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馬爾斯教場“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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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7月，馬爾斯教場上發生的劇烈騷動代表着君主立憲派（斐揚派）和雅各賓派，自由資産階級和革命民主派争奪政權鬥争中的一個重要階段。
在巴黎，這直接導緻作為市政領袖的貝野和拉斐德的失盡人心；但是，在國民議會中&ldquo立憲派&rdquo的失敗卻由于戰争爆發而推遲，直到1792年8月王室傾覆時才完全垮台。
從巴黎社會史的角度來看，馬爾斯教場事件一方面代表第三等級内部的第一次流血沖突&mdash&mdash我們已經看到了其内部日益加深的分裂，另一方面也代表幾個月來社會不安和革命騷動的高潮，其結果是組織在雅各賓和哥德利埃俱樂部中的民主派成為無套褲黨的不容争辯的領袖。
在這一運動過程中，首都的商人、手工業者和工資勞動者更清楚地顯示出他們是争奪政權的主要領袖們所不能忽視的因素，而他們的利益至少也是革命民主派所要勉強維護的[1]。
在這一意義上，馬爾斯教場的示威本身應當被看作一個進程的頂點，并且像十月暴動一樣，應當結合着它以前所發生的各種社會和政治運動來加以考察。
那一段偶有小騷動的社會平靜時期一直維持到1791年春天。
1790年6月的面包價格已經降低到11蘇；不久以後，管制便解除了，面包價格自1788年初以來第一次降到8蘇的正常水平[2]。
截至1791年8月&mdash&mdash馬爾斯教場騷動以後的一個月，面包價格始終沒有顯著上漲。
在這種情況下，面包的價格或供應在刺激革命活動上至少并不占主要地位。
治安第一次遭到嚴重破壞發生在2月28日，當時，曾有人企圖拆毀萬森堡（它正在改建成為一個首都臨時的裝滿犯人的監獄）的一部分。
&ldquo愛國派&rdquo想到這座建築物過去曾經囚禁過被&ldquo密劄&rdquo拘留的人，開始對這種改建提出抗議，1月28日，雅各賓俱樂部有人談到由&ldquo一個郊區&rdquo[3]進行有計劃的攻擊。
一個月以後，運動成熟了，1000名以上的聖安東郊區的工人（其中有拆毀巴士底堡的工人[4]）推舉桑代爾為國民自衛軍孤兒院區步兵營的指揮官，正如拉斐德在1789年10月所處的地位一樣，他們簇擁着他，強迫他帶領他們到萬森堡動手拆毀望樓。
然而不久，拉斐德帶着1200人趕到了，他把桑代爾公開斥責了一頓，在聖安東區人們的嘲笑聲中帶着64個犯人回到巴黎[5]。
犯人被囚禁在貢西爾日裡監獄，三個星期後在引起民主派軒然大波的情況下被釋放；在民主派的活動中，桑代爾的辯護律師哥德利埃俱樂部的領袖人物皮瑞特·韋裡勒起了重要作用[6]。
民主派在1791年春夏兩季就不斷地努力向首都小商人、工匠、在業和失業工人進行宣傳并争取把他們拉過來，這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例子而已。
在7月17日的大會上，這種激動達到了頂點，當時人們完全為了在哥德利埃俱樂部起草的呼籲書上簽字這一政治目的而從城市各區聚集到了一起[7]。
整個這一時期，在巴黎的無數被捕者中間，失業者所占數目之龐大令人驚異，其中有些人來自市政廳興辦的救濟工場，他們是由于公開表示他們仇視市政當局和國民自衛軍而被捕下獄的。
這說明在工資勞動者中間已經有某種政治覺悟，也說明在許多行業中間失業者的人數正在增長。
我們看到在這些失業者中有以前的油漆匠、雕刻匠、裁縫、理發師、家庭仆役、珠寶匠、裝修木匠和編籃工人[8]。
同時，進入救濟工場的人數在不斷增多：貝野在1月的統計數字是24000名，到6月就增為31000名[9]。
除了要用錢來維持他們的生活外，他們對于新建立起來的社會秩序也經常是一種威脅：他們被普遍認為是反革命陰謀的現成工具（甚至像馬拉等極端民主主義者也抱有這樣的看法[10]）；他們在關卡上時常和稅務人員發生沖突（當局仍然希望保持這種關卡）[11]；像巴士底工人向萬森堡進軍的這一類事件也會引起公衆的不安。
簡單地說，當局并不需要很多說服就作出了解散他們的決定：5月8日，貝野宣布關閉巴士底工場的決定，這裡的工場從1789年7月以來，經常有800名工人工作；6月中旬，制憲議會頒布普遍關閉救濟工場的命令，同時作了開辦其他新工場以吸收失業者的某些空洞的諾言[12]。
工人們眼看就要丢掉僅足糊口的每天20蘇的生活費，因而産生了強烈的反應；巴士底的工人們雖然被軍隊驅散了，但是在以後幾個星期裡積極活動，争取聖安東郊區幫工對他們的支援[13]。
其他工場的關閉引起更大的騷動，在這些騷動中，雅各賓和哥德利埃俱樂部的民主派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份不同的請願書遞到議會，要求他們重新考慮自己的決定。
第一份是由哥德利埃俱樂部的附屬機構技工聯合會協助起草的，于6月28日遞到議會，措辭極為緩和：它認為從公共治安着想而關閉工場是合理的，但是同時請求稍予延期[14]。
第二份是由卡米累·德姆連代表巴士底的工人在7月3日呈遞的，他聲稱這個請願書已經得到羅伯斯庇爾的同意：請願書要求公民有生存權，并且提議由出售教堂土地獲得的收益中撥出一部分來維持救濟工場[15]。
第三份請願書是緊随着第二份遞上去的，帶有幾乎是強烈的威脅口氣，請願書說不論用這種方式還是用那種方式，工人們一定得有面包：&ldquo使他們采取這樣一種口氣的，絕不是任何其他東西，而是需要&mdash&mdash一種最迫切的需要。
&rdquo[16] 議會對這些請願書置之不理；但是，這時候失業工人已經采取了更直接的施加壓力的形式。
6月24日在萬多姆廣場舉行的示威發出了成立共和國的号召[17]。
在這以後的一星期中，又有兩次示威遊行，這時有風聲說，22000名失業者計劃于7月3日在聖端諾累大街集會[18]。
兩天之後，據一家敵視革命的小報《雜談》報道，有400名失業工人到市政廳示威，萬多姆廣場發生騷亂，兩名工人在路易十五廣場因為發表煽動性言論被捕[19]。
結果政治氣氛日益緊張，有地位的公民開始公開地說，應當使用武力給失業者以教訓。
（《雜談》在7月6日報道）各階層市民對工人們開始忍耐不下去了。
國民自衛軍、商人、制造廠主、資産階級和手工業者都發生怒吼，反對這些受搗亂分子收買的人&hellip&hellip人們大聲疾呼，必須用大炮來清除這一幫家夥[20]。
自然，這樣一種态度很能夠說明，國民自衛軍中的資産階級和商人，在不到兩星期以後驅散馬爾斯教場的示威者時，為什麼是那樣地兇狠。
與失業者的運動同時進行的是各行業的幫工要求增加工資的運動，這裡邊也牽涉到民主派和哥德利埃俱樂部；幫工的工資據我們所知道的，從七月革命以來沒有顯著增加過。
運動于4月開始，當時木匠們議定每天最少要領到50蘇工資；少數的活躍包工頭感到煩惱，而大多數包工頭則似乎很願意接受幫工的條件。
但是，幫工們請來作仲裁的市政廳卻判定他們的組織是非法的，并且拒絕最低工資的提議，認為它違反自由的原則；後來，市政廳的公報甚至威脅說，要以擾亂治安罪對幫工的領袖們起訴，不過這種威脅并沒有見諸實行[21]。
其他行業的工人很快地就學會了木匠的榜樣&mdash&mdash其中有制帽工人和印刷工人。
馬掌鐵匠師傅在6月初遞交議會的一份請願書中，警告說巴黎存在着一個80000工人的&ldquo大聯合&rdquo，包括鎖匠、裝修木匠
在巴黎，這直接導緻作為市政領袖的貝野和拉斐德的失盡人心；但是，在國民議會中&ldquo立憲派&rdquo的失敗卻由于戰争爆發而推遲，直到1792年8月王室傾覆時才完全垮台。
從巴黎社會史的角度來看，馬爾斯教場事件一方面代表第三等級内部的第一次流血沖突&mdash&mdash我們已經看到了其内部日益加深的分裂，另一方面也代表幾個月來社會不安和革命騷動的高潮，其結果是組織在雅各賓和哥德利埃俱樂部中的民主派成為無套褲黨的不容争辯的領袖。
在這一運動過程中，首都的商人、手工業者和工資勞動者更清楚地顯示出他們是争奪政權的主要領袖們所不能忽視的因素，而他們的利益至少也是革命民主派所要勉強維護的[1]。
在這一意義上，馬爾斯教場的示威本身應當被看作一個進程的頂點，并且像十月暴動一樣，應當結合着它以前所發生的各種社會和政治運動來加以考察。
那一段偶有小騷動的社會平靜時期一直維持到1791年春天。
1790年6月的面包價格已經降低到11蘇；不久以後，管制便解除了，面包價格自1788年初以來第一次降到8蘇的正常水平[2]。
截至1791年8月&mdash&mdash馬爾斯教場騷動以後的一個月，面包價格始終沒有顯著上漲。
在這種情況下，面包的價格或供應在刺激革命活動上至少并不占主要地位。
治安第一次遭到嚴重破壞發生在2月28日，當時，曾有人企圖拆毀萬森堡（它正在改建成為一個首都臨時的裝滿犯人的監獄）的一部分。
&ldquo愛國派&rdquo想到這座建築物過去曾經囚禁過被&ldquo密劄&rdquo拘留的人，開始對這種改建提出抗議，1月28日，雅各賓俱樂部有人談到由&ldquo一個郊區&rdquo[3]進行有計劃的攻擊。
一個月以後，運動成熟了，1000名以上的聖安東郊區的工人（其中有拆毀巴士底堡的工人[4]）推舉桑代爾為國民自衛軍孤兒院區步兵營的指揮官，正如拉斐德在1789年10月所處的地位一樣，他們簇擁着他，強迫他帶領他們到萬森堡動手拆毀望樓。
然而不久，拉斐德帶着1200人趕到了，他把桑代爾公開斥責了一頓，在聖安東區人們的嘲笑聲中帶着64個犯人回到巴黎[5]。
犯人被囚禁在貢西爾日裡監獄，三個星期後在引起民主派軒然大波的情況下被釋放；在民主派的活動中，桑代爾的辯護律師哥德利埃俱樂部的領袖人物皮瑞特·韋裡勒起了重要作用[6]。
民主派在1791年春夏兩季就不斷地努力向首都小商人、工匠、在業和失業工人進行宣傳并争取把他們拉過來，這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例子而已。
在7月17日的大會上，這種激動達到了頂點，當時人們完全為了在哥德利埃俱樂部起草的呼籲書上簽字這一政治目的而從城市各區聚集到了一起[7]。
整個這一時期，在巴黎的無數被捕者中間，失業者所占數目之龐大令人驚異，其中有些人來自市政廳興辦的救濟工場，他們是由于公開表示他們仇視市政當局和國民自衛軍而被捕下獄的。
這說明在工資勞動者中間已經有某種政治覺悟，也說明在許多行業中間失業者的人數正在增長。
我們看到在這些失業者中有以前的油漆匠、雕刻匠、裁縫、理發師、家庭仆役、珠寶匠、裝修木匠和編籃工人[8]。
同時，進入救濟工場的人數在不斷增多：貝野在1月的統計數字是24000名，到6月就增為31000名[9]。
除了要用錢來維持他們的生活外，他們對于新建立起來的社會秩序也經常是一種威脅：他們被普遍認為是反革命陰謀的現成工具（甚至像馬拉等極端民主主義者也抱有這樣的看法[10]）；他們在關卡上時常和稅務人員發生沖突（當局仍然希望保持這種關卡）[11]；像巴士底工人向萬森堡進軍的這一類事件也會引起公衆的不安。
簡單地說，當局并不需要很多說服就作出了解散他們的決定：5月8日，貝野宣布關閉巴士底工場的決定，這裡的工場從1789年7月以來，經常有800名工人工作；6月中旬，制憲議會頒布普遍關閉救濟工場的命令，同時作了開辦其他新工場以吸收失業者的某些空洞的諾言[12]。
工人們眼看就要丢掉僅足糊口的每天20蘇的生活費，因而産生了強烈的反應；巴士底的工人們雖然被軍隊驅散了，但是在以後幾個星期裡積極活動，争取聖安東郊區幫工對他們的支援[13]。
其他工場的關閉引起更大的騷動，在這些騷動中，雅各賓和哥德利埃俱樂部的民主派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份不同的請願書遞到議會，要求他們重新考慮自己的決定。
第一份是由哥德利埃俱樂部的附屬機構技工聯合會協助起草的，于6月28日遞到議會，措辭極為緩和：它認為從公共治安着想而關閉工場是合理的，但是同時請求稍予延期[14]。
第二份是由卡米累·德姆連代表巴士底的工人在7月3日呈遞的，他聲稱這個請願書已經得到羅伯斯庇爾的同意：請願書要求公民有生存權，并且提議由出售教堂土地獲得的收益中撥出一部分來維持救濟工場[15]。
第三份請願書是緊随着第二份遞上去的，帶有幾乎是強烈的威脅口氣，請願書說不論用這種方式還是用那種方式，工人們一定得有面包：&ldquo使他們采取這樣一種口氣的，絕不是任何其他東西，而是需要&mdash&mdash一種最迫切的需要。
&rdquo[16] 議會對這些請願書置之不理；但是，這時候失業工人已經采取了更直接的施加壓力的形式。
6月24日在萬多姆廣場舉行的示威發出了成立共和國的号召[17]。
在這以後的一星期中，又有兩次示威遊行，這時有風聲說，22000名失業者計劃于7月3日在聖端諾累大街集會[18]。
兩天之後，據一家敵視革命的小報《雜談》報道，有400名失業工人到市政廳示威，萬多姆廣場發生騷亂，兩名工人在路易十五廣場因為發表煽動性言論被捕[19]。
結果政治氣氛日益緊張，有地位的公民開始公開地說，應當使用武力給失業者以教訓。
（《雜談》在7月6日報道）各階層市民對工人們開始忍耐不下去了。
國民自衛軍、商人、制造廠主、資産階級和手工業者都發生怒吼，反對這些受搗亂分子收買的人&hellip&hellip人們大聲疾呼，必須用大炮來清除這一幫家夥[20]。
自然，這樣一種态度很能夠說明，國民自衛軍中的資産階級和商人，在不到兩星期以後驅散馬爾斯教場的示威者時，為什麼是那樣地兇狠。
與失業者的運動同時進行的是各行業的幫工要求增加工資的運動，這裡邊也牽涉到民主派和哥德利埃俱樂部；幫工的工資據我們所知道的，從七月革命以來沒有顯著增加過。
運動于4月開始，當時木匠們議定每天最少要領到50蘇工資；少數的活躍包工頭感到煩惱，而大多數包工頭則似乎很願意接受幫工的條件。
但是，幫工們請來作仲裁的市政廳卻判定他們的組織是非法的，并且拒絕最低工資的提議，認為它違反自由的原則；後來，市政廳的公報甚至威脅說，要以擾亂治安罪對幫工的領袖們起訴，不過這種威脅并沒有見諸實行[21]。
其他行業的工人很快地就學會了木匠的榜樣&mdash&mdash其中有制帽工人和印刷工人。
馬掌鐵匠師傅在6月初遞交議會的一份請願書中，警告說巴黎存在着一個80000工人的&ldquo大聯合&rdquo，包括鎖匠、裝修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