察家在7月寫道）公衆似乎隻專心緻志于自己的生活需要&hellip&hellip政治問題已經從咖啡館裡絕迹了。
&rdquo &ldquo政府并不怎麼重要&rdquo（一個公民說），&ldquo隻要我能夠維持生活就行了。
&rdquo 在8月，據另一個觀察家報告：&ldquo公衆&hellip&hellip既不注意法律，也不注意憲法；他們隻注意自己所要求的面包。
&rdquo[15]不過，另外有些人反應很強烈：在6月和7月，我們聽到群衆在羅亞爾宮為工人們搶奪在自由市場上出售面包的商人的存貨而歡呼助威；而且人們認為，隻要面包繼續缺乏，聖日瓦教堂就應當停止在聖餐儀式上送面包的習慣[16]。
有些人開始惋惜舊制度，痛斥共和國，把希望放在王政的複辟上。
7月，有人聽到聖安東郊區的公民說，他們才不在乎敵人是不是進入巴黎呢，&ldquo因為我們反正不能攔住物價上漲，英國人和法國人還不都是一樣。
&rdquo還有一個觀察家寫道，&ldquo下層&rdquo群衆雖然沒有公開宣布贊成有一個國王，但是，隻要君主制能給他們面包，他們似乎也并不反對。
據說，某些公共場所在8月裡流傳着這樣的口頭禅：&ldquo國王或者面包&rdquo；一個密探寫道，&ldquo和舊制度比起來&hellip&hellip共和國并沒有增加聲譽&rdquo[17]。
不過，至少在無套褲黨人中間，這種心情并沒有維持多久，在葡月事件之前已經不存在了。
雅各賓派煽動的複活而造成的影響是比較持久的。
8月，有人要求重新控制物價和必需品供應：&ldquo（一個觀察家寫道）公衆似乎期望糧食和其他必需品有一個合理的限價。
&rdquo[18]同一月稍後一點，有人報告說很多人惋惜羅伯斯庇爾的時代：&ldquo在羅伯斯庇爾統治時期，人們的日子要好過得多，那時候人們并不覺得這樣的窮困。
&rdquo9月8日，一個士兵在羅亞爾宮說，&ldquo如果不實行恐怖&rdquo，事情會繼續壞下去。
兩星期後，有人聽到一個婦女在聖馬丁門說，她很惋惜斷頭台時期，她希望那個斷頭台永久存在。
到月底，由于有些區釋放了前恐怖黨人，以及保王派在其他一些區裡大肆煽動，人們又在圖伊勒裡宮花園和聖丹尼門、聖馬丁門附近的人口密集地區公開地宣揚雅各賓派的主張了[19]。
同時，雖然牧月暴動失敗了，但
構成最後一個插曲的是葡月12日到14日（1795年10月4日到6日）的事件。
所以，即使鬧事者的出身與目的以及導緻這次暴動的各項事件的類型和前幾章所叙述的截然不同[1]，本書對此也不能略去不談。
這次暴動并非企圖推動革命朝着更徹底的方向前進或者建立或加強共和國，它的最後目的是摧毀共和國和為王政複辟開辟道路。
暴動的倡導者不是民主派、雅各賓派或無套褲黨人，而是盤踞在首都西部各區的最頑固的金融集團和保守派，他們曾經最熱心地站在熱月黨人一邊反對羅伯斯庇爾，并且在芽月和牧月起義中曾經是國民大會的主要捍衛者。
在這次事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無套褲黨人所起的作用和态度，他們雖然在牧月被鎮壓了下去，但仍然是一個應該加以考慮的因素。
他們雖然面對着和前一章所述的同樣嚴重的經濟困難，但是并沒有給保王派（或者近于保王派）叛徒以支持；他們自己不能開展一個獨立運動，但他們甯可聯合起來支持（誠然有些消極）政府當局來反對那些想用武力推翻共和國的人。
葡月事件在另外一點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在政府和巴黎公民的關系上展示了一個新的前景。
這些事件自1789年以來第一次揭示出，革命議會即使沒有首都任何有力的社會集團或輿論團體的積極支持，也仍然可以維持住自己的地位和把它的意志強加于全國。
在熱月，國民大會能夠依靠巴黎多數區&mdash&mdash包括那些無套褲黨仍然有鞏固陣地的各區&mdash&mdash的支持或者至少是值得感謝的中立來推翻羅伯斯庇爾。
在牧月，為了戰勝無套褲黨人和活躍的雅各賓派殘餘，國民大會能夠号召&ldquo可尊敬的&rdquo西部各區的武裝公民予以援助。
在葡月，國民大會已經消滅了雅各賓派幹部，鎮壓住了無套褲黨人，逮捕了他們的領袖，并把他們趕出了各區議會和委員會，因此，當它處在正好是西部各區要發生暴亂的境地時，除了依靠軍隊以外就再也沒有别的辦法。
此例一開，再也不容易消除；從1795年10月起，軍事政變已經作為政治紛争的最終裁決者而隐約地在地平線上出現。
引起葡月暴動的直接原因是1795年8月22日的法令（&ldquo三分之二&rdquo法令），該項法令提請為新選舉而召集的預選議會同意上屆國民議會的議員中有三分之二仍然連任議會代表。
這樣明目張膽地企圖延長一個團體的政治生命，而這個團體由于種種原因，已經失去了它一度享有的大部分的尊敬和信任，這就使首都一小撮死心塌地的保王派有了借口和機會把巴黎多數各區集合起來反對國民大會，并為接着發生的武裝叛亂取得有力的支持。
大體說來，這就是葡月事件的政治背景[2]。
但是，完全用這些政治術語來介紹這幅圖畫，未免過于簡單化了。
所以，在開始叙述9月中旬&mdash&mdash當時正在開始形成對于&ldquo三分之二&rdquo法令的反對&mdash&mdash的各種政治事件以前，我們準備先研究一下政府的經濟政策及其對有關各方面的影響[3]。
盡管零星消費者的慘況在春季和夏季已經十分明顯，但國民大會和它的各委員會并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修改它們的經濟政策，戰争的擴大和自然因素的繼續不利，不斷使經濟政策的惡果趨于嚴重。
指券在實際作廢以前，在10月更進一步下跌到票面價格的5%[4]。
規定按每磅3蘇的價格配給面包（名義上每人得到1磅到1.5磅）仍舊公然不兌現：至少一直到7月底，我們看到每人隻分到2、4、6、7或8兩；而且人們常對面包商超過規定價格售貨表示不滿[5]。
8月裡，情況有些好轉：一般都達到半磅，月末增加到3/4磅；但是在9月裡，又常聽到人們抱怨面粉質量太差，在10月以前，配給量又減低到半磅或者更少[6]。
同時，在&ldquo自由&rdquo市場中，面包仍然賣15～20裡弗一磅[7]。
肉類按照21蘇的規定價格往往買不到，在&ldquo自由&rdquo市場中，肉價從6、7月的每磅8裡弗漲到9月底的15裡弗[8]。
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也同樣上漲：黃油從7月的16～18裡弗一磅漲到9月的30裡弗；食糖從1月的11裡弗漲到9月的62裡弗；雞蛋從7月的每打9裡弗漲到9月的12裡弗；馬鈴薯從5月的34裡弗一蒲式耳漲到10月的56裡弗；牛油蠟燭從1月的5裡弗漲到6月的30裡弗和8月的50裡弗；煤從6月的75裡弗一伏阿漲到10月的175裡弗；木柴從5月的160裡弗漲到9月底的500裡弗[9]。
生活費用這樣繼續上升對工資勞動者和其他收入微薄或固定的人産生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工人們為了要求更多的面包而在8月罷工，他們聚集在聖馬丁門，提出這樣一個應當問的問題：&ldquo我們用每天掙的12法郎怎麼能買15裡弗一磅的面包呢？&rdquo[10]一切小有産者在這種情形下的慘況，在7月16日一個密探的報告中得到了确切概括的說明： &ldquo工人的工資按他每天必需的生活費來說是太低了；不幸的租金收入者為了生活不得不賣掉他的最後一件家具，使貪得無厭的投機者發一筆橫财；産業主别無生路，隻能連收入帶本金一起吃光；完全靠薪金生活的公務員也在忍受着窮困的煎熬。
&rdquo[11] 事實上很多觀察家都認為，租金收入者和小業主所遭受到的這種痛苦，比工匠和工資勞動者還要大一些[12]。
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它可以幫助說明為什麼像累珀累提爾、布特·代·莫蘭（羅亞爾宮）和萬多姆廣場這些西部各區&mdash&mdash這些區裡很多人都是這種社會成分&mdash&mdash早在&ldquo三分之二&rdquo法令引起政治危機以前，就對國民大會表示極端仇視[13]。
但是從這些地區當然不會産生出有效的行動來結束它們所抱怨的經濟情況，因為所說的這些區同樣也是投機者和股票經營者的主要巢穴，他們利用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大發其财，而政府的政策是有利于他們的活動的[14]。
在無套褲黨這方面，他們以其獨特的形式做出了反應。
像在牧月以前的幾個月一樣，有些人流于悲觀失望而隻關心目前的面包和生活問題。
&ldquo（一個觀察家在7月寫道）公衆似乎隻專心緻志于自己的生活需要&hellip&hellip政治問題已經從咖啡館裡絕迹了。
&rdquo &ldquo政府并不怎麼重要&rdquo（一個公民說），&ldquo隻要我能夠維持生活就行了。
&rdquo 在8月，據另一個觀察家報告：&ldquo公衆&hellip&hellip既不注意法律，也不注意憲法；他們隻注意自己所要求的面包。
&rdquo[15]不過，另外有些人反應很強烈：在6月和7月，我們聽到群衆在羅亞爾宮為工人們搶奪在自由市場上出售面包的商人的存貨而歡呼助威；而且人們認為，隻要面包繼續缺乏，聖日瓦教堂就應當停止在聖餐儀式上送面包的習慣[16]。
有些人開始惋惜舊制度，痛斥共和國，把希望放在王政的複辟上。
7月，有人聽到聖安東郊區的公民說，他們才不在乎敵人是不是進入巴黎呢，&ldquo因為我們反正不能攔住物價上漲，英國人和法國人還不都是一樣。
&rdquo還有一個觀察家寫道，&ldquo下層&rdquo群衆雖然沒有公開宣布贊成有一個國王，但是，隻要君主制能給他們面包，他們似乎也并不反對。
據說，某些公共場所在8月裡流傳着這樣的口頭禅：&ldquo國王或者面包&rdquo；一個密探寫道，&ldquo和舊制度比起來&hellip&hellip共和國并沒有增加聲譽&rdquo[17]。
不過，至少在無套褲黨人中間，這種心情并沒有維持多久，在葡月事件之前已經不存在了。
雅各賓派煽動的複活而造成的影響是比較持久的。
8月，有人要求重新控制物價和必需品供應：&ldquo（一個觀察家寫道）公衆似乎期望糧食和其他必需品有一個合理的限價。
&rdquo[18]同一月稍後一點，有人報告說很多人惋惜羅伯斯庇爾的時代：&ldquo在羅伯斯庇爾統治時期，人們的日子要好過得多，那時候人們并不覺得這樣的窮困。
&rdquo9月8日，一個士兵在羅亞爾宮說，&ldquo如果不實行恐怖&rdquo，事情會繼續壞下去。
兩星期後，有人聽到一個婦女在聖馬丁門說，她很惋惜斷頭台時期，她希望那個斷頭台永久存在。
到月底，由于有些區釋放了前恐怖黨人，以及保王派在其他一些區裡大肆煽動，人們又在圖伊勒裡宮花園和聖丹尼門、聖馬丁門附近的人口密集地區公開地宣揚雅各賓派的主張了[19]。
同時，雖然牧月暴動失敗了，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