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熱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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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7月26日,羅伯斯庇爾參加了公安委員會,這正好是他敗亡的前一年。

    後來成為他最親密的戰友的聖鞠斯特和庫通當時已經是這個委員會的委員;9月4日到5日的&ldquo暴動&rdquo之後,參加委員會的還有哥德利埃俱樂部兩個領袖俾約·瓦楞和科洛·德布瓦[1]。

    這些人形成了共和國第二年革命政府的核心。

    這個政府在革命最緊要關頭這一年,治理着整個國家,抑止了惡性通貨膨脹,供應軍隊以糧食和裝備,挽救了法蘭西免于戰敗和受侵略。

    即使是最仇視他們的批評者,也不得不承認他們的這些功績。

     我們在這裡讨論的不是這個政府的一般曆史,甚至也不是它在共和國第二年熱月(7月27日到28日)解體的一般原因&mdash&mdash而是側重于這個政府如何失去了巴黎無套褲黨人的支持和無套褲黨人如何在它的領導人失敗前夕離棄了他們[2]。

    在此以前,本書一直在探索造成一種革命形勢的人和物的因素的發展情況,介紹行動中的革命群衆并分析其構成,而現在這樣來研究問題自然是和以前采取的研究方法恰好相反,這一點筆者是認識到了的。

    另外,我們要在這裡研究的是最有關系的人物離棄革命的原因,而不是他們參加革命的原因。

    我們知道,如果把一小撮身處高位出謀劃策的人物除外,那麼,與其說羅伯斯庇爾的敗亡是由于他的反對者的革命行動,毋甯說是由于他以前同盟者的離棄,考慮到這一事實,我們現在這種研究方法也許是正确的。

     這樣看來,當前的主要問題就是雅各賓派和無套褲黨的聯盟怎樣逐漸遭到破壞,并反映在熱月9日到10日的戲劇性事件中。

     首先,政府的力量和行動最初在巴黎&ldquo賤民&rdquo及其在各俱樂部和各區委員會裡的鬥士中間獲得了信任與支持,這些都是沒有疑問的。

    上文已經提到,僅僅發布最高限價法令就在他們中間引起了極大的歡欣鼓舞反應。

    9月29日的法案和11月1日的補充修正法案規定産品的出場價格比1790年6月隻能增加三分之一,外加按每3英裡計算的運輸費,批發商的利潤為5%,零售商的利潤為10%。

    這一法案包括39種一般消費物品,但是,木柴、魚、煙草、鹽、牛奶和家禽不在其内。

    在工資方面,它規定比1790年6月的工資增加50%[3]。

    1793年6月進行的一次調查表明,1790年以來,以全國而論,主要商品價格上漲一倍乃至兩倍;而在同一時期的工資,雖然各地區和各工種有顯著的差别,平均大約增加100%到150%[4]。

    以6月這次調查為基礎,現在命令各區按照9月29日法案的規定制訂一份物價和工資的最高限度表&mdash&mdash當然,這就意味着此項工作一旦完成,現有物價和工資水平将大大降低。

     很明顯的是,在一個依靠千萬小生産者的産品的國家發布這樣的法案,并且交給基本上相信私有财産神聖不可侵犯的政府和官員們去執行,實際上是行不通的。

    但是,不論作為一項社會立法它有什麼缺點,也不論它帶來什麼樣的經濟和政治的後果,最高全面限價法令的發布無疑是有直接的重要影響的,因為它既遏制了通貨膨脹,也加強了政府與無套褲黨人的聯系。

    就法案本身而論,它對囤積和投機并不見得能起多大限制作用;但是在提出它的同時,采取了一些加強政府職能、保護币制和用恐怖手段強制推行這項法令等的其他措施,這樣,它就幫助&mdash&mdash至少在一個時期内&mdash&mdash穩定了物價并保證了軍糧和民食的充分供應。

    法案通過後,頭三個月内指券價格的突然回升最清楚地說明了這一事實:從1793年8月是票面價格的22%,到11月上升到33%,12月上升到48%[5]。

    在這些日子中,人民對政府的信任似乎是建立在兩種希望上:政府的政策會保證公民得到廉價和足夠的食物供應,并能夠對共和國的敵人取得軍事上的勝利。

    所以我們在9月30日的一份警察密探報告中讀到這樣一段: 在當地公社大樓裡看到許多工人在吃飯的時候對商品的減價、征兵時青年的熱情應召,尤其對于即将到來的共和國的勝利感到十分高興。

    [6] 甚至于在12月底&mdash&mdash這時肉類、雜貨以及蔬菜早就供應不足,由于面包暫時缺乏已經發出食糧配給票&mdash&mdash我們還聽到市場上的婦女對羅伯斯庇爾、山嶽黨(聖山嶽黨)和共和國立法者的熱烈稱頌。

    &ldquo這些市場女商販是活潑愉快的,她們在歌頌着國民大會。

    &rdquo[7]這樣的忠心本來是可以延續較長時間的,因為這一時期無套褲黨人本身第一次成為巴黎行政的中堅:他們的戰士控制着多數的區議會和委員會&mdash&mdash特别是最重要的革命委員會&mdash&mdash以及公社的大會和執行機關。

    亞爾培·索布爾曾經發現,共和國第二年,在巴黎擔任各區革命委員會委員職的454人中,有9.9%為工資勞動者,63.8%為店主、小作坊老闆和獨立的工匠,隻有26.3%為租金收入者、制造商、公務員和自由職業者[8]。

    同樣,聖克累勒·德維厄指出,1793年7月至1794年7月任職的132名公社委員中,他們的職業是:小制造商、工匠和小商販82名,體力勞動者2名,中産階級靠薪金生活者9名;同時,還有8名是商人和承包商,31名是自由職業者[9]。

    自然,這并非由革命浪潮偶然造成的公務員職務的分配;在下一章中我們将看到,羅伯斯庇爾的繼任者在熱月以後是怎樣恢複社會平衡的。

     同時,政府無力把現在這種形式的最高限價法令付諸實施也越來越明顯。

    甚至在革命委員會和&ldquo檢查囤積委員&rdquo十分警覺并受到輿論有力支持的巴黎,商人和店主也越來越明目張膽地破壞最高限價法。

    但真正的問題并不在此。

    種植者、生産者和維持首都供應的中間商處在比較容易逃避監察的有利地位,他們發現限價法規定的價格太低,于是就把物資扣留起來,等待良好時機,到&ldquo黑市&rdquo上出售,或者與零售店或商人進行非法交易。

    結果是,巴黎雜貨商和肉商在進貨時已經付出高于限價的價錢,他們必須把這筆負擔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所以,從12月到4月,當肉類實行定量供應時,肉商的售價經常高出合法價格的25%到50%[10],豬肉商為了逃避限價,專賣熟肉(隻有生肉的價格受管制)。

    成群的商人和投機倒把者潛入僻靜的街道和市場,以高于規定的價格出售食糖、黃油和切塊的瘦肉[11]。

    在12月和1月,據内政部的密探報告,巴黎市場上的黃油每磅售價為36~44蘇(限價:22蘇),雞蛋每25個為80~100蘇(比較一下:1790年6月為21蘇,1793年6月為27蘇半,9月為50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