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王政的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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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逃往瓦雷讷所引起的直接後果，雖然由于議會的寬容原諒和把全國團結在1791年憲法周圍的企圖而被掩蓋過去，但卻有其深遠的影響。
8月，維也納和柏林的宮廷在法國流亡者的慫恿下，發表了旨在糾合歐洲列強反對法國革命的庇爾尼茨聯合聲明。
這個聲明雖然并不包括立即進行武裝幹涉，卻使國内外的反革命勢力有了一個綱領，從而促成了他們的聯合；另一方面，也給議會中聚集在布裡索和吉倫德省代表周圍的新左派提供了必要的借口，以号召全國發動向歐洲各君主進攻的十字軍。
他們的鼓動，加上内部經濟困難的影響，得到了巴黎各區義勇兵的熱烈響應；當戰争于1792年4月爆發時，獲得了絕大多數民主政治派（羅伯斯庇爾最初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和巴黎&ldquo賤民&rdquo們的支持。
軍事上的失利，通貨膨脹的影響以及人們日益相信宮廷方面在&ldquo奧地利黨&rdquo的指引下，正在利用戰争誘入敵人，用武力來摧毀革命，這一切都進一步刺激了這種革命情緒的高漲。
正是由于這些因素的結合，所以在1792年的春季和夏季，群衆運動幾乎一直處于不斷的興奮狀态中，最後帶來了王政在8月裡的傾覆和巴黎各監獄在9月裡所進行的大屠殺[1]。
像1789年一樣，最初把&ldquo賤民&rdquo吸引到活動中來的仍是經濟危機；但是，這一次引起物價上漲和惹起群衆騷動的，不是小麥或面粉的缺乏而是通貨膨脹。
當時的戰争加劇了這個過程；不過，早在戰争爆發以前，指券[2]的價值已經開始下落，而法國裡弗的外彙率在國外也開始猛跌。
1791年6月，法國裡弗在倫敦的售價為票面價值的70%，1792年3月已經下降到50%；在巴黎，1791年11月，指券的售價為票面價值的82%，到1792年1月跌到63%，6月跌到57%[3]。
但是，首都重新爆發騷動的更為直接的原因是由于食糖和某些其他殖民地産品的缺乏，之所以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西印度群島的種植場主和土著居民之間發生了内戰。
在1月，食糖價格幾天之内就從每磅22～25蘇漲到3裡弗或3裡弗半[4]；于是在聖安東、聖馬瑟勒和丹尼郊區，以及格拉維葉和博堡中心區發生了騷動。
騷動者相信&mdash&mdash他們确實有幾分理由&mdash&mdash食糖缺乏的真正原因是商人囤積，殖民地的動亂隻是一個借口而不是原因，他們闖入一些大批發商和推銷商的店鋪與貨棧裡，要求按以前每磅20、22、24或26蘇的價格出售食糖；同時，在某些地區，把要求的範圍擴大到包括面包、肉類、酒以及别的商品在内[5]。
這是1775年騷動以來，首都第一次大規模&ldquo群衆平價&rdquo運動。
巴黎各區1月份和2月份的警察報告說明了這些事件的某些真相。
我們知道，1月20日在博堡區大約有12名婦女&mdash&mdash&ldquo是女商販的樣子，穿戴還整齊&rdquo&mdash&mdash闖進聖默裡教堂街的一個批發商孔馬爾·塞尼奧爾的鋪子裡，拿出一張上面記着某些批發商和推銷商姓名的名單來，名單上就是被認為要特别為食糖和咖啡的漲價負責的人。
她們聲言，唯一的挽救辦法就是搶劫和燒毀這些人的鋪子。
但是當孔馬爾太太機智地拿出錢來行賄時，她們卻把這些錢看作對于為&ldquo公衆利益&rdquo服務受到的時間損失的賠償而欣然予以接受，并安靜地走開了[6]。
三天以後，群衆聚集到離聖安東郊區街不遠的聖馬格裡特街的一個雜貨商貝野的鋪子裡，強迫他按25蘇一磅的價格賣給他們食糖；他們向蒙特婁區的警務委員杜蒙解釋說， 糖的突然漲價使他們必須采取這樣一種措施來降低價格并懲罰壟斷商。
與此同時，這一區的五六個雜貨商都曾經同樣被迫減價出售食糖，直到警察和國民自衛軍來到現場，驅散了各鋪子裡的群衆，并逮捕了一些人[7]。
另一次騷動浪潮爆發在2月14日早晨，聖安東郊區的警察和憲兵最初就陷于寡不敵衆的狀态&mdash&mdash&ldquo全郊區都發生了騷亂&rdquo&mdash&mdash僅聖安東郊區大街就有20家以上的雜貨鋪有被襲擊的危險，其中有若幹家在秩序恢複以前被迫以每磅20蘇的價格出售食糖。
夜間，向裡昂運輸貨物的車輛在經過這一區的時候被群衆截住，市政當局隻有請求國民自衛軍勉為其難地來保護商人的财産[8]。
同時，一種更具有爆炸性的形勢已經在聖馬瑟勒郊區發展起來了。
戈布蘭區的兩個染坊主，奧日和蒙讷裡，預料到食糖售價一定會日趨上漲，從上一年的11月以來就一直大量囤積&mdash&mdash據說他們囤積的食糖有8萬磅&mdash&mdash堆放在聖希波裡特街的一座貨棧裡。
1月，有一次抗議示威很容易地被驅散了；但是當2月14日，謠傳這批存貨将分散放在全巴黎各處時，事情就變得嚴重了。
那天一清早，群衆就聚集起來，截住了在武裝護送下離開貨棧的第一批裝載着食糖的貨車，然後就在街上以每磅25蘇或30蘇的價格出售[9]。
第二天，接着發生了多次企圖闖入貨棧的行動，貨棧由一支當地國民自衛軍不怎麼心甘情願地守衛着。
包括洗衣婦在内的婦女們敲響了聖馬瑟勒教堂的警鐘。
結果反而促使市政當局采取了行動。
新當選為巴黎市長的佩迪昂帶着大批武裝部隊到場，肅清了街道并逮捕了若幹人。
關于這些被捕者和騷動時期其他被捕者的詳細狀況，都可以在警察檔案中查到：1月裡送到貢西爾日裡監獄的14個人，大部分是市中心各區的工匠、幫工和體力勞動者；在2月，有5個人&mdash&mdash其中3個或4個是婦女&mdash&mdash因為參加了聖馬瑟勒郊區事件被送進了貢西爾日裡監獄[10]。
這些犯人很容易得到當地人的同情，2月26日呈給立法議會的一份要求釋放他們的請願書有150個當地公民簽名，其中有兩個人是教士[11]。
在接着發生的聲勢浩大的群衆示威運動中起主導作用的，仍是屬于這兩個郊區的公民。
這次示威于當年的6月20日發生在圖伊勒裡宮。
表面看來，這純粹是一個政治事件&mdash&mdash它的目的是迫使國王答應巴黎各區和雅各賓俱樂部的要求&mdash&mdash不過，情況很可能是：對于日益增長的經濟困難所感到的憤懑使示威群衆的人數大為增加，他們借此機會，在王宮中威脅地列隊走過路易十六的眼前。
不過，這隻是一種猜測。
還有其他更實際的不滿和不安的原因：軍事上的連續失利；國王拒絕批準對不肯宣誓的教士進行放逐的法律；以及現在&ldquo愛國派&rdquo（吉倫德黨）部長們又于6月13日被免職（國王當初曾經被迫十分不情願地把他們包括在杜木裡厄的戰時内閣中）。
上述最後一項行為給6月20日的示威提供了借口。
16日，佩迪昂接到一份申請書，簽名的是戈布蘭區的少數公民，但是用意在于代表聖馬瑟勒和聖安東兩個郊區的集體願望，要求在20日，即1789年的網球場宣誓紀念日，允許這兩個郊區的公民武裝列隊遊行以種植一棵自由之樹，并向議會和國王呈遞請願書[12]。
接到佩迪昂轉來的這封請願書的巴黎市政當局和巴黎省政府都不願意支持武裝的示威遊行；但這裡已有先例：不到三星期前，聖馬瑟勒區的兩千居民，就曾攜帶着矛、幹草叉和槍炮等各種武器在議會前遊行[13]。
佩迪昂本人是一個吉倫德黨分子，他想兩面讨好：表面上，他勸告組織者放棄武裝示威遊行的想法，同時卻關心怎樣才不至于在這兩個區裡失去人望。
所以，他提出了一項折中的建議，允許兩個郊區的國民自衛軍在連隊指揮官的率領下武裝遊行&mdash&mdash不過不能在國王面前這樣做；對于他們攜帶武器的權利應當讓步，因為指揮官們曾經表示過這樣的顧慮，那就是如果不帶武器遊行，他們很可能落入圈套[14]。
正如所料，巴黎省政府斷然駁斥了這個建議；但這時已經太遲了，至少是戈布蘭區對此滿不在意。
早晨5點鐘，武裝起來的号召響遍了聖馬瑟勒郊區。
沿着醫院大道，從莫弗塔街的轉角處起，成群的形形色色的公民聚集在一起，其中有國民自衛軍的成員，也有其他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按照佩迪昂自己的叙述，這些人裡有&ldquo傷病兵、國民自衛軍、拿短槍的人、沒有武裝起來的人、婦
8月，維也納和柏林的宮廷在法國流亡者的慫恿下，發表了旨在糾合歐洲列強反對法國革命的庇爾尼茨聯合聲明。
這個聲明雖然并不包括立即進行武裝幹涉，卻使國内外的反革命勢力有了一個綱領，從而促成了他們的聯合；另一方面，也給議會中聚集在布裡索和吉倫德省代表周圍的新左派提供了必要的借口，以号召全國發動向歐洲各君主進攻的十字軍。
他們的鼓動，加上内部經濟困難的影響，得到了巴黎各區義勇兵的熱烈響應；當戰争于1792年4月爆發時，獲得了絕大多數民主政治派（羅伯斯庇爾最初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和巴黎&ldquo賤民&rdquo們的支持。
軍事上的失利，通貨膨脹的影響以及人們日益相信宮廷方面在&ldquo奧地利黨&rdquo的指引下，正在利用戰争誘入敵人，用武力來摧毀革命，這一切都進一步刺激了這種革命情緒的高漲。
正是由于這些因素的結合，所以在1792年的春季和夏季，群衆運動幾乎一直處于不斷的興奮狀态中，最後帶來了王政在8月裡的傾覆和巴黎各監獄在9月裡所進行的大屠殺[1]。
像1789年一樣，最初把&ldquo賤民&rdquo吸引到活動中來的仍是經濟危機；但是，這一次引起物價上漲和惹起群衆騷動的，不是小麥或面粉的缺乏而是通貨膨脹。
當時的戰争加劇了這個過程；不過，早在戰争爆發以前，指券[2]的價值已經開始下落，而法國裡弗的外彙率在國外也開始猛跌。
1791年6月，法國裡弗在倫敦的售價為票面價值的70%，1792年3月已經下降到50%；在巴黎，1791年11月，指券的售價為票面價值的82%，到1792年1月跌到63%，6月跌到57%[3]。
但是，首都重新爆發騷動的更為直接的原因是由于食糖和某些其他殖民地産品的缺乏，之所以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西印度群島的種植場主和土著居民之間發生了内戰。
在1月，食糖價格幾天之内就從每磅22～25蘇漲到3裡弗或3裡弗半[4]；于是在聖安東、聖馬瑟勒和丹尼郊區，以及格拉維葉和博堡中心區發生了騷動。
騷動者相信&mdash&mdash他們确實有幾分理由&mdash&mdash食糖缺乏的真正原因是商人囤積，殖民地的動亂隻是一個借口而不是原因，他們闖入一些大批發商和推銷商的店鋪與貨棧裡，要求按以前每磅20、22、24或26蘇的價格出售食糖；同時，在某些地區，把要求的範圍擴大到包括面包、肉類、酒以及别的商品在内[5]。
這是1775年騷動以來，首都第一次大規模&ldquo群衆平價&rdquo運動。
巴黎各區1月份和2月份的警察報告說明了這些事件的某些真相。
我們知道，1月20日在博堡區大約有12名婦女&mdash&mdash&ldquo是女商販的樣子，穿戴還整齊&rdquo&mdash&mdash闖進聖默裡教堂街的一個批發商孔馬爾·塞尼奧爾的鋪子裡，拿出一張上面記着某些批發商和推銷商姓名的名單來，名單上就是被認為要特别為食糖和咖啡的漲價負責的人。
她們聲言，唯一的挽救辦法就是搶劫和燒毀這些人的鋪子。
但是當孔馬爾太太機智地拿出錢來行賄時，她們卻把這些錢看作對于為&ldquo公衆利益&rdquo服務受到的時間損失的賠償而欣然予以接受，并安靜地走開了[6]。
三天以後，群衆聚集到離聖安東郊區街不遠的聖馬格裡特街的一個雜貨商貝野的鋪子裡，強迫他按25蘇一磅的價格賣給他們食糖；他們向蒙特婁區的警務委員杜蒙解釋說， 糖的突然漲價使他們必須采取這樣一種措施來降低價格并懲罰壟斷商。
與此同時，這一區的五六個雜貨商都曾經同樣被迫減價出售食糖，直到警察和國民自衛軍來到現場，驅散了各鋪子裡的群衆，并逮捕了一些人[7]。
另一次騷動浪潮爆發在2月14日早晨，聖安東郊區的警察和憲兵最初就陷于寡不敵衆的狀态&mdash&mdash&ldquo全郊區都發生了騷亂&rdquo&mdash&mdash僅聖安東郊區大街就有20家以上的雜貨鋪有被襲擊的危險，其中有若幹家在秩序恢複以前被迫以每磅20蘇的價格出售食糖。
夜間，向裡昂運輸貨物的車輛在經過這一區的時候被群衆截住，市政當局隻有請求國民自衛軍勉為其難地來保護商人的财産[8]。
同時，一種更具有爆炸性的形勢已經在聖馬瑟勒郊區發展起來了。
戈布蘭區的兩個染坊主，奧日和蒙讷裡，預料到食糖售價一定會日趨上漲，從上一年的11月以來就一直大量囤積&mdash&mdash據說他們囤積的食糖有8萬磅&mdash&mdash堆放在聖希波裡特街的一座貨棧裡。
1月，有一次抗議示威很容易地被驅散了；但是當2月14日，謠傳這批存貨将分散放在全巴黎各處時，事情就變得嚴重了。
那天一清早，群衆就聚集起來，截住了在武裝護送下離開貨棧的第一批裝載着食糖的貨車，然後就在街上以每磅25蘇或30蘇的價格出售[9]。
第二天，接着發生了多次企圖闖入貨棧的行動，貨棧由一支當地國民自衛軍不怎麼心甘情願地守衛着。
包括洗衣婦在内的婦女們敲響了聖馬瑟勒教堂的警鐘。
結果反而促使市政當局采取了行動。
新當選為巴黎市長的佩迪昂帶着大批武裝部隊到場，肅清了街道并逮捕了若幹人。
關于這些被捕者和騷動時期其他被捕者的詳細狀況，都可以在警察檔案中查到：1月裡送到貢西爾日裡監獄的14個人，大部分是市中心各區的工匠、幫工和體力勞動者；在2月，有5個人&mdash&mdash其中3個或4個是婦女&mdash&mdash因為參加了聖馬瑟勒郊區事件被送進了貢西爾日裡監獄[10]。
這些犯人很容易得到當地人的同情，2月26日呈給立法議會的一份要求釋放他們的請願書有150個當地公民簽名，其中有兩個人是教士[11]。
在接着發生的聲勢浩大的群衆示威運動中起主導作用的，仍是屬于這兩個郊區的公民。
這次示威于當年的6月20日發生在圖伊勒裡宮。
表面看來，這純粹是一個政治事件&mdash&mdash它的目的是迫使國王答應巴黎各區和雅各賓俱樂部的要求&mdash&mdash不過，情況很可能是：對于日益增長的經濟困難所感到的憤懑使示威群衆的人數大為增加，他們借此機會，在王宮中威脅地列隊走過路易十六的眼前。
不過，這隻是一種猜測。
還有其他更實際的不滿和不安的原因：軍事上的連續失利；國王拒絕批準對不肯宣誓的教士進行放逐的法律；以及現在&ldquo愛國派&rdquo（吉倫德黨）部長們又于6月13日被免職（國王當初曾經被迫十分不情願地把他們包括在杜木裡厄的戰時内閣中）。
上述最後一項行為給6月20日的示威提供了借口。
16日，佩迪昂接到一份申請書，簽名的是戈布蘭區的少數公民，但是用意在于代表聖馬瑟勒和聖安東兩個郊區的集體願望，要求在20日，即1789年的網球場宣誓紀念日，允許這兩個郊區的公民武裝列隊遊行以種植一棵自由之樹，并向議會和國王呈遞請願書[12]。
接到佩迪昂轉來的這封請願書的巴黎市政當局和巴黎省政府都不願意支持武裝的示威遊行；但這裡已有先例：不到三星期前，聖馬瑟勒區的兩千居民，就曾攜帶着矛、幹草叉和槍炮等各種武器在議會前遊行[13]。
佩迪昂本人是一個吉倫德黨分子，他想兩面讨好：表面上，他勸告組織者放棄武裝示威遊行的想法，同時卻關心怎樣才不至于在這兩個區裡失去人望。
所以，他提出了一項折中的建議，允許兩個郊區的國民自衛軍在連隊指揮官的率領下武裝遊行&mdash&mdash不過不能在國王面前這樣做；對于他們攜帶武器的權利應當讓步，因為指揮官們曾經表示過這樣的顧慮，那就是如果不帶武器遊行，他們很可能落入圈套[14]。
正如所料，巴黎省政府斷然駁斥了這個建議；但這時已經太遲了，至少是戈布蘭區對此滿不在意。
早晨5點鐘，武裝起來的号召響遍了聖馬瑟勒郊區。
沿着醫院大道，從莫弗塔街的轉角處起，成群的形形色色的公民聚集在一起，其中有國民自衛軍的成員，也有其他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按照佩迪昂自己的叙述，這些人裡有&ldquo傷病兵、國民自衛軍、拿短槍的人、沒有武裝起來的人、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