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山嶽黨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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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26]。
我們要想知道各區議會進行這些準備工作的經過是很容易的，但是，關于巴黎&ldquo賤民&rdquo對于這些發展有什麼反應，組織者采取了什麼步驟吸引他們給予起事以積極的支持，我們知道的就很少。
不過，他們正在得到這種支持，似乎是沒有疑問的。
我們知道，食物漲價已經使&ldquo賤民&rdquo感到驚慌，他們已經提出了不僅要控制面包和面粉，而且要控制所有重要消費品的價格與供應的要求，忿激派有時就是他們這方面的代言人。
山嶽黨對于這樣的方案雖然并不熱心，但主要的反對正如一切聚集到議會中上層旁聽席那些人自己所能看到和聽到的，來自吉倫德黨和它的國民大會中的支持者。
物價在繼續上漲，4月和5月的警察報告反映了群衆的這樣一種看法，他們認為雅各賓派所倡議的清洗國民大會可能促使對于囤積者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從而保證物資供應[27]。
同時，也有迹象表明：雅各賓派及其支持者正在利用俱樂部和群衆團體來取得男女&ldquo賤民&rdquo的支持。
例如，一個警察局密探在5月13日向内務部長報告說： 婦女們堅持要求22個議會議員退職，并且希望男子給她們以支持[28]。
5月29日我們聽到偉人祠區的一個前雅各賓派書籍裝訂工人說： 最無恥的是，有人竟要使聖日讷維葉教堂區那些在區議會會場外和會後聚合到一起組織成為俱樂部的全體工人們來代替資産階級。
[29] 在緊急關頭到來時，我們将看到，革命組織者有一種更切實有效的辦法，來保證自己的武裝支持者不緻因為擔心工作時間受到損失而脫離隊伍；但這隻是最後一分鐘才采取的措施，對于在事變發生以前取得支持上并沒有起作用。
同時，暴動或多或少是按着計劃發展的。
中央革命委員會在5月29日一直開會；第二天晚上，公社正式派代表參加了會議，一位過去的海關職員安利奧被任命為國民自衛軍總司令。
此外又決定在各區成立一支由無套褲黨組成的兩萬名革命民兵，在服役期間，每人每天發給饷銀40蘇[30]。
31日清晨3點，警鐘敲響了，關卡被封鎖了&mdash&mdash這是重大事件發生時必然會有的前奏曲。
但是，這天是一個工作日（星期五），到這時為止，響應的工匠和工人并不多，所以國民大會感覺他們所受的外力壓迫比較小，能夠争取時間，并把這一不可避免的請願轉交給新成立的公安委員會研究并提出報告。
然而中央革命委員會決定加速步伐：6月2日，星期日，它派遣國民自衛軍的忠實部隊，加上無套褲黨分遣隊的支持，包圍了圖伊勒裡宮。
議員們企圖勇敢地沖出宮去，但在他們發現每一個出口都被堵死之後，隻好垂頭喪氣地屈服于暴動者的各種要求之下。
29名議員和多數黨的兩名部長被軟禁在住宅裡[31]。
食物價格問題暫時還沒有談到，但是山嶽黨已經達到它當前的目的了。
吉倫德黨議員被驅除，和巴士底被占領及圖伊勒裡宮被圍攻一樣，主要是通過有組織的軍隊進行的軍事行動。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自然不能希望從警察的報告中看到暴動者的面貌[32]；而且，我們在這方面也沒有勝利者和死傷者的名單作為線索。
不過，關于各區為了這次事件而特别征召和武裝起來的那些隊伍的人數和組成的情況，我們從各區和巴黎省公安委員會[33]的通信中得到了一些印象；這些信件是關于因參加民兵以緻失掉工作的那些人請求發給補償費問題的讨論。
例如，我們知道31個區送上來的要求發給補償費的數字為114291裡弗[34]，還有兩個區另行申請[35]，在這些區裡邊，以下各區所召集起來的無套褲黨的隊伍人數最多： 蒙特婁區 2946人 聖母山區 1438人 盲人收容院區 2039人 崩孔賽耳區 1400人 紅十字會區 1458人 傷兵院區 1358人 格拉維葉區 1457人 玻賓庫爾區 970人 在總數22000多名的申請人中，聖安東郊區差不多就占6000名，實際上居于首位，而聖馬瑟勒郊區&mdash&mdash天文台區的申請者為907名，菲尼斯太勒區為660名&mdash&mdash似乎起的作用比較小。
但是在這方面無須深究，因為這些統計數字缺陷很大[36]。
誠然，通過它們我們可以大緻估計出各區募集的無套褲黨人的數目；但我們無法知道他們在全部武裝人員中占多大的比例。
我們固然有理由肯定以上列舉的數字指的都是無套褲黨人&mdash&mdash雖然不一定就能肯定他們分别屬于哪些分遣隊，但我們不能分清哪些是作坊老闆，哪些是幫工或工資勞動者，也不能分清哪些是城市貧民，哪些是店主和獨立的工匠。
不錯，在少數情況下，我們看到了這種區别：在新橋區13個申請者名單中，在工匠和店主中間發現了一個煙草工和一個店員；我們看到，在傷兵院區第五連中，有一個農場主（作為一個巴黎人這是很少見的職業！）為他自己和他的兩名助手安排了一個輪流服軍役的日程表[37]。
此外，在團結區所召集的武裝力量中，至少也有相當數目的幫工，因為5月31日黎明它曾經決定所有作坊一律停工，并命令&ldquo全體工人&rdquo分别向他們所屬各連報到；不過，這裡面自然也包括小雇主和普通工人[38]。
然而，亨利·卡爾弗認為從這些數字中可以看出各區武裝公民中無産階級所占的比例[39]。
他的論點是根據下列假設：要求工作損失賠償的申請者一定是手頭無錢的人，因而也就是無産階級。
中央革命委員會在國民大會中提出這項計劃的用意，無疑是每日40蘇隻發給那些如果不發，參加革命就會給他們帶來困難的人[40]；并且，公社在要求各區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提出名單的時候，強調隻限于确實需要補助的那些人[41]。
有些區嚴格遵守了這項指示[42]，但有些區&mdash&mdash由于種種原因&mdash&mdash竟沒有這樣做；我們發現這些區統計的名單中不僅有&ldquo貧窮的義勇軍&rdquo&ldquo不太寬裕的公民&rdquo或者&ldquo每天做工的公民&rdquo，而且還有店主和雇主&mdash&mdash包括傷兵院區的農場主葛勒，甚至不加區分地開出整連的名單[43]。
在這同時，食品和物價問題仍然存在。
5月到6月的革命并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物價的上升與指券價值的盤旋下降和從前一樣在繼續。
6月，指券降低到票面價值的36%，8月又跌到22%[44]。
從革命初期以來，熟練幫工的工資可能增加了一倍，可是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價格的上漲卻超過了這個數目&mdash&mdash在6月和9月之間，上漲的速度越來越快，下面的比較數字可以說明： 這張價目表所不能顯示出來的是引起群衆突然爆發出憤怒的物價陡漲。
六月革命剛
我們要想知道各區議會進行這些準備工作的經過是很容易的，但是，關于巴黎&ldquo賤民&rdquo對于這些發展有什麼反應，組織者采取了什麼步驟吸引他們給予起事以積極的支持，我們知道的就很少。
不過，他們正在得到這種支持，似乎是沒有疑問的。
我們知道，食物漲價已經使&ldquo賤民&rdquo感到驚慌，他們已經提出了不僅要控制面包和面粉，而且要控制所有重要消費品的價格與供應的要求，忿激派有時就是他們這方面的代言人。
山嶽黨對于這樣的方案雖然并不熱心，但主要的反對正如一切聚集到議會中上層旁聽席那些人自己所能看到和聽到的，來自吉倫德黨和它的國民大會中的支持者。
物價在繼續上漲，4月和5月的警察報告反映了群衆的這樣一種看法，他們認為雅各賓派所倡議的清洗國民大會可能促使對于囤積者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從而保證物資供應[27]。
同時，也有迹象表明：雅各賓派及其支持者正在利用俱樂部和群衆團體來取得男女&ldquo賤民&rdquo的支持。
例如，一個警察局密探在5月13日向内務部長報告說： 婦女們堅持要求22個議會議員退職，并且希望男子給她們以支持[28]。
5月29日我們聽到偉人祠區的一個前雅各賓派書籍裝訂工人說： 最無恥的是，有人竟要使聖日讷維葉教堂區那些在區議會會場外和會後聚合到一起組織成為俱樂部的全體工人們來代替資産階級。
[29] 在緊急關頭到來時，我們将看到，革命組織者有一種更切實有效的辦法，來保證自己的武裝支持者不緻因為擔心工作時間受到損失而脫離隊伍；但這隻是最後一分鐘才采取的措施，對于在事變發生以前取得支持上并沒有起作用。
同時，暴動或多或少是按着計劃發展的。
中央革命委員會在5月29日一直開會；第二天晚上，公社正式派代表參加了會議，一位過去的海關職員安利奧被任命為國民自衛軍總司令。
此外又決定在各區成立一支由無套褲黨組成的兩萬名革命民兵，在服役期間，每人每天發給饷銀40蘇[30]。
31日清晨3點，警鐘敲響了，關卡被封鎖了&mdash&mdash這是重大事件發生時必然會有的前奏曲。
但是，這天是一個工作日（星期五），到這時為止，響應的工匠和工人并不多，所以國民大會感覺他們所受的外力壓迫比較小，能夠争取時間，并把這一不可避免的請願轉交給新成立的公安委員會研究并提出報告。
然而中央革命委員會決定加速步伐：6月2日，星期日，它派遣國民自衛軍的忠實部隊，加上無套褲黨分遣隊的支持，包圍了圖伊勒裡宮。
議員們企圖勇敢地沖出宮去，但在他們發現每一個出口都被堵死之後，隻好垂頭喪氣地屈服于暴動者的各種要求之下。
29名議員和多數黨的兩名部長被軟禁在住宅裡[31]。
食物價格問題暫時還沒有談到，但是山嶽黨已經達到它當前的目的了。
吉倫德黨議員被驅除，和巴士底被占領及圖伊勒裡宮被圍攻一樣，主要是通過有組織的軍隊進行的軍事行動。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自然不能希望從警察的報告中看到暴動者的面貌[32]；而且，我們在這方面也沒有勝利者和死傷者的名單作為線索。
不過，關于各區為了這次事件而特别征召和武裝起來的那些隊伍的人數和組成的情況，我們從各區和巴黎省公安委員會[33]的通信中得到了一些印象；這些信件是關于因參加民兵以緻失掉工作的那些人請求發給補償費問題的讨論。
例如，我們知道31個區送上來的要求發給補償費的數字為114291裡弗[34]，還有兩個區另行申請[35]，在這些區裡邊，以下各區所召集起來的無套褲黨的隊伍人數最多： 蒙特婁區 2946人 聖母山區 1438人 盲人收容院區 2039人 崩孔賽耳區 1400人 紅十字會區 1458人 傷兵院區 1358人 格拉維葉區 1457人 玻賓庫爾區 970人 在總數22000多名的申請人中，聖安東郊區差不多就占6000名，實際上居于首位，而聖馬瑟勒郊區&mdash&mdash天文台區的申請者為907名，菲尼斯太勒區為660名&mdash&mdash似乎起的作用比較小。
但是在這方面無須深究，因為這些統計數字缺陷很大[36]。
誠然，通過它們我們可以大緻估計出各區募集的無套褲黨人的數目；但我們無法知道他們在全部武裝人員中占多大的比例。
我們固然有理由肯定以上列舉的數字指的都是無套褲黨人&mdash&mdash雖然不一定就能肯定他們分别屬于哪些分遣隊，但我們不能分清哪些是作坊老闆，哪些是幫工或工資勞動者，也不能分清哪些是城市貧民，哪些是店主和獨立的工匠。
不錯，在少數情況下，我們看到了這種區别：在新橋區13個申請者名單中，在工匠和店主中間發現了一個煙草工和一個店員；我們看到，在傷兵院區第五連中，有一個農場主（作為一個巴黎人這是很少見的職業！）為他自己和他的兩名助手安排了一個輪流服軍役的日程表[37]。
此外，在團結區所召集的武裝力量中，至少也有相當數目的幫工，因為5月31日黎明它曾經決定所有作坊一律停工，并命令&ldquo全體工人&rdquo分别向他們所屬各連報到；不過，這裡面自然也包括小雇主和普通工人[38]。
然而，亨利·卡爾弗認為從這些數字中可以看出各區武裝公民中無産階級所占的比例[39]。
他的論點是根據下列假設：要求工作損失賠償的申請者一定是手頭無錢的人，因而也就是無産階級。
中央革命委員會在國民大會中提出這項計劃的用意，無疑是每日40蘇隻發給那些如果不發，參加革命就會給他們帶來困難的人[40]；并且，公社在要求各區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提出名單的時候，強調隻限于确實需要補助的那些人[41]。
有些區嚴格遵守了這項指示[42]，但有些區&mdash&mdash由于種種原因&mdash&mdash竟沒有這樣做；我們發現這些區統計的名單中不僅有&ldquo貧窮的義勇軍&rdquo&ldquo不太寬裕的公民&rdquo或者&ldquo每天做工的公民&rdquo，而且還有店主和雇主&mdash&mdash包括傷兵院區的農場主葛勒，甚至不加區分地開出整連的名單[43]。
在這同時，食品和物價問題仍然存在。
5月到6月的革命并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物價的上升與指券價值的盤旋下降和從前一樣在繼續。
6月，指券降低到票面價值的36%，8月又跌到22%[44]。
從革命初期以來，熟練幫工的工資可能增加了一倍，可是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價格的上漲卻超過了這個數目&mdash&mdash在6月和9月之間，上漲的速度越來越快，下面的比較數字可以說明： 這張價目表所不能顯示出來的是引起群衆突然爆發出憤怒的物價陡漲。
六月革命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