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革命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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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法國革命的傳統方法，是把它看成一個單一的長時期的事件，開始于1789年5月在凡爾賽舉行的三級會議，或者開始于7月巴士底監獄的陷落。
不過，近年來，曆史學家已經傾向于修正這種觀點，既把革命看成是一連串界限分明而又互相關聯的事件，又把革命爆發的日期推前兩年&mdash&mdash推到1787年5月，當時，貴人會議的解散引起了&ldquo貴族反叛&rdquo或&ldquo貴族革命&rdquo[1]。
把大革命看成是通過具有革命爆炸性的連鎖反應而逐漸展開的許多小規模革命運動的論點，毋庸在這裡詳加解釋；但是，關于革命爆發的日期問題，我們要談一談。
有人認為，&ldquo貴族反叛&rdquo應該看成是革命的真正一部分，因為強迫國王召開三級會議的是貴族和法院&mdash&mdash長袍貴族，如果沒有三級會議，就不會有1789年的革命；同時也是由于他們公開向君主專制挑戰，才把主要參加革命的各階級&mdash&mdash資産階級、農民和城市群衆&mdash&mdash吸引到活動中來[2]。
夏多布裡昂寫道：&ldquo貴族使革命開始，人民把革命完成。
&rdquo[3]就一切大革命都伴随着統治階級内部深刻的分裂和危機而言，這一論斷确實包含一條重要的普遍真理。
研究17世紀的學者将會在英國曆史中找到有趣的類似情況。
然而，這種論點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掀起&ldquo貴族反叛&rdquo的特權階級和君主專制之間的分裂雖然是深刻的，但并不是根本的；當包括資産階級和城鄉廣大群衆的第三等級的力量參加進來，支持他們自己的範圍更廣泛的要求時（像他們在1789年春天開始做的那樣），這些分裂便很快地得到了消弭。
根據這種觀點看來，隻有在農民、城市工匠與資産階級新聞記者、律師及三級會議代表的分散行動彙合成為1789年7月的共同鬥争時，革命爆發的真正時間才算到來[4]。
所以，本書中把&ldquo貴族反叛&rdquo看成是這場革命戲的前奏曲或正戲前的開鑼戲，而不是它的第一幕。
不過，我們并不否認它對于本書主題的深遠意義和特殊重要性：它不僅為第三等級的勝利直接鋪平道路，而且由于把城市群衆吸引到行動中來，使社會平靜時期告一段落（就巴黎而言，自12年前的&ldquo面粉戰&rdquo以來，一直或多或少地維持着這種社會平靜）。
這段新的社會緊張鬥争時期既包括革命的六年，也包括革命以前的兩年。
所以，我們對于巴黎革命群衆做比較廣泛的研究，必須從這時開始。
自法國在1778年參與美國獨立戰争以來，國家的财政一直陷于絕境。
1787年2月，幾乎空空如也的國庫和不斷增加的赤字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徹底的補救辦法：為了能立即找到某種解決财政問題的方案，專門召開了貴人會議。
财務總監卡龍提出了一系列影響重大的措施，包括擴大印花稅和普遍征收新土地稅在内。
正如杜爾果和内克爾在以前召集的貴人會議一樣，實際上，政府希望應邀參加會議的特權階級能夠做一種亡羊補牢的貢獻以挽救國家免于破産。
然而貴族有他們自己的不滿和要求，他們拒絕合作。
于是，卡龍在4月8日被免職，由塞恩和圖盧茲大主教洛默尼·德·布裡盎繼任，他很快就被提升為紅衣主教。
布裡盎的建議和卡龍的建議同樣地不能被接受，同樣地遭到了反對，這一回是貴人會議在5月25日被解散，接着便發生了&ldquo貴族反叛&rdquo。
就和以往經常發生的情況一樣，打頭炮的是憲法上對其權限規定得非常含混的巴黎法院。
巴黎法院一方面接受了布裡盎提出的放寬對糧食銷售與出口限制的計劃，并在抗議之下同意了印花稅；另一方面斷然拒絕給征收土地稅的法令注冊，并要求召開三級會議來讨論這一問題。
當8月在國王親臨法院的情況下照樣頒布了這些法令以後，各省法院群起支持巴黎法院，結果布裡盎被迫屈服：9月21日，撤銷了土地稅和印花稅的法令，被流放的巴黎法院法官幾天後又重新複職[5]。
法院重返首都這件事引起了群衆在多飛内廣場、哈萊街和其他通往法院的街道上舉行熱烈慶祝的場面。
8月開始出現反保王派的小冊子[6]，當局已經做好應變的準備。
裁判所周圍駐紮了500名巴黎近衛軍，還有一團法蘭西警衛軍作為支持。
哈代本人是法院的擁護者，他告訴我們：&ldquo一群狂熱的青年&rdquo聚集在新橋和它的通路上，放焰火鳴鞭炮，向軍隊扔石子，他們當中有裁判所的職員、多飛内廣場奢侈品行業的學徒和幫工。
9月28日，騷動達到最高潮，有幾名兵士被激怒而開了槍，那是法蘭西警衛軍的一名軍曹下了一道野蠻而有意思的命令：&ldquo給我開槍打這群流氓的屁股！&rdquo不過并沒有傷亡，隻有一個過路的律師被流彈打穿了大衣。
軍隊逮捕了5個年輕人，并在群衆紛紛嘲罵和繼續投擲石子的情況下，把他們押到倫巴底大街警務委員弗朗的辦公處去進行審訊[7]。
從弗朗的報告中，我們知道被捕者（其中有4人送進了阜爾斯監獄）中有兩人是小手工業學徒，兩人是金匠幫工，還有一個是裁縫師傅；兩人住在裁判所的緊鄰，另外兩人住在河對岸的大學區[8]。
騷亂持續了一星期，在這段時間内，人們在裁判所前廣場上點燃焰火，散發反對保王派的小冊子，焚燒卡龍和國王子女的女教師波列略伯爵夫人的肖像[9]。
最後，法院子4月3日發布告示，嚴禁一切在裁判所附近舉行集會和放焰火的活動[10]，嗣後運動便平息了&mdash&mdash不過，哈代還記下了之後的一次小騷動和直到11月12日還動員600名軍隊的事情[11]。
雖然時間拖得這樣長，但這仍是一次局部事件，并沒有得到廣泛的響應：參加的隻有一小部分資産階級，也許是因為面包價格一直穩定，所以郊區和市場并沒有卷入。
但是，在以後幾個月内，危機進一步加深了&mdash&mdash主要是因為實行杜爾果的自由貿易政策引起了糧食價格的飛漲。
為了解決财政危機，布裡盎采取了借債的權宜辦法，巴黎法院表示願意接受這種辦法，但必須召開三級會議。
談判在11月又告決裂，深得人心的奧爾良公爵和兩名法官被流放；當公爵在4月重返首都時，人們又放了另一場焰火來歡迎他[12]。
1788年5月，法院頒布公訴狀，指責包括密劄制在内的專制政府的整個制度，因而更受到人民的歡迎。
政府的回答是又一次派軍隊包圍了裁判所，強迫法官把他們的首領交給王家法官審判，并且頒布了掌玺大臣拉瑪揚拟定的六道敕令，這些法令限制法院的管轄範圍，削減法官人數，并賦予王家法庭和官吏以更大的法律權力；這一次隻是因為有軍隊在場，才阻止了憤怒的群衆沒有把王家法庭焚毀[13]。
随之而來的是一段新的暴動時期&mdash&mdash最初主要是在外省。
6月，在格累諾布和勒恩有群衆騷動；7月，在多飛内，貴族和第三等級聯合起來反對國王。
7月初，在巴黎老城内出現了以群衆暴動威脅國王的憤怒的傳單：&ldquo發抖吧，暴君，你的統治要結束了！&rdquo哈代擔心一場嚴重的群衆暴動眼看就要來臨[14]。
政府預見到局勢将進一步惡化，于8月初開始選拔新的團隊進駐首都附近的村莊&mdash&mdash這一次，政府害怕的不是裁判所的職員和學徒，而是市場和郊區的&ldquo賤民&rdquo[15]。
這種恐懼證明是有根據的。
政府被迫在風暴面前低頭，答應一定在1789年5月召開三級會議；8月24日，内克爾接替了布裡盎的職務，不久又召回了法院。
人們為了祝賀這雙重勝利，兩天後在多飛内廣場及其附近又一次舉行慶祝：在警衛軍眼前放起了大量鞭炮，點起焰火，群衆強迫坐車通過新橋的人向亨利四世騎馬像鞠躬緻敬，并高呼&ldquo打倒拉瑪揚！&rdquo但是，一種新的因素擴大了這些騷亂，使它們遠遠地超出了上一年的範圍。
8月17日，4磅重面包的價格在長期保持在9蘇以後，漲到9蘇半，20日漲到10蘇，9月2日漲到10蘇半，9月7日漲到11蘇[16]。
在第一次漲價以後，哈代注意到聖安東郊區已經有輕微的騷亂[17]；8月28日，市場和郊區的&ldquo工人&rdquo和&ldquo賤民&rdquo參加了兩天前裁判所職員在多飛内廣場發起的騷動，使騷動的整個性質發生了變化[18]。
第二天，騷動更為猛烈，并擴大到其他各區：新橋上和河兩岸的軍隊哨所遭到襲擊并被焚毀。
在此期
不過，近年來，曆史學家已經傾向于修正這種觀點，既把革命看成是一連串界限分明而又互相關聯的事件，又把革命爆發的日期推前兩年&mdash&mdash推到1787年5月，當時，貴人會議的解散引起了&ldquo貴族反叛&rdquo或&ldquo貴族革命&rdquo[1]。
把大革命看成是通過具有革命爆炸性的連鎖反應而逐漸展開的許多小規模革命運動的論點，毋庸在這裡詳加解釋；但是，關于革命爆發的日期問題，我們要談一談。
有人認為，&ldquo貴族反叛&rdquo應該看成是革命的真正一部分，因為強迫國王召開三級會議的是貴族和法院&mdash&mdash長袍貴族，如果沒有三級會議，就不會有1789年的革命；同時也是由于他們公開向君主專制挑戰，才把主要參加革命的各階級&mdash&mdash資産階級、農民和城市群衆&mdash&mdash吸引到活動中來[2]。
夏多布裡昂寫道：&ldquo貴族使革命開始，人民把革命完成。
&rdquo[3]就一切大革命都伴随着統治階級内部深刻的分裂和危機而言，這一論斷确實包含一條重要的普遍真理。
研究17世紀的學者将會在英國曆史中找到有趣的類似情況。
然而，這種論點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掀起&ldquo貴族反叛&rdquo的特權階級和君主專制之間的分裂雖然是深刻的，但并不是根本的；當包括資産階級和城鄉廣大群衆的第三等級的力量參加進來，支持他們自己的範圍更廣泛的要求時（像他們在1789年春天開始做的那樣），這些分裂便很快地得到了消弭。
根據這種觀點看來，隻有在農民、城市工匠與資産階級新聞記者、律師及三級會議代表的分散行動彙合成為1789年7月的共同鬥争時，革命爆發的真正時間才算到來[4]。
所以，本書中把&ldquo貴族反叛&rdquo看成是這場革命戲的前奏曲或正戲前的開鑼戲，而不是它的第一幕。
不過，我們并不否認它對于本書主題的深遠意義和特殊重要性：它不僅為第三等級的勝利直接鋪平道路，而且由于把城市群衆吸引到行動中來，使社會平靜時期告一段落（就巴黎而言，自12年前的&ldquo面粉戰&rdquo以來，一直或多或少地維持着這種社會平靜）。
這段新的社會緊張鬥争時期既包括革命的六年，也包括革命以前的兩年。
所以，我們對于巴黎革命群衆做比較廣泛的研究，必須從這時開始。
自法國在1778年參與美國獨立戰争以來，國家的财政一直陷于絕境。
1787年2月，幾乎空空如也的國庫和不斷增加的赤字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徹底的補救辦法：為了能立即找到某種解決财政問題的方案，專門召開了貴人會議。
财務總監卡龍提出了一系列影響重大的措施，包括擴大印花稅和普遍征收新土地稅在内。
正如杜爾果和内克爾在以前召集的貴人會議一樣，實際上，政府希望應邀參加會議的特權階級能夠做一種亡羊補牢的貢獻以挽救國家免于破産。
然而貴族有他們自己的不滿和要求，他們拒絕合作。
于是，卡龍在4月8日被免職，由塞恩和圖盧茲大主教洛默尼·德·布裡盎繼任，他很快就被提升為紅衣主教。
布裡盎的建議和卡龍的建議同樣地不能被接受，同樣地遭到了反對，這一回是貴人會議在5月25日被解散，接着便發生了&ldquo貴族反叛&rdquo。
就和以往經常發生的情況一樣，打頭炮的是憲法上對其權限規定得非常含混的巴黎法院。
巴黎法院一方面接受了布裡盎提出的放寬對糧食銷售與出口限制的計劃，并在抗議之下同意了印花稅；另一方面斷然拒絕給征收土地稅的法令注冊，并要求召開三級會議來讨論這一問題。
當8月在國王親臨法院的情況下照樣頒布了這些法令以後，各省法院群起支持巴黎法院，結果布裡盎被迫屈服：9月21日，撤銷了土地稅和印花稅的法令，被流放的巴黎法院法官幾天後又重新複職[5]。
法院重返首都這件事引起了群衆在多飛内廣場、哈萊街和其他通往法院的街道上舉行熱烈慶祝的場面。
8月開始出現反保王派的小冊子[6]，當局已經做好應變的準備。
裁判所周圍駐紮了500名巴黎近衛軍，還有一團法蘭西警衛軍作為支持。
哈代本人是法院的擁護者，他告訴我們：&ldquo一群狂熱的青年&rdquo聚集在新橋和它的通路上，放焰火鳴鞭炮，向軍隊扔石子，他們當中有裁判所的職員、多飛内廣場奢侈品行業的學徒和幫工。
9月28日，騷動達到最高潮，有幾名兵士被激怒而開了槍，那是法蘭西警衛軍的一名軍曹下了一道野蠻而有意思的命令：&ldquo給我開槍打這群流氓的屁股！&rdquo不過并沒有傷亡，隻有一個過路的律師被流彈打穿了大衣。
軍隊逮捕了5個年輕人，并在群衆紛紛嘲罵和繼續投擲石子的情況下，把他們押到倫巴底大街警務委員弗朗的辦公處去進行審訊[7]。
從弗朗的報告中，我們知道被捕者（其中有4人送進了阜爾斯監獄）中有兩人是小手工業學徒，兩人是金匠幫工，還有一個是裁縫師傅；兩人住在裁判所的緊鄰，另外兩人住在河對岸的大學區[8]。
騷亂持續了一星期，在這段時間内，人們在裁判所前廣場上點燃焰火，散發反對保王派的小冊子，焚燒卡龍和國王子女的女教師波列略伯爵夫人的肖像[9]。
最後，法院子4月3日發布告示，嚴禁一切在裁判所附近舉行集會和放焰火的活動[10]，嗣後運動便平息了&mdash&mdash不過，哈代還記下了之後的一次小騷動和直到11月12日還動員600名軍隊的事情[11]。
雖然時間拖得這樣長，但這仍是一次局部事件，并沒有得到廣泛的響應：參加的隻有一小部分資産階級，也許是因為面包價格一直穩定，所以郊區和市場并沒有卷入。
但是，在以後幾個月内，危機進一步加深了&mdash&mdash主要是因為實行杜爾果的自由貿易政策引起了糧食價格的飛漲。
為了解決财政危機，布裡盎采取了借債的權宜辦法，巴黎法院表示願意接受這種辦法，但必須召開三級會議。
談判在11月又告決裂，深得人心的奧爾良公爵和兩名法官被流放；當公爵在4月重返首都時，人們又放了另一場焰火來歡迎他[12]。
1788年5月，法院頒布公訴狀，指責包括密劄制在内的專制政府的整個制度，因而更受到人民的歡迎。
政府的回答是又一次派軍隊包圍了裁判所，強迫法官把他們的首領交給王家法官審判，并且頒布了掌玺大臣拉瑪揚拟定的六道敕令，這些法令限制法院的管轄範圍，削減法官人數，并賦予王家法庭和官吏以更大的法律權力；這一次隻是因為有軍隊在場，才阻止了憤怒的群衆沒有把王家法庭焚毀[13]。
随之而來的是一段新的暴動時期&mdash&mdash最初主要是在外省。
6月，在格累諾布和勒恩有群衆騷動；7月，在多飛内，貴族和第三等級聯合起來反對國王。
7月初，在巴黎老城内出現了以群衆暴動威脅國王的憤怒的傳單：&ldquo發抖吧，暴君，你的統治要結束了！&rdquo哈代擔心一場嚴重的群衆暴動眼看就要來臨[14]。
政府預見到局勢将進一步惡化，于8月初開始選拔新的團隊進駐首都附近的村莊&mdash&mdash這一次，政府害怕的不是裁判所的職員和學徒，而是市場和郊區的&ldquo賤民&rdquo[15]。
這種恐懼證明是有根據的。
政府被迫在風暴面前低頭，答應一定在1789年5月召開三級會議；8月24日，内克爾接替了布裡盎的職務，不久又召回了法院。
人們為了祝賀這雙重勝利，兩天後在多飛内廣場及其附近又一次舉行慶祝：在警衛軍眼前放起了大量鞭炮，點起焰火，群衆強迫坐車通過新橋的人向亨利四世騎馬像鞠躬緻敬，并高呼&ldquo打倒拉瑪揚！&rdquo但是，一種新的因素擴大了這些騷亂，使它們遠遠地超出了上一年的範圍。
8月17日，4磅重面包的價格在長期保持在9蘇以後，漲到9蘇半，20日漲到10蘇，9月2日漲到10蘇半，9月7日漲到11蘇[16]。
在第一次漲價以後，哈代注意到聖安東郊區已經有輕微的騷亂[17]；8月28日，市場和郊區的&ldquo工人&rdquo和&ldquo賤民&rdquo參加了兩天前裁判所職員在多飛内廣場發起的騷動，使騷動的整個性質發生了變化[18]。
第二天，騷動更為猛烈，并擴大到其他各區：新橋上和河兩岸的軍隊哨所遭到襲擊并被焚毀。
在此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