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山嶽黨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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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對囤積和促成物價上漲負責。
這也許能說明為什麼運動開始于格拉維葉和倫巴底區，因為這兩區是這類商人的麇集地。
但是當騷動向四周擴展以後，似乎就有些不分青紅皂白了，小蠟燭商和雜貨商的店鋪也被殃及。
例如，在盲人收容院區，警務委員開了一張25家雜貨商的名單，其中有13家都受到了某種損失&mdash&mdash有幾家隻損失了幾裡弗[11]。
這裡有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參加這些主要是對于高物價的自發的抗議的，不僅僅是很窮苦的人。
根據目擊者所引證的，有許多例子證明，的确有工資勞動者和城市貧民參加騷動：我們聽到的有屠戶的學徒、建築工人、運水工人、碼頭工人、女商販、廚師和家庭仆役，他們在全市各地區起了極其顯著的作用；而在由于騷動而被捕的49個人中間，有28個人是各種工資勞動者，其餘的是小店主和工匠[12]。
可是，也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其他店主&mdash&mdash有時候甚至還有資産階級&mdash&mdash也十分踴躍地利用雜貨商不幸受窘的機會，派他們的廚師、仆人、學徒或幫工混在侵入雜貨鋪的群衆中間，以非常有利的價格購買食糖、肥皂、蠟燭和咖啡等[13]。
我們很難判斷這次騷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個預定的行動計劃的結果。
市議會、雅各賓俱樂部和國民大會中的各黨派在承認物價上漲造成生活困難的同時，全都對騷動作最露骨的斥責，企圖用&ldquo幕後有人指使&rdquo、反革命陰謀或者是政敵的詭計一類的說法來解釋這次事件。
例如這時還沒有參加山嶽黨的巴累别有用心地說，&ldquo這是暗藏的貴族背信棄義的煽動&rdquo。
為了加強他的論點，他堅持說糖和咖啡這類&ldquo奢侈&rdquo品不至于激起群衆的憤怒；但是當他說出下面一段話的時候，便透露了他的成見，他說： 我們不要忘記了一切社會原則；因為在一切不再尊重私有财産的地方，我們是不會再看到社會秩序的[14]。
馬拉的報紙曾經主張把一部分雜貨商吊死在他們的大門口，也許是為了分散大家對于馬拉的注意，山嶽黨和公社選中了格拉維葉區的&ldquo紅色教士&rdquo雅各·盧，認為他是暴動的主要煽動者&mdash&mdash如我們所見到的，格拉維葉區是這次騷動的起點。
馬迪厄也趨向于同意這種看法[15]。
雅各·盧在此之前固然要求過對一切消費品實行最高限價，但是他的影響能夠擴展出他本區以外到什麼程度，是很難說的；而且，無論怎樣說，也沒有任何真憑實據證明他在這次事件中起過任何直接作用。
這次騷動并沒有産生直接後果：2月27日警局督察處的報告力言食糖、咖啡、油脂、皮革、肥皂和闆油售價仍然保持以前那種&ldquo過高&rdquo的水平[16]；但是公社卻在3月4日趁機規定4磅重面包價格為12蘇，并且用補助面包烘制商的辦法維持住了這個價格水平，雖然其他消費品價格和工資都在增高[17]。
然而，正如警察局以後幾星期的報告所表明的，當局繼續提心吊膽地等候着不久的将來再爆發一次群衆平價運動[18]。
但是，不久，又慢慢發生了其他問題，引起了騷亂。
4月中旬面包一度缺乏，于是風傳婦女要列隊到市政廳和國民大會去抗議；聖端諾累街一家面包店被憤怒的婦女沖入，店裡的東西大部分被搶走了。
4月和5月，謠傳女商販和其他人等正在準備一場新的監獄大屠殺；從這時候起，竭力鼓吹迅速作革命裁判的馬拉成了&ldquo賤民&rdquo心目中的英雄。
5月2日，一萬名非武裝的聖安東郊區公民代表在國民大會前遊行，要求為零星消費者的利益而控制物價；從凡爾賽來的婦女在國民大會吵鬧，并且拒絕離開會場[19]。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國民大會才非常勉強地投票通過了第一道限制全國面包和面粉最高售價的法令[20]。
和過去時常發生的情況一樣，這時，争奪權勢的黨派開始利用運動謀求私利并把它引向符合自己政治主張的道路。
吉倫德黨和山嶽黨的鬥争已經達到公開破裂的程度，從吉倫德黨企圖把丹敦牽連進杜木裡厄的叛國陰謀案中和接着逮捕馬拉以及革命法庭對他的傳訊看來，很明顯，如果山嶽黨不及時下手的話，他們自己就會成為反對派的犧牲品。
然而，首先發難的并不是山嶽黨，也不是雅各賓俱樂部，而是以讓·華爾勒和雅各·盧為首的極端革命忿激派這一個集團。
忿激派企圖推動巴黎公社和各區掀起一次不成熟的暴動。
在離圖伊勒裡宮數步之遙的斐揚派平台上，華爾勒的講演吸引了大批支持者；但是華爾勒的暴動委員會策劃于3月10日發動一場群衆性暴動的企圖卻流産了。
它的目的是要清算吉倫德黨領袖羅蘭和布裡索并處囤積者和投機者以死刑，但是雅各賓俱樂部、公社和聖安東郊區的堅決反對注定了它的失敗[21]。
不過忿激派仍然有它的信徒，在以後的幾個星期裡還有人談到，有必要舉行一次群衆性暴動以清洗整個國民大會和控制所有必需品的價格[22]。
山嶽黨和雅各賓派的領袖們倒是不慌不忙的。
他們已經從過去的經驗中增長了智慧；他們雖然和自己的敵手吉倫德黨不同，願意而且也能夠利用群衆運動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他們決不想讓運動的領導權轉入旁人手中，不論是轉入忿激派或者是轉入艾貝爾手中，艾貝爾是《杜歇老爹報》的主編，他的影響正在哥德利埃俱樂部和巴黎公社中日益增長。
此外，他們還擔心太早的起義會帶來對于國民大會的過于嚴酷的清洗，經過這樣清洗後的國民大會将無力抗拒無套褲黨的各種經濟要求；他們還擔心暴動會帶來一場新的監獄屠殺，因而使巴黎在各省的聯合反對面前孤立起來[23]。
所以他們小心翼翼地開展工作；到4月初，他們準備提出自己的綱領，争取各區議會的支持（他們可以指望得到其中大多數的支持）并從兩種&ldquo極端派&rdquo手上把群衆運動的領導權奪過來。
于是羅伯斯庇爾的弟弟奧古斯丁于4月5日在雅各賓俱樂部公開号召各區去國民大會請願，并&ldquo迫使我們逮捕那些不忠實的議員&rdquo[24]。
反應很迅速：三天以後，崩孔賽耳區的一個代表團要求國民大會審判吉倫德黨最著名的領袖微尼奧、加德、蒲佐等人；10日，它的鄰區糧食市場區，更進一步地提出了22名議員的名字[25]，打算從議會中趕走這些人，這樣做一方面能滿足群衆清洗這個不受信任的國民大會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證山嶽黨在議會内部獲得起作用的多數。
這現在已經成了口号，圍繞着這一口号形成了5月到6月的暴動。
到4月中旬，48區中已經有35個區分别表示了它們對于這種主張的支持；巴黎公社同意群衆的要求，5月19日邀請各區選派委員商讨實施辦法。
正是從這樣形成的大會中，最後出現了組織和指導5月31日到6月2日的巴黎革命的中央革命委員
這也許能說明為什麼運動開始于格拉維葉和倫巴底區，因為這兩區是這類商人的麇集地。
但是當騷動向四周擴展以後，似乎就有些不分青紅皂白了，小蠟燭商和雜貨商的店鋪也被殃及。
例如，在盲人收容院區，警務委員開了一張25家雜貨商的名單，其中有13家都受到了某種損失&mdash&mdash有幾家隻損失了幾裡弗[11]。
這裡有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參加這些主要是對于高物價的自發的抗議的，不僅僅是很窮苦的人。
根據目擊者所引證的，有許多例子證明，的确有工資勞動者和城市貧民參加騷動：我們聽到的有屠戶的學徒、建築工人、運水工人、碼頭工人、女商販、廚師和家庭仆役，他們在全市各地區起了極其顯著的作用；而在由于騷動而被捕的49個人中間，有28個人是各種工資勞動者，其餘的是小店主和工匠[12]。
可是，也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其他店主&mdash&mdash有時候甚至還有資産階級&mdash&mdash也十分踴躍地利用雜貨商不幸受窘的機會，派他們的廚師、仆人、學徒或幫工混在侵入雜貨鋪的群衆中間，以非常有利的價格購買食糖、肥皂、蠟燭和咖啡等[13]。
我們很難判斷這次騷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個預定的行動計劃的結果。
市議會、雅各賓俱樂部和國民大會中的各黨派在承認物價上漲造成生活困難的同時，全都對騷動作最露骨的斥責，企圖用&ldquo幕後有人指使&rdquo、反革命陰謀或者是政敵的詭計一類的說法來解釋這次事件。
例如這時還沒有參加山嶽黨的巴累别有用心地說，&ldquo這是暗藏的貴族背信棄義的煽動&rdquo。
為了加強他的論點，他堅持說糖和咖啡這類&ldquo奢侈&rdquo品不至于激起群衆的憤怒；但是當他說出下面一段話的時候，便透露了他的成見，他說： 我們不要忘記了一切社會原則；因為在一切不再尊重私有财産的地方，我們是不會再看到社會秩序的[14]。
馬拉的報紙曾經主張把一部分雜貨商吊死在他們的大門口，也許是為了分散大家對于馬拉的注意，山嶽黨和公社選中了格拉維葉區的&ldquo紅色教士&rdquo雅各·盧，認為他是暴動的主要煽動者&mdash&mdash如我們所見到的，格拉維葉區是這次騷動的起點。
馬迪厄也趨向于同意這種看法[15]。
雅各·盧在此之前固然要求過對一切消費品實行最高限價，但是他的影響能夠擴展出他本區以外到什麼程度，是很難說的；而且，無論怎樣說，也沒有任何真憑實據證明他在這次事件中起過任何直接作用。
這次騷動并沒有産生直接後果：2月27日警局督察處的報告力言食糖、咖啡、油脂、皮革、肥皂和闆油售價仍然保持以前那種&ldquo過高&rdquo的水平[16]；但是公社卻在3月4日趁機規定4磅重面包價格為12蘇，并且用補助面包烘制商的辦法維持住了這個價格水平，雖然其他消費品價格和工資都在增高[17]。
然而，正如警察局以後幾星期的報告所表明的，當局繼續提心吊膽地等候着不久的将來再爆發一次群衆平價運動[18]。
但是，不久，又慢慢發生了其他問題，引起了騷亂。
4月中旬面包一度缺乏，于是風傳婦女要列隊到市政廳和國民大會去抗議；聖端諾累街一家面包店被憤怒的婦女沖入，店裡的東西大部分被搶走了。
4月和5月，謠傳女商販和其他人等正在準備一場新的監獄大屠殺；從這時候起，竭力鼓吹迅速作革命裁判的馬拉成了&ldquo賤民&rdquo心目中的英雄。
5月2日，一萬名非武裝的聖安東郊區公民代表在國民大會前遊行，要求為零星消費者的利益而控制物價；從凡爾賽來的婦女在國民大會吵鬧，并且拒絕離開會場[19]。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國民大會才非常勉強地投票通過了第一道限制全國面包和面粉最高售價的法令[20]。
和過去時常發生的情況一樣，這時，争奪權勢的黨派開始利用運動謀求私利并把它引向符合自己政治主張的道路。
吉倫德黨和山嶽黨的鬥争已經達到公開破裂的程度，從吉倫德黨企圖把丹敦牽連進杜木裡厄的叛國陰謀案中和接着逮捕馬拉以及革命法庭對他的傳訊看來，很明顯，如果山嶽黨不及時下手的話，他們自己就會成為反對派的犧牲品。
然而，首先發難的并不是山嶽黨，也不是雅各賓俱樂部，而是以讓·華爾勒和雅各·盧為首的極端革命忿激派這一個集團。
忿激派企圖推動巴黎公社和各區掀起一次不成熟的暴動。
在離圖伊勒裡宮數步之遙的斐揚派平台上，華爾勒的講演吸引了大批支持者；但是華爾勒的暴動委員會策劃于3月10日發動一場群衆性暴動的企圖卻流産了。
它的目的是要清算吉倫德黨領袖羅蘭和布裡索并處囤積者和投機者以死刑，但是雅各賓俱樂部、公社和聖安東郊區的堅決反對注定了它的失敗[21]。
不過忿激派仍然有它的信徒，在以後的幾個星期裡還有人談到，有必要舉行一次群衆性暴動以清洗整個國民大會和控制所有必需品的價格[22]。
山嶽黨和雅各賓派的領袖們倒是不慌不忙的。
他們已經從過去的經驗中增長了智慧；他們雖然和自己的敵手吉倫德黨不同，願意而且也能夠利用群衆運動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他們決不想讓運動的領導權轉入旁人手中，不論是轉入忿激派或者是轉入艾貝爾手中，艾貝爾是《杜歇老爹報》的主編，他的影響正在哥德利埃俱樂部和巴黎公社中日益增長。
此外，他們還擔心太早的起義會帶來對于國民大會的過于嚴酷的清洗，經過這樣清洗後的國民大會将無力抗拒無套褲黨的各種經濟要求；他們還擔心暴動會帶來一場新的監獄屠殺，因而使巴黎在各省的聯合反對面前孤立起來[23]。
所以他們小心翼翼地開展工作；到4月初，他們準備提出自己的綱領，争取各區議會的支持（他們可以指望得到其中大多數的支持）并從兩種&ldquo極端派&rdquo手上把群衆運動的領導權奪過來。
于是羅伯斯庇爾的弟弟奧古斯丁于4月5日在雅各賓俱樂部公開号召各區去國民大會請願，并&ldquo迫使我們逮捕那些不忠實的議員&rdquo[24]。
反應很迅速：三天以後，崩孔賽耳區的一個代表團要求國民大會審判吉倫德黨最著名的領袖微尼奧、加德、蒲佐等人；10日，它的鄰區糧食市場區，更進一步地提出了22名議員的名字[25]，打算從議會中趕走這些人，這樣做一方面能滿足群衆清洗這個不受信任的國民大會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證山嶽黨在議會内部獲得起作用的多數。
這現在已經成了口号，圍繞着這一口号形成了5月到6月的暴動。
到4月中旬，48區中已經有35個區分别表示了它們對于這種主張的支持；巴黎公社同意群衆的要求，5月19日邀請各區選派委員商讨實施辦法。
正是從這樣形成的大會中，最後出現了組織和指導5月31日到6月2日的巴黎革命的中央革命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