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馬爾斯教場“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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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匠以及他們本行的工人[22]。
他們的數字可能誇大了&mdash&mdash馬掌鐵匠師傅們自然傾向于把他們的情況說得過分一些&mdash&mdash但是這個運動有許多理由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在1794年對羅伯斯庇爾的垮台起了某些作用的那一次運動以前，這是首都一次最廣泛的工資運動。
第二，正是馬掌鐵匠師傅和木匠的這些請願導緻了議會通過著名的&ldquo霞白立條例&rdquo規定&ldquo工人的聯合組織&rdquo或者說工會是非法的&mdash&mdash應該注意的是，甚至&ldquo共和國第二年&rdquo的革命政府，在雅各賓最民主的時期，也沒有認為這個條例應該取消，事實上，在以後将近一百年，這個條例一直是有效的法律[23]。
第三（這一點對我們現在的論點尤為重要），木匠幫工得到了革命民主派相當大的幫助和鼓勵。
因此，我們看到木匠們不僅在哥德利埃俱樂部使用的大廳裡開會，并且事實證明，指導他們運動的&ldquo木工工人聯誼會&rdquo就是哥德利埃俱樂部在1791年5月成立的中央委員會的附屬機構。
不僅如此，中央委員會的秘書弗朗索瓦·羅培和他的妻子路易絲所主編的《内外新聞》，雖然在原則上反對幫工強行規定最低工資，但對他們的運動卻給以某些支持[24]。
馬拉也在他的報紙上辟出工人通訊欄，在1791年6月12日工資運動達到高潮時期，一封意在代表修建聖日讷維葉教堂的560名建築工人觀點的措辭激烈的信出現在《人民之友》上。
這篇文章嚴厲地斥責包工頭是&ldquo無知的壓迫者，貪得無厭&rdquo，是&ldquo吸血鬼&rdquo，以及&ldquo無所事事、吞噬勞動人民用血汗所取得的果實，而且永遠不為國家做任何事情的壞蛋&rdquo。
[25] 然而，哥德利埃俱樂部所做的決不限于參加工資勞動者已經從事的經濟鬥争。
通過與羅培的中央委員會有聯系的各聯誼會，俱樂部開始十分細緻地用革命民主派的政治思想教育巴黎的&ldquo賤民&rdquo&mdash&mdash這是一個對未來具有重大意義的舉動： （馬迪厄寫道）&ldquo對群衆進行政治教育的正是各聯誼會。
這些聯誼會是無套褲黨的搖籃和掩蔽所。
&rdquo[26] 這些新的社團盡管處在資産階級堅強領導之下，卻對工資勞動者和其他消極公民[27]敞開了大門。
哥德利埃俱樂部本身每月隻收會費2蘇；在這年夏天被國民自衛軍逮捕的人中間，我們看到有一個小工藝品制造工人、一個廚師和一個家庭傭仆都是俱樂部會議的參加者[28]。
在這一時期&ldquo平民俱樂部&rdquo和其他聯誼會都被描寫成是由&ldquo窮挑水夫&rdquo&ldquo工匠&rdquo&ldquo魯鈍的工人&rdquo組成的[29]。
受民主派和他們的報紙公開鼓動影響的人，其數目當然要比這裡所舉的多得多，他們的鼓動涉及每一個想象得到的政治問題&mdash&mdash包括這樣一些迫切的時事問題，例如&ldquo消極&rdquo公民沒有選舉權的問題；事實上等于把體力勞動者排除于國民自衛軍之外的問題；或者請願權利受到各種限制的問題等[30]。
從警察局檔案中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這種鼓動對許多普通巴黎人的心情和思想産生了多麼大的影響。
7月17日，格雷讷累街64号一個23歲的廚娘，康斯坦·埃符娜，因為辱罵當天下午曾參加馬爾斯教場大屠殺的一個國民自衛軍軍人的妻子而被捕。
格雷讷累噴泉區警務委員曾經對她進行審訊，審訊記錄的大意如下。
問：她去馬爾斯教場了嗎？ 答：去了，她和裡昂太太及她的女兒一起去的。
間：她為什麼上那兒去？ 答：為了&ldquo像每一個善良愛國者那樣&rdquo在一份請願書上簽名。
間：那份請願書上說的是什麼？ 答：她明白請願書的目的就是&ldquo要另行組織政權機關&rdquo。
問：她時常參加公衆集會嗎？ 答：她有時到羅亞爾宮和圖伊勒裡宮去。
問：她是屬于任何一個俱樂部的嗎？ 答：她有時到哥德利埃俱樂部去，不過她實際上并不是會員。
問，她在馬爾斯教場曾經和什麼特殊的人混在一起嗎？ 答，她曾經登上&ldquo祖國之壇&rdquo，在請願書上簽了名。
問：她扔過石頭沒有，或者看到有人扔石頭沒有？ 答：沒有。
問：誰邀她去在請願書上簽名的？ 答：沒有人邀過她，可是她聽到許多人說，在馬爾斯教場上有一個請願書要人簽名。
問：她的名字上過報這件事是真的嗎？ 答；是真的，她的名字上過《巴黎革命》，因為她曾經對路斯塔洛的死亡表示過哀悼。
間：她讀哪些報紙？ 答：她讀馬拉、奧杜安和卡米累·德姆連辦的報紙，還經常看《人民喉舌》[31]。
以馬爾斯教場大屠殺告一結束的這場政治運動，直接起因于6月20日的國王企圖逃往帝國邊境。
從這時起，民主派和激進的記者們的鼓動便具有了一個明确的目标&mdash&mdash喚起民衆對将來的國王和行政權問題發表意見。
在瓦雷讷逃亡事件之前，在鼓吹共和思想方面幾乎得不到響應的那些記者和其他人，現在第一次能夠擁有一些信徒了：他們的影響可以從失業者及其他工人在6月末和7月初舉行的會議中高喊共和口号上看出來，也可以從各聯誼會的決議和請願書上看出來[32]。
但是，這種說法也許有些誇大，就連會員中包括許多著名共和派的哥德利埃俱樂部，在發表到當時為止還很難希望得到&ldquo賤民&rdquo支持的那些言論時也是審慎的。
毫無疑問，在國王出走又丢臉地從瓦雷讷回來以後的一星期中，由于發表煽動性看法而在各區被捕的15個或20個人，更不會發表多少這類的意見[33]。
但是，俱樂部對于新的發展的反應肯定并不遲緩；6月21日，它請求議會在和各省商量之前暫時不要作出有關國王未來命運的決定，俱樂部呈遞了17份類似這樣的請願書，這是其中的第一份并且張貼在巴黎各處[34]。
三天以後，發生了所謂&ldquo3萬人大請願&rdquo，據羅蘭夫人說，聖安東郊區全力支持了這次請願[35]。
7月中，騷動在繼續；但是斐揚派占多數的制憲議會15日宣布對路易十六不加追究，并且主張重新信賴他作為行政首腦。
這項決定導緻民主派陣營的分裂。
哥德利埃俱樂部于7月16日起草請願書，号召人們舉行抗議示威，這一号召得到了雅各賓俱樂部的贊助；可是同一天晚上，在羅伯斯庇爾的提議下，雅各賓派又撤銷了他們的支持[36]。
哥德利埃派現在不能不于取消示威遊行和獨自繼續幹下去的兩種辦法之中選擇其一，他們決定采取後者。
結果是7月17日由弗朗索瓦·羅培起草了一份措辭更激烈的請願書。
請願書沒有指明要求成立共和國，然而他請求議會&ldquo召集一個新的制憲機構作為代替，并着手于組織一個新的行政機構&rdquo[37]。
簽名運動立刻發動起來了[38]，各聯誼會和俱樂部被邀請于上午10時或11時在聖安東門集合他們的全體會員[39]，從那裡出發到馬爾斯教場去舉行和平示威。
那天早晨，在請願者到達之前，在馬爾斯教場發生了一件對他們來說是不幸的怪事，這件事在當時的
他們的數字可能誇大了&mdash&mdash馬掌鐵匠師傅們自然傾向于把他們的情況說得過分一些&mdash&mdash但是這個運動有許多理由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在1794年對羅伯斯庇爾的垮台起了某些作用的那一次運動以前，這是首都一次最廣泛的工資運動。
第二，正是馬掌鐵匠師傅和木匠的這些請願導緻了議會通過著名的&ldquo霞白立條例&rdquo規定&ldquo工人的聯合組織&rdquo或者說工會是非法的&mdash&mdash應該注意的是，甚至&ldquo共和國第二年&rdquo的革命政府，在雅各賓最民主的時期，也沒有認為這個條例應該取消，事實上，在以後将近一百年，這個條例一直是有效的法律[23]。
第三（這一點對我們現在的論點尤為重要），木匠幫工得到了革命民主派相當大的幫助和鼓勵。
因此，我們看到木匠們不僅在哥德利埃俱樂部使用的大廳裡開會，并且事實證明，指導他們運動的&ldquo木工工人聯誼會&rdquo就是哥德利埃俱樂部在1791年5月成立的中央委員會的附屬機構。
不僅如此，中央委員會的秘書弗朗索瓦·羅培和他的妻子路易絲所主編的《内外新聞》，雖然在原則上反對幫工強行規定最低工資，但對他們的運動卻給以某些支持[24]。
馬拉也在他的報紙上辟出工人通訊欄，在1791年6月12日工資運動達到高潮時期，一封意在代表修建聖日讷維葉教堂的560名建築工人觀點的措辭激烈的信出現在《人民之友》上。
這篇文章嚴厲地斥責包工頭是&ldquo無知的壓迫者，貪得無厭&rdquo，是&ldquo吸血鬼&rdquo，以及&ldquo無所事事、吞噬勞動人民用血汗所取得的果實，而且永遠不為國家做任何事情的壞蛋&rdquo。
[25] 然而，哥德利埃俱樂部所做的決不限于參加工資勞動者已經從事的經濟鬥争。
通過與羅培的中央委員會有聯系的各聯誼會，俱樂部開始十分細緻地用革命民主派的政治思想教育巴黎的&ldquo賤民&rdquo&mdash&mdash這是一個對未來具有重大意義的舉動： （馬迪厄寫道）&ldquo對群衆進行政治教育的正是各聯誼會。
這些聯誼會是無套褲黨的搖籃和掩蔽所。
&rdquo[26] 這些新的社團盡管處在資産階級堅強領導之下，卻對工資勞動者和其他消極公民[27]敞開了大門。
哥德利埃俱樂部本身每月隻收會費2蘇；在這年夏天被國民自衛軍逮捕的人中間，我們看到有一個小工藝品制造工人、一個廚師和一個家庭傭仆都是俱樂部會議的參加者[28]。
在這一時期&ldquo平民俱樂部&rdquo和其他聯誼會都被描寫成是由&ldquo窮挑水夫&rdquo&ldquo工匠&rdquo&ldquo魯鈍的工人&rdquo組成的[29]。
受民主派和他們的報紙公開鼓動影響的人，其數目當然要比這裡所舉的多得多，他們的鼓動涉及每一個想象得到的政治問題&mdash&mdash包括這樣一些迫切的時事問題，例如&ldquo消極&rdquo公民沒有選舉權的問題；事實上等于把體力勞動者排除于國民自衛軍之外的問題；或者請願權利受到各種限制的問題等[30]。
從警察局檔案中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這種鼓動對許多普通巴黎人的心情和思想産生了多麼大的影響。
7月17日，格雷讷累街64号一個23歲的廚娘，康斯坦·埃符娜，因為辱罵當天下午曾參加馬爾斯教場大屠殺的一個國民自衛軍軍人的妻子而被捕。
格雷讷累噴泉區警務委員曾經對她進行審訊，審訊記錄的大意如下。
問：她去馬爾斯教場了嗎？ 答：去了，她和裡昂太太及她的女兒一起去的。
間：她為什麼上那兒去？ 答：為了&ldquo像每一個善良愛國者那樣&rdquo在一份請願書上簽名。
間：那份請願書上說的是什麼？ 答：她明白請願書的目的就是&ldquo要另行組織政權機關&rdquo。
問：她時常參加公衆集會嗎？ 答：她有時到羅亞爾宮和圖伊勒裡宮去。
問：她是屬于任何一個俱樂部的嗎？ 答：她有時到哥德利埃俱樂部去，不過她實際上并不是會員。
問，她在馬爾斯教場曾經和什麼特殊的人混在一起嗎？ 答，她曾經登上&ldquo祖國之壇&rdquo，在請願書上簽了名。
問：她扔過石頭沒有，或者看到有人扔石頭沒有？ 答：沒有。
問：誰邀她去在請願書上簽名的？ 答：沒有人邀過她，可是她聽到許多人說，在馬爾斯教場上有一個請願書要人簽名。
問：她的名字上過報這件事是真的嗎？ 答；是真的，她的名字上過《巴黎革命》，因為她曾經對路斯塔洛的死亡表示過哀悼。
間：她讀哪些報紙？ 答：她讀馬拉、奧杜安和卡米累·德姆連辦的報紙，還經常看《人民喉舌》[31]。
以馬爾斯教場大屠殺告一結束的這場政治運動，直接起因于6月20日的國王企圖逃往帝國邊境。
從這時起，民主派和激進的記者們的鼓動便具有了一個明确的目标&mdash&mdash喚起民衆對将來的國王和行政權問題發表意見。
在瓦雷讷逃亡事件之前，在鼓吹共和思想方面幾乎得不到響應的那些記者和其他人，現在第一次能夠擁有一些信徒了：他們的影響可以從失業者及其他工人在6月末和7月初舉行的會議中高喊共和口号上看出來，也可以從各聯誼會的決議和請願書上看出來[32]。
但是，這種說法也許有些誇大，就連會員中包括許多著名共和派的哥德利埃俱樂部，在發表到當時為止還很難希望得到&ldquo賤民&rdquo支持的那些言論時也是審慎的。
毫無疑問，在國王出走又丢臉地從瓦雷讷回來以後的一星期中，由于發表煽動性看法而在各區被捕的15個或20個人，更不會發表多少這類的意見[33]。
但是，俱樂部對于新的發展的反應肯定并不遲緩；6月21日，它請求議會在和各省商量之前暫時不要作出有關國王未來命運的決定，俱樂部呈遞了17份類似這樣的請願書，這是其中的第一份并且張貼在巴黎各處[34]。
三天以後，發生了所謂&ldquo3萬人大請願&rdquo，據羅蘭夫人說，聖安東郊區全力支持了這次請願[35]。
7月中，騷動在繼續；但是斐揚派占多數的制憲議會15日宣布對路易十六不加追究，并且主張重新信賴他作為行政首腦。
這項決定導緻民主派陣營的分裂。
哥德利埃俱樂部于7月16日起草請願書，号召人們舉行抗議示威，這一号召得到了雅各賓俱樂部的贊助；可是同一天晚上，在羅伯斯庇爾的提議下，雅各賓派又撤銷了他們的支持[36]。
哥德利埃派現在不能不于取消示威遊行和獨自繼續幹下去的兩種辦法之中選擇其一，他們決定采取後者。
結果是7月17日由弗朗索瓦·羅培起草了一份措辭更激烈的請願書。
請願書沒有指明要求成立共和國，然而他請求議會&ldquo召集一個新的制憲機構作為代替，并着手于組織一個新的行政機構&rdquo[37]。
簽名運動立刻發動起來了[38]，各聯誼會和俱樂部被邀請于上午10時或11時在聖安東門集合他們的全體會員[39]，從那裡出發到馬爾斯教場去舉行和平示威。
那天早晨，在請願者到達之前，在馬爾斯教場發生了一件對他們來說是不幸的怪事，這件事在當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