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78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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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要搶,命令上禁止我們這樣做。

    &rdquo從這種和甚至更為明顯的證據看來,羅亞爾宮方面顯然與焚燒關卡事件有關:兩座據說是屬于奧爾良公爵的關卡被縱火者特意保存了下來,這件事無疑是能說明問題的。

    看來,&ldquo極端革命派&rdquo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使消費物資自由進入首都(雖然這是必然的結果),而在于消滅總包稅人的壟斷并控制武器和人的出入。

    但是,執行命令的人(他們常常獨立行動)對于一種使酒類、木材、雞蛋和牲畜的成本大為增加的制度有他們自己的賬要清算。

    這些人是小商販、酒商、桶匠、建築工人、碼頭工人等體力勞動者和公共工程計劃雇用的工人。

    文件告訴我們,他們在這場事變中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無疑也影響了它的結果。

     當天晚上,武裝的平民、法蘭西警衛軍和當地的窮人,攻進了城北邊緣上的聖拉紮爾男修道院,搜尋武器,釋放囚犯,并且把52車糧食和面粉搬到中央糧食市場[13]。

    搜尋糧食是進攻這個修道院的主要目的。

    一個失業的馬車夫帶着從修道院找到的700枚金币逃到布艮第的夏勞勒,後來人們在那裡找到了他,這個人曾談到他如何&ldquo被那些像樣的人帶到修道院去&hellip&hellip為了把那裡的糧食運到市場上去。

    &rdquo[14]另一個馬車夫在受警察訊問時,也談到兩次運過糧食,每次都得到40蘇的報酬[15]。

    雖然這方面的行動是受羅亞爾宮的指揮,但修道院也同樣遭到了當地失業者和&ldquo賤民&rdquo&mdash&mdash文獻上談到的是搬運工人和其他體力勞動者,很少有作坊幫工&mdash&mdash的徹底洗劫,金錢、食物、銀器和埋藏的珍寶被搶掠一空。

    一切想得到的真正值錢或者被認為是值錢的東西都被偷走:一個屠夫的兒子(後來因為偷竊被判罪)承認他拿走了一個幹枯的公羊頭;另一個狂熱分子甚至捎走了一具骷髅,經過五段樓梯拉到自己的房間裡!這種行為給警察和新組成的民兵一個現成的借口,使他們逮捕了許多嫌疑犯,主要是失業工人和流浪漢,其中許多人後來都以參加這次事件的罪名受到控告[16]。

     但是7月12日夜的主要目的是尋找武器:各修道院都受到了搜查,首都各區的槍炮匠、造甲匠和馬具匠的作坊都遭到了搶劫。

    一些要求賠償的聲明一直保存到現在。

    例如,聖列厄教區格勒讷塔大街的槍炮作坊老闆馬瑟勒·亞洛報告說,他的作坊在清晨2時遭到了一群人的搶劫,帶頭的是讓·羅培大街上的造甲匠幫工;他們拿走了價值24000裡弗的毛瑟槍、手槍和刀劍。

    聖米契爾橋的馬具匠報告說,他有價值390裡弗的皮帶和吊帶被搶走。

    巴杜貝克街(聖讓安格累夫教區)的槍炮和刀劍作坊老闆布魯恩呈遞了一份要求賠償4348裡弗的申請書,說他的鋪子被搶劫不下30次,一共被搶去150把劍40打刀片,58把獵用匕首,10對手槍和8支毛瑟槍。

    聖塞佛林教區的另一個刀匠訴苦說,他的鋪子在7月12日和13日遭到了好幾次搶劫,有大量刀、劍和沒有安刀柄的刀片被許多人拿走,這些人不肯付錢,理由是&ldquo将用這些東西來保衛首都&rdquo,他的損失達6684裡弗。

    巴黎槍炮匠最後向國民議會呈遞的報告說明全部損失達151118裡弗。

    據我們所知,這些人始終沒有得到賠償:他們是革命中倒了小黴的犧牲者[17]。

     七月革命第一夜事變的目擊者讓-尼古拉·丕平的叙述也值得我們注意。

    這個油燭制造工人是被法院傳審的聖拉紮爾事件的證人,他後來談到他如何被卷入向前推進着的市民和法蘭西警衛軍的人群中,他們潮水般地通宵在街上通過,高呼剛剛學來的愛國口号,敲起警鐘,搜尋糧食和武器。

    從他的叙述中,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出:當時革命運動的指導中心是羅亞爾宮,憤怒、惶惑而又揚揚得意的市民向那裡而不是向市政廳尋求領導和指示[18]。

     然而,在13日早晨,選舉人采取了控制局勢的堅決措施。

    他們組成一個常設委員會,作為臨時市政府,并且決定不讓全體人民都不分青紅皂白地武裝起來。

    他們為關卡被焚和聖拉紮爾修道院被搶劫事件而感到驚恐。

    對他們說來,一幫幫失業和無家可歸的人(這些人在這些事件中起了一定作用)對于公民的安全和财産的威脅,并不亞于在凡爾賽醞釀陰謀的特權階級[19]。

    因此,他們迅速地通過了建立一支正規民軍或者是資産階級武裝力量的計劃,這樣可以一舉兩得,既保衛首都不受外來的軍事威脅,也防止首都陷于内部&ldquo無政府狀态&rdquo的危險:毋庸多說,國王在第二天被說服表示同意,完全是因為後一種理由[20]。

    戶主被召集到60個選區裡開會:每一區要出200人(後來增到800人)。

    巴那夫寫道:這一天登記并武裝了13000名公民[21]。

    兩天以後,他高興地宣稱: &ldquo巴黎的大部分軍隊都是善良的資産階級,這就使城市的公衆治安有了保障,而且也是反對暴政的強大力量。

    &rdquo[22] 事實上,因為各區各自規定本區的入伍條件,所以在大多數情形下都有财産和居住資格&mdash&mdash甚至要有雇主證明品行端正的證書&mdash&mdash的限制,這就實際上把一大部分工資勞動者排斥在外;失業者和流浪漢當然更不包括在内了[23]。

    所有流浪漢、漂泊者和其他&ldquo非正規軍&rdquo都要立即解除武裝。

    據一位英國觀察家裡格比博士記載,這一天晚上,這項措施已經大體上完成,&ldquo那時(他寫道),正規武裝公民幾乎已經完全占領了各街道。

    &rdquo[24] 這一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說明選舉人建立權威的迅速程度。

    但是,隻要叛亂還在繼續,解除武裝的手續是否像裡格比博士所說的已經完成,卻大可懷疑。

    甚至在解除武裝完成以後,新市政當局還認為不能不号召巴黎工人和工匠交出武器以領取每人9裡弗的報酬[25];在7月22日到8月3日期間,單是聖洛赫區就用這種辦法收買了250支毛瑟槍和12支手槍[26]。

    此外,群衆還在繼續包圍市政廳,要求領取武器和彈藥。

    巴黎市長和臨時市政機關領袖雅各·德·弗勒塞爾一心想限制武器彈藥的分配,因此作了含糊其詞的許諾,打發許多人到軍火庫和卡爾特修道院去白跑一趟;這種&ldquo背叛&rdquo使他在第二天送掉了性命。

    與此同時,選舉人委派他們中的一個代表,修道院長勒菲富爾,守衛他們收集起來藏在市政廳地下室中的大量軍火。

    這位修道院長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職務,但是他迫于包圍着市政廳喧鬧的半武裝群衆的聲勢,不得不違背自己的意願,把他保管的火藥迅速地和不分青紅皂白地交出。

    他仔細記下了一筆賬,我們看到他在7月13日發放了8桶火藥,14日發放了46桶&mdash&mdash其中有3桶&ldquo用以攻打巴士底&rdquo,15日又發放了42桶。

    在這項記錄的結尾有幾行緻歉的附言: &ldquo由于這一次發放得過于倉促,所以沒有能填寫領據。

    上述的96桶共重96000斤。

    &rdquo[27] 對于武器和彈藥的搜索一直在繼續着:14日早晨,河對岸的傷兵院遭到了一次大規模的搶劫。

    按照目睹這種事情的撒克遜大使薩爾摩的說法,有七八千市民參加了搶劫[28];哈代寫道,在混亂中,許多人都被擠傷了[29]。

    院長松布羅葉侯爵部下的士兵不再支持他,于是他被迫打開大門。

    他後來報告說:有3萬支以上的毛瑟槍被搶走了,其中至少有12000支落入了&ldquo危險分子的手中&rdquo[30]。

    同時,人們開始高呼:&ldquo到巴士底去!&rdquo 保王派曆史學家嘲笑成千上萬的巴黎人沖向巴士底監獄去釋放犯人的情況,因為當時堡内隻囚禁有7個犯人,他們不是瘋子就是品行惡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