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山嶽黨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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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的被推翻産生了深刻的社會影響。
不僅共和國宣告成立，而且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宣布賦予一切公民以平等的政治權利：&ldquo積極&rdquo公民和&ldquo消極&rdquo公民的區别&mdash&mdash1789年至1791年的立憲派所十分喜歡的東西&mdash&mdash被取消了，每個成年男子從此有權在所有地方的、省的和全國的選舉中投票[1]。
這樣，1789年人權宣言宣布的平等觀念就具有了更充實的内容。
盡管有這一切成就，可是，我們現在所考察的這一段曆史仍是一個充滿内部深刻矛盾的時期，而不是一個和諧融洽的時期。
代替舊的矛盾的是新産生的矛盾，而這與對外戰争問題完全無關，因為新選出來的國民大會中的各黨派在不同程度上都給戰争以熱烈的支持。
吉倫德黨在這次選舉中一躍而成為議會的多數黨，并且有地方上的大力支持；但是，在巴黎，由于他們在八月革命中采取的暧昧态度，因而失去了武裝民衆的支持。
與吉倫德黨對峙着的是山嶽黨，黨的領袖羅伯斯庇爾、丹敦和馬拉現在都被選進了國民大會。
他們深得巴黎各區和俱樂部的擁護，因為他們在八月事件中起的作用使他們在各區和俱樂部中間享有極高的聲譽。
鬥争逐漸在秋天展開，随着這年冬天和第二年春天許多新的叛變行為與戰争的失利而日益激烈，到了初夏便爆發為公開的暴力行為。
這場鬥争一直到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才獲得解決，這時，吉倫德黨的領袖們被加入巴黎國民自衛軍的無套褲黨人強行趕出國民大會。
然而，隻有到9月群衆進一步暴動之後，雅各賓派的專政才得到鞏固，專政的工具即共和國第二年革命政府才宣告成立。
但是，成為革命第二階段中最顯著特征的山嶽黨和巴黎無套褲黨的聯盟，并不是沒有經過困難和緊張時期就實現了的。
除了政治權利以外，無套褲黨人并沒有從八月革命中得到什麼實際利益。
新的巴黎公社曾經領導由他們積極參加的暴動，但它既不是由他們締造的，也不合乎他們的理想：雖然同1789年和1791年的公社比起來，坐在裡面的律師和商人少了一些，但是，小店主、作坊師傅和幫工隻占公社成員的三分之一；而律師和記者雖然是少數，卻占據着領導地位[2]。
不過，這種情況在不久的将來一定會發生變化。
當時存在着更為直接的迫切問題，如工作和糧食價格問題等。
11月，聖安東郊區的玻賓庫爾區議長曾向國民大會呼籲，要求給&ldquo工人公民這一人數衆多的階級&rdquo準備面包和工作[3]。
曾引起1792年9月騷動的糧食價格的上漲，在夏季和秋季有所緩和[4]，但是1793年最初幾個月又猛漲起來：比起上一年春季，這一次來勢要兇猛得多，波及的消費品範圍也更為廣泛。
到2月，精制砂糖（1790年售價為24蘇）賣到47～60蘇，粗糖（1790年售價為12蘇）賣到40蘇，牛油蠟燭（1790年售價為15蘇）賣到18蘇半～20蘇，咖啡（1790年售價為34蘇）賣到40蘇，肥皂（1790年售價為12蘇）賣到23～28蘇。
結果引起了比上一年食糖暴動更廣泛更持久的群衆騷亂。
巴黎各區全部或者幾乎全部卷進了這次騷亂，它大概比革命中的任何其他事件都更清楚地标志着&ldquo賤民&rdquo和有産階級之間的根本利益的沖突。
這些有産階級中包括曾經在雅各賓俱樂部作過演講或者鼓過掌，或在國民大會中同山嶽黨同坐過最高一排椅子的極端民主派在内[5]。
星期日，也就是2月23日這一天，有兩個婦女代表團到國民大會請願，其中一個是洗衣婦組成的，她們抱怨肥皂漲價[6]；第二天便發生了局部騷動，并逮捕了一些人。
但是真正的爆發開始于25日早晨，騷動的形式是群衆沖進雜貨鋪和蠟燭商店，強迫店主按照騷動者的規定降低價格。
上午10點鐘，從市中心的商業區&mdash&mdash由倫巴底、格拉維葉和馬爾舍等區[7]組成&mdash&mdash開始，運動以驚人的速度擴展到全城各處[8]。
從保存下來的警察報告中，我們可以找出它從這一區發展到那一區的路線。
先從向東發展說起：剛過10點不久，運動就發展到公社大樓（市政廳），中午發展到結盟廣場（羅亞爾廣場）區，2點發展到兵工場區，3點發展到人權區，3點至4點之間到盲人收容院區，4點到蒙特婁區和武裝人（馬萊）區。
同時，向北發展的情況是：運動在兩點半發展到祖國之友區，5點到崩迪和白山區。
向西的發展是：兩點半到達法蘭西警衛軍區，4點到博物院（羅浮）區，7點到布特·代·莫蘭（羅亞爾宮）區，8點到圖伊勒裡區，10點到共和（魯列）區。
運動可能從圖伊勒裡區越過國民大橋（以前的路易十六大橋）擴展到河左岸；不論怎樣，格雷讷累噴泉區那天晚上8點到9點之間是有騷動的。
第二天，在若幹區裡發生了一些較小的事件，在這些事件中，中心區的女商販和聖馬瑟勒郊區比厄富爾街的洗衣婦起了更顯著的作用。
但是25日離開巴黎到凡爾賽去的桑代爾早就動員了國民自衛軍，很快便驅散了群衆，恢複了法律和秩序。
這次運動的目标不僅指向食糖，而且同樣指向全部其他雜貨和殖民地産品。
這是一個普遍現象；還有一個普遍現象是：城市這一區和那一區所規定的價格标準是顯然一緻的&mdash&mdash所有這些都暗示這是一次有計劃的一緻行動。
下面是騷動者最普遍需要的貨物和他們訂出的價格範圍：食糖，18～25蘇；粗糖，10～12蘇；牛油蠟燭，12蘇；肥皂，10～12蘇；咖啡，20蘇。
如果嚴格按照這些價格出售的話，我們将看到店鋪老闆所得到的貨價大約相當于市價的五分之二或二分之一；但是，實際上，很少是這種情形。
騷動者中間無疑摻雜有趁此大好機會進行搶劫的人&mdash&mdash特别是因為隻有一小部分國民自衛軍出動（有些自衛軍甚至還參加騷動）。
此外，在随之産生的混亂中，就是世界上心地最純正的人也往往易于順手牽羊，拿些貨物，而不會交出錢來領一張付款收據。
不過我們看到，聖馬丁街一個雜貨商交給警察下面這樣一張收款和損失清單： 這張賬單表明貨物出售後實收的貨款差不多隻有市價的五分之二。
另一個雜貨商，羅亞爾廣場區的皮埃爾·麥爾維埃能夠證明他在價值1547裡弗[9]的貨物出手後收回521裡弗15蘇。
但是這些店主是特别幸運的，其他店主有的隻收到他們商品市價的十分之一（或者更少）&mdash&mdash例如，阿爾西區的卡安從價值26267裡弗的貨品上隻收到2829裡弗，法蘭西警衛軍區的孔馬爾，被拿走的貨物市價是27043裡弗，他費盡氣力隻收到了1158裡弗4蘇的&ldquo包在茶巾裡的指券&rdquo[10]。
騷動還有其他一些顯著的特征。
正如人們所預料的，它們的主要犧牲者是大商人和批發商，一般認為這些人應
不僅共和國宣告成立，而且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宣布賦予一切公民以平等的政治權利：&ldquo積極&rdquo公民和&ldquo消極&rdquo公民的區别&mdash&mdash1789年至1791年的立憲派所十分喜歡的東西&mdash&mdash被取消了，每個成年男子從此有權在所有地方的、省的和全國的選舉中投票[1]。
這樣，1789年人權宣言宣布的平等觀念就具有了更充實的内容。
盡管有這一切成就，可是，我們現在所考察的這一段曆史仍是一個充滿内部深刻矛盾的時期，而不是一個和諧融洽的時期。
代替舊的矛盾的是新産生的矛盾，而這與對外戰争問題完全無關，因為新選出來的國民大會中的各黨派在不同程度上都給戰争以熱烈的支持。
吉倫德黨在這次選舉中一躍而成為議會的多數黨，并且有地方上的大力支持；但是，在巴黎，由于他們在八月革命中采取的暧昧态度，因而失去了武裝民衆的支持。
與吉倫德黨對峙着的是山嶽黨，黨的領袖羅伯斯庇爾、丹敦和馬拉現在都被選進了國民大會。
他們深得巴黎各區和俱樂部的擁護，因為他們在八月事件中起的作用使他們在各區和俱樂部中間享有極高的聲譽。
鬥争逐漸在秋天展開，随着這年冬天和第二年春天許多新的叛變行為與戰争的失利而日益激烈，到了初夏便爆發為公開的暴力行為。
這場鬥争一直到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才獲得解決，這時，吉倫德黨的領袖們被加入巴黎國民自衛軍的無套褲黨人強行趕出國民大會。
然而，隻有到9月群衆進一步暴動之後，雅各賓派的專政才得到鞏固，專政的工具即共和國第二年革命政府才宣告成立。
但是，成為革命第二階段中最顯著特征的山嶽黨和巴黎無套褲黨的聯盟，并不是沒有經過困難和緊張時期就實現了的。
除了政治權利以外，無套褲黨人并沒有從八月革命中得到什麼實際利益。
新的巴黎公社曾經領導由他們積極參加的暴動，但它既不是由他們締造的，也不合乎他們的理想：雖然同1789年和1791年的公社比起來，坐在裡面的律師和商人少了一些，但是，小店主、作坊師傅和幫工隻占公社成員的三分之一；而律師和記者雖然是少數，卻占據着領導地位[2]。
不過，這種情況在不久的将來一定會發生變化。
當時存在着更為直接的迫切問題，如工作和糧食價格問題等。
11月，聖安東郊區的玻賓庫爾區議長曾向國民大會呼籲，要求給&ldquo工人公民這一人數衆多的階級&rdquo準備面包和工作[3]。
曾引起1792年9月騷動的糧食價格的上漲，在夏季和秋季有所緩和[4]，但是1793年最初幾個月又猛漲起來：比起上一年春季，這一次來勢要兇猛得多，波及的消費品範圍也更為廣泛。
到2月，精制砂糖（1790年售價為24蘇）賣到47～60蘇，粗糖（1790年售價為12蘇）賣到40蘇，牛油蠟燭（1790年售價為15蘇）賣到18蘇半～20蘇，咖啡（1790年售價為34蘇）賣到40蘇，肥皂（1790年售價為12蘇）賣到23～28蘇。
結果引起了比上一年食糖暴動更廣泛更持久的群衆騷亂。
巴黎各區全部或者幾乎全部卷進了這次騷亂，它大概比革命中的任何其他事件都更清楚地标志着&ldquo賤民&rdquo和有産階級之間的根本利益的沖突。
這些有産階級中包括曾經在雅各賓俱樂部作過演講或者鼓過掌，或在國民大會中同山嶽黨同坐過最高一排椅子的極端民主派在内[5]。
星期日，也就是2月23日這一天，有兩個婦女代表團到國民大會請願，其中一個是洗衣婦組成的，她們抱怨肥皂漲價[6]；第二天便發生了局部騷動，并逮捕了一些人。
但是真正的爆發開始于25日早晨，騷動的形式是群衆沖進雜貨鋪和蠟燭商店，強迫店主按照騷動者的規定降低價格。
上午10點鐘，從市中心的商業區&mdash&mdash由倫巴底、格拉維葉和馬爾舍等區[7]組成&mdash&mdash開始，運動以驚人的速度擴展到全城各處[8]。
從保存下來的警察報告中，我們可以找出它從這一區發展到那一區的路線。
先從向東發展說起：剛過10點不久，運動就發展到公社大樓（市政廳），中午發展到結盟廣場（羅亞爾廣場）區，2點發展到兵工場區，3點發展到人權區，3點至4點之間到盲人收容院區，4點到蒙特婁區和武裝人（馬萊）區。
同時，向北發展的情況是：運動在兩點半發展到祖國之友區，5點到崩迪和白山區。
向西的發展是：兩點半到達法蘭西警衛軍區，4點到博物院（羅浮）區，7點到布特·代·莫蘭（羅亞爾宮）區，8點到圖伊勒裡區，10點到共和（魯列）區。
運動可能從圖伊勒裡區越過國民大橋（以前的路易十六大橋）擴展到河左岸；不論怎樣，格雷讷累噴泉區那天晚上8點到9點之間是有騷動的。
第二天，在若幹區裡發生了一些較小的事件，在這些事件中，中心區的女商販和聖馬瑟勒郊區比厄富爾街的洗衣婦起了更顯著的作用。
但是25日離開巴黎到凡爾賽去的桑代爾早就動員了國民自衛軍，很快便驅散了群衆，恢複了法律和秩序。
這次運動的目标不僅指向食糖，而且同樣指向全部其他雜貨和殖民地産品。
這是一個普遍現象；還有一個普遍現象是：城市這一區和那一區所規定的價格标準是顯然一緻的&mdash&mdash所有這些都暗示這是一次有計劃的一緻行動。
下面是騷動者最普遍需要的貨物和他們訂出的價格範圍：食糖，18～25蘇；粗糖，10～12蘇；牛油蠟燭，12蘇；肥皂，10～12蘇；咖啡，20蘇。
如果嚴格按照這些價格出售的話，我們将看到店鋪老闆所得到的貨價大約相當于市價的五分之二或二分之一；但是，實際上，很少是這種情形。
騷動者中間無疑摻雜有趁此大好機會進行搶劫的人&mdash&mdash特别是因為隻有一小部分國民自衛軍出動（有些自衛軍甚至還參加騷動）。
此外，在随之産生的混亂中，就是世界上心地最純正的人也往往易于順手牽羊，拿些貨物，而不會交出錢來領一張付款收據。
不過我們看到，聖馬丁街一個雜貨商交給警察下面這樣一張收款和損失清單： 這張賬單表明貨物出售後實收的貨款差不多隻有市價的五分之二。
另一個雜貨商，羅亞爾廣場區的皮埃爾·麥爾維埃能夠證明他在價值1547裡弗[9]的貨物出手後收回521裡弗15蘇。
但是這些店主是特别幸運的，其他店主有的隻收到他們商品市價的十分之一（或者更少）&mdash&mdash例如，阿爾西區的卡安從價值26267裡弗的貨品上隻收到2829裡弗，法蘭西警衛軍區的孔馬爾，被拿走的貨物市價是27043裡弗，他費盡氣力隻收到了1158裡弗4蘇的&ldquo包在茶巾裡的指券&rdquo[10]。
騷動還有其他一些顯著的特征。
正如人們所預料的，它們的主要犧牲者是大商人和批發商，一般認為這些人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