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革命前夕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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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市場，采取了由群衆控制小麥、面粉和面包價格的形式&mdash&mdash面包價格一般被規定為2蘇一磅，面粉20蘇一蒲式耳，小麥12法郎一塞第（等于200千克）。
4月27日，騷動從首都以北20英裡的瓦茲河畔的博蒙開始，29日擴展到潘托塞，5月1日蔓延到聖月爾曼，2日蔓延到凡爾賽，3日蔓延到巴黎城。
巴黎中央面粉和面包市場遭到劫掠，市中心和郊區面包商不是被搶就是被迫廉價出售面包，直到軍隊開出來才恢複了秩序。
騷動接着沿塞納河和馬恩河流域向東和向南發展，在布裡埃的市場和鄉村中繼續了好幾天，9日發展到加提讷河畔的博蒙（巴黎以南50英裡），10日在米隆附近逐漸平息[81]。
這些暴動使人們看到了某些革命事件的驚人預演&mdash&mdash特别是對于主要商品的群衆限價或群衆平價，這在1789年至1793年成了一種經常發生的現象。
但是，這些騷動還遠不是為了反對現存的制度，而是對于一種新式主張提出嚴重抗議&mdash&mdash這種主張就是放任食物價格上漲到它們的自然或市場水平，而不從社會正義的考慮出發來加以控制。
運動并沒有産生具體的結果，這也許不足為奇。
這基本上是一次工資勞動者、工匠和鄉村與城市貧民的運動&mdash&mdash無論是資産階級或大多數農民都沒有參加。
然而，它使政府和&ldquo上層&rdquo階級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
12年後，曾經目睹巴黎市場和面包店受到襲擊的哈代，談到當時有再度出現1775年5月場面的危險[82]。
至少在巴黎，這次運動是舊制度下最後一次大規模的群衆騷動。
以後的12年是糧食價格和社會秩序都比較穩定的時期[83]。
哈代所記載的大部分是反對新建關卡的抗議，有些是市場上的關于肉類和木柴價格的不滿，還有一些是表現反教會情緒的突出事件[84]。
盡管中央市場和郊區居民的平靜僅僅是表面的，但他們并不比同時代南瓦克、威斯敏斯特和中塞克斯大主教教區的英國人更傾向于暴動和騷亂&mdash&mdash這些英國居民曾經因反對瓦爾波爾制定的消費稅和燒酒法案發生暴動，并在60年代和70年代高呼過&ldquo威爾克斯和自由&rdquo的口号。
無論如何，巴黎同倫敦、威斯敏斯特市以及中塞克斯相比，有一套更為有效和權力集中的警察系統，具有一支力量大得多的武裝供其調遣。
倫敦那些地方的治安推事和警察的權力有限，鎮壓機器分散而指揮不靈，因此，幾乎常常無法阻止暴動和騷亂。
另一方面，巴黎的警察總局局長的管轄範圍包括首都的全部地區，48名警務委員則分别掌管全城各區警務，他們擁有對付犯罪和民衆騷亂的雄厚實力。
這些武裝包括150名法警，接近于1000人的三連巴黎近衛軍，以及300到400名警察。
總括起來，他們可以直接指揮1500人左右，此外還有5000到6000名法蘭西警衛軍、瑞士警衛軍和槍兵的預備部隊&mdash&mdash大部分都駐紮在首都&mdash&mdash可以在緊急時調動[85]。
雖然這些聯合起來的武裝力量遠不如後來革命當局能夠調動的武裝力量強大，但隻要他們仍然效忠于政府和地方官吏，他們就是一支比倫敦治安推事所能随便調遣的隊伍實力雄厚得多的武裝部隊。
所以，當1780年6月戈登暴動爆發，倫敦大部分地區有好幾天一直被&ldquo反羅馬教皇&rdquo的暴動者控制時，法國觀察家就有資格揚揚得意了。
例如塞巴斯梯恩·麥塞在巴士底陷落的9年以前評論倫敦騷亂時寫道：喬治·戈登勳爵在倫敦造成的恐怖和驚慌，在巴黎這樣一個警政完善的城市是難以想象的[86]。
我們在事後都聰明起來，當然可以嘲笑塞巴斯梯恩·麥塞的天真，然而他在寫作當時，似乎也有其自滿的合理根據。
但是，在這種表面平靜的背後，各種力量正在成熟中，不久就要粉碎這種幻覺，并把巴黎人卷進遠比前一世紀所經曆到的任何事件都更大的災難中。
當時就連最聰明和最有遠見的觀察家都沒有看出這種情況。
盡管這些事變的結果竟然沒有破壞巴黎的外觀[87]，然而卻使巴黎公民的生命财産遭受慘重損失。
*** [1]阿·德馬讓：《巴黎，城區及近郊》（A.Demangeon，Parts.LaVilleetsabanlieue），1933年巴黎版，第16頁。
[2]阿·巴波：《1789年的巴黎》（A.Babeau，Parisen1789），1889年巴黎版，第23頁；赫·莫南：《1789年的巴黎狀況》（H.Monin，L&rsquoEtatdeParisen1789），1889年巴黎版，第10&mdash13頁。
[3]阿·德馬讓：《巴黎，城區及近郊》，第16頁。
[4]莫·馬裡昂：《17世紀和18世紀法國制度辭典》（M.Marion，DictionnairedesinstitutionsdelaFranceauxⅩⅦeetⅩⅧesiècles），1923年巴黎版，第402&mdash404頁。
〔裡弗（livre）為法國舊币名。
&mdash&mdash譯者注〕 [5]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28頁。
[6]克-勒·沙森：《1789年巴黎的選舉和陳情表》（C.-L.Chassin，LesÉlectionsetlescahiersdeParisen1789），1888年至1889年巴黎版，4卷本，第2卷，第410、421、425、432、442、443、444、448、455、465、519頁；第4卷，第406、451頁。
[7]參閱本書第55&mdash56頁。
[8]1788年至1789年的人口調查是按戶計算的，調查出的居民總數為524186人〔《法國統計資料》（StatistiquedelaFrance）第3卷：《土地、人口》（1837年巴黎版），第277頁〕。
按照内克爾1784年的私人計算，總數為64萬到66萬人〔日·内克爾：《法國的财政管理》（J.Necker，Del&rsquoadministrationdesfinancesdelaFrance），1784年巴黎版，3卷本，第1卷，第277頁〕。
1792年人口調查的結果是635504人〔納·加雷埃夫：《革命時期巴黎各區人口密度》（N.Kareiev，LaDensitédelapopulationdesdifférentessectionsdeParispendantlaRévolution），1912年巴黎版，第14&mdash15頁〕。
1795年進行了兩次人口調查，一次是部分地依據面包證登記資料，另一次是依據消費者的數目，得出的數目分别為626582人和636772人〔普·摩裡奧：《共和國第二年的人口調查》（P.Meuriot，UnRecensementdel&rsquoAnⅡ），1918年巴黎版，第33&mdash34頁；國家檔案館文件：F736884〕。
關于這些估計數字可靠性的讨論，請參看喬·魯德：《1789年至1791年的巴黎工資勞動人口和起義運動》〔（G.Rudé，TheParisianWage-EarningPopulationandtheInsurrectionaryMovementsof1789-91），以下簡稱為《巴黎工資勞動者》（未發表的哲學博士論文兩卷集，1950年倫敦大學印），第1卷第34&mdash43頁〕。
關于1790年至1800年巴黎48區的人口估計數字，參看後文附錄二。
[9]這裡使用的&ldquo固定人口&rdquo一詞當然隻是就相對意義而言。
整個18世紀，遷出和遷入巴黎的人口一直繼續不斷（雖然大部分都是從外省遷入巴黎的）。
警察局和其他公共機關的檔案記錄表明，革命時期的巴黎居民中，外省籍貫的人占很大比例。
[10]非定居人口的數目&mdash&mdash那些住在出租旅館和各種類型公寓中的人口數目&mdash&mdash在1795年兩次人口調查的第一次中有記載，但是48區中隻有25區有這種資料（摩裡奧：《共和國第二年的人口調查》，第32頁）。
[11]内克爾：《法國的财政管理》，第1卷，第277頁。
[12]例如，可參看弗·布萊希：《1792年8月10日的巴黎公社》（F.Braesch，LaCommunedu10août1792），1911年巴黎版，第14頁；亞·朗德裡：《舊日巴黎的人口統計》（A.Landry，&ldquoLaDémographiedel&rsquoancienParis&rdquo），載《巴黎統計學會會刊》（JournaldelasociétédestatistiquedeParis），第76期（1935年），第34&mdash45頁。
但是，摩裡奧傾向于那個較高的數字（《共和國第二年的人口調查》，第34&mdash35頁）。
[13]裡·卡昂：《18世紀中葉巴黎人口》（L.Cahen，&ldquoLaPopulationparisienneaumilieudu18siècle&rdquo），載《巴黎評論》，1919年，第146&mdash170頁。
[14]1792年6月以後，這個名詞同樣帶上了一種政治意義，一般指極端共和主義者&mdash&mdash甚至也應用到本人很有錢的共和主義者身上。
但是我在本書中，仍然隻是在社會意義上使用它。
[15]按照埃德梅·維尼克（EdméVerniquet）的1789年巴黎地圖（巴黎市政會議于1889年出版），當時有68座男修道院和修會，73座女修道院和修會。
[16]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19頁。
但是也有例外，譬如，聖安東廣場王家修道院女修道院長和會衆就在巴士底以東他們的地産上新建了一條街、一個市場和一座噴泉（莫南：《1789年的巴黎狀況》，第1
4月27日，騷動從首都以北20英裡的瓦茲河畔的博蒙開始，29日擴展到潘托塞，5月1日蔓延到聖月爾曼，2日蔓延到凡爾賽，3日蔓延到巴黎城。
巴黎中央面粉和面包市場遭到劫掠，市中心和郊區面包商不是被搶就是被迫廉價出售面包，直到軍隊開出來才恢複了秩序。
騷動接着沿塞納河和馬恩河流域向東和向南發展，在布裡埃的市場和鄉村中繼續了好幾天，9日發展到加提讷河畔的博蒙（巴黎以南50英裡），10日在米隆附近逐漸平息[81]。
這些暴動使人們看到了某些革命事件的驚人預演&mdash&mdash特别是對于主要商品的群衆限價或群衆平價，這在1789年至1793年成了一種經常發生的現象。
但是，這些騷動還遠不是為了反對現存的制度，而是對于一種新式主張提出嚴重抗議&mdash&mdash這種主張就是放任食物價格上漲到它們的自然或市場水平，而不從社會正義的考慮出發來加以控制。
運動并沒有産生具體的結果，這也許不足為奇。
這基本上是一次工資勞動者、工匠和鄉村與城市貧民的運動&mdash&mdash無論是資産階級或大多數農民都沒有參加。
然而，它使政府和&ldquo上層&rdquo階級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
12年後，曾經目睹巴黎市場和面包店受到襲擊的哈代，談到當時有再度出現1775年5月場面的危險[82]。
至少在巴黎，這次運動是舊制度下最後一次大規模的群衆騷動。
以後的12年是糧食價格和社會秩序都比較穩定的時期[83]。
哈代所記載的大部分是反對新建關卡的抗議，有些是市場上的關于肉類和木柴價格的不滿，還有一些是表現反教會情緒的突出事件[84]。
盡管中央市場和郊區居民的平靜僅僅是表面的，但他們并不比同時代南瓦克、威斯敏斯特和中塞克斯大主教教區的英國人更傾向于暴動和騷亂&mdash&mdash這些英國居民曾經因反對瓦爾波爾制定的消費稅和燒酒法案發生暴動，并在60年代和70年代高呼過&ldquo威爾克斯和自由&rdquo的口号。
無論如何，巴黎同倫敦、威斯敏斯特市以及中塞克斯相比，有一套更為有效和權力集中的警察系統，具有一支力量大得多的武裝供其調遣。
倫敦那些地方的治安推事和警察的權力有限，鎮壓機器分散而指揮不靈，因此，幾乎常常無法阻止暴動和騷亂。
另一方面，巴黎的警察總局局長的管轄範圍包括首都的全部地區，48名警務委員則分别掌管全城各區警務，他們擁有對付犯罪和民衆騷亂的雄厚實力。
這些武裝包括150名法警，接近于1000人的三連巴黎近衛軍，以及300到400名警察。
總括起來，他們可以直接指揮1500人左右，此外還有5000到6000名法蘭西警衛軍、瑞士警衛軍和槍兵的預備部隊&mdash&mdash大部分都駐紮在首都&mdash&mdash可以在緊急時調動[85]。
雖然這些聯合起來的武裝力量遠不如後來革命當局能夠調動的武裝力量強大，但隻要他們仍然效忠于政府和地方官吏，他們就是一支比倫敦治安推事所能随便調遣的隊伍實力雄厚得多的武裝部隊。
所以，當1780年6月戈登暴動爆發，倫敦大部分地區有好幾天一直被&ldquo反羅馬教皇&rdquo的暴動者控制時，法國觀察家就有資格揚揚得意了。
例如塞巴斯梯恩·麥塞在巴士底陷落的9年以前評論倫敦騷亂時寫道：喬治·戈登勳爵在倫敦造成的恐怖和驚慌，在巴黎這樣一個警政完善的城市是難以想象的[86]。
我們在事後都聰明起來，當然可以嘲笑塞巴斯梯恩·麥塞的天真，然而他在寫作當時，似乎也有其自滿的合理根據。
但是，在這種表面平靜的背後，各種力量正在成熟中，不久就要粉碎這種幻覺，并把巴黎人卷進遠比前一世紀所經曆到的任何事件都更大的災難中。
當時就連最聰明和最有遠見的觀察家都沒有看出這種情況。
盡管這些事變的結果竟然沒有破壞巴黎的外觀[87]，然而卻使巴黎公民的生命财産遭受慘重損失。
*** [1]阿·德馬讓：《巴黎，城區及近郊》（A.Demangeon，Parts.LaVilleetsabanlieue），1933年巴黎版，第16頁。
[2]阿·巴波：《1789年的巴黎》（A.Babeau，Parisen1789），1889年巴黎版，第23頁；赫·莫南：《1789年的巴黎狀況》（H.Monin，L&rsquoEtatdeParisen1789），1889年巴黎版，第10&mdash13頁。
[3]阿·德馬讓：《巴黎，城區及近郊》，第16頁。
[4]莫·馬裡昂：《17世紀和18世紀法國制度辭典》（M.Marion，DictionnairedesinstitutionsdelaFranceauxⅩⅦeetⅩⅧesiècles），1923年巴黎版，第402&mdash404頁。
〔裡弗（livre）為法國舊币名。
&mdash&mdash譯者注〕 [5]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28頁。
[6]克-勒·沙森：《1789年巴黎的選舉和陳情表》（C.-L.Chassin，LesÉlectionsetlescahiersdeParisen1789），1888年至1889年巴黎版，4卷本，第2卷，第410、421、425、432、442、443、444、448、455、465、519頁；第4卷，第406、451頁。
[7]參閱本書第55&mdash56頁。
[8]1788年至1789年的人口調查是按戶計算的，調查出的居民總數為524186人〔《法國統計資料》（StatistiquedelaFrance）第3卷：《土地、人口》（1837年巴黎版），第277頁〕。
按照内克爾1784年的私人計算，總數為64萬到66萬人〔日·内克爾：《法國的财政管理》（J.Necker，Del&rsquoadministrationdesfinancesdelaFrance），1784年巴黎版，3卷本，第1卷，第277頁〕。
1792年人口調查的結果是635504人〔納·加雷埃夫：《革命時期巴黎各區人口密度》（N.Kareiev，LaDensitédelapopulationdesdifférentessectionsdeParispendantlaRévolution），1912年巴黎版，第14&mdash15頁〕。
1795年進行了兩次人口調查，一次是部分地依據面包證登記資料，另一次是依據消費者的數目，得出的數目分别為626582人和636772人〔普·摩裡奧：《共和國第二年的人口調查》（P.Meuriot，UnRecensementdel&rsquoAnⅡ），1918年巴黎版，第33&mdash34頁；國家檔案館文件：F736884〕。
關于這些估計數字可靠性的讨論，請參看喬·魯德：《1789年至1791年的巴黎工資勞動人口和起義運動》〔（G.Rudé，TheParisianWage-EarningPopulationandtheInsurrectionaryMovementsof1789-91），以下簡稱為《巴黎工資勞動者》（未發表的哲學博士論文兩卷集，1950年倫敦大學印），第1卷第34&mdash43頁〕。
關于1790年至1800年巴黎48區的人口估計數字，參看後文附錄二。
[9]這裡使用的&ldquo固定人口&rdquo一詞當然隻是就相對意義而言。
整個18世紀，遷出和遷入巴黎的人口一直繼續不斷（雖然大部分都是從外省遷入巴黎的）。
警察局和其他公共機關的檔案記錄表明，革命時期的巴黎居民中，外省籍貫的人占很大比例。
[10]非定居人口的數目&mdash&mdash那些住在出租旅館和各種類型公寓中的人口數目&mdash&mdash在1795年兩次人口調查的第一次中有記載，但是48區中隻有25區有這種資料（摩裡奧：《共和國第二年的人口調查》，第32頁）。
[11]内克爾：《法國的财政管理》，第1卷，第277頁。
[12]例如，可參看弗·布萊希：《1792年8月10日的巴黎公社》（F.Braesch，LaCommunedu10août1792），1911年巴黎版，第14頁；亞·朗德裡：《舊日巴黎的人口統計》（A.Landry，&ldquoLaDémographiedel&rsquoancienParis&rdquo），載《巴黎統計學會會刊》（JournaldelasociétédestatistiquedeParis），第76期（1935年），第34&mdash45頁。
但是，摩裡奧傾向于那個較高的數字（《共和國第二年的人口調查》，第34&mdash35頁）。
[13]裡·卡昂：《18世紀中葉巴黎人口》（L.Cahen，&ldquoLaPopulationparisienneaumilieudu18siècle&rdquo），載《巴黎評論》，1919年，第146&mdash170頁。
[14]1792年6月以後，這個名詞同樣帶上了一種政治意義，一般指極端共和主義者&mdash&mdash甚至也應用到本人很有錢的共和主義者身上。
但是我在本書中，仍然隻是在社會意義上使用它。
[15]按照埃德梅·維尼克（EdméVerniquet）的1789年巴黎地圖（巴黎市政會議于1889年出版），當時有68座男修道院和修會，73座女修道院和修會。
[16]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19頁。
但是也有例外，譬如，聖安東廣場王家修道院女修道院長和會衆就在巴士底以東他們的地産上新建了一條街、一個市場和一座噴泉（莫南：《1789年的巴黎狀況》，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