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78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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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壞人[31]。
這種批評并沒有擊中要害，因為攻打巴士底的直接目的并不是為了釋放囚犯，而是為了尋找彈藥，因為人們知道不久以前曾經從軍火庫送去一批軍火。
無疑地，這裡面也有其他動機，人們相信這座堡壘裡有很多兵士；堡上的大炮當天早晨曾經對準聖安東街，它們可能對密集的房屋造成很大損害。
在夜間，謠傳有3萬名保王黨軍隊開進了聖安東郊區，并已開始屠殺那裡的市民。
此外，雖然巴士底監獄已經不再是主要囚禁政治犯的地方，但是作為君主專制的象征，它遭到人們普遍的痛恨：巴黎各區的《陳情表》就證明了這一事實[32]。
不過，看來當時并沒有真打算用暴力把它攻陷[33]，在巴黎選舉人常設委員會方面更沒有這種企圖&mdash&mdash這個委員會當時正在手忙腳亂、拿不定主意地從市政廳來指揮一切行動。
他們從一開始就表明了他們的意圖：和司令官德洛納談判，要求他把保存的軍火交出來，并且把大炮從城堡上撤掉。
這項計劃的失敗和巴士底隻是在遭到正面進攻的威脅之後才陷落，完全是由他們所不能控制的環境造成的。
許多圍攻巴士底事件的目擊者，或者看來像是目擊者所寫的記載都保存了下來，這裡邊所記的許多事實常常是真假參半，而最可信的資料或許就是選舉人本身留下的文件[34]。
從這些資料中，我們看到派去和德洛納談判的第一批代表在上午10時到達巴士底。
他們受到了親切的歡迎，并且被邀請進午餐，所以有好長時間沒有露面。
等在外面的密集的群衆擔心代表們中了詭計，于是高呼要塞投降，否則就進行攻打。
為了消除懷疑，鄰近的文化區又派出第二批代表催促司令官投降。
這批代表的領導人圖裡奧·德·拉·羅塞勒給常設委員會帶回了這樣的話：司令官拒絕投降，但已經撤除了大炮，并且答應除非有人進攻決不開火。
直到這時，從聖安東大街湧來的群衆才進入了通向巴士底主要吊橋和大門的兩個院子的外院。
和通常一樣，外面的院子并沒有人守衛，有一道牆和一座吊橋把它和裡面的辦公院隔開。
不知為什麼德洛納隻把這座吊橋吊了起來而沒有派人把守。
圖裡奧走了半小時以後，有兩個人從鄰近的一座建築物上翻上了那道牆，放下吊橋，德洛納以為馬上就要受到正面進攻，便下令開火。
在接着發生的混戰中，包圍者犧牲了98人，有73人負傷[35]；防守者隻有一人中彈。
在混戰過程中，派往巴士底的另外兩批代表遭到射擊，沒能夠進入要塞。
這時，可尊敬的選舉人沒有辦法了。
他們的和平談判政策已經證明完全失敗，如果不是由于各隊武裝市民憤怒地堅持，他們肯定會放棄自己的努力。
這些武裝的市民擁擠在市政廳的辦公室裡、外面的格累夫廣場上以及所有通往巴士底的路上，号召為流下的血和可疑的背叛複仇。
這時候，排列在市政廳外面的兩分隊法蘭西警衛軍響應前士官皮埃爾·奧古斯丁·胡林的号召，帶着當天早上從傷兵院運來的5門大炮，跟着他開往巴士底。
他們和要塞前的幾百名武裝平民聯合在一起，冒着炮火沖進了内院，對準正門架起了大炮。
這一招起了決定性作用。
司令官提出願意投降，但是守軍必須被赦免；可是憤怒的群衆根本不肯講什麼條件，繼續進行圍攻。
這時，德洛納似乎着了慌，威脅着要炸毀要塞，但是守衛的士兵勸阻了他，結果，他在絕望中下令放下大吊橋。
巴士底就這樣陷落了。
憤怒和勝利的群衆沖進巴士底要塞敞開的大門以後，并沒有更徹底和無區别地進行報複，這也許是令人驚奇的。
他們已經神經緊張地度過了好幾天，一直擔心着突如其來的襲擊和災難；他們認為某些領袖把他們出賣了；他們有150名以上的夥伴已經犧牲或負傷。
在110名守軍中，隻有六七人被殺死。
德洛納盡管已經領到去市政廳的安全通行證，卻在路上被打死了。
他的頭被人用屠刀割了下來。
殺死他的人狄諾，是康帕龍街上的一個廚師，盡管他聲明德洛納先踢了他，後來卻誇耀自己的勇敢，說他這樣做是一樁愛國的行為，應該獲得一枚勳章[36]。
德·弗勒塞爾由于不願意分發武器，引起了群衆的不滿，當他随着譴責他的人走出市政廳時，遭到了同樣的命運[37]。
這些群衆複仇的行動&mdash&mdash一星期以後又殺死了富龍和貝梯埃&mdash&mdash當然要被有些人挑出來，用它們來诋毀巴士底的進攻者，把他們說成是流浪漢、刑事犯或者是花錢在聖安東區小酒館中雇來的一群烏合之衆。
這是一種難以消滅的傳說；然而，不僅僅沒有支持這種傳說的證據，而且所有現存的資料都是對這種傳說的直接駁斥；我們當然也不應該隻滿足于把他們籠統地稱為&ldquo聖安東郊區工人&rdquo&ldquo人民&rdquo或者&ldquo整個巴黎&rdquo。
事實上，我們很少有這樣做的理由，因為直接參與進攻要塞的不過才幾百人，而且，至少在他們這種情形下，保存下來的證據足以使我們比較能看清楚他們的面貌。
後來被人們稱為&ldquo巴士底攻克者&rdquo的那些人，數目大約在800人到900人之間。
他們就是經過仔細查證以後，才被正式承認為曾經直接參與進攻要塞的那些人。
他們的名字被仔細編載在冊子上，并且分成三份名單保存到今天。
每份名單都在1790年各個不同時間經過制憲議會的承認[38]。
這些名單中有一份&mdash&mdash由&ldquo攻克者&rdquo的秘書斯塔尼拉-馬伊雅制訂和保存的那一份&mdash&mdash包括662名活下來的人，其中将近600名是平民[39]。
雖然它并不完全[40]，卻是僅有的一份可以滿足我們要求的名單，因為，我們隻有在這份名單上才能找到有關的那些人的住址和職業，乃至于所屬的軍事單位的記載。
當然，隻有根據這種證據，才能認清巴士底攻克者的社會地位或職業身份，而不必靠着猜測或者不确切的推論。
這裡面很少有富人，正如饒勒斯所說： 人們并沒有把那些放利為生者，那些資本家列入戰鬥者名單，盡管所進行的革命一部分也是為了他們。
[41] 名單中有3個制造場主、4個商人、釀酒商桑代爾、3名海軍軍官、4名被稱為&ldquo資産階級&rdquo的人，也許還有一小撮有錢的店主，其餘的人，除去61名兵士和15名國民自衛軍骠騎兵&mdash&mdash沒有列出他們的非軍事職業&mdash&mdash而外，幾乎全是小商販、工匠和工資勞動者。
這些人當中，約有三分之二是來自約30種小工業的小作坊老闆、工匠和幫工[42]；其餘的是從事制造、分配、建築、專門職業和一般行業的人[43]。
工資勞動者不是經常都能被明确地指出來，但是他們似乎（如我們在這種情況下應該預料到的）隻占絕對的少數：從事各種小手工藝的也許有60人，從事其他職業的也許有85人或90人[44]。
他們當中有一名婦女&mdash&mdash她叫瑪麗·夏潘提葉，是何塞恩的妻子，一個聖馬瑟勒郊區聖希波裡特教區的洗衣婦。
這些就是沒有被打死的人；關于所說的在圍攻中犧牲了的98個人的情況，我們知道的更少。
饒勒斯引用了記者路斯塔洛的話，他寫道：&ldquo有三十多個人在這場不幸中丢下了他的妻子兒女，現在這些家屬急待救濟。
&rdquo[45]此外還有證據表明：犧牲者中包括工資勞動者和城市貧民。
據哈代報道，7月18日人們曾在聖塞佛林教堂為胡西特大街上的刀匠幫工，31歲的查理·杜松舉行葬禮[46]。
此外，桑代爾的一個釀酒工人讓·馬利·塞爾瓦思·戈戎在7月14日下午帶着武器到巴士底去，這個17歲的青年也犧牲了[47]。
還有5個平民的屍體被運到警察局進行檢驗：他們包括聖安東郊區的一個制鞋匠幫工和馬保廣場附近諾耶大街的
這種批評并沒有擊中要害，因為攻打巴士底的直接目的并不是為了釋放囚犯，而是為了尋找彈藥，因為人們知道不久以前曾經從軍火庫送去一批軍火。
無疑地，這裡面也有其他動機，人們相信這座堡壘裡有很多兵士；堡上的大炮當天早晨曾經對準聖安東街，它們可能對密集的房屋造成很大損害。
在夜間，謠傳有3萬名保王黨軍隊開進了聖安東郊區，并已開始屠殺那裡的市民。
此外，雖然巴士底監獄已經不再是主要囚禁政治犯的地方，但是作為君主專制的象征，它遭到人們普遍的痛恨：巴黎各區的《陳情表》就證明了這一事實[32]。
不過，看來當時并沒有真打算用暴力把它攻陷[33]，在巴黎選舉人常設委員會方面更沒有這種企圖&mdash&mdash這個委員會當時正在手忙腳亂、拿不定主意地從市政廳來指揮一切行動。
他們從一開始就表明了他們的意圖：和司令官德洛納談判，要求他把保存的軍火交出來，并且把大炮從城堡上撤掉。
這項計劃的失敗和巴士底隻是在遭到正面進攻的威脅之後才陷落，完全是由他們所不能控制的環境造成的。
許多圍攻巴士底事件的目擊者，或者看來像是目擊者所寫的記載都保存了下來，這裡邊所記的許多事實常常是真假參半，而最可信的資料或許就是選舉人本身留下的文件[34]。
從這些資料中，我們看到派去和德洛納談判的第一批代表在上午10時到達巴士底。
他們受到了親切的歡迎，并且被邀請進午餐，所以有好長時間沒有露面。
等在外面的密集的群衆擔心代表們中了詭計，于是高呼要塞投降，否則就進行攻打。
為了消除懷疑，鄰近的文化區又派出第二批代表催促司令官投降。
這批代表的領導人圖裡奧·德·拉·羅塞勒給常設委員會帶回了這樣的話：司令官拒絕投降，但已經撤除了大炮，并且答應除非有人進攻決不開火。
直到這時，從聖安東大街湧來的群衆才進入了通向巴士底主要吊橋和大門的兩個院子的外院。
和通常一樣，外面的院子并沒有人守衛，有一道牆和一座吊橋把它和裡面的辦公院隔開。
不知為什麼德洛納隻把這座吊橋吊了起來而沒有派人把守。
圖裡奧走了半小時以後，有兩個人從鄰近的一座建築物上翻上了那道牆，放下吊橋，德洛納以為馬上就要受到正面進攻，便下令開火。
在接着發生的混戰中，包圍者犧牲了98人，有73人負傷[35]；防守者隻有一人中彈。
在混戰過程中，派往巴士底的另外兩批代表遭到射擊，沒能夠進入要塞。
這時，可尊敬的選舉人沒有辦法了。
他們的和平談判政策已經證明完全失敗，如果不是由于各隊武裝市民憤怒地堅持，他們肯定會放棄自己的努力。
這些武裝的市民擁擠在市政廳的辦公室裡、外面的格累夫廣場上以及所有通往巴士底的路上，号召為流下的血和可疑的背叛複仇。
這時候，排列在市政廳外面的兩分隊法蘭西警衛軍響應前士官皮埃爾·奧古斯丁·胡林的号召，帶着當天早上從傷兵院運來的5門大炮，跟着他開往巴士底。
他們和要塞前的幾百名武裝平民聯合在一起，冒着炮火沖進了内院，對準正門架起了大炮。
這一招起了決定性作用。
司令官提出願意投降，但是守軍必須被赦免；可是憤怒的群衆根本不肯講什麼條件，繼續進行圍攻。
這時，德洛納似乎着了慌，威脅着要炸毀要塞，但是守衛的士兵勸阻了他，結果，他在絕望中下令放下大吊橋。
巴士底就這樣陷落了。
憤怒和勝利的群衆沖進巴士底要塞敞開的大門以後，并沒有更徹底和無區别地進行報複，這也許是令人驚奇的。
他們已經神經緊張地度過了好幾天，一直擔心着突如其來的襲擊和災難；他們認為某些領袖把他們出賣了；他們有150名以上的夥伴已經犧牲或負傷。
在110名守軍中，隻有六七人被殺死。
德洛納盡管已經領到去市政廳的安全通行證，卻在路上被打死了。
他的頭被人用屠刀割了下來。
殺死他的人狄諾，是康帕龍街上的一個廚師，盡管他聲明德洛納先踢了他，後來卻誇耀自己的勇敢，說他這樣做是一樁愛國的行為，應該獲得一枚勳章[36]。
德·弗勒塞爾由于不願意分發武器，引起了群衆的不滿，當他随着譴責他的人走出市政廳時，遭到了同樣的命運[37]。
這些群衆複仇的行動&mdash&mdash一星期以後又殺死了富龍和貝梯埃&mdash&mdash當然要被有些人挑出來，用它們來诋毀巴士底的進攻者，把他們說成是流浪漢、刑事犯或者是花錢在聖安東區小酒館中雇來的一群烏合之衆。
這是一種難以消滅的傳說；然而，不僅僅沒有支持這種傳說的證據，而且所有現存的資料都是對這種傳說的直接駁斥；我們當然也不應該隻滿足于把他們籠統地稱為&ldquo聖安東郊區工人&rdquo&ldquo人民&rdquo或者&ldquo整個巴黎&rdquo。
事實上，我們很少有這樣做的理由，因為直接參與進攻要塞的不過才幾百人，而且，至少在他們這種情形下，保存下來的證據足以使我們比較能看清楚他們的面貌。
後來被人們稱為&ldquo巴士底攻克者&rdquo的那些人，數目大約在800人到900人之間。
他們就是經過仔細查證以後，才被正式承認為曾經直接參與進攻要塞的那些人。
他們的名字被仔細編載在冊子上，并且分成三份名單保存到今天。
每份名單都在1790年各個不同時間經過制憲議會的承認[38]。
這些名單中有一份&mdash&mdash由&ldquo攻克者&rdquo的秘書斯塔尼拉-馬伊雅制訂和保存的那一份&mdash&mdash包括662名活下來的人，其中将近600名是平民[39]。
雖然它并不完全[40]，卻是僅有的一份可以滿足我們要求的名單，因為，我們隻有在這份名單上才能找到有關的那些人的住址和職業，乃至于所屬的軍事單位的記載。
當然，隻有根據這種證據，才能認清巴士底攻克者的社會地位或職業身份，而不必靠着猜測或者不确切的推論。
這裡面很少有富人，正如饒勒斯所說： 人們并沒有把那些放利為生者，那些資本家列入戰鬥者名單，盡管所進行的革命一部分也是為了他們。
[41] 名單中有3個制造場主、4個商人、釀酒商桑代爾、3名海軍軍官、4名被稱為&ldquo資産階級&rdquo的人，也許還有一小撮有錢的店主，其餘的人，除去61名兵士和15名國民自衛軍骠騎兵&mdash&mdash沒有列出他們的非軍事職業&mdash&mdash而外，幾乎全是小商販、工匠和工資勞動者。
這些人當中，約有三分之二是來自約30種小工業的小作坊老闆、工匠和幫工[42]；其餘的是從事制造、分配、建築、專門職業和一般行業的人[43]。
工資勞動者不是經常都能被明确地指出來，但是他們似乎（如我們在這種情況下應該預料到的）隻占絕對的少數：從事各種小手工藝的也許有60人，從事其他職業的也許有85人或90人[44]。
他們當中有一名婦女&mdash&mdash她叫瑪麗·夏潘提葉，是何塞恩的妻子，一個聖馬瑟勒郊區聖希波裡特教區的洗衣婦。
這些就是沒有被打死的人；關于所說的在圍攻中犧牲了的98個人的情況，我們知道的更少。
饒勒斯引用了記者路斯塔洛的話，他寫道：&ldquo有三十多個人在這場不幸中丢下了他的妻子兒女，現在這些家屬急待救濟。
&rdquo[45]此外還有證據表明：犧牲者中包括工資勞動者和城市貧民。
據哈代報道，7月18日人們曾在聖塞佛林教堂為胡西特大街上的刀匠幫工，31歲的查理·杜松舉行葬禮[46]。
此外，桑代爾的一個釀酒工人讓·馬利·塞爾瓦思·戈戎在7月14日下午帶着武器到巴士底去，這個17歲的青年也犧牲了[47]。
還有5個平民的屍體被運到警察局進行檢驗：他們包括聖安東郊區的一個制鞋匠幫工和馬保廣場附近諾耶大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