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789年7月
關燈
小
中
大
一個街燈點火夫；其餘的都沒有人來認屍，也沒有驗明他們是誰[48]。
至少在沒有死的人當中，絕大多數都是聖安東郊區的市民。
誠然，在635名已經查明籍貫的人中間，有400人是外省籍貫[49]；但是，他們大都已經變成了這一區的定居居民：在602名知道地址的人中間，不下425人住在該郊區的這一個或那一個教區[50]。
剩下的有60人來自聖日瓦、聖保羅和其他與巴士底毗鄰的西部各區，有30人來自中央各市場[51]，約12人來自聖馬瑟勒郊區。
從離巴士底一二英裡路以上的地方來的人寥寥可數：其中有一個來自聖端諾累郊區的鎖匠和一個來自馬爾斯教場附近格羅卡尤的洋鐵匠。
所有這些人，不管他們是來自聖安東郊區還是其他什麼地方，都絕不是流浪漢和無業遊民，而是有一定住所和職業的人。
或許更加令人驚奇的是，絕大部分巴士底攻克者都是作為新組成的資産階級武裝或巴黎國民自衛軍的地方單位的入伍者[52]帶着武器到巴士底去的。
當然，這不僅進一步反駁了所謂攻克者都是流浪漢或社會渣滓的無稽之談&mdash&mdash這種分子當然已被嚴格剔出民兵隊伍，而且也說明了這次圍攻可能遠不像一般人所說的那樣，是一個自發的事件。
不過，在較廣泛的意義上，我們可以同意密什勒的說法，這就是：攻打巴士底并不隻是和這件事最有直接關系的聖安東區幾百個市民的事情，它是全巴黎人民的事情。
在暴動達到最高潮時，也許有25萬巴黎人（有些人認為還要多）武裝了起來[53]。
但是，即使采信這種廣泛的觀點，我們也不應該忽視聖安東郊區和其他地區的廣大巴黎小手工藝者、商販和工資勞動者所起的作用。
由于好幾個月來生活費用上漲和随着危機的加深而日益相信三級會議給他們帶來的巨大希望正在遭受着貴族的陰謀破壞，這些人的革命情緒已經醞釀成熟。
雖然巴士底的陷落沒有多大軍事意義，可是卻具有極為深遠的政治影響。
國民議會被保全，并且得到了國王的承認，宮廷派開始瓦解，亞瓦多伯爵自願流亡。
在首都，政權轉移到選舉人委員會手中，委員們建立了市參議會，任命貝野為市長，拉斐德為國民自衛軍總司令。
7月17日國王親來巴黎，在市政廳受到勝利者的接待，為了表示默認這次事變的後果，他戴上了革命的紅白藍三色帽徽。
雖然在哈代看來，14日是&ldquo一個悲慘的日子&rdquo[54]，但這一周是群衆狂歡和彼此親切地互相擁抱的一周。
然而，這段時期并沒能持久。
革命雖已邁出決定性的一步，可是還遠沒有完成，慶祝和歡樂不久就為一系列新的嚴重而悲慘的事件所代替。
*** [1]查·希米特：《1788年的法國工業危機》（C.Schmidt，&ldquoLaCriseindustriellede1788enFrance&rdquo），載《曆史評論》，第97期（1908年），第78&mdash94頁。
不同的看法，可參看裡·卡昂：《1786年至1787年英法條約的新解釋》（L.Cahen，&ldquoUneNouvelleinterprétationdutraitefranco-anglaisde1786-7&rdquo），載《曆史評論》，第185期（1939年），第257&mdash285頁。
[2]喬治·勒菲富爾：《1789年》，第112頁。
[3]阿瑟·楊格：《法國和意大利遊記》（ArthurYoung，TravelsinFranceandItaly）（人人叢書，1915年倫敦版），第159頁。
[4]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8卷，第250頁。
[5]關于1789年6&mdash7月間的事件，曾經參考過下列權威著作：皮·卡隆：《1789年6&mdash7月的反革命陰謀》（P.Caron，&ldquoUneTentativedecontre-révolutionenjuin-juillet1789&rdquo），載《現代史評論》（Revued&rsquohistoiremoderne），第8卷（1906年至1907年），第5&mdash34、649&mdash678頁；讓·弗萊馬蒙：《1789年7月14日記事》（J.Flammermont，LaJournéedu14juillet1789），1892年巴黎版；普·沙韋：《1789年巴黎的暴動和巴士底監獄的攻占》（P.Chauvet，1789.L&rsquoinsurrectionparisienneetlaprisedelaBastille），1946年巴黎版；喬治·勒菲富爾：《1789年》，第107&mdash138頁；日·姆·湯普遜：《法國革命》（J.M.Thompson，TheFrenchRévolution），1943年牛津版，第45&mdash59頁。
文獻史料另行列明。
[6]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8卷，第342頁。
[7]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8卷，第362頁。
[8]《聖日爾曼亞培監獄事件概述》（Relationdecequis&rsquoestpasséàl&rsquoAbbayeSt.Germain），1789年巴黎版。
國立圖書館文件：Lb391882；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8卷，第373、383頁。
[9]國家檔案館文件：Y13818。
[10]5月1日，10名走私者在聖丹尼關卡上被捕，5月6日又有兩人因為引起騷動和侮辱收稅官被捕（國家檔案館文件：Y18795，第446&mdash447頁；18763）。
[11]國家檔案館文件：Zla886。
（可特别參看标明為《1790年3月29日及以後數日的關于燒毀關卡事件報告》）。
[12]國家檔案館文件：Y11987，15403。
[13]《1789年7月20日聖拉紮爾警區财務官的調查報告》。
國家檔案館文件：Z24691。
[14]索恩-盧瓦爾檔案館文件（Arch.Saône-et-Loilre）：B.705。
[15]國家檔案館文件：Z24691。
[16]大約50個這種人的名字出現在國家檔案館文件中，Y10634，對開本第149頁；10649，對開本第17&mdash21頁；18795，對開本第462頁；115181；12708；12218；14240；15101；15683。
[17]國家檔案館文件：Y12218，12698；C134，第8卷，第12宗；DⅥ6，第39号，第19宗。
[18]國家檔案館文件：Z24691。
[19]由于從阜爾斯和比塞特勒監獄釋放了囚犯，這些人很快就擴大了隊伍；不過，其中有些囚犯并不樂意享受這種自由，第二天又向警察局投案（國家檔案館文件：Y13454）。
[20]《貝野回憶錄》（MémoiresdeBailly）（1821年巴黎版，2卷本），第1卷，第267頁。
[21]國家檔案館文件：W12，對開本第197&mdash199頁（1789年7月15日的信）。
在7月14日，據哈代記錄，已經有3萬人編入隊伍（《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8卷，第386頁）；據巴那夫估計，到7月15日，入伍者已達48000人（同上），7月18日達9萬人（國家檔案館文件：W13，對開
至少在沒有死的人當中，絕大多數都是聖安東郊區的市民。
誠然，在635名已經查明籍貫的人中間，有400人是外省籍貫[49]；但是，他們大都已經變成了這一區的定居居民：在602名知道地址的人中間，不下425人住在該郊區的這一個或那一個教區[50]。
剩下的有60人來自聖日瓦、聖保羅和其他與巴士底毗鄰的西部各區，有30人來自中央各市場[51]，約12人來自聖馬瑟勒郊區。
從離巴士底一二英裡路以上的地方來的人寥寥可數：其中有一個來自聖端諾累郊區的鎖匠和一個來自馬爾斯教場附近格羅卡尤的洋鐵匠。
所有這些人，不管他們是來自聖安東郊區還是其他什麼地方，都絕不是流浪漢和無業遊民，而是有一定住所和職業的人。
或許更加令人驚奇的是，絕大部分巴士底攻克者都是作為新組成的資産階級武裝或巴黎國民自衛軍的地方單位的入伍者[52]帶着武器到巴士底去的。
當然，這不僅進一步反駁了所謂攻克者都是流浪漢或社會渣滓的無稽之談&mdash&mdash這種分子當然已被嚴格剔出民兵隊伍，而且也說明了這次圍攻可能遠不像一般人所說的那樣，是一個自發的事件。
不過，在較廣泛的意義上，我們可以同意密什勒的說法，這就是：攻打巴士底并不隻是和這件事最有直接關系的聖安東區幾百個市民的事情，它是全巴黎人民的事情。
在暴動達到最高潮時，也許有25萬巴黎人（有些人認為還要多）武裝了起來[53]。
但是，即使采信這種廣泛的觀點，我們也不應該忽視聖安東郊區和其他地區的廣大巴黎小手工藝者、商販和工資勞動者所起的作用。
由于好幾個月來生活費用上漲和随着危機的加深而日益相信三級會議給他們帶來的巨大希望正在遭受着貴族的陰謀破壞，這些人的革命情緒已經醞釀成熟。
雖然巴士底的陷落沒有多大軍事意義，可是卻具有極為深遠的政治影響。
國民議會被保全，并且得到了國王的承認，宮廷派開始瓦解，亞瓦多伯爵自願流亡。
在首都，政權轉移到選舉人委員會手中，委員們建立了市參議會，任命貝野為市長，拉斐德為國民自衛軍總司令。
7月17日國王親來巴黎，在市政廳受到勝利者的接待，為了表示默認這次事變的後果，他戴上了革命的紅白藍三色帽徽。
雖然在哈代看來，14日是&ldquo一個悲慘的日子&rdquo[54]，但這一周是群衆狂歡和彼此親切地互相擁抱的一周。
然而，這段時期并沒能持久。
革命雖已邁出決定性的一步，可是還遠沒有完成，慶祝和歡樂不久就為一系列新的嚴重而悲慘的事件所代替。
*** [1]查·希米特：《1788年的法國工業危機》（C.Schmidt，&ldquoLaCriseindustriellede1788enFrance&rdquo），載《曆史評論》，第97期（1908年），第78&mdash94頁。
不同的看法，可參看裡·卡昂：《1786年至1787年英法條約的新解釋》（L.Cahen，&ldquoUneNouvelleinterprétationdutraitefranco-anglaisde1786-7&rdquo），載《曆史評論》，第185期（1939年），第257&mdash285頁。
[2]喬治·勒菲富爾：《1789年》，第112頁。
[3]阿瑟·楊格：《法國和意大利遊記》（ArthurYoung，TravelsinFranceandItaly）（人人叢書，1915年倫敦版），第159頁。
[4]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8卷，第250頁。
[5]關于1789年6&mdash7月間的事件，曾經參考過下列權威著作：皮·卡隆：《1789年6&mdash7月的反革命陰謀》（P.Caron，&ldquoUneTentativedecontre-révolutionenjuin-juillet1789&rdquo），載《現代史評論》（Revued&rsquohistoiremoderne），第8卷（1906年至1907年），第5&mdash34、649&mdash678頁；讓·弗萊馬蒙：《1789年7月14日記事》（J.Flammermont，LaJournéedu14juillet1789），1892年巴黎版；普·沙韋：《1789年巴黎的暴動和巴士底監獄的攻占》（P.Chauvet，1789.L&rsquoinsurrectionparisienneetlaprisedelaBastille），1946年巴黎版；喬治·勒菲富爾：《1789年》，第107&mdash138頁；日·姆·湯普遜：《法國革命》（J.M.Thompson，TheFrenchRévolution），1943年牛津版，第45&mdash59頁。
文獻史料另行列明。
[6]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8卷，第342頁。
[7]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8卷，第362頁。
[8]《聖日爾曼亞培監獄事件概述》（Relationdecequis&rsquoestpasséàl&rsquoAbbayeSt.Germain），1789年巴黎版。
國立圖書館文件：Lb391882；哈代：《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8卷，第373、383頁。
[9]國家檔案館文件：Y13818。
[10]5月1日，10名走私者在聖丹尼關卡上被捕，5月6日又有兩人因為引起騷動和侮辱收稅官被捕（國家檔案館文件：Y18795，第446&mdash447頁；18763）。
[11]國家檔案館文件：Zla886。
（可特别參看标明為《1790年3月29日及以後數日的關于燒毀關卡事件報告》）。
[12]國家檔案館文件：Y11987，15403。
[13]《1789年7月20日聖拉紮爾警區财務官的調查報告》。
國家檔案館文件：Z24691。
[14]索恩-盧瓦爾檔案館文件（Arch.Saône-et-Loilre）：B.705。
[15]國家檔案館文件：Z24691。
[16]大約50個這種人的名字出現在國家檔案館文件中，Y10634，對開本第149頁；10649，對開本第17&mdash21頁；18795，對開本第462頁；115181；12708；12218；14240；15101；15683。
[17]國家檔案館文件：Y12218，12698；C134，第8卷，第12宗；DⅥ6，第39号，第19宗。
[18]國家檔案館文件：Z24691。
[19]由于從阜爾斯和比塞特勒監獄釋放了囚犯，這些人很快就擴大了隊伍；不過，其中有些囚犯并不樂意享受這種自由，第二天又向警察局投案（國家檔案館文件：Y13454）。
[20]《貝野回憶錄》（MémoiresdeBailly）（1821年巴黎版，2卷本），第1卷，第267頁。
[21]國家檔案館文件：W12，對開本第197&mdash199頁（1789年7月15日的信）。
在7月14日，據哈代記錄，已經有3萬人編入隊伍（《我的經曆，或大事見聞随錄》，第8卷，第386頁）；據巴那夫估計，到7月15日，入伍者已達48000人（同上），7月18日達9萬人（國家檔案館文件：W13，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