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向凡爾賽進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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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打算号召市民在各區開會，&ldquo反對國王的否決權&rdquo[40]。
由于國民議會中的&ldquo愛國派&rdquo還沒有放棄通過談判謀求解決的希望，所以這次進軍計劃沒有實現；更重要的是因為這個計劃還沒有在巴黎&ldquo賤民&rdquo中得到能夠使之實現的那種程度的支持。
9月份，局勢突變。
正如我們看到的，由面包危機引起的憤怒首先指向面包商和市政當局；有時也表現在對市政廳或國民自衛軍或作為自衛軍總司令的拉斐德個人所發起的猛烈攻擊上：8月和9月初，由于這種罪行而被捕的有許多工匠、職員、仆役和其他工資勞動者[41]。
一方面，記者們&mdash&mdash馬拉以及和羅亞爾宮有關系的記者&mdash&mdash并不反對讓他們所不信任的拉斐德成為群衆辱罵的對象；另一方面，無論是國民議會的還是巴黎各區的&ldquo愛國派&rdquo，都希望把群衆的憤怒引導到更符合他們的直接政治目的的道路上去。
不久就看到了它的結果。
9月初，馬路埃的記載是，&ldquo有人看到在國民議會外面，有許多轎夫對否決權問題表現得很激動&rdquo[42]。
17日，特魯塞瓦大街上一個領年金的軍人在格累夫廣場上被捕，因為他說了這樣的話： 國王在凡爾賽有一座行宮，在巴黎有一座羅浮宮；我們一定得去找國王，把他帶回巴黎來，我本人也願意去尋找國王[43]。
失業者也激動起來了。
貝野在9月22日寫給在凡爾賽的國王的一位大臣拉·都爾·杜賓的信中說： 現在我獲悉，軍校區救濟工場所有那些不幸的工人都想要到凡爾賽去，并且為了這一件事，當局已派出軍隊。
[44] 最後一點特别重要：雖然巴那夫和他的同事們預備在否決權&ldquo懸而未決&rdquo的基礎上和宮廷達成妥協，可是為國民議會中&ldquo溫和派&rdquo所支持的宮廷卻決定再顯示一下威力以打破僵局。
為了防止可能發生的騷動，調來了弗蘭德斯旅團。
結果迫使&ldquo愛國派&rdquo采取了極端的手段，把首都的革命運動推向高潮。
最後使&ldquo愛國派&rdquo決定采取行動的，是保王派在10月2日禁衛軍于凡爾賽舉行的宴會上表現出來的傲慢，據說人們在宴會上把國民自衛軍帽徽抛在地下踐踏，王後和她的子女受到了幾乎是想象不到的狂熱的歡迎。
第二天，這件事傳遍了巴黎，&ldquo愛國派&rdquo報紙号召人們複仇。
丹敦在哥德利埃俱樂部通過一項催促拉斐德帶着最後通牒到凡爾賽去的決議，德姆連再次号召巴黎人把國王弄回首都。
10月4日，星期日，一群群&ldquo中等人家的&rdquo婦女出現在羅亞爾宮，一個&ldquo衣着打扮說明她的身份在中等階層以上&rdquo的30來歲的婦女在集會上發表了演說；人們紛紛談論第二天要到凡爾賽去[45]。
十月起義就這樣開始了。
研究10月5日和6日事件資料的主要來源是警察局所作的調查報告，這份報告是詢問過388名證人之後于1790年3月發表的。
這樣一種報告看來不僅可以為研究事件本身，而且可以為研究參加者的成分和目的提供寶貴的資料。
泰讷在描寫把王室逼回巴黎的男女群衆時，的确充分利用了這份資料[46]。
不過，如前所述，這是一份非常片面的報告；事實上，在公布以後，它便受到巴黎多數各區的攻擊，用首先提出抗議的哥德利埃區人的話來說：&ldquo在證人的名單上，除了貴族的姓名以外再也沒有别人了。
&rdquo[47]這固然是一種誇大，然而警察局的調查報告也顯然具有明顯的預定目的，因此，在利用它的時候必須提高警惕，并且如果可能的話，必須補充其他資料&mdash&mdash少數殘存的警察報告（在行動過程中隻有二人被捕）和其他證人的叙述。
在10月5日早晨，暴動在中央市場和聖安東郊區同時開始。
在這兩個地區起領導作用的都是婦女；從許多人的各種叙述中看來，參加以後各項活動的有各個社會階層的婦女&mdash&mdash市場賣魚婦和女攤販，這個郊區的勞動婦女、衣着漂亮的資産階級和&ldquo戴帽子的女人&rdquo[48]。
根據一個警察局證人的證詞，運動是由一個小姑娘發動的，她從聖尤斯塔區出發，敲着一面鼓，攻擊面包缺乏；這樣，就吸引了一大群婦女，人很快多起來[49]。
當地國民自衛軍隊長和該區主要的煽動者美洲人富尼葉在7時聽到警鐘聲後，急忙趕到市政廳[50]。
與此同時，在聖安東郊區，婦女們強迫聖馬格裡特教堂司鐘人鳴起警鐘，号召市民武裝起來；據他說，在這些人當中有兩個衣冠楚楚的男人和一個婦女，&ldquo他也不像是一個普通人。
&rdquo[51]在7點和8點之間，這一區的一個律師看到有四五十名婦女在聖安東門高呼要求面包[52]。
幾乎是在同時，斯塔尼拉·馬伊雅率領了一小隊巴士底義勇隊來平定附近拆除巴士底堡工人的騷亂。
工人們無疑還記得，正是這一支軍隊幾星期以前在聖母山曾經強迫解散過他們的同伴，所以表現得非常兇惡；但是馬伊雅（據他自己這樣說）卻能夠未經流血就把他們說服解散了[53]。
在開始這些行動之後，婦女們就聚集到了市政廳[54]。
她們的首要目的是面包，其次或許是為她們的男人尋找武器和彈藥。
一個在8時半路過舊市場的綢布商看到成群的婦女在大街上截住行人，強迫這些人和她們一起到&ldquo人們應該從那裡領面包的市政廳去&rdquo。
衛兵們被解除了武裝，婦女們把他們的武器交給了那些跟在後面并催促她們前進的男人。
另一個見證人，一個市政廳的出納員，描述了在9點半鐘左右，大群雜有男人的婦女如何沖上台階，闖進市政廳所有的辦公室。
一個證人說，她們拿着棍棒和梭镖，另一個證人堅持說她們帶的是斧頭、鐵橇、大頭棒和毛瑟槍。
一個出納員壯着膽子向侵入者提出抗議，但是群衆告訴他說，&ldquo他們才是上述市政廳的男女主人&rdquo。
示威者在搜尋彈藥和武器的時候，撕毀了文件和賬簿，賬匣裡一疊100張1000裡弗的鈔票從櫥櫃中不翼而飛了。
但是，群衆的目的并不是為了錢，也不是為了搶劫：據市司庫員後來告訴警察說，350萬裡弗的現金和票據絲毫沒有缺少；丢掉的鈔票在幾星期以後又完整地被人送了回來。
示威者到尖塔上敲響警鐘以後，于11時左右退回外面的格累夫廣場[55]。
正在這時，馬伊雅和他的義勇隊趕到了現場，根據他的說法，婦女們正在威脅着貝野和拉斐德的生命。
不知道馬伊雅是想設法轉移這場災難呢，還是完全為了服務于&ldquo愛國派&rdquo的政治目的，他居然答應率領婦女們遊行12英裡，到凡爾賽籲請國王和國民議會為巴黎供應面包[56]。
當她們在剛一過午出發時，她們移去了警察局的大炮，并且（哈代寫道）強迫她們遇見的各式各樣的婦女&mdash&mdash&ldquo甚至戴帽子的婦女&rdquo&mdash&mdash參加他們的隊伍，一起到凡爾賽去[57]。
遊行者這樣擴大了隊伍以後，過河到老城區，經過奧弗勒碼頭到新橋，再過河到羅浮區，經過圖伊勒裡宮花園，這一支六七千人的隊伍在路易十五廣場停了下來。
馬伊雅告訴我們，婦女們在香榭麗舍區的大教場同意不帶武器繼續前進。
按照傳統的記述，遊行者這時繼續沿着河右岸到夏約街、塞弗裡街、維羅弗累，最後到達凡爾賽[58]。
然而，從其他資料看來，主要的遊行隊伍雖然随着馬伊雅穿過夏約街，另一支隊伍卻可能在大教場分道揚镳，走的是穿過沃吉拉的南邊的路線。
這件事至少可以從一個面粉廠工人向凡爾賽警察局所交代的話中看出來，這個工人叫柏納-薩拉培，在軍校區工作，是由于在凡爾賽禁衛軍駐所搶劫刀劍和其他武器而被捕的兩個工資勞動者之一。
從他的話裡我們知道，他當時正在沃吉拉吃午飯，被一隊三四千人的婦女硬拉着去參加了遊行[59]。
遊行者在下午到達凡爾賽以後，直接進入國民議會會場，擁進議席和驚愕的代表們站在一起，裙子上挂着劍和獵刀[60]，等待馬伊雅呈遞她們的請願書。
馬伊雅在他的演說裡毫無顧忌地引用了當時新流行的小冊子《我們什麼時候才有面包》中的話，按照這本小冊子的看法，造成面包缺乏的與其說是面包商，不如說是政府當局[61]。
他在演說結束時提出兩點要求&mdash&mdash為首都供應面包和懲處侮辱國民自衛軍帽徽的禁衛軍，許多代表作了保證性的答複。
人們曾經對教土憤怒地呼喊：&ldquo打倒教士！&rdquo但當羅伯斯庇爾發言時，群衆都肅然無聲，也有人喊&ldquo我們可愛的母親米拉波！&rdquo[62]婦女們選出六名代表等着谒見國王&mdash&mdash帕羅伊侯爵認為她們當中有兩個人&ldquo樣子很不錯&rdquo[63]&mdash&mdash于是比較有秩序地散會了。
這時，在巴黎，由警鐘召集起來的國民自衛軍擁到格累夫廣場。
他們紛紛喊叫&ldquo到凡爾賽去！&rdquo拉斐德的用意在這一事件中是暧昧不明的。
看來，他躊躇了好長時間才置身于一場顯然是武裝叛亂的隊伍的前列；他采取了拖延的手段，按照富尼葉
由于國民議會中的&ldquo愛國派&rdquo還沒有放棄通過談判謀求解決的希望，所以這次進軍計劃沒有實現；更重要的是因為這個計劃還沒有在巴黎&ldquo賤民&rdquo中得到能夠使之實現的那種程度的支持。
9月份，局勢突變。
正如我們看到的，由面包危機引起的憤怒首先指向面包商和市政當局；有時也表現在對市政廳或國民自衛軍或作為自衛軍總司令的拉斐德個人所發起的猛烈攻擊上：8月和9月初，由于這種罪行而被捕的有許多工匠、職員、仆役和其他工資勞動者[41]。
一方面，記者們&mdash&mdash馬拉以及和羅亞爾宮有關系的記者&mdash&mdash并不反對讓他們所不信任的拉斐德成為群衆辱罵的對象；另一方面，無論是國民議會的還是巴黎各區的&ldquo愛國派&rdquo，都希望把群衆的憤怒引導到更符合他們的直接政治目的的道路上去。
不久就看到了它的結果。
9月初，馬路埃的記載是，&ldquo有人看到在國民議會外面，有許多轎夫對否決權問題表現得很激動&rdquo[42]。
17日，特魯塞瓦大街上一個領年金的軍人在格累夫廣場上被捕，因為他說了這樣的話： 國王在凡爾賽有一座行宮，在巴黎有一座羅浮宮；我們一定得去找國王，把他帶回巴黎來，我本人也願意去尋找國王[43]。
失業者也激動起來了。
貝野在9月22日寫給在凡爾賽的國王的一位大臣拉·都爾·杜賓的信中說： 現在我獲悉，軍校區救濟工場所有那些不幸的工人都想要到凡爾賽去，并且為了這一件事，當局已派出軍隊。
[44] 最後一點特别重要：雖然巴那夫和他的同事們預備在否決權&ldquo懸而未決&rdquo的基礎上和宮廷達成妥協，可是為國民議會中&ldquo溫和派&rdquo所支持的宮廷卻決定再顯示一下威力以打破僵局。
為了防止可能發生的騷動，調來了弗蘭德斯旅團。
結果迫使&ldquo愛國派&rdquo采取了極端的手段，把首都的革命運動推向高潮。
最後使&ldquo愛國派&rdquo決定采取行動的，是保王派在10月2日禁衛軍于凡爾賽舉行的宴會上表現出來的傲慢，據說人們在宴會上把國民自衛軍帽徽抛在地下踐踏，王後和她的子女受到了幾乎是想象不到的狂熱的歡迎。
第二天，這件事傳遍了巴黎，&ldquo愛國派&rdquo報紙号召人們複仇。
丹敦在哥德利埃俱樂部通過一項催促拉斐德帶着最後通牒到凡爾賽去的決議，德姆連再次号召巴黎人把國王弄回首都。
10月4日，星期日，一群群&ldquo中等人家的&rdquo婦女出現在羅亞爾宮，一個&ldquo衣着打扮說明她的身份在中等階層以上&rdquo的30來歲的婦女在集會上發表了演說；人們紛紛談論第二天要到凡爾賽去[45]。
十月起義就這樣開始了。
研究10月5日和6日事件資料的主要來源是警察局所作的調查報告，這份報告是詢問過388名證人之後于1790年3月發表的。
這樣一種報告看來不僅可以為研究事件本身，而且可以為研究參加者的成分和目的提供寶貴的資料。
泰讷在描寫把王室逼回巴黎的男女群衆時，的确充分利用了這份資料[46]。
不過，如前所述，這是一份非常片面的報告；事實上，在公布以後，它便受到巴黎多數各區的攻擊，用首先提出抗議的哥德利埃區人的話來說：&ldquo在證人的名單上，除了貴族的姓名以外再也沒有别人了。
&rdquo[47]這固然是一種誇大，然而警察局的調查報告也顯然具有明顯的預定目的，因此，在利用它的時候必須提高警惕，并且如果可能的話，必須補充其他資料&mdash&mdash少數殘存的警察報告（在行動過程中隻有二人被捕）和其他證人的叙述。
在10月5日早晨，暴動在中央市場和聖安東郊區同時開始。
在這兩個地區起領導作用的都是婦女；從許多人的各種叙述中看來，參加以後各項活動的有各個社會階層的婦女&mdash&mdash市場賣魚婦和女攤販，這個郊區的勞動婦女、衣着漂亮的資産階級和&ldquo戴帽子的女人&rdquo[48]。
根據一個警察局證人的證詞，運動是由一個小姑娘發動的，她從聖尤斯塔區出發，敲着一面鼓，攻擊面包缺乏；這樣，就吸引了一大群婦女，人很快多起來[49]。
當地國民自衛軍隊長和該區主要的煽動者美洲人富尼葉在7時聽到警鐘聲後，急忙趕到市政廳[50]。
與此同時，在聖安東郊區，婦女們強迫聖馬格裡特教堂司鐘人鳴起警鐘，号召市民武裝起來；據他說，在這些人當中有兩個衣冠楚楚的男人和一個婦女，&ldquo他也不像是一個普通人。
&rdquo[51]在7點和8點之間，這一區的一個律師看到有四五十名婦女在聖安東門高呼要求面包[52]。
幾乎是在同時，斯塔尼拉·馬伊雅率領了一小隊巴士底義勇隊來平定附近拆除巴士底堡工人的騷亂。
工人們無疑還記得，正是這一支軍隊幾星期以前在聖母山曾經強迫解散過他們的同伴，所以表現得非常兇惡；但是馬伊雅（據他自己這樣說）卻能夠未經流血就把他們說服解散了[53]。
在開始這些行動之後，婦女們就聚集到了市政廳[54]。
她們的首要目的是面包，其次或許是為她們的男人尋找武器和彈藥。
一個在8時半路過舊市場的綢布商看到成群的婦女在大街上截住行人，強迫這些人和她們一起到&ldquo人們應該從那裡領面包的市政廳去&rdquo。
衛兵們被解除了武裝，婦女們把他們的武器交給了那些跟在後面并催促她們前進的男人。
另一個見證人，一個市政廳的出納員，描述了在9點半鐘左右，大群雜有男人的婦女如何沖上台階，闖進市政廳所有的辦公室。
一個證人說，她們拿着棍棒和梭镖，另一個證人堅持說她們帶的是斧頭、鐵橇、大頭棒和毛瑟槍。
一個出納員壯着膽子向侵入者提出抗議，但是群衆告訴他說，&ldquo他們才是上述市政廳的男女主人&rdquo。
示威者在搜尋彈藥和武器的時候，撕毀了文件和賬簿，賬匣裡一疊100張1000裡弗的鈔票從櫥櫃中不翼而飛了。
但是，群衆的目的并不是為了錢，也不是為了搶劫：據市司庫員後來告訴警察說，350萬裡弗的現金和票據絲毫沒有缺少；丢掉的鈔票在幾星期以後又完整地被人送了回來。
示威者到尖塔上敲響警鐘以後，于11時左右退回外面的格累夫廣場[55]。
正在這時，馬伊雅和他的義勇隊趕到了現場，根據他的說法，婦女們正在威脅着貝野和拉斐德的生命。
不知道馬伊雅是想設法轉移這場災難呢，還是完全為了服務于&ldquo愛國派&rdquo的政治目的，他居然答應率領婦女們遊行12英裡，到凡爾賽籲請國王和國民議會為巴黎供應面包[56]。
當她們在剛一過午出發時，她們移去了警察局的大炮，并且（哈代寫道）強迫她們遇見的各式各樣的婦女&mdash&mdash&ldquo甚至戴帽子的婦女&rdquo&mdash&mdash參加他們的隊伍，一起到凡爾賽去[57]。
遊行者這樣擴大了隊伍以後，過河到老城區，經過奧弗勒碼頭到新橋，再過河到羅浮區，經過圖伊勒裡宮花園，這一支六七千人的隊伍在路易十五廣場停了下來。
馬伊雅告訴我們，婦女們在香榭麗舍區的大教場同意不帶武器繼續前進。
按照傳統的記述，遊行者這時繼續沿着河右岸到夏約街、塞弗裡街、維羅弗累，最後到達凡爾賽[58]。
然而，從其他資料看來，主要的遊行隊伍雖然随着馬伊雅穿過夏約街，另一支隊伍卻可能在大教場分道揚镳，走的是穿過沃吉拉的南邊的路線。
這件事至少可以從一個面粉廠工人向凡爾賽警察局所交代的話中看出來，這個工人叫柏納-薩拉培，在軍校區工作，是由于在凡爾賽禁衛軍駐所搶劫刀劍和其他武器而被捕的兩個工資勞動者之一。
從他的話裡我們知道，他當時正在沃吉拉吃午飯，被一隊三四千人的婦女硬拉着去參加了遊行[59]。
遊行者在下午到達凡爾賽以後，直接進入國民議會會場，擁進議席和驚愕的代表們站在一起，裙子上挂着劍和獵刀[60]，等待馬伊雅呈遞她們的請願書。
馬伊雅在他的演說裡毫無顧忌地引用了當時新流行的小冊子《我們什麼時候才有面包》中的話，按照這本小冊子的看法，造成面包缺乏的與其說是面包商，不如說是政府當局[61]。
他在演說結束時提出兩點要求&mdash&mdash為首都供應面包和懲處侮辱國民自衛軍帽徽的禁衛軍，許多代表作了保證性的答複。
人們曾經對教土憤怒地呼喊：&ldquo打倒教士！&rdquo但當羅伯斯庇爾發言時，群衆都肅然無聲，也有人喊&ldquo我們可愛的母親米拉波！&rdquo[62]婦女們選出六名代表等着谒見國王&mdash&mdash帕羅伊侯爵認為她們當中有兩個人&ldquo樣子很不錯&rdquo[63]&mdash&mdash于是比較有秩序地散會了。
這時，在巴黎，由警鐘召集起來的國民自衛軍擁到格累夫廣場。
他們紛紛喊叫&ldquo到凡爾賽去！&rdquo拉斐德的用意在這一事件中是暧昧不明的。
看來，他躊躇了好長時間才置身于一場顯然是武裝叛亂的隊伍的前列；他采取了拖延的手段，按照富尼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