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革命的前奏
關燈
小
中
大
間，1775年5月的平亂&ldquo英雄&rdquo貝朗元帥，受命指揮首都全部駐軍，并下令近衛軍要以武力對付武力。
當晚，在格累夫廣場舉行示威的600多人遭到巴黎近衛軍射擊，有七八人被擊斃[19]，其餘的人被驅散。
巴黎有半個月是比較平靜的。
但是，在9月14日，不得人心的拉瑪揚被免職這件事引起了一系列新的騷亂，斷斷續續地拖延到月底。
群衆得以在多少不受幹擾的情況下，在新橋上高呼亨利四世萬歲，在格累夫廣場焚燒拉瑪揚的肖像以表達他們的滿意心情；但是，群衆企圖襲擊聖馬丁街那邊的巴黎近衛軍司令杜布瓦爵士的市内住宅時，卻引起了一場可怕的屠殺，當時軍隊向被圍在狹窄的梅萊街上的群衆開槍射擊&mdash&mdash據哈代說，有50人死亡，25人被捕，不過這種說法似乎有些誇大[20]。
一星期後，法院回首都一事引起進一步的騷亂。
這一次，在大學區發生了一場流血沖突，在那裡，有200名青年拿着火炬和月桂花束高呼&ldquo亨利四世萬歲！法院萬歲！打倒四條腿的壞蛋[21]&rdquo，這時法蘭西警衛軍在哈普街向他們發動襲擊，造成若幹傷亡[22]。
9月30日，杜布瓦爵士在接受一萬裡弗獎金和彼龍涅武官勳位後提出辭呈，騷亂也就告一結束[23]。
後來，最高法院和巴黎警察局編制了由于這些暴動而負傷、被捕或被判刑者的名單，這些名單使我們了解到那些參加暴動的是什麼人和他們來自哪些地區。
約有50個人注明了職業，其中24名是幫工、學徒、體力勞動者和其他工資勞動者；10名是手工業作坊老闆；16人是小商販和小店主。
他們大多數來自騷亂的主要中心&mdash&mdash老城區、聖日爾曼郊區和首都中央及北城各區。
奇怪的是，盡管哈代堅持說聖安東郊區的&ldquo賤民&rdquo曾經在8月末參加了暴動，但是這些人當中沒有一個是從這個區來的[24]。
總的說來，這些記錄表明：巴黎的無套褲黨人已經作為決定性力量參加了反對政府的鬥争，但是還沒有作為資産階級的同盟軍來參加；真正的革命危機還沒有到來。
1788年至1789年的冬天，這種情況有了發展，并且使各階級做了一次徹底的重新配備。
當時發生普遍歉收現象，7月，在巴黎地區，一場意外的雹災打壞了谷物。
随之而來的是一個特别寒冷的冬天，因此使成千上萬的人失業，并進一步使成千上萬的鄉村居民湧進了首都；12月，據哈代記載有8萬人失業。
巴黎市場上4磅重面包的價格在11月8日上漲到12蘇，28日漲到13蘇，12月11日漲到14蘇，最後，在2月1日漲到了14蘇半；直到巴士底監獄陷落前，面包一直保持這個價格[25]。
與此同時，資産階級登上了革命舞台。
沖突的原因深深植根于舊制度中。
一方面，近百年來，殖民地貿易、土地價值和奢侈品的消費已經大大增加；另一方面，資本投資和制造業的擴展到處受到特權組織、封建地主和政府的限制，限制資本家的根本自由：雇用勞動力的自由，生産的自由和購買與銷售的自由。
不過，雖然是由于這種深刻的社會對立，才使得接着發生的沖突終于變得十分尖銳和得到那樣的結局，但是，資産階級和特權階級的沖突，在開始時仍是從三級會議的代表和表決問題上引起的。
巴黎最高法院在9月已經開始失去其作為人民自由代言人的聲譽，因為它要求三級會議應該按照1614年的方式組成，也就是說每一個等級應該選出同樣多的代表，并且以等級為單位進行表決。
12月，王族發表宣言，更加直接地表示他們要堅持維護自己的特權。
然而，内克爾說服了國務會議準許第三等級選出名額多一倍的代表；可是，關于&ldquo以人為單位&rdquo（如資産階級所要求）或者&ldquo以等級為單位&rdquo（如貴族和僧侶所堅持）來進行表決的問題仍然懸而未決，這終于在勒恩地方導緻了貴族和平民之間的流血沖突。
到1月，各種力量的重新配備已經日趨明顯，馬勒·杜班注意到，這時已經不再是國王和特權階級之間的立憲沖突問題，而是&ldquo一場第三等級和另外兩個等級的戰争&rdquo[26]。
2月，修道院院長西哀士的小冊子《什麼是第三等級？》出版以後，把沖突推到更高潮；在這本小冊子中，資産階級第一次要求掌握國家的命運，而不顧及其他等級的願望或特權。
就是在這種危機加深和政局動蕩的情形下，聖安東郊區在4月末發生了累維伊揚騷動；這些騷動被人們稱為革命的第一次群衆大暴動[27]，雖然把它們叫作舊制度下的最後一次暴動也未嘗不可。
累維伊揚是一個獲得成功的糊牆紙制造場主，他的總廠坐落在聖安東郊區大街附近的蒙特婁街上，約雇用有350名工人。
他曾經因為對工業有貢獻而獲得過王家勳章。
他很有錢，他的圖書館裡有5萬卷藏書，據說，單是他的家具就值5萬裡弗，而他的酒窖甚至在暴動中被搶劫後，還有兩千瓶酒完整無損。
他有一個好雇主的名譽：他聲稱自己的工人中沒有一個人的日工資少于25蘇，而一個工人領取20蘇以下的工資在當時仍然是平常的事；在1788年至1789年那一個特别寒冷的冬天，當工業由于缺乏燃料幾乎完全停頓的時候，他曾經付給200名暫時被解雇的工人以每日15蘇的失業工資[28]。
那麼，何以這樣一位完全的公民、善良的雇主和當地選舉人會議中受尊敬的代表會變成聖安東區的幫工和工人暴力破壞的對象呢？讓我們簡略地研究一番以下的事實。
4月23日，累維伊揚在聖馬格裡特區選舉人會議上發表了一篇演說，他在演說中抱怨生産成本過高和高額工資給工業增加了負擔；他是否曾主張削減工資這一點不能肯定，但是他似乎很惋惜工人每天領15蘇就行了的日子已成過去。
同一天，在孤兒區（也在聖安東郊區）的會議上，科特街的一個香粉制造場主亨利奧表示了類似的看法。
不論說這些話的動機如何，它們都立刻引起了這一區工資勞動者自發的不滿，這種情況從巴黎警察局長梯魯·德·克羅納第二天早晨向路易十六呈遞的報告上可以明顯地看出： 〔他報告說〕昨晚十時左右，聖安東郊區某處發生某些輕微騷動；騷動隻是某些工人對兩個制造場主表示不滿，這兩個人曾在聖馬格裡特會議上對工資定額發表了輕率的評論。
[29] 在暫時平靜之後，于27日又吹起了風暴，這一天是星期一，是工人的休息日。
據梯魯·德·克羅納報告，下午3時，有五六百名工人聚集在巴士底獄附近；他們把累維伊揚的肖像吊起來以後，又舉着這兩個制造場主的假人像在首都各處遊行[30]。
當天下午，哈代（他的書鋪&ldquo金柱書店&rdquo設在聖雅各大街，這個位置最便于看到這些遊行隊伍）在日記中記的是，&ldquo叛亂&rdquo已經蔓延到巴黎聖母院區；後來，他在聖日納維葉山大街上，遇到了幾百名工人，手持棍棒，以鼓手為前導；他們在聖馬瑟勒郊區補充了生力軍以後，便回到市政廳前的格累夫廣場，人數達到3000人[31]。
以後有三個第三等級選舉人描寫他們那天傍晚和示威者相遇的情況，示威者當時正再度出發前往聖馬瑟勒郊區；他們三個人把示威者勸散了[32]。
但是，不久以後，群衆又在蒙特婁大街累維伊揚工場附近聚集起來，當他們發現累維伊揚的住宅已經有50名王家輕騎兵團的兵士守衛時，便前往附近科特街上的亨利奧住宅，搗毀了他的家具和私人物品。
後來，軍隊驅散了他們&mdash&mdash并沒有人死亡（據梯魯·德·克羅納說）。
除去駐紮在累維伊揚住宅附近的衛隊以外，另有100人一隊的兩個分隊被調來守衛聖安東郊區各處，并且從瘋人院地方調來100名騎兵作為應付緊急情況的預備隊。
當局派出了這些兵力以後，認為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33]。
但是，第二天早晨，又發生了騷動并蔓延到更廣大的地區，使戶主們感到非常驚慌。
當更多的軍隊被調來時，一群群工人在各區用說服或威脅的方法召集到了新的支持者。
當天的碼頭上沒有人做工，工場工人和作坊幫工剛一過午就來到了街上，許多人加入騷動者的隊伍。
警察局發出明确指示，要強迫雷依裡大街的王家玻璃制造廠（離累維伊揚的工場隻有200碼遠）的500名工人繼續工作；但是，巡行各處的人群破門而入，勸說或強迫工人們參加他們的隊伍。
在大教堂區，有人企圖把工人從他們的住所中拉出來[34]。
根據哈代所記，到5點時，
當晚，在格累夫廣場舉行示威的600多人遭到巴黎近衛軍射擊，有七八人被擊斃[19]，其餘的人被驅散。
巴黎有半個月是比較平靜的。
但是，在9月14日，不得人心的拉瑪揚被免職這件事引起了一系列新的騷亂，斷斷續續地拖延到月底。
群衆得以在多少不受幹擾的情況下，在新橋上高呼亨利四世萬歲，在格累夫廣場焚燒拉瑪揚的肖像以表達他們的滿意心情；但是，群衆企圖襲擊聖馬丁街那邊的巴黎近衛軍司令杜布瓦爵士的市内住宅時，卻引起了一場可怕的屠殺，當時軍隊向被圍在狹窄的梅萊街上的群衆開槍射擊&mdash&mdash據哈代說，有50人死亡，25人被捕，不過這種說法似乎有些誇大[20]。
一星期後，法院回首都一事引起進一步的騷亂。
這一次，在大學區發生了一場流血沖突，在那裡，有200名青年拿着火炬和月桂花束高呼&ldquo亨利四世萬歲！法院萬歲！打倒四條腿的壞蛋[21]&rdquo，這時法蘭西警衛軍在哈普街向他們發動襲擊，造成若幹傷亡[22]。
9月30日，杜布瓦爵士在接受一萬裡弗獎金和彼龍涅武官勳位後提出辭呈，騷亂也就告一結束[23]。
後來，最高法院和巴黎警察局編制了由于這些暴動而負傷、被捕或被判刑者的名單，這些名單使我們了解到那些參加暴動的是什麼人和他們來自哪些地區。
約有50個人注明了職業，其中24名是幫工、學徒、體力勞動者和其他工資勞動者；10名是手工業作坊老闆；16人是小商販和小店主。
他們大多數來自騷亂的主要中心&mdash&mdash老城區、聖日爾曼郊區和首都中央及北城各區。
奇怪的是，盡管哈代堅持說聖安東郊區的&ldquo賤民&rdquo曾經在8月末參加了暴動，但是這些人當中沒有一個是從這個區來的[24]。
總的說來，這些記錄表明：巴黎的無套褲黨人已經作為決定性力量參加了反對政府的鬥争，但是還沒有作為資産階級的同盟軍來參加；真正的革命危機還沒有到來。
1788年至1789年的冬天，這種情況有了發展，并且使各階級做了一次徹底的重新配備。
當時發生普遍歉收現象，7月，在巴黎地區，一場意外的雹災打壞了谷物。
随之而來的是一個特别寒冷的冬天，因此使成千上萬的人失業，并進一步使成千上萬的鄉村居民湧進了首都；12月，據哈代記載有8萬人失業。
巴黎市場上4磅重面包的價格在11月8日上漲到12蘇，28日漲到13蘇，12月11日漲到14蘇，最後，在2月1日漲到了14蘇半；直到巴士底監獄陷落前，面包一直保持這個價格[25]。
與此同時，資産階級登上了革命舞台。
沖突的原因深深植根于舊制度中。
一方面，近百年來，殖民地貿易、土地價值和奢侈品的消費已經大大增加；另一方面，資本投資和制造業的擴展到處受到特權組織、封建地主和政府的限制，限制資本家的根本自由：雇用勞動力的自由，生産的自由和購買與銷售的自由。
不過，雖然是由于這種深刻的社會對立，才使得接着發生的沖突終于變得十分尖銳和得到那樣的結局，但是，資産階級和特權階級的沖突，在開始時仍是從三級會議的代表和表決問題上引起的。
巴黎最高法院在9月已經開始失去其作為人民自由代言人的聲譽，因為它要求三級會議應該按照1614年的方式組成，也就是說每一個等級應該選出同樣多的代表，并且以等級為單位進行表決。
12月，王族發表宣言，更加直接地表示他們要堅持維護自己的特權。
然而，内克爾說服了國務會議準許第三等級選出名額多一倍的代表；可是，關于&ldquo以人為單位&rdquo（如資産階級所要求）或者&ldquo以等級為單位&rdquo（如貴族和僧侶所堅持）來進行表決的問題仍然懸而未決，這終于在勒恩地方導緻了貴族和平民之間的流血沖突。
到1月，各種力量的重新配備已經日趨明顯，馬勒·杜班注意到，這時已經不再是國王和特權階級之間的立憲沖突問題，而是&ldquo一場第三等級和另外兩個等級的戰争&rdquo[26]。
2月，修道院院長西哀士的小冊子《什麼是第三等級？》出版以後，把沖突推到更高潮；在這本小冊子中，資産階級第一次要求掌握國家的命運，而不顧及其他等級的願望或特權。
就是在這種危機加深和政局動蕩的情形下，聖安東郊區在4月末發生了累維伊揚騷動；這些騷動被人們稱為革命的第一次群衆大暴動[27]，雖然把它們叫作舊制度下的最後一次暴動也未嘗不可。
累維伊揚是一個獲得成功的糊牆紙制造場主，他的總廠坐落在聖安東郊區大街附近的蒙特婁街上，約雇用有350名工人。
他曾經因為對工業有貢獻而獲得過王家勳章。
他很有錢，他的圖書館裡有5萬卷藏書，據說，單是他的家具就值5萬裡弗，而他的酒窖甚至在暴動中被搶劫後，還有兩千瓶酒完整無損。
他有一個好雇主的名譽：他聲稱自己的工人中沒有一個人的日工資少于25蘇，而一個工人領取20蘇以下的工資在當時仍然是平常的事；在1788年至1789年那一個特别寒冷的冬天，當工業由于缺乏燃料幾乎完全停頓的時候，他曾經付給200名暫時被解雇的工人以每日15蘇的失業工資[28]。
那麼，何以這樣一位完全的公民、善良的雇主和當地選舉人會議中受尊敬的代表會變成聖安東區的幫工和工人暴力破壞的對象呢？讓我們簡略地研究一番以下的事實。
4月23日，累維伊揚在聖馬格裡特區選舉人會議上發表了一篇演說，他在演說中抱怨生産成本過高和高額工資給工業增加了負擔；他是否曾主張削減工資這一點不能肯定，但是他似乎很惋惜工人每天領15蘇就行了的日子已成過去。
同一天，在孤兒區（也在聖安東郊區）的會議上，科特街的一個香粉制造場主亨利奧表示了類似的看法。
不論說這些話的動機如何，它們都立刻引起了這一區工資勞動者自發的不滿，這種情況從巴黎警察局長梯魯·德·克羅納第二天早晨向路易十六呈遞的報告上可以明顯地看出： 〔他報告說〕昨晚十時左右，聖安東郊區某處發生某些輕微騷動；騷動隻是某些工人對兩個制造場主表示不滿，這兩個人曾在聖馬格裡特會議上對工資定額發表了輕率的評論。
[29] 在暫時平靜之後，于27日又吹起了風暴，這一天是星期一，是工人的休息日。
據梯魯·德·克羅納報告，下午3時，有五六百名工人聚集在巴士底獄附近；他們把累維伊揚的肖像吊起來以後，又舉着這兩個制造場主的假人像在首都各處遊行[30]。
當天下午，哈代（他的書鋪&ldquo金柱書店&rdquo設在聖雅各大街，這個位置最便于看到這些遊行隊伍）在日記中記的是，&ldquo叛亂&rdquo已經蔓延到巴黎聖母院區；後來，他在聖日納維葉山大街上，遇到了幾百名工人，手持棍棒，以鼓手為前導；他們在聖馬瑟勒郊區補充了生力軍以後，便回到市政廳前的格累夫廣場，人數達到3000人[31]。
以後有三個第三等級選舉人描寫他們那天傍晚和示威者相遇的情況，示威者當時正再度出發前往聖馬瑟勒郊區；他們三個人把示威者勸散了[32]。
但是，不久以後，群衆又在蒙特婁大街累維伊揚工場附近聚集起來，當他們發現累維伊揚的住宅已經有50名王家輕騎兵團的兵士守衛時，便前往附近科特街上的亨利奧住宅，搗毀了他的家具和私人物品。
後來，軍隊驅散了他們&mdash&mdash并沒有人死亡（據梯魯·德·克羅納說）。
除去駐紮在累維伊揚住宅附近的衛隊以外，另有100人一隊的兩個分隊被調來守衛聖安東郊區各處，并且從瘋人院地方調來100名騎兵作為應付緊急情況的預備隊。
當局派出了這些兵力以後，認為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33]。
但是，第二天早晨，又發生了騷動并蔓延到更廣大的地區，使戶主們感到非常驚慌。
當更多的軍隊被調來時，一群群工人在各區用說服或威脅的方法召集到了新的支持者。
當天的碼頭上沒有人做工，工場工人和作坊幫工剛一過午就來到了街上，許多人加入騷動者的隊伍。
警察局發出明确指示，要強迫雷依裡大街的王家玻璃制造廠（離累維伊揚的工場隻有200碼遠）的500名工人繼續工作；但是，巡行各處的人群破門而入，勸說或強迫工人們參加他們的隊伍。
在大教堂區，有人企圖把工人從他們的住所中拉出來[34]。
根據哈代所記，到5點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