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芽月—牧月
關燈
小
中
大
階級青年（也就是&ldquo纨绔子弟&rdquo，他們的飛揚跋扈特别引起了無套褲黨人的憤怒和仇視）；另一方面是由勒布瓦主編的《人民之友》和一些俱樂部與社團繼續進行雅各賓派的宣傳。
這些俱樂部和社團設法在聖安東和聖馬瑟勒郊區以及格拉維葉區殘存下來&mdash&mdash其中最出名的是天文台區的共和道德社和韋爾布瓦街俱樂部，後者被說成是大部分由&ldquo受教養不多，很容易走上歧途的工人&rdquo組成的。
這種宣傳有時也反映在警察報告中，例如，11月末，當新崩納區的人列隊到國民大會去祝賀議員們決定封閉雅各賓俱樂部時，所遇到的奚落和譏笑的喊嚷是：&ldquo看哪，這些就是到國民大會去的新崩納區的小花花公子。
&rdquo再一個例子是：一個軍火工人因為于2月9日在圖伊勒裡宮制造騷亂被捕，他在批評國民大會不該停辦工場時，攻擊議員在人們快要餓死的時候中飽私囊，并且不該毀壞馬拉的紀念像；而各區到國民大會來表示贊成這些措施的請願者則被罵作：&ldquo陰謀者、大腹賈、亂黨、一群窮光蛋、穿女人衣服的人。
&rdquo這種階級仇恨的氣氛&mdash&mdash使我們想起了1791年7月馬爾斯教場大屠殺前夕籠罩着首都的同樣氣氛&mdash&mdash由于國民大會的反動措施而進一步加深。
其餘的俱樂部都遭到封閉，有些地方領袖&mdash&mdash其中有巴貝夫&mdash&mdash被逮捕。
更值得注意的也許是向治安委員會提出的關于更好地利用弗累隆領導的反雅各賓青年組織&ldquo青年團&rdquo來和&ldquo反政府派&rdquo的活動相抗衡的建議。
它（委員會）既然沒有任何鎮壓的手段，沒有任何完全可靠的武裝力量，使用這一種對抗力量就更有必要了[16]。
正如以後發生的事情所表明的，這項建議并沒有落空。
在芽月12日（1795年4月1日）達到高潮的起義運動，就是以此為背景而發展起來的。
引起運動爆發的新因素是配給面包的日益缺乏，這種情況在1月裡已經開始被感覺到，3月末達到了近于饑荒的程度。
關于起義爆發前兩周情況的警察報告，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了一幅憤怒和失望情緒日益高漲的圖畫，這些情況可以簡單歸納如下： 3月16日格拉維葉區婦女集會。
3月17日聖雅各區和聖馬瑟勒區的代表團向國民大會請願：&ldquo我們缺少面包，我們正在後悔我們為革命所作出的一切犧牲。
&rdquo 3月18日一名在蒙塔納（羅亞爾宮）區被捕的飯店侍者訴苦說，&ldquo看到法國人每天面包配給量減少到隻有一磅，吃隻有豬才應該吃的馬鈴薯，這是多麼可怕&rdquo。
3月21日國民大會接見了聖安東郊區的代表團；工人們和&ldquo纨绔子弟&rdquo在聖丹尼門動起武來。
3月22日格拉維葉區和武裝人區（馬萊區）的面包配給完全停頓；兩名紳士在平等宮（羅亞爾宮）受到工人的侮辱；一名制紙工人在新橋被捕，因為他喊嚷&ldquo有錢的人都是壞蛋&rdquo。
3月23日有一些&ldquo青年人&rdquo冒險到聖安東郊區和工人們握手言歡，兵工場婦女們威脅着要把這些&ldquo青年人&rdquo扔下河去。
3月24日蒙特婁區有4個人因為想&ldquo鼓動這一郊區鬧事&rdquo被捕；沒有面包分配給人權區、不可分割區、市場區和倫巴底區。
3月25日一個聖馬丁街的珠寶匠被捕，因為他威脅國民大會并且訴苦說：&ldquo靠半磅面包過活真不容易。
&rdquo 3月26日聖馬丁街的婦女們斥責男人們是&ldquo膽小鬼&rdquo，因為他們沒有采取任何行動；面粉工場的女工們試圖組織起來到國民大會去示威。
3月27日格拉維葉區和大教堂區廣泛發生面包騷動，男女工人們到國民大會去示威，對隻有半磅面包的配給表示不滿，有幾個人被逮捕；祖國之友區和格拉維葉區舉行非法區議會。
3月28日格拉維葉區和大教堂區繼續發生騷動；國民自衛軍把到國民大會去示威的人驅散，并在歌劇院附近逮捕8人。
3月29日一個母親因為怕挨餓而把他的三個孩子殺死了兩個。
3月30日人權區和北郊區有面包騷動。
3月31日人權區非法區議會向國民大會呈遞了一份請願書：工人為要求更多的面包罷工；4個區向國民大會請願：盲人收容院區的代表團提醒國會議員們說，必要時的暴動是神聖的義務，并且要求對被囚禁的&ldquo愛國派&rdquo公平處理，要求采取減輕饑餓的措施，并要求實行1793年的憲法[17]。
第二天（芽月12日）提出來的要求比這些更為廣泛。
一清早就組織起集會和遊行示威。
有些區的面包配給完全停頓；其他各區，每人隻分到4兩或8兩。
人權區的婦女在面包房裡動起武來。
聖母山街建築工人開會，抗議3月31日的法令&mdash&mdash這項法令規定，凡是住在有家具設備的住房裡的人不得按限價購買面包[18]；附近工場的工人們應邀一起參加對國民大會表示抗議的示威遊行。
聖馬瑟勒郊區和聖雅各郊區聯合到圖伊勒裡宮去示威；傳說格拉維葉區和其他13個區相約采取同樣的行動。
當國民大會主席波亞西·唐格拉斯正在演說時，起事各區的男女群衆沖進會場，高喊&ldquo面包、面包&rdquo；有些人的帽子上戴着起事者的标語，&ldquo面包和1793年的憲法&rdquo。
但是示威者缺乏領袖，也沒有确定的行動計劃：老城區的發言人要求實行1793年的憲法，而其他兩個區的發言人卻因為作了溫和的講演而受到國民大會多數的稱贊。
當熱月黨領導者之一默蘭·德·迪昂維爾在西郊各區效忠的國民自衛軍和&ldquo青年們&rdquo（為了對付這種形勢，他們事先就已經聚集在羅浮區）的簇擁中出現時，侵入者沒有作任何抵抗就解散了。
山嶽黨的議員們在這些活動中不僅沒有起任何積極作用，他們之中的兩個議員還首先提議鬧事的人們要趕快把事情交代清楚，有秩序地退出議會大廳[19]。
這一天和第二天，首都各地區還發生了不少小騷動。
有些區&mdash&mdash玻賓庫爾區、老城區和偉人祠區&mdash&mdash連續舉行會議；格拉維葉區的炮手隊（&ldquo絕大部分由工人組成&rdquo）說要向香榭麗舍區進軍，将&ldquo愛國派&rdquo從獄中釋放。
但是國民大會采取了恢複秩序和防止重新發生暴動的嚴厲的措施。
巴黎宣布戒嚴，它的武裝部隊被置于正規陸軍軍官庇什格律将軍的最高統率之下；社會契約區、格拉維葉區、阿爾西區和聖母山區的地方領袖們被捕；12名議員（包括勒奧納爾·布爾敦、亞馬爾、坎蓬&mdash&mdash全是熱月中羅伯斯庇爾的反對者）也被捕；熱月政變的3名領袖&mdash&mdash巴累、俾約·瓦楞和科洛·德布瓦，這時被斥為恐怖主義者并被判處流放[20]。
當局在應對食品危機方面并沒有盡心盡力。
4月2日，國民大會發布法令，規定面包配給不足的地方，應以大米和餅幹補充，分配的時候&ldquo工人、工匠和窮人&rdquo有優先權。
但是，這自然解決不了更大的供應問題，配給面包依然繼續缺乏。
我們看到，4月和5月的配給仍然是每人2兩、4兩或6兩，外加少量大米。
此外，據報道乞丐越來越多，街上有人餓得奄奄一息，時常有人自殺[21]。
保王派宣傳又複活了：&ldquo我們（有些人這樣說）大家再稍許忍耐一下，15天之内我們就會有一個國王；那時我們就有面包吃了。
&rdquo但是，一般人都抱着絕望和聽天由命的心情，雖然有時
這些俱樂部和社團設法在聖安東和聖馬瑟勒郊區以及格拉維葉區殘存下來&mdash&mdash其中最出名的是天文台區的共和道德社和韋爾布瓦街俱樂部，後者被說成是大部分由&ldquo受教養不多，很容易走上歧途的工人&rdquo組成的。
這種宣傳有時也反映在警察報告中，例如，11月末，當新崩納區的人列隊到國民大會去祝賀議員們決定封閉雅各賓俱樂部時，所遇到的奚落和譏笑的喊嚷是：&ldquo看哪，這些就是到國民大會去的新崩納區的小花花公子。
&rdquo再一個例子是：一個軍火工人因為于2月9日在圖伊勒裡宮制造騷亂被捕，他在批評國民大會不該停辦工場時，攻擊議員在人們快要餓死的時候中飽私囊，并且不該毀壞馬拉的紀念像；而各區到國民大會來表示贊成這些措施的請願者則被罵作：&ldquo陰謀者、大腹賈、亂黨、一群窮光蛋、穿女人衣服的人。
&rdquo這種階級仇恨的氣氛&mdash&mdash使我們想起了1791年7月馬爾斯教場大屠殺前夕籠罩着首都的同樣氣氛&mdash&mdash由于國民大會的反動措施而進一步加深。
其餘的俱樂部都遭到封閉，有些地方領袖&mdash&mdash其中有巴貝夫&mdash&mdash被逮捕。
更值得注意的也許是向治安委員會提出的關于更好地利用弗累隆領導的反雅各賓青年組織&ldquo青年團&rdquo來和&ldquo反政府派&rdquo的活動相抗衡的建議。
它（委員會）既然沒有任何鎮壓的手段，沒有任何完全可靠的武裝力量，使用這一種對抗力量就更有必要了[16]。
正如以後發生的事情所表明的，這項建議并沒有落空。
在芽月12日（1795年4月1日）達到高潮的起義運動，就是以此為背景而發展起來的。
引起運動爆發的新因素是配給面包的日益缺乏，這種情況在1月裡已經開始被感覺到，3月末達到了近于饑荒的程度。
關于起義爆發前兩周情況的警察報告，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了一幅憤怒和失望情緒日益高漲的圖畫，這些情況可以簡單歸納如下： 3月16日格拉維葉區婦女集會。
3月17日聖雅各區和聖馬瑟勒區的代表團向國民大會請願：&ldquo我們缺少面包，我們正在後悔我們為革命所作出的一切犧牲。
&rdquo 3月18日一名在蒙塔納（羅亞爾宮）區被捕的飯店侍者訴苦說，&ldquo看到法國人每天面包配給量減少到隻有一磅，吃隻有豬才應該吃的馬鈴薯，這是多麼可怕&rdquo。
3月21日國民大會接見了聖安東郊區的代表團；工人們和&ldquo纨绔子弟&rdquo在聖丹尼門動起武來。
3月22日格拉維葉區和武裝人區（馬萊區）的面包配給完全停頓；兩名紳士在平等宮（羅亞爾宮）受到工人的侮辱；一名制紙工人在新橋被捕，因為他喊嚷&ldquo有錢的人都是壞蛋&rdquo。
3月23日有一些&ldquo青年人&rdquo冒險到聖安東郊區和工人們握手言歡，兵工場婦女們威脅着要把這些&ldquo青年人&rdquo扔下河去。
3月24日蒙特婁區有4個人因為想&ldquo鼓動這一郊區鬧事&rdquo被捕；沒有面包分配給人權區、不可分割區、市場區和倫巴底區。
3月25日一個聖馬丁街的珠寶匠被捕，因為他威脅國民大會并且訴苦說：&ldquo靠半磅面包過活真不容易。
&rdquo 3月26日聖馬丁街的婦女們斥責男人們是&ldquo膽小鬼&rdquo，因為他們沒有采取任何行動；面粉工場的女工們試圖組織起來到國民大會去示威。
3月27日格拉維葉區和大教堂區廣泛發生面包騷動，男女工人們到國民大會去示威，對隻有半磅面包的配給表示不滿，有幾個人被逮捕；祖國之友區和格拉維葉區舉行非法區議會。
3月28日格拉維葉區和大教堂區繼續發生騷動；國民自衛軍把到國民大會去示威的人驅散，并在歌劇院附近逮捕8人。
3月29日一個母親因為怕挨餓而把他的三個孩子殺死了兩個。
3月30日人權區和北郊區有面包騷動。
3月31日人權區非法區議會向國民大會呈遞了一份請願書：工人為要求更多的面包罷工；4個區向國民大會請願：盲人收容院區的代表團提醒國會議員們說，必要時的暴動是神聖的義務，并且要求對被囚禁的&ldquo愛國派&rdquo公平處理，要求采取減輕饑餓的措施，并要求實行1793年的憲法[17]。
第二天（芽月12日）提出來的要求比這些更為廣泛。
一清早就組織起集會和遊行示威。
有些區的面包配給完全停頓；其他各區，每人隻分到4兩或8兩。
人權區的婦女在面包房裡動起武來。
聖母山街建築工人開會，抗議3月31日的法令&mdash&mdash這項法令規定，凡是住在有家具設備的住房裡的人不得按限價購買面包[18]；附近工場的工人們應邀一起參加對國民大會表示抗議的示威遊行。
聖馬瑟勒郊區和聖雅各郊區聯合到圖伊勒裡宮去示威；傳說格拉維葉區和其他13個區相約采取同樣的行動。
當國民大會主席波亞西·唐格拉斯正在演說時，起事各區的男女群衆沖進會場，高喊&ldquo面包、面包&rdquo；有些人的帽子上戴着起事者的标語，&ldquo面包和1793年的憲法&rdquo。
但是示威者缺乏領袖，也沒有确定的行動計劃：老城區的發言人要求實行1793年的憲法，而其他兩個區的發言人卻因為作了溫和的講演而受到國民大會多數的稱贊。
當熱月黨領導者之一默蘭·德·迪昂維爾在西郊各區效忠的國民自衛軍和&ldquo青年們&rdquo（為了對付這種形勢，他們事先就已經聚集在羅浮區）的簇擁中出現時，侵入者沒有作任何抵抗就解散了。
山嶽黨的議員們在這些活動中不僅沒有起任何積極作用，他們之中的兩個議員還首先提議鬧事的人們要趕快把事情交代清楚，有秩序地退出議會大廳[19]。
這一天和第二天，首都各地區還發生了不少小騷動。
有些區&mdash&mdash玻賓庫爾區、老城區和偉人祠區&mdash&mdash連續舉行會議；格拉維葉區的炮手隊（&ldquo絕大部分由工人組成&rdquo）說要向香榭麗舍區進軍，将&ldquo愛國派&rdquo從獄中釋放。
但是國民大會采取了恢複秩序和防止重新發生暴動的嚴厲的措施。
巴黎宣布戒嚴，它的武裝部隊被置于正規陸軍軍官庇什格律将軍的最高統率之下；社會契約區、格拉維葉區、阿爾西區和聖母山區的地方領袖們被捕；12名議員（包括勒奧納爾·布爾敦、亞馬爾、坎蓬&mdash&mdash全是熱月中羅伯斯庇爾的反對者）也被捕；熱月政變的3名領袖&mdash&mdash巴累、俾約·瓦楞和科洛·德布瓦，這時被斥為恐怖主義者并被判處流放[20]。
當局在應對食品危機方面并沒有盡心盡力。
4月2日，國民大會發布法令，規定面包配給不足的地方，應以大米和餅幹補充，分配的時候&ldquo工人、工匠和窮人&rdquo有優先權。
但是，這自然解決不了更大的供應問題，配給面包依然繼續缺乏。
我們看到，4月和5月的配給仍然是每人2兩、4兩或6兩，外加少量大米。
此外，據報道乞丐越來越多，街上有人餓得奄奄一息，時常有人自殺[21]。
保王派宣傳又複活了：&ldquo我們（有些人這樣說）大家再稍許忍耐一下，15天之内我們就會有一個國王；那時我們就有面包吃了。
&rdquo但是，一般人都抱着絕望和聽天由命的心情，雖然有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