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向凡爾賽進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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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時，這種不尊敬在市場中已經是普遍的了[21]。
一個月後，哈代注意到，在聖母升天節，一支宗教儀仗隊伍在巴黎聖母院附近遭到了&ldquo打倒教士階級！&rdquo和&ldquo把他們吊上燈柱&rdquo這類口号的威脅[22]。
9月末，在波雪裡的聖雅各教堂和聖尼古拉廣場教堂（兩個教堂都位于中央市場區）發生的事件表明，在一般&ldquo賤民&rdquo中反教士情緒正在增長。
當聖雅各教堂的神父因為沒有得到23裡弗的全部報酬而拒絕埋葬一個木匠幫工時，群衆憤怒地沖進了教堂，神父被迫屈服，最後，在集合起來的群衆的喝彩聲中，為死者舉行了莊嚴的亡人彌撒。
附近聖尼古拉廣場教堂的唱經班指導宣布他自己由于參加這個葬禮已被免職，這時群衆的情緒很快又轉為憤怒。
大批群衆沖進這個教堂，威脅着要吊死神父；後來，靠了國民自衛軍的力量，在逮捕了一個暴動者和答應使唱經班指導複職以後，群衆才散去[23]。
對教會僧侶的這種極端敵視&mdash&mdash首先起因于繳納什一稅或者埋葬費等經濟問題&mdash&mdash對将來當然具有重要意義。
哈代對于各區市場婦女、洗衣婦、商販和工人幾乎每天舉行的宗教遊行的紀律和盛大規模表示驚恐，也許是有充分理由的；在8月和9月，經常有這樣的遊行，蜿蜒通過聖雅各大街，去到新建造的聖日讷維葉教堂舉行謝恩祈禱的儀式。
雖然這些遊行具有半宗教的目的，但這些市場和郊區&ldquo賤民&rdquo的大規模遊行示威已經對向凡爾賽進軍作了預先的嘗試。
哈代在寫到聖安東郊區于9月中旬舉行的有1200人參加的遊行時，似乎已經感覺到了這種潛伏的可能，他寫道： 許多人都發現，從遊行的布置、參加者成分和盛大規模看來，這裡面蘊藏着某些可怕的東西。
凡是有見識的人都看到了公衆這些動作十分荒謬，它們的進行既不可能被打斷，而它們的動機不幸也不是完全出于虔誠[24]。
4磅重面包的價格在7月22日曾經從14蘇半回降到13蘇半[25]。
接着來的平靜時期并沒有持續多久。
8月初，由面包漲價或缺少而引起的群衆運動時斷時續地發生，一直繼續到11月。
運動所采取的形式是，用暴力行動對付面包商和被認為是囤積居奇者，舉行抗議集會或派代表去見市政當局。
8月2日，巴黎北邊聖丹尼區區長助理夏特耳被一群憤怒的小商販、手工業者和工資勞動者殺死：據他們說，他曾經人為地造成糧食的缺乏，并且用輕蔑侮辱的口吻拒絕降低面包售價&mdash&mdash他說&ldquo不應該讓這些賤民吃上2蘇一磅的面包&rdquo。
夏特耳似乎被趕到了教區教堂的尖塔上，在那裡被人刺死，他的頭被一個普羅凡斯聯隊的士兵割了下來。
這次兇殺的結果，有21個人（包括4名婦女）被捕，他們當中有2名工匠師傅、4名商販、9名工資勞動者。
另外還有18個人逃走了，受到缺席控告，其中有12名是工資勞動者。
1790年4月，查出了他們當中的兩個人&mdash&mdash一名印刷工人和一名裁縫幫工&mdash&mdash有罪，他們的假人像被吊上絞架[26]。
8月8日，在市政廳外舉行大示威以後，4磅重面包價格又降低到12蘇[27]。
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收獲。
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這樣的減價意味着一個建築工人在2月和7月之間必須花費80%的實際工資去購買面包，現在隻用收入的67%就可以買到同樣多的面包；再如一個鎖匠或木匠幫工（他們掙的工資比一個累維伊揚工場工人多一倍）以往要花48%的收入購買面包，現在隻要用40%[28]。
因此，在8月的第二或第三周，哈代能夠報道說面包危機已告平息：供應比以往充足，面粉的質量有了改進，武裝衛兵也從面包房撤走[29]。
但是，在8月21日，再度發生十分嚴重的危機：當時收成很好，但是由于長期幹旱，磨坊主不能夠磨他們的谷物。
面包價格仍然保持穩定，但是引起的供應奇缺局面造成了饑餓，使人們排在市場和店鋪門前的隊伍越來越長。
8月24日，高松納裡大街上一個假發匠師傅由于以可怕的&ldquo吊上燈柱&rdquo的話威脅一個面包商而被控告；25日，巴塞杜蘭帕大街上一個銅匠因為辱罵市政廳故意造成面粉缺乏而被捕；兩天以後，一個家庭仆役在排隊購買面包時被捕，受到制造騷亂的控告[30]。
以後又是短時期的平靜；但是在9月1日，衛兵又在面包房門口出現，在那個月内一直守衛了16天。
同時，哈代氣憤地抱怨說，他的口糧被降低到隻能購買&ldquo半個味道很壞的4磅重面包&rdquo[31]。
9月3日，在弗隆納裡大街上，一個蓋屋頂的幫工被捕，因為他公開攻擊拉斐德參與制造面粉缺乏和擡高面粉價格的陰謀&mdash&mdash他說：&ldquo他是一個叛徒；他給自己準備下了繩子，應該把他絞死。
&rdquo[32]&ldquo饑餓協定&rdquo又回來複仇了。
當工人們因排隊購買面包而損失了他們的日工資的一部分時，他們的精神失去了常态。
〔哈代寫道〕為了獲得面包，人們竟把家裡的女人趕開，他們甚至虐待婦女，以使自己首先吃上面包。
[33] 9月13日，在凡爾賽發生了一次面包暴動，憤怒的群衆企圖把一個面包商吊死，因為他以18蘇的價錢把好面包賣給有錢的顧客而以較低的價錢把壞面包賣給其餘的人。
在危急萬分的時候，當地的民兵恰好趕來割斷了面包商的絞索。
&ldquo為安定人心&rdquo，國王都出面了。
有幾個人受傷，有21人被捕，其中有3個人在10天後被絞死[34]。
這時候，婦女們開始加入運動。
面包危機特别關系她們的切身利益，從這時起，在運動中起主導作用的便是婦女，而不是男人。
9月16日，據哈代記載，婦女們在夏約截住裝載糧食的五輛大車，把它們帶到巴黎市政廳。
17日中午，憤怒的婦女包圍市政廳控訴面包商的行為；貝野和市政會議接見了她們。
據哈代記載：&ldquo婦女們大吵大嚷說：男人們什麼都不管，現在婦女們要來管這些事了。
&rdquo第二天，市政廳又被包圍，當局作出了保證。
同一天晚上，哈代看見婦女們在特羅瓦·馬利廣場截住一輛糧食車。
把它押到當地區政府裡[35]。
這一運動一直繼續到10月5日的政治示威前後[36]。
同時，和6月一樣，為了應對在凡爾賽發生的宮廷與國民議會之間争執不下的局面，巴黎已經開始發展起一個政治運動。
帶頭的仍是奧爾良公爵周圍的記者和律師，他們的總部就設在羅亞爾宮。
按照馬迪厄的說法，在巴黎的&ldquo愛國派&rdquo中間起領導作用的是杜波爾、德姆連、丹敦和《巴黎革命》的主編路斯塔洛；馬拉和他的《人民之友》，和往常一樣，仍然是單獨行動。
正是這批人通過他們的報紙、俱樂部和自己的選區，提出并擴大宣傳這樣的口号：應該使國王離開凡爾賽宮廷的陰謀，并把他帶回巴黎來[37]。
國王應該回到首都，住到&ldquo美好的巴黎市&rdquo他的臣民中間來，這并不是一個新的想法：在巴黎第三等級的《陳情表》和7月份的一本小冊子裡已經看到這種意見。
當路易十六在7月16日來到革命的首都時，許多向他高聲歡呼的人大概都有這種想法。
現在，為了應對新的特殊的政治局勢，這種想法又得到了複活，而且比以往更為堅持。
當前的問題是&ldquo否決權&rdquo問題&mdash&mdash也就是根據凡爾賽正在讨論中的憲法，國王是否應該擁有修改、保留或根本否決國民議會的立法提案的權力。
大體說來，右派或者溫和派希望授予國王以絕對否決權，而以巴那夫為首的&ldquo愛國派&rdquo則主張國民議會有最高的立法權；不過，和他們的羅亞爾宮的盟友不一樣，他們準備靠贊成妥協的中間派的幫助來進行談判。
8月末，當這種談判正在進行時，據說杜索院士曾宣布，為了打開僵局，必須使國王回到巴黎來，必要時可以使用暴力。
三天以後，當談判破裂時，杜波爾在羅亞爾宮發動了一個反對否決權的公開運動，而德姆連雖然沒有得到巴那夫的同意，卻提出了國王必須回到首都的口号。
羅亞爾宮的極端&ldquo愛國派&rdquo就這樣（也許有國民議會的某種秘密支持）企圖加緊進攻，其結果是：企圖在8月的最後一天第一次發動向凡爾賽進軍，但是沒有成功。
這是一個真相不明的事件，可是從警察局的警察報告看來，在這次事件中起主導作用的是聖杜律治侯爵、坦托男爵、修道院長柏納、某一個叫聖日尼的人以及伏依咖啡館的主顧們等。
在警察眼中，這座咖啡館是&ldquo破壞公共安甯的騷亂分子的集會之所&rdquo，在别人眼中，這是&ldquo商人和資本家的社交中心&rdquo。
[38]看來，也曾有一個代表團企圖說服巴黎公社發布一項要求國王回到羅浮宮的聲明[39]；并曾有人在羅亞爾宮和伏依咖啡館發表演說，号召大家敲響警鐘，各區進入警戒狀态，并把市民武裝起來。
自然，這些手段所要達到的具體目的是非常明顯的：據說修道院長柏納曾在伏依咖啡館說過下面一段話： 必須到凡爾賽去尋找國王和王儲，把他們送回巴黎的圖伊勒裡宮，置于巴黎人和全國的保護之下。
雖然他事後否認這樣說過，但他承認
一個月後，哈代注意到，在聖母升天節，一支宗教儀仗隊伍在巴黎聖母院附近遭到了&ldquo打倒教士階級！&rdquo和&ldquo把他們吊上燈柱&rdquo這類口号的威脅[22]。
9月末，在波雪裡的聖雅各教堂和聖尼古拉廣場教堂（兩個教堂都位于中央市場區）發生的事件表明，在一般&ldquo賤民&rdquo中反教士情緒正在增長。
當聖雅各教堂的神父因為沒有得到23裡弗的全部報酬而拒絕埋葬一個木匠幫工時，群衆憤怒地沖進了教堂，神父被迫屈服，最後，在集合起來的群衆的喝彩聲中，為死者舉行了莊嚴的亡人彌撒。
附近聖尼古拉廣場教堂的唱經班指導宣布他自己由于參加這個葬禮已被免職，這時群衆的情緒很快又轉為憤怒。
大批群衆沖進這個教堂，威脅着要吊死神父；後來，靠了國民自衛軍的力量，在逮捕了一個暴動者和答應使唱經班指導複職以後，群衆才散去[23]。
對教會僧侶的這種極端敵視&mdash&mdash首先起因于繳納什一稅或者埋葬費等經濟問題&mdash&mdash對将來當然具有重要意義。
哈代對于各區市場婦女、洗衣婦、商販和工人幾乎每天舉行的宗教遊行的紀律和盛大規模表示驚恐，也許是有充分理由的；在8月和9月，經常有這樣的遊行，蜿蜒通過聖雅各大街，去到新建造的聖日讷維葉教堂舉行謝恩祈禱的儀式。
雖然這些遊行具有半宗教的目的，但這些市場和郊區&ldquo賤民&rdquo的大規模遊行示威已經對向凡爾賽進軍作了預先的嘗試。
哈代在寫到聖安東郊區于9月中旬舉行的有1200人參加的遊行時，似乎已經感覺到了這種潛伏的可能，他寫道： 許多人都發現，從遊行的布置、參加者成分和盛大規模看來，這裡面蘊藏着某些可怕的東西。
凡是有見識的人都看到了公衆這些動作十分荒謬，它們的進行既不可能被打斷，而它們的動機不幸也不是完全出于虔誠[24]。
4磅重面包的價格在7月22日曾經從14蘇半回降到13蘇半[25]。
接着來的平靜時期并沒有持續多久。
8月初，由面包漲價或缺少而引起的群衆運動時斷時續地發生，一直繼續到11月。
運動所采取的形式是，用暴力行動對付面包商和被認為是囤積居奇者，舉行抗議集會或派代表去見市政當局。
8月2日，巴黎北邊聖丹尼區區長助理夏特耳被一群憤怒的小商販、手工業者和工資勞動者殺死：據他們說，他曾經人為地造成糧食的缺乏，并且用輕蔑侮辱的口吻拒絕降低面包售價&mdash&mdash他說&ldquo不應該讓這些賤民吃上2蘇一磅的面包&rdquo。
夏特耳似乎被趕到了教區教堂的尖塔上，在那裡被人刺死，他的頭被一個普羅凡斯聯隊的士兵割了下來。
這次兇殺的結果，有21個人（包括4名婦女）被捕，他們當中有2名工匠師傅、4名商販、9名工資勞動者。
另外還有18個人逃走了，受到缺席控告，其中有12名是工資勞動者。
1790年4月，查出了他們當中的兩個人&mdash&mdash一名印刷工人和一名裁縫幫工&mdash&mdash有罪，他們的假人像被吊上絞架[26]。
8月8日，在市政廳外舉行大示威以後，4磅重面包價格又降低到12蘇[27]。
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收獲。
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這樣的減價意味着一個建築工人在2月和7月之間必須花費80%的實際工資去購買面包，現在隻用收入的67%就可以買到同樣多的面包；再如一個鎖匠或木匠幫工（他們掙的工資比一個累維伊揚工場工人多一倍）以往要花48%的收入購買面包，現在隻要用40%[28]。
因此，在8月的第二或第三周，哈代能夠報道說面包危機已告平息：供應比以往充足，面粉的質量有了改進，武裝衛兵也從面包房撤走[29]。
但是，在8月21日，再度發生十分嚴重的危機：當時收成很好，但是由于長期幹旱，磨坊主不能夠磨他們的谷物。
面包價格仍然保持穩定，但是引起的供應奇缺局面造成了饑餓，使人們排在市場和店鋪門前的隊伍越來越長。
8月24日，高松納裡大街上一個假發匠師傅由于以可怕的&ldquo吊上燈柱&rdquo的話威脅一個面包商而被控告；25日，巴塞杜蘭帕大街上一個銅匠因為辱罵市政廳故意造成面粉缺乏而被捕；兩天以後，一個家庭仆役在排隊購買面包時被捕，受到制造騷亂的控告[30]。
以後又是短時期的平靜；但是在9月1日，衛兵又在面包房門口出現，在那個月内一直守衛了16天。
同時，哈代氣憤地抱怨說，他的口糧被降低到隻能購買&ldquo半個味道很壞的4磅重面包&rdquo[31]。
9月3日，在弗隆納裡大街上，一個蓋屋頂的幫工被捕，因為他公開攻擊拉斐德參與制造面粉缺乏和擡高面粉價格的陰謀&mdash&mdash他說：&ldquo他是一個叛徒；他給自己準備下了繩子，應該把他絞死。
&rdquo[32]&ldquo饑餓協定&rdquo又回來複仇了。
當工人們因排隊購買面包而損失了他們的日工資的一部分時，他們的精神失去了常态。
〔哈代寫道〕為了獲得面包，人們竟把家裡的女人趕開，他們甚至虐待婦女，以使自己首先吃上面包。
[33] 9月13日，在凡爾賽發生了一次面包暴動，憤怒的群衆企圖把一個面包商吊死，因為他以18蘇的價錢把好面包賣給有錢的顧客而以較低的價錢把壞面包賣給其餘的人。
在危急萬分的時候，當地的民兵恰好趕來割斷了面包商的絞索。
&ldquo為安定人心&rdquo，國王都出面了。
有幾個人受傷，有21人被捕，其中有3個人在10天後被絞死[34]。
這時候，婦女們開始加入運動。
面包危機特别關系她們的切身利益，從這時起，在運動中起主導作用的便是婦女，而不是男人。
9月16日，據哈代記載，婦女們在夏約截住裝載糧食的五輛大車，把它們帶到巴黎市政廳。
17日中午，憤怒的婦女包圍市政廳控訴面包商的行為；貝野和市政會議接見了她們。
據哈代記載：&ldquo婦女們大吵大嚷說：男人們什麼都不管，現在婦女們要來管這些事了。
&rdquo第二天，市政廳又被包圍，當局作出了保證。
同一天晚上，哈代看見婦女們在特羅瓦·馬利廣場截住一輛糧食車。
把它押到當地區政府裡[35]。
這一運動一直繼續到10月5日的政治示威前後[36]。
同時，和6月一樣，為了應對在凡爾賽發生的宮廷與國民議會之間争執不下的局面，巴黎已經開始發展起一個政治運動。
帶頭的仍是奧爾良公爵周圍的記者和律師，他們的總部就設在羅亞爾宮。
按照馬迪厄的說法，在巴黎的&ldquo愛國派&rdquo中間起領導作用的是杜波爾、德姆連、丹敦和《巴黎革命》的主編路斯塔洛；馬拉和他的《人民之友》，和往常一樣，仍然是單獨行動。
正是這批人通過他們的報紙、俱樂部和自己的選區，提出并擴大宣傳這樣的口号：應該使國王離開凡爾賽宮廷的陰謀，并把他帶回巴黎來[37]。
國王應該回到首都，住到&ldquo美好的巴黎市&rdquo他的臣民中間來，這并不是一個新的想法：在巴黎第三等級的《陳情表》和7月份的一本小冊子裡已經看到這種意見。
當路易十六在7月16日來到革命的首都時，許多向他高聲歡呼的人大概都有這種想法。
現在，為了應對新的特殊的政治局勢，這種想法又得到了複活，而且比以往更為堅持。
當前的問題是&ldquo否決權&rdquo問題&mdash&mdash也就是根據凡爾賽正在讨論中的憲法，國王是否應該擁有修改、保留或根本否決國民議會的立法提案的權力。
大體說來，右派或者溫和派希望授予國王以絕對否決權，而以巴那夫為首的&ldquo愛國派&rdquo則主張國民議會有最高的立法權；不過，和他們的羅亞爾宮的盟友不一樣，他們準備靠贊成妥協的中間派的幫助來進行談判。
8月末，當這種談判正在進行時，據說杜索院士曾宣布，為了打開僵局，必須使國王回到巴黎來，必要時可以使用暴力。
三天以後，當談判破裂時，杜波爾在羅亞爾宮發動了一個反對否決權的公開運動，而德姆連雖然沒有得到巴那夫的同意，卻提出了國王必須回到首都的口号。
羅亞爾宮的極端&ldquo愛國派&rdquo就這樣（也許有國民議會的某種秘密支持）企圖加緊進攻，其結果是：企圖在8月的最後一天第一次發動向凡爾賽進軍，但是沒有成功。
這是一個真相不明的事件，可是從警察局的警察報告看來，在這次事件中起主導作用的是聖杜律治侯爵、坦托男爵、修道院長柏納、某一個叫聖日尼的人以及伏依咖啡館的主顧們等。
在警察眼中，這座咖啡館是&ldquo破壞公共安甯的騷亂分子的集會之所&rdquo，在别人眼中，這是&ldquo商人和資本家的社交中心&rdquo。
[38]看來，也曾有一個代表團企圖說服巴黎公社發布一項要求國王回到羅浮宮的聲明[39]；并曾有人在羅亞爾宮和伏依咖啡館發表演說，号召大家敲響警鐘，各區進入警戒狀态，并把市民武裝起來。
自然，這些手段所要達到的具體目的是非常明顯的：據說修道院長柏納曾在伏依咖啡館說過下面一段話： 必須到凡爾賽去尋找國王和王儲，把他們送回巴黎的圖伊勒裡宮，置于巴黎人和全國的保護之下。
雖然他事後否認這樣說過，但他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