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芽月—牧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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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第三年芽月12日和牧月1日到4日（1795年4月1日和5月20日到23日）的群衆暴動标志着巴黎無套褲黨人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把他們的意志加在統治者身上的最後的也是最大的一次努力。
牧月失敗之後，直到19世紀初期革命卷土重來以前，他們就再也沒有起任何實際作用。
這些運動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标志着山嶽黨和雅各賓派的殘餘勢力想在國民大會和巴黎各區中恢複他們的政治優勢的最後掙紮；這一次，雖然他們對于群衆運動（這次運動首先起因于對于日益惡化的經濟條件提出抗議）給了一些政治指導，但是他們懦怯和沒有自信的幹預注定了這次運動的失敗。
要了解這次運動的規模和意義，我們必須回溯到1794年秋天熱月黨人的政策和這種政策在無套褲黨人中間引起的不滿[1]。
羅伯斯庇爾的繼任者很快拆散了雅各賓派所建立的政府機構，并恢複了比較自由的經濟制度以符合國民大會中新多數派的願望和利益。
8月24日公布法令，成立了16個委員會，執行以前公安委員會和治安委員會的工作，治安委員會雖然繼續存在，它的權力和獨立性卻大為削弱：尤其重要的是武裝部隊（包括巴黎國民自衛軍）不再由這些委員會管轄，而被置于特别成立的對國民大會負責的軍事委員會之下。
地方政府也同樣進行了徹底的改組。
舊的各區監察委員會和革命委員會曾經是雅各賓專政的主要支柱，這時都被整個廢除或者置于中央控制之下。
在各省，隻有區級的這種組織還存在。
在巴黎，公社被取消，48個區的革命委員會合并成為12個行政區委員會，凡是雅各賓派的鬥士都被排除，在其中占優勢的社會成分不再是小店主和工匠，而是商人、公務員或從事專門職業的人[2]。
各區的民政委員會同樣也被清洗，并歸國民大會直接控制，由國民大會立法委員會遴選的人員組成。
在這一過程中又經曆了一次社會變化，在新出現的各委員會中，共和國第二年的無套褲黨人和雅各賓派讓位于1793年6月以前曾經控制各區的真正有産者和&ldquo溫和派&rdquo[3]。
在區議會裡，由于取消40蘇的津貼，無套褲黨人的勢力被進一步地徹底削弱，此外，議會隻能每10天開會一次[4]。
新政府的經濟政策是與此相适應的。
雖然戰争在繼續進行，物資缺乏，政府對于支持它的人&mdash&mdash城鄉大生産者、商人和造船業者，那些&ldquo從戰争中大撈一把的鐵青面孔的人&rdquo&mdash&mdash負有解除它的前任所實行的經濟控制的義務。
第一步是在10月修改了最高限價法，準許物價比1790年6月上升三分之二；12月23日，實際上等于取消了最高限價：4磅重的配給面包仍然保持12蘇的售價&mdash&mdash但卻準許在自由市場上出售另外的面包；每5天半磅肉的基本配給仍然保持着，但新價格是每磅21蘇；其他物品的價目可以自由上漲到自然水平。
于是，這樣引起的通貨膨脹反映在指券價值的逐步下跌上：從7月的36%，下降為10月的28%、11月的24%、12月的20%、2月的17%，1795年5月跌到隻有票面價值的7.5%[5]。
雖然巴黎和各省的大城市&mdash&mdash那裡已經完全取消了物價管制，公民們忍受着半饑餓的痛苦[6]&mdash&mdash比起來，是一個特别受優待的地區，但由于實行新政策，首都的平民遭受了長時期的極大困難。
這裡現在緊挨着仍受管制的限制市場，發展起來一個自由市場，這個市場上不僅出售不實行配給的貨物&mdash&mdash雞蛋、黃油、食糖、木柴、油脂和蔬菜等，而且同樣出售肉類和面包。
随着全面限價法的廢除和窮人預定購買的每一項物品的日益缺乏，巴黎&ldquo賤民&rdquo不僅必須以高得驚人的市價購買面包和肉類以外的物品，而且由于政府說的話不兌現，不能按規定價格充分供應面包和肉類[7]，而不得不拿出他們收入的更大部分去自由市場上購買這兩種東西。
這樣，自1791年秋季以來，面包價格就又一次成為社會問題。
它的重要性可以從下列事實判明：自由市場上的面包價格從1795年3月28日的25蘇上漲到4月11日的65蘇，4月21日漲到6裡弗，5月11日再漲到9裡弗，一星期後&mdash&mdash牧月1日事件爆發的前兩天&mdash&mdash漲到16裡弗[8]。
同時，自由市場上的肉價從12月的36蘇漲到4月1日的7裡弗10蘇[9]。
以1790年6月為基數的零售物價指數，從1795年1月的500上升為4月的900[10]。
關于這個時期的工資情況，我們知道的比較少。
最初，熱月黨人想通過廢除巴黎公社倒台前夕頒布的工資等級表把工資勞動者争取到自己這方面來。
他們确曾于8月9日公布了修正的最高工資限額，規定比那不幸的7月23日的最高工資限額增加約二分之一[11]。
但是這種增加很快就被政府故意實行助長通貨膨脹和恢複自由競争市場的政策所抵消。
從可以得到的有限證明資料上看來，巴黎工人1795年4月的實際工資遠比1793年至1794年的工資要低，大概曾經降低到1789年最初幾個月的悲慘水平[12]。
但是早在這時以前，甚至于在12月廢除最高限價法以前，巴黎一般民衆已經開始對政府政策流露出敵意，雖然起初隻是表現為冷淡和憤懑。
内政部的一名密探于11月末對當時人們的情緒作過如下描寫： 人們不斷聽到訴苦和埋怨：配給面包的遲遲得不到，面粉的缺乏，市場和廣場上面包、木柴、酒類、煤、蔬菜和馬鈴薯的價格的昂貴。
這些物品的價格每天驚人地高漲，這一切把人們投入一種可想而知的悲慘和絕望的境地。
[13] 第一次和當局發生公開沖突的是軍火工人，這些工人自羅伯斯庇爾敗亡之後，一直是比較安靜的。
11月17日到18日，兩個工場的代表團請求國民大會考慮他們提高工資的要求，過了幾天，接着來的是偉人祠區工場的350名工人，他們強迫他們的經理領着他們遊行到圖伊勒裡宮。
其他工場紛紛效尤。
國民大會對于這種似乎是普遍工資運動的複活感到震驚，于是命令所屬兩個主要委員會提出适當對策。
最後的決定是：從1月20日起，政府的軍火工場全部停辦。
工人們面臨着隆冬失業的前景，産生了強烈反應，在舉行一系列示威遊行（在遊行中有許多騷亂領袖被捕）之後，終于說服當局允許展延幾個星期，1795年2月8日工場停辦[14]。
但是12月以後，我們再也沒有聽到關于工資運動的事。
一旦人們感覺到了通貨膨脹的全部影響，工資勞動者就和其餘的無套褲黨人聯合起來，共同抗議各種消費品價格的狂漲。
糧食暴動再一次替代罷工被提到了日程上。
事實上，12月末的廢除最高限價法已經給群衆運動點了一把火，這一運動除去短時間的平靜外，一直持續到初夏。
12月27日的一份警察報告發出了社會日益不安的警告：&ldquo貧困階級使和平的市民對于物價過分高漲的後果感到不安。
&rdquo從最高限價法廢除以來，到1月初許多物價已經增長一倍。
工人們聚集在圖伊勒裡宮，威脅要用暴力對付商人和店主：&ldquo至于商人，他們都是些應該宰掉的肥豬。
&rdquo有人喊出保王派的宣傳：&ldquo共和國，去他媽的吧！我們什麼都沒有，隻有有錢的人才什麼都不缺少。
&rdquo謠傳聖安東郊區準備要再一次進軍國民大會，這次是要求降低食品價格；甚至有人提出應當用武力解散國民大會[15]。
但是，使這一運動始終存在下去的原因不隻是生活費用的高漲，這裡面也夾雜着政治鬥争問題。
一方面，是政府所采取的種種措施&mdash&mdash迫害1793年至1794年&ldquo愛國派&rdquo，封閉雅各賓俱樂部，取消40蘇的津貼，搗毀馬拉半身像，鼓勵投機者、發戰争财者和中等
牧月失敗之後，直到19世紀初期革命卷土重來以前，他們就再也沒有起任何實際作用。
這些運動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标志着山嶽黨和雅各賓派的殘餘勢力想在國民大會和巴黎各區中恢複他們的政治優勢的最後掙紮；這一次，雖然他們對于群衆運動（這次運動首先起因于對于日益惡化的經濟條件提出抗議）給了一些政治指導，但是他們懦怯和沒有自信的幹預注定了這次運動的失敗。
要了解這次運動的規模和意義，我們必須回溯到1794年秋天熱月黨人的政策和這種政策在無套褲黨人中間引起的不滿[1]。
羅伯斯庇爾的繼任者很快拆散了雅各賓派所建立的政府機構，并恢複了比較自由的經濟制度以符合國民大會中新多數派的願望和利益。
8月24日公布法令，成立了16個委員會，執行以前公安委員會和治安委員會的工作，治安委員會雖然繼續存在，它的權力和獨立性卻大為削弱：尤其重要的是武裝部隊（包括巴黎國民自衛軍）不再由這些委員會管轄，而被置于特别成立的對國民大會負責的軍事委員會之下。
地方政府也同樣進行了徹底的改組。
舊的各區監察委員會和革命委員會曾經是雅各賓專政的主要支柱，這時都被整個廢除或者置于中央控制之下。
在各省，隻有區級的這種組織還存在。
在巴黎，公社被取消，48個區的革命委員會合并成為12個行政區委員會，凡是雅各賓派的鬥士都被排除，在其中占優勢的社會成分不再是小店主和工匠，而是商人、公務員或從事專門職業的人[2]。
各區的民政委員會同樣也被清洗，并歸國民大會直接控制，由國民大會立法委員會遴選的人員組成。
在這一過程中又經曆了一次社會變化，在新出現的各委員會中，共和國第二年的無套褲黨人和雅各賓派讓位于1793年6月以前曾經控制各區的真正有産者和&ldquo溫和派&rdquo[3]。
在區議會裡，由于取消40蘇的津貼，無套褲黨人的勢力被進一步地徹底削弱，此外，議會隻能每10天開會一次[4]。
新政府的經濟政策是與此相适應的。
雖然戰争在繼續進行，物資缺乏，政府對于支持它的人&mdash&mdash城鄉大生産者、商人和造船業者，那些&ldquo從戰争中大撈一把的鐵青面孔的人&rdquo&mdash&mdash負有解除它的前任所實行的經濟控制的義務。
第一步是在10月修改了最高限價法，準許物價比1790年6月上升三分之二；12月23日，實際上等于取消了最高限價：4磅重的配給面包仍然保持12蘇的售價&mdash&mdash但卻準許在自由市場上出售另外的面包；每5天半磅肉的基本配給仍然保持着，但新價格是每磅21蘇；其他物品的價目可以自由上漲到自然水平。
于是，這樣引起的通貨膨脹反映在指券價值的逐步下跌上：從7月的36%，下降為10月的28%、11月的24%、12月的20%、2月的17%，1795年5月跌到隻有票面價值的7.5%[5]。
雖然巴黎和各省的大城市&mdash&mdash那裡已經完全取消了物價管制，公民們忍受着半饑餓的痛苦[6]&mdash&mdash比起來，是一個特别受優待的地區，但由于實行新政策，首都的平民遭受了長時期的極大困難。
這裡現在緊挨着仍受管制的限制市場，發展起來一個自由市場，這個市場上不僅出售不實行配給的貨物&mdash&mdash雞蛋、黃油、食糖、木柴、油脂和蔬菜等，而且同樣出售肉類和面包。
随着全面限價法的廢除和窮人預定購買的每一項物品的日益缺乏，巴黎&ldquo賤民&rdquo不僅必須以高得驚人的市價購買面包和肉類以外的物品，而且由于政府說的話不兌現，不能按規定價格充分供應面包和肉類[7]，而不得不拿出他們收入的更大部分去自由市場上購買這兩種東西。
這樣，自1791年秋季以來，面包價格就又一次成為社會問題。
它的重要性可以從下列事實判明：自由市場上的面包價格從1795年3月28日的25蘇上漲到4月11日的65蘇，4月21日漲到6裡弗，5月11日再漲到9裡弗，一星期後&mdash&mdash牧月1日事件爆發的前兩天&mdash&mdash漲到16裡弗[8]。
同時，自由市場上的肉價從12月的36蘇漲到4月1日的7裡弗10蘇[9]。
以1790年6月為基數的零售物價指數，從1795年1月的500上升為4月的900[10]。
關于這個時期的工資情況，我們知道的比較少。
最初，熱月黨人想通過廢除巴黎公社倒台前夕頒布的工資等級表把工資勞動者争取到自己這方面來。
他們确曾于8月9日公布了修正的最高工資限額，規定比那不幸的7月23日的最高工資限額增加約二分之一[11]。
但是這種增加很快就被政府故意實行助長通貨膨脹和恢複自由競争市場的政策所抵消。
從可以得到的有限證明資料上看來，巴黎工人1795年4月的實際工資遠比1793年至1794年的工資要低，大概曾經降低到1789年最初幾個月的悲慘水平[12]。
但是早在這時以前，甚至于在12月廢除最高限價法以前，巴黎一般民衆已經開始對政府政策流露出敵意，雖然起初隻是表現為冷淡和憤懑。
内政部的一名密探于11月末對當時人們的情緒作過如下描寫： 人們不斷聽到訴苦和埋怨：配給面包的遲遲得不到，面粉的缺乏，市場和廣場上面包、木柴、酒類、煤、蔬菜和馬鈴薯的價格的昂貴。
這些物品的價格每天驚人地高漲，這一切把人們投入一種可想而知的悲慘和絕望的境地。
[13] 第一次和當局發生公開沖突的是軍火工人，這些工人自羅伯斯庇爾敗亡之後，一直是比較安靜的。
11月17日到18日，兩個工場的代表團請求國民大會考慮他們提高工資的要求，過了幾天，接着來的是偉人祠區工場的350名工人，他們強迫他們的經理領着他們遊行到圖伊勒裡宮。
其他工場紛紛效尤。
國民大會對于這種似乎是普遍工資運動的複活感到震驚，于是命令所屬兩個主要委員會提出适當對策。
最後的決定是：從1月20日起，政府的軍火工場全部停辦。
工人們面臨着隆冬失業的前景，産生了強烈反應，在舉行一系列示威遊行（在遊行中有許多騷亂領袖被捕）之後，終于說服當局允許展延幾個星期，1795年2月8日工場停辦[14]。
但是12月以後，我們再也沒有聽到關于工資運動的事。
一旦人們感覺到了通貨膨脹的全部影響，工資勞動者就和其餘的無套褲黨人聯合起來，共同抗議各種消費品價格的狂漲。
糧食暴動再一次替代罷工被提到了日程上。
事實上，12月末的廢除最高限價法已經給群衆運動點了一把火，這一運動除去短時間的平靜外，一直持續到初夏。
12月27日的一份警察報告發出了社會日益不安的警告：&ldquo貧困階級使和平的市民對于物價過分高漲的後果感到不安。
&rdquo從最高限價法廢除以來，到1月初許多物價已經增長一倍。
工人們聚集在圖伊勒裡宮，威脅要用暴力對付商人和店主：&ldquo至于商人，他們都是些應該宰掉的肥豬。
&rdquo有人喊出保王派的宣傳：&ldquo共和國，去他媽的吧！我們什麼都沒有，隻有有錢的人才什麼都不缺少。
&rdquo謠傳聖安東郊區準備要再一次進軍國民大會，這次是要求降低食品價格；甚至有人提出應當用武力解散國民大會[15]。
但是，使這一運動始終存在下去的原因不隻是生活費用的高漲，這裡面也夾雜着政治鬥争問題。
一方面，是政府所采取的種種措施&mdash&mdash迫害1793年至1794年&ldquo愛國派&rdquo，封閉雅各賓俱樂部，取消40蘇的津貼，搗毀馬拉半身像，鼓勵投機者、發戰争财者和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