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向凡爾賽進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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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進軍凡爾賽的結果使國王回到首都，從而完成了巴黎的七月革命。
隻要宮廷和國王還留在凡爾賽，少數活躍的代表還能夠和宮廷勾結起來破壞國民議會的制憲計劃，那麼，實際政權就仍然是由革命的資産階級（得到了少數開明貴族的支持）和舊制度的擁護者分别掌握着。
國王拒絕同意人權宣言和國民議會的最終會導緻廢除封建地主制度的8月4日有名的決議，關于&ldquo否決權&rdquo的長期鬥争以及經常有人陰謀把國王拐到遠離巴黎的安全地帶，所有這些都表明七月革命的成果是如何靠不住。
十月暴動就為的是鞏固這些成果。
把國王置于國民議會、巴黎市政府和各區大多數人的嚴密監視之下，并在國民議會内部摧毀保守的&ldquo英國派&rdquo的勢力，這就使君主立憲派确立了統治地位，這種情況在巴黎從貝野長期擔任市長和拉斐德長期擔任國民自衛軍總司令上得到了反映。
當然，我們還必須指出：由于把國民議會本身置于巴黎&ldquo賤民&rdquo&mdash&mdash其中比較活躍的分子已經開始擁上講壇，而且經常影響議會中的辯論&mdash&mdash同樣嚴密的監視之下，這就為後來的發展開辟了道路，這種發展既不是10月的勝利者所能預見的，其結果也不是他們所歡迎的；不過，這當然還是未來的事。
然而，君主立憲派（他們顯然是暴動的直接受惠者）并不急于誇耀他們的成功，或者向全世界表明他們怎樣取得了這些成功。
當警察局關于10月6日事件的調查報告在1790年3月發表的時候[1]，它得到了國民議會大多數人的同意；然而，它不僅沒有暴露事件的真相，而且起了一種真正的煙幕作用，轉移了人們對10月&ldquo騷動&rdquo事件真正主使人的注意。
這份調查把國王被人們粗暴地和匆忙地挾持到巴黎，說成是解釋得很含混的奧爾良派陰謀或者是喪失名譽的米拉波險惡的計劃所造成的結果。
這種說法很能迎合宮廷、警察局、巴黎市政當局和議會中統治黨的心意；如果把事變的真相暴露，說它是控制國民議會和巴黎市政廳的可尊敬的資産階級和開明的貴族對于一個長期醞釀着的計劃的執行，那就太沒有政治頭腦了。
毫無疑問，米拉波、奧爾良甚至拉斐德在事件中起的真正作用是蒙着一層神秘的幕布的&mdash&mdash警察局的調查有效地加厚了這層幕布。
本章的目的并不是要重新分清有關的各黨派各有什麼罪行或責任；亞爾培·馬迪厄在已有的條件下，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功[2]。
我們在這裡隻要這樣說就夠了：如果那些最直接受惠于這些事件的人一點也沒有對十月暴動進行有效控制，就像他們對巴黎七月革命進行過控制一樣，那就實在太奇怪了。
在一定範圍内，他們在10月會和在7月一樣毫不猶豫地利用&ldquo賤民&rdquo的憤怒和革命動力來達到他們确定的政治目的。
國民議會中間派的一位深受尊敬的成員杜索院士在8月26日就已經和總包稅人奧日阿說過，一定得把國王弄回巴黎來&mdash&mdash必要時可以使用暴力。
難道他沒有這樣說過嗎？[3]巴那夫在事變發生後曾寫信向他的多飛内區選民解釋暴動的必要性&mdash&mdash盡管事變的某些現象無疑是不能令人滿意的&mdash&mdash并且贊揚巴黎城又一次挽救了&ldquo公衆自由&rdquo，難道他沒有這樣寫過嗎？[4] 關于十月事件的主要政治後果和責任，就簡要叙述這些；但是，巴黎的&ldquo賤民&rdquo已不再是軟弱無力的從犯，他們并不願意在10月僅僅為君主立憲派的利益進行暴動，正如他們在7月不願意僅僅為了羅亞爾宮或者巴黎選舉人而舉行起事一樣。
他們雖然可能和所有的&ldquo愛國者&rdquo一樣，對于凡爾賽策劃的新&ldquo陰謀&rdquo抱有一般的恐慌，但他們也有自己的特别迫切的要求。
巴那夫經常表現出比他的大多數同事能夠更深刻地理解社會現實，當他寫信給他的選民時，他喚起他們注意這種利益的分歧，他指出：在十月事件中&ldquo資産階級&rdquo和&ldquo人民&rdquo雖然在一項共同的事業中攜手合作，但前者完全是受着想要擊敗貴族陰謀的驅使，而後者在具有這種願望的同時，也同樣關心面包的缺乏[5]。
這種雙重利益決非十月事件所特有；但是認清了這一點，就是對于這一事件至少有了初步的了解，而我們知道，這一事件在某些方面是比其他類似的革命事件更為神秘莫測的。
如果我們先試着追究一下這些不同趨向的根源，研究它們的發展，看看它們怎樣彙合成為10月5日的共同行動，我們也許對于這一事件就能了解得更清楚。
和七月事變一樣，首先被卷進積極抗議中的仍是&ldquo賤民&rdquo，而不是資産階級；而他們的運動也沒有随着當前政治目标的實現而停止。
在他們看來，七月革命以後的平靜不過是短時期的。
從政治運動的角度看來，7月和10月的事件雖然有共同的聯系，但顯然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事件；可是從群衆社會運動的角度看來，也許更正确的說法是：這幾乎是一個繼續不斷的騷動，從4月和5月就開始發生，7月達到高潮，10月又達到另一次高潮，一直到11月初才最後平息下來。
在這一運動中，面包問題是首要的，淩駕于其他一切考慮之上，把最大多數人吸引到共同抗議中來。
不過，這裡面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它們雖然隻影響少數人，卻增加了普遍的不安，因而對于憤怒程度和10月5日示威者的人數也一定起了推動作用。
首先，當時有一批從事于公共工程計劃，或者僅僅是集聚在救濟工場中的失業者，他們的人數在急劇增加，到8月份，救濟工場中的失業者已經有22000人，其中單是聖母山就有18000人[6]。
在七月革命中，他們在關卡上甚至在巴士底都起過一定作用[7]，但是，對資産階級革命派說來，他們是不受歡迎的同盟者。
當局對于他們的厭惡感是如此強烈，以至于當一批新征召到聖母山的工人于8月9日聚集在蒙蘇的奧爾良公爵府邸外面等待一個辦事員分配工作或發工資時，15個人被以非法集會的罪名被捕[8]。
不久以後，就出現了一本作者叫博勒帕勒爵士的小冊子，說聖母山的工人正在修築為架設指向全城的大炮而準備的炮台[9]。
雖然從小聖安東區來的考察代表團在一份作證報告中否認了這些臆測[10]，當時卻引起了關閉這座工場的要求。
市政當局在8月12日同意這樣做，并且在15日委派拉斐德向聖母山的工人們說明這項決定。
拉斐德沒有受到工人們的歡迎，這或許是因為國民議會剛剛決定減低他們的工資[11]。
接着便發生騷亂。
同月末有兩個聖母山的挖掘工人由于威脅說要殺死他們的工場經理而被捕下獄；有10名在巴士底做工的工人（其中包括3名婦女）由于鬧事被桑代爾逮捕[12]。
聖母山的失業工人被及時遣散了，大多數在巴士底義勇隊（這是一支武裝部隊，不要和巴士底攻克者混淆）的協助下被送回各省原籍[13]；但是，其他救濟工場并未關閉，并且如我們将要看到的那樣，逐漸為向凡爾賽進軍以前的政治鼓動所滲透。
與此同時，有一些行業決定提出增加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的要求以考驗新市政當局是否忠實可靠。
這些人當中包括面包師、假發匠、裁縫、鞋匠、藥劑師和家庭仆役。
一般講來，他們發現新市政當局對他們所提出來的要求并不比以前的當局更有同情心：他們提出的準許集會的要求被斷然拒絕了，而且有時是靠着國民自衛軍的幫助這樣做的[14]；根據哈代的記載，隻有裁縫的增加工資要求勝利了&mdash&mdash他們的工資每天增加10蘇[15]。
如我們所能設想的那樣，假發匠和家庭仆役由于奢侈品行業的衰落和大規模的移民，受到了很大的損失。
有4000名假發匠在香榭麗舍區開會要改組他們的勞工介紹所；在和國民自衛軍發生了沖突以後，他們的代表團受到了市政廳的接見，被安排了和作坊老闆一起舉行聯席會議，最後起草了新的規章[16]。
仆役的要求主要是政治方面的：他們要求具有全部的公民權利，出席區議會和參加國民自衛軍的權利（作為奴仆，原來不被準許參加），并且要求不許薩瓦人從事他們的職業。
經過說服，他們安靜地散去，第二天并沒有實行他們原來威脅着要在香榭麗舍區或者大教堂廣場舉行的4萬人以上的示威[17]。
但是，情緒很激昂：幾天以後，一個失業的廚師&mdash&mdash歐埃尼·葛維，因為煽動家庭仆役和一般工人反對資産階級的國民自衛軍而在羅亞爾宮被捕；他最後被判處打上烙印做九年劃船苦工，後來改判在監獄中服兩年徒刑[18]。
10月5日發生在凡爾賽的事件的一個特點是，（當婦女們在國民議會正在開會時沖進會場時）對于教士代表表示了輕蔑和敵視，人們向教士們高喊&ldquo打倒瓜皮小帽！&rdquo和&ldquo教士該死！&rdquo的口号[19]。
雖然這種敵視情緒是不久以前教士們拒絕放棄什一稅所引起的，但當然也有其更深的根源。
哈代于7月12日在羅亞爾宮聽到了&ldquo打倒教士階級！&rdquo的口号[20]；同月初，在一本題為《賣魚婦和市場挑夫的第一次對話》的小冊子裡看到了人們對于教會不尊敬到了什麼程度，我們可以認
隻要宮廷和國王還留在凡爾賽，少數活躍的代表還能夠和宮廷勾結起來破壞國民議會的制憲計劃，那麼，實際政權就仍然是由革命的資産階級（得到了少數開明貴族的支持）和舊制度的擁護者分别掌握着。
國王拒絕同意人權宣言和國民議會的最終會導緻廢除封建地主制度的8月4日有名的決議，關于&ldquo否決權&rdquo的長期鬥争以及經常有人陰謀把國王拐到遠離巴黎的安全地帶，所有這些都表明七月革命的成果是如何靠不住。
十月暴動就為的是鞏固這些成果。
把國王置于國民議會、巴黎市政府和各區大多數人的嚴密監視之下，并在國民議會内部摧毀保守的&ldquo英國派&rdquo的勢力，這就使君主立憲派确立了統治地位，這種情況在巴黎從貝野長期擔任市長和拉斐德長期擔任國民自衛軍總司令上得到了反映。
當然，我們還必須指出：由于把國民議會本身置于巴黎&ldquo賤民&rdquo&mdash&mdash其中比較活躍的分子已經開始擁上講壇，而且經常影響議會中的辯論&mdash&mdash同樣嚴密的監視之下，這就為後來的發展開辟了道路，這種發展既不是10月的勝利者所能預見的，其結果也不是他們所歡迎的；不過，這當然還是未來的事。
然而，君主立憲派（他們顯然是暴動的直接受惠者）并不急于誇耀他們的成功，或者向全世界表明他們怎樣取得了這些成功。
當警察局關于10月6日事件的調查報告在1790年3月發表的時候[1]，它得到了國民議會大多數人的同意；然而，它不僅沒有暴露事件的真相，而且起了一種真正的煙幕作用，轉移了人們對10月&ldquo騷動&rdquo事件真正主使人的注意。
這份調查把國王被人們粗暴地和匆忙地挾持到巴黎，說成是解釋得很含混的奧爾良派陰謀或者是喪失名譽的米拉波險惡的計劃所造成的結果。
這種說法很能迎合宮廷、警察局、巴黎市政當局和議會中統治黨的心意；如果把事變的真相暴露，說它是控制國民議會和巴黎市政廳的可尊敬的資産階級和開明的貴族對于一個長期醞釀着的計劃的執行，那就太沒有政治頭腦了。
毫無疑問，米拉波、奧爾良甚至拉斐德在事件中起的真正作用是蒙着一層神秘的幕布的&mdash&mdash警察局的調查有效地加厚了這層幕布。
本章的目的并不是要重新分清有關的各黨派各有什麼罪行或責任；亞爾培·馬迪厄在已有的條件下，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功[2]。
我們在這裡隻要這樣說就夠了：如果那些最直接受惠于這些事件的人一點也沒有對十月暴動進行有效控制，就像他們對巴黎七月革命進行過控制一樣，那就實在太奇怪了。
在一定範圍内，他們在10月會和在7月一樣毫不猶豫地利用&ldquo賤民&rdquo的憤怒和革命動力來達到他們确定的政治目的。
國民議會中間派的一位深受尊敬的成員杜索院士在8月26日就已經和總包稅人奧日阿說過，一定得把國王弄回巴黎來&mdash&mdash必要時可以使用暴力。
難道他沒有這樣說過嗎？[3]巴那夫在事變發生後曾寫信向他的多飛内區選民解釋暴動的必要性&mdash&mdash盡管事變的某些現象無疑是不能令人滿意的&mdash&mdash并且贊揚巴黎城又一次挽救了&ldquo公衆自由&rdquo，難道他沒有這樣寫過嗎？[4] 關于十月事件的主要政治後果和責任，就簡要叙述這些；但是，巴黎的&ldquo賤民&rdquo已不再是軟弱無力的從犯，他們并不願意在10月僅僅為君主立憲派的利益進行暴動，正如他們在7月不願意僅僅為了羅亞爾宮或者巴黎選舉人而舉行起事一樣。
他們雖然可能和所有的&ldquo愛國者&rdquo一樣，對于凡爾賽策劃的新&ldquo陰謀&rdquo抱有一般的恐慌，但他們也有自己的特别迫切的要求。
巴那夫經常表現出比他的大多數同事能夠更深刻地理解社會現實，當他寫信給他的選民時，他喚起他們注意這種利益的分歧，他指出：在十月事件中&ldquo資産階級&rdquo和&ldquo人民&rdquo雖然在一項共同的事業中攜手合作，但前者完全是受着想要擊敗貴族陰謀的驅使，而後者在具有這種願望的同時，也同樣關心面包的缺乏[5]。
這種雙重利益決非十月事件所特有；但是認清了這一點，就是對于這一事件至少有了初步的了解，而我們知道，這一事件在某些方面是比其他類似的革命事件更為神秘莫測的。
如果我們先試着追究一下這些不同趨向的根源，研究它們的發展，看看它們怎樣彙合成為10月5日的共同行動，我們也許對于這一事件就能了解得更清楚。
和七月事變一樣，首先被卷進積極抗議中的仍是&ldquo賤民&rdquo，而不是資産階級；而他們的運動也沒有随着當前政治目标的實現而停止。
在他們看來，七月革命以後的平靜不過是短時期的。
從政治運動的角度看來，7月和10月的事件雖然有共同的聯系，但顯然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事件；可是從群衆社會運動的角度看來，也許更正确的說法是：這幾乎是一個繼續不斷的騷動，從4月和5月就開始發生，7月達到高潮，10月又達到另一次高潮，一直到11月初才最後平息下來。
在這一運動中，面包問題是首要的，淩駕于其他一切考慮之上，把最大多數人吸引到共同抗議中來。
不過，這裡面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它們雖然隻影響少數人，卻增加了普遍的不安，因而對于憤怒程度和10月5日示威者的人數也一定起了推動作用。
首先，當時有一批從事于公共工程計劃，或者僅僅是集聚在救濟工場中的失業者，他們的人數在急劇增加，到8月份，救濟工場中的失業者已經有22000人，其中單是聖母山就有18000人[6]。
在七月革命中，他們在關卡上甚至在巴士底都起過一定作用[7]，但是，對資産階級革命派說來，他們是不受歡迎的同盟者。
當局對于他們的厭惡感是如此強烈，以至于當一批新征召到聖母山的工人于8月9日聚集在蒙蘇的奧爾良公爵府邸外面等待一個辦事員分配工作或發工資時，15個人被以非法集會的罪名被捕[8]。
不久以後，就出現了一本作者叫博勒帕勒爵士的小冊子，說聖母山的工人正在修築為架設指向全城的大炮而準備的炮台[9]。
雖然從小聖安東區來的考察代表團在一份作證報告中否認了這些臆測[10]，當時卻引起了關閉這座工場的要求。
市政當局在8月12日同意這樣做，并且在15日委派拉斐德向聖母山的工人們說明這項決定。
拉斐德沒有受到工人們的歡迎，這或許是因為國民議會剛剛決定減低他們的工資[11]。
接着便發生騷亂。
同月末有兩個聖母山的挖掘工人由于威脅說要殺死他們的工場經理而被捕下獄；有10名在巴士底做工的工人（其中包括3名婦女）由于鬧事被桑代爾逮捕[12]。
聖母山的失業工人被及時遣散了，大多數在巴士底義勇隊（這是一支武裝部隊，不要和巴士底攻克者混淆）的協助下被送回各省原籍[13]；但是，其他救濟工場并未關閉，并且如我們将要看到的那樣，逐漸為向凡爾賽進軍以前的政治鼓動所滲透。
與此同時，有一些行業決定提出增加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的要求以考驗新市政當局是否忠實可靠。
這些人當中包括面包師、假發匠、裁縫、鞋匠、藥劑師和家庭仆役。
一般講來，他們發現新市政當局對他們所提出來的要求并不比以前的當局更有同情心：他們提出的準許集會的要求被斷然拒絕了，而且有時是靠着國民自衛軍的幫助這樣做的[14]；根據哈代的記載，隻有裁縫的增加工資要求勝利了&mdash&mdash他們的工資每天增加10蘇[15]。
如我們所能設想的那樣，假發匠和家庭仆役由于奢侈品行業的衰落和大規模的移民，受到了很大的損失。
有4000名假發匠在香榭麗舍區開會要改組他們的勞工介紹所；在和國民自衛軍發生了沖突以後，他們的代表團受到了市政廳的接見，被安排了和作坊老闆一起舉行聯席會議，最後起草了新的規章[16]。
仆役的要求主要是政治方面的：他們要求具有全部的公民權利，出席區議會和參加國民自衛軍的權利（作為奴仆，原來不被準許參加），并且要求不許薩瓦人從事他們的職業。
經過說服，他們安靜地散去，第二天并沒有實行他們原來威脅着要在香榭麗舍區或者大教堂廣場舉行的4萬人以上的示威[17]。
但是，情緒很激昂：幾天以後，一個失業的廚師&mdash&mdash歐埃尼·葛維，因為煽動家庭仆役和一般工人反對資産階級的國民自衛軍而在羅亞爾宮被捕；他最後被判處打上烙印做九年劃船苦工，後來改判在監獄中服兩年徒刑[18]。
10月5日發生在凡爾賽的事件的一個特點是，（當婦女們在國民議會正在開會時沖進會場時）對于教士代表表示了輕蔑和敵視，人們向教士們高喊&ldquo打倒瓜皮小帽！&rdquo和&ldquo教士該死！&rdquo的口号[19]。
雖然這種敵視情緒是不久以前教士們拒絕放棄什一稅所引起的，但當然也有其更深的根源。
哈代于7月12日在羅亞爾宮聽到了&ldquo打倒教士階級！&rdquo的口号[20]；同月初，在一本題為《賣魚婦和市場挑夫的第一次對話》的小冊子裡看到了人們對于教會不尊敬到了什麼程度，我們可以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