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78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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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在1788年至1789年冬天訪問法國的人沒有預見到正在醞釀中的巨大事變，或者甚至沒有看到老百姓對當時各種問題的态度有任何特殊變化，也許是可以原諒的。
當然，特權等級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利，已經對國王采取了堅決有力的行動；但是，這是曆史傳統的一部分，路易十五時代就曾這樣做過，雖然不如現在這樣有成效。
再有，經濟危機确已日益嚴重，低級消費者對于小麥、面粉和面包的價格上漲已經表現出明顯的不滿；但是，這難道不能像1740年、1768年和1775年那樣地結束嗎？雖然1789年1月的嚴寒使已經讓人感到恐慌的工人失業現象更加嚴重（一般認為這種失業現象是由韋爾然同英國簽訂的&ldquo自由&rdquo通商條約造成的[1]），但是，這場嚴寒并沒有使當時的局面發生根本的變化。
一般流行在學術界的關于&ldquo革命&rdquo問題的談論已經繼續了許多年。
誠然，政府最近已經答應在5月召開三級會議&mdash&mdash這自然是最近以來沒有先例的一件事情，但是第三等級會順從地接受發動召開會議的貴族和僧侶為其規定的卑下地位嗎？事實上，完全改變法國時局和未來發展前景的不是召開三級會議的決定，而是這一決定帶來的後果。
這些後果是會議的發起人所預料不到的。
第三等級一經決定接受貴族和僧侶的挑戰，像阿瑟·楊格這種有見識的旅行家或者像馬勒·杜班這樣機敏的本國觀察家，就能夠看出來這種區别&mdash&mdash第三等級接受挑戰的方式是，不僅要求在三級會議中有加倍的代表人數（這一點很快就得到了對方的讓步），而且要求以每個代表為單位來進行表決的權利，也就是每個代表作為一個單一的審議團體的一部分來表決；這樣，在這個團體中，第三等級如果能把即使是很少一部分貴族和僧侶争取過來，就能夠獲得勝利。
正是為了促進這種要求的實現并且從資産階級以外的人那裡獲得支持，修道院長西哀士才寫出他的小冊子《什麼是第三等級？》，才有關于&ldquo第三等級&rdquo&ldquo國民&rdquo和&ldquo人權&rdquo等的言論。
這些思想一旦像1789年春天那樣在一般人民中傳開，已經為經濟困難和一貫的不滿所孕育成熟的群衆不安就具有了新的方向和新的目标。
的确，單是想到三級會議即将召開和《陳情表》中所提到的人民疾苦可以訴之于會議這件事，就引起了曆史學家所說的&ldquo巨大希望&rdquo。
一件驚人的大事（勒菲富爾寫道）給人們帶來了一種無限美好而又模模糊糊的希望&mdash&mdash一個全民新生的希望，一個大家都将享有更多幸福的新時代的希望[2]。
一個經常被人引用的例子當然是阿瑟·楊格所提到的那件事，他有一次在香槟省遇到一個老農婦，她告訴他說： 據說，有些大人物在動手替窮人做些事情，但是不知道這是些什麼人，也不知道他們将怎麼做，不過，願上帝讓我們生活得好點吧，因為人頭稅和租稅已經把我們壓得喘不過氣來啦[3]。
當時的另一面情況是：人們堅信特權等級将想盡一切辦法粉碎這些希望&mdash&mdash因此，就同時産生了根深蒂固的&ldquo貴族陰謀&rdquo的觀念。
哈代說明了這個觀念和&ldquo饑荒協定&rdquo的舊觀念是怎樣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他告訴我們，當面包在2月漲價到14蘇半時，人們開始說： 親王們公開壟斷了所有的糧食，以便能夠更容易達到推翻内克爾的目的，因為他們非常希望把内克爾趕下台[4]。
同年夏天在凡爾賽發生的事件加深了這種恐懼，刺激了已經在首都發展起來的暴動情緒[5]。
三級會議由于第三等級（它很快就把自己組織成為國民議會）和大多數貴族及主教們提出了互相敵對的要求而陷入僵局。
為了加速解決問題和恐吓巴黎，外國軍隊正在巴黎外圍集中：6月3日，哈代已經看到了德國和匈牙利軍隊的到達，他們被召進首都的借口是防止聖安東郊區重新爆發騷亂[6]。
宮廷派圍繞着瑪麗·安東涅特和國王的兄弟亞多瓦伯爵結成一黨，他們的意圖越來越明顯：6月22日夜間，國王被說服把内克爾免職，并且陳兵耀武恫吓國民議會。
這場陰謀失敗了：數以千計的人湧進王宮的庭院要求保留内克爾的職務；孔提親王指揮下的士兵拒絕服從開槍的命令；被米拉波一席具有曆史意義的演講鼓舞起來的代表們拒絕解散。
國王被迫屈服。
到這時為止，在巴黎發展起來的革命情緒一直沒有得到切實的領導。
專門職業者和商人階級一直準備靜觀事态發展，并且目睹郊區和市場區的憤怒情緒而無動于衷，但是，随着從凡爾賽傳來最新的消息，他們開始對各種事情發出指示，如果沒有這些指示，七月革命就很難發生。
從這時起，奧爾良公爵（他在凡爾賽已經站到第三等級一邊）周圍的小冊子作家和記者開始在羅亞爾宮建立起一個常設的本部；每天晚上有數以千計的人聚集在這裡，聽取哈代稱之為&ldquo極端革命派&rdquo的各種口号和指示&mdash&mdash可能還領有經費[7]。
與此同時，407名巴黎第三等級選舉人（他們原來的任務是選派巴黎第三等級參加凡爾賽會議的代表）開始按時在首都的中心&mdash&mdash市政廳集會。
這兩個團體在七月事件中起了各不相同然而卻是互相補充的作用。
不過，在早期，給予群衆運動以積極指示的隻有羅亞爾宮。
當市政廳滿足于起草各種建立資産階級武裝或民兵的紙上計劃時，羅亞爾宮就采取了各種有效措施，通過公開鼓動和慷慨地花錢來争取法蘭西警衛軍，使他們不再為宮廷效忠。
6月30日，從羅亞爾宮派出的群衆強迫當局把11名警衛軍從亞培監獄釋放了出來，他們是因為于6月22日夜間在凡爾賽拒絕向人民開槍而下獄的[8]。
有人在巴黎衛戍部隊中散發支持第三等級立場的小冊子：7月8日，一個報販由于向駐紮在馬爾斯教場上的軍官和士兵兜售這種資料而被捕[9]。
7月10日，從傷兵醫院軍營中沖出來的80名炮兵在羅亞爾宮和香榭麗舍區受到公開的招待。
宮廷派對于這些事态發展的反應是企圖冒險做最後一試：7月11日，内克爾被放逐，代替他的是布累杜伊男爵。
這證明是燃起巴黎叛亂的火花。
消息在12日中午傳到首都，下午，巴黎人群集在羅亞爾宮，在那裡，演說家們（其中有年輕的卡米累·德姆連）号召人們拿起武器。
一支支遊行者隊伍迅速組成；人們扛着當時的英雄内克爾和奧爾良公爵的半身塑像在大街上遊行；劇場被迫停演來表示悲憤；在路易十五廣場上，示威者和奉命驅散圖伊勒裡宮花園中人群的朗貝斯克親王指揮的騎兵發生了沖突。
巴黎衛戍司令貝桑伐爾帶兵撤退到馬爾斯教場，首都落入了人民的手中。
當警鐘敲響以後（不久，就成為巴黎人所常聽到的熟悉聲音），一隊隊的起事者加入兩天前就已經開始燒毀關卡的那些人中；這些關卡一貫敲詐勒索，深為小店主、酒商和低級消費者所痛恨，并且早已是時常發生騷亂和試圖走私的場所[10]。
從9個月後對這些襲擊者提出的控訴看來（在審判過程中，聽取了80多個證人的證詞），我們知道在四天的暴動中，54座關卡中有不下40座被燒毀[11]。
破壞是有計劃的：文件、登記冊和關稅收據被焚毀，鐵栅欄被推倒，辦公室和家具被燒掉，收稅官員（如果他們沒有逃掉的話）被趕跑。
事出意外，許多人連他們的個人财物都沒有來得及拿走，因而受到巨大損失。
特隆關卡的一名官員後來聲稱，他的财産損失價值25213裡弗，其中包括8100裡弗現款；另一個人的損失達到27470裡弗10蘇[12]。
可是，搶劫并不在暴動組織者的計劃之列，在聖馬丁關卡上，一個搶劫的人受到一個一同暴動的人譴責：&ldquo如果必要的話，我們可以放火，因為上面有命令，但是我
當然，特權等級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利，已經對國王采取了堅決有力的行動；但是，這是曆史傳統的一部分，路易十五時代就曾這樣做過，雖然不如現在這樣有成效。
再有，經濟危機确已日益嚴重，低級消費者對于小麥、面粉和面包的價格上漲已經表現出明顯的不滿；但是，這難道不能像1740年、1768年和1775年那樣地結束嗎？雖然1789年1月的嚴寒使已經讓人感到恐慌的工人失業現象更加嚴重（一般認為這種失業現象是由韋爾然同英國簽訂的&ldquo自由&rdquo通商條約造成的[1]），但是，這場嚴寒并沒有使當時的局面發生根本的變化。
一般流行在學術界的關于&ldquo革命&rdquo問題的談論已經繼續了許多年。
誠然，政府最近已經答應在5月召開三級會議&mdash&mdash這自然是最近以來沒有先例的一件事情，但是第三等級會順從地接受發動召開會議的貴族和僧侶為其規定的卑下地位嗎？事實上，完全改變法國時局和未來發展前景的不是召開三級會議的決定，而是這一決定帶來的後果。
這些後果是會議的發起人所預料不到的。
第三等級一經決定接受貴族和僧侶的挑戰，像阿瑟·楊格這種有見識的旅行家或者像馬勒·杜班這樣機敏的本國觀察家，就能夠看出來這種區别&mdash&mdash第三等級接受挑戰的方式是，不僅要求在三級會議中有加倍的代表人數（這一點很快就得到了對方的讓步），而且要求以每個代表為單位來進行表決的權利，也就是每個代表作為一個單一的審議團體的一部分來表決；這樣，在這個團體中，第三等級如果能把即使是很少一部分貴族和僧侶争取過來，就能夠獲得勝利。
正是為了促進這種要求的實現并且從資産階級以外的人那裡獲得支持，修道院長西哀士才寫出他的小冊子《什麼是第三等級？》，才有關于&ldquo第三等級&rdquo&ldquo國民&rdquo和&ldquo人權&rdquo等的言論。
這些思想一旦像1789年春天那樣在一般人民中傳開，已經為經濟困難和一貫的不滿所孕育成熟的群衆不安就具有了新的方向和新的目标。
的确，單是想到三級會議即将召開和《陳情表》中所提到的人民疾苦可以訴之于會議這件事，就引起了曆史學家所說的&ldquo巨大希望&rdquo。
一件驚人的大事（勒菲富爾寫道）給人們帶來了一種無限美好而又模模糊糊的希望&mdash&mdash一個全民新生的希望，一個大家都将享有更多幸福的新時代的希望[2]。
一個經常被人引用的例子當然是阿瑟·楊格所提到的那件事，他有一次在香槟省遇到一個老農婦，她告訴他說： 據說，有些大人物在動手替窮人做些事情，但是不知道這是些什麼人，也不知道他們将怎麼做，不過，願上帝讓我們生活得好點吧，因為人頭稅和租稅已經把我們壓得喘不過氣來啦[3]。
當時的另一面情況是：人們堅信特權等級将想盡一切辦法粉碎這些希望&mdash&mdash因此，就同時産生了根深蒂固的&ldquo貴族陰謀&rdquo的觀念。
哈代說明了這個觀念和&ldquo饑荒協定&rdquo的舊觀念是怎樣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他告訴我們，當面包在2月漲價到14蘇半時，人們開始說： 親王們公開壟斷了所有的糧食，以便能夠更容易達到推翻内克爾的目的，因為他們非常希望把内克爾趕下台[4]。
同年夏天在凡爾賽發生的事件加深了這種恐懼，刺激了已經在首都發展起來的暴動情緒[5]。
三級會議由于第三等級（它很快就把自己組織成為國民議會）和大多數貴族及主教們提出了互相敵對的要求而陷入僵局。
為了加速解決問題和恐吓巴黎，外國軍隊正在巴黎外圍集中：6月3日，哈代已經看到了德國和匈牙利軍隊的到達，他們被召進首都的借口是防止聖安東郊區重新爆發騷亂[6]。
宮廷派圍繞着瑪麗·安東涅特和國王的兄弟亞多瓦伯爵結成一黨，他們的意圖越來越明顯：6月22日夜間，國王被說服把内克爾免職，并且陳兵耀武恫吓國民議會。
這場陰謀失敗了：數以千計的人湧進王宮的庭院要求保留内克爾的職務；孔提親王指揮下的士兵拒絕服從開槍的命令；被米拉波一席具有曆史意義的演講鼓舞起來的代表們拒絕解散。
國王被迫屈服。
到這時為止，在巴黎發展起來的革命情緒一直沒有得到切實的領導。
專門職業者和商人階級一直準備靜觀事态發展，并且目睹郊區和市場區的憤怒情緒而無動于衷，但是，随着從凡爾賽傳來最新的消息，他們開始對各種事情發出指示，如果沒有這些指示，七月革命就很難發生。
從這時起，奧爾良公爵（他在凡爾賽已經站到第三等級一邊）周圍的小冊子作家和記者開始在羅亞爾宮建立起一個常設的本部；每天晚上有數以千計的人聚集在這裡，聽取哈代稱之為&ldquo極端革命派&rdquo的各種口号和指示&mdash&mdash可能還領有經費[7]。
與此同時，407名巴黎第三等級選舉人（他們原來的任務是選派巴黎第三等級參加凡爾賽會議的代表）開始按時在首都的中心&mdash&mdash市政廳集會。
這兩個團體在七月事件中起了各不相同然而卻是互相補充的作用。
不過，在早期，給予群衆運動以積極指示的隻有羅亞爾宮。
當市政廳滿足于起草各種建立資産階級武裝或民兵的紙上計劃時，羅亞爾宮就采取了各種有效措施，通過公開鼓動和慷慨地花錢來争取法蘭西警衛軍，使他們不再為宮廷效忠。
6月30日，從羅亞爾宮派出的群衆強迫當局把11名警衛軍從亞培監獄釋放了出來，他們是因為于6月22日夜間在凡爾賽拒絕向人民開槍而下獄的[8]。
有人在巴黎衛戍部隊中散發支持第三等級立場的小冊子：7月8日，一個報販由于向駐紮在馬爾斯教場上的軍官和士兵兜售這種資料而被捕[9]。
7月10日，從傷兵醫院軍營中沖出來的80名炮兵在羅亞爾宮和香榭麗舍區受到公開的招待。
宮廷派對于這些事态發展的反應是企圖冒險做最後一試：7月11日，内克爾被放逐，代替他的是布累杜伊男爵。
這證明是燃起巴黎叛亂的火花。
消息在12日中午傳到首都，下午，巴黎人群集在羅亞爾宮，在那裡，演說家們（其中有年輕的卡米累·德姆連）号召人們拿起武器。
一支支遊行者隊伍迅速組成；人們扛着當時的英雄内克爾和奧爾良公爵的半身塑像在大街上遊行；劇場被迫停演來表示悲憤；在路易十五廣場上，示威者和奉命驅散圖伊勒裡宮花園中人群的朗貝斯克親王指揮的騎兵發生了沖突。
巴黎衛戍司令貝桑伐爾帶兵撤退到馬爾斯教場，首都落入了人民的手中。
當警鐘敲響以後（不久，就成為巴黎人所常聽到的熟悉聲音），一隊隊的起事者加入兩天前就已經開始燒毀關卡的那些人中；這些關卡一貫敲詐勒索，深為小店主、酒商和低級消費者所痛恨，并且早已是時常發生騷亂和試圖走私的場所[10]。
從9個月後對這些襲擊者提出的控訴看來（在審判過程中，聽取了80多個證人的證詞），我們知道在四天的暴動中，54座關卡中有不下40座被燒毀[11]。
破壞是有計劃的：文件、登記冊和關稅收據被焚毀，鐵栅欄被推倒，辦公室和家具被燒掉，收稅官員（如果他們沒有逃掉的話）被趕跑。
事出意外，許多人連他們的個人财物都沒有來得及拿走，因而受到巨大損失。
特隆關卡的一名官員後來聲稱，他的财産損失價值25213裡弗，其中包括8100裡弗現款；另一個人的損失達到27470裡弗10蘇[12]。
可是，搶劫并不在暴動組織者的計劃之列，在聖馬丁關卡上，一個搶劫的人受到一個一同暴動的人譴責：&ldquo如果必要的話，我們可以放火，因為上面有命令，但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