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革命前夕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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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喜歡争吵和更容易走向暴動&rdquo[37]。
這些郊區包括一部分市内最窮的各區，常常領取最多的在舊制度和革命時期随時發放的貧民救濟金。
例如，當1790年2月巴黎公社議決向貧民發放64000裡弗救濟金時，位于聖馬瑟勒和聖雅各郊區中間的聖埃納山區分到7000裡弗；聖雅各郊區的維爾格累斯和上坡口的聖雅各地區領到5300裡弗；聖安東郊區的孤兒區和聖馬格裡特區分别領到5100裡弗和4800裡弗：這些是數目最多的撥款[38]。
1791年，所有這些領救濟金的人當中幾乎有四分之一居住在聖馬瑟勒郊區的四個區内[39]。
可能是出于這樣一些考慮，所以甚至于最近的史學家都把這些不久就在革命中顯示特殊作用的郊區說成是工人階級郊區[40]。
可是，這個名詞是易于使人産生誤解的，這有好幾個理由。
第一，正如布萊希先生指出的，靠工資生活的人主要集中在中央市場區和首都北郊&mdash&mdash不是集中在聖馬瑟勒郊區，更不是在聖安東郊區或者小手工業者占大多數的任何其他地區。
1791年初，巴黎市政當局為了查明首都48區每一個工業企業雇用的工人人數，曾作過調查，調查的結果說明了上述情況[41]。
這些調查報告（盡管不十分詳盡）表明：當時靠工資生活的人口總數（工人和他們的家屬）将近30萬人。
把各區人數和1792年人口調查表明的人數[42]聯系起來看，我們發現：靠工資生活的人和他們的家屬在北部和中北部7區[43]的居民人口中占三分之二，在中央市場4個區[44]占居民人口的二分之一左右，而在聖安東和聖馬瑟勒郊區隻占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45]。
但是，即使在這些工資勞動者構成當地人口大多數的時候，他們也不具有一個社會階級的顯著特征。
在18世紀的法國，工人這個名詞可以指普通依靠工資過活的人，也可以随意用來指那些獨立的工匠、小作坊老闆&mdash&mdash甚至偶爾也可以指有錢的制造場主；它最常使用的意思和工匠一詞同義[46]。
這種用法符合當時的社會現實，那時，靠工資過活的人還不具有一個生産者的明确地位，在工人和雇主之間往往還存在着許多中間階層。
典型的生産單位仍然是小作坊，這些作坊一般隻用數目很少的幫工或學徒。
即使在巴黎，雖然工人和雇主比起來人數較多而行會制度所規定的限制也比其他地方松弛[47]，但是，幫工仍然經常和老闆一桌吃飯，同屋住宿[48]。
掙工資的幫工和獨立工匠，乃至與作坊老闆之間還沒有明顯的區别。
例如，在1724年舉行罷工反對降低工資的2000名巴黎織襪工，一方面依靠工資為生，另一方面仍然從雇主那裡租用織襪機，在自己家中工作[49]；我們還可以看到：1789年8月，有很大一群巴黎理發匠幫工堅持他們有自行開張營業的權利，不管他們的雇主是否願意[50]。
1791年調查報告中記載，所有靠工資生活的人約有三分之一屬于建築業[51]；他們大部分是季節性工人或剛從克魯斯和裡摩日來的移民（所以他們的綽号叫&ldquo裡摩日人&rdquo），住在莫弗塔大街或市中心那些家具很少的房間裡[52]。
在他們當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幫工兼雇主，或&ldquo老闆工人&rdquo，他們一方面依靠建築承包商付給的工資生活，另一方面又按日或按季計酬雇用自己的夥伴或小夥計[53]。
廣大的搬運工人、運輸工人和河岸工人常常是從皮卡爾迪、薩瓦或歐維尼遷來不久的移民，住在各市場周圍或碼頭附近，他們的地位更難确定；不過，在一般體力勞動者和高度組織化的由巴黎市場的挑夫或更加貴族化的各類沒有技術的小工組成的團體之間，一定隔着無數的等級和差别[54]。
住在濟貧院和貧民醫院中的14000人成分更為複雜[55]，不久以後，又有成千上萬沒有工作的農民、小商販和農村工人加入他們的隊伍，這些人在革命前夕湧進首都，被趕進聖母山和其他地方的救濟工場[56]。
事實上，我們隻有在可能占全部勞動人口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57]的北郊新紡織工場工人中，才能開始看到現代産業工人階級的顯著特征；但是我們也将看到，和小工匠和幫工不同，他們在革命當中隻是起一種比較次要的作用。
不過，盡管巴黎的幫工和體力勞動者缺乏作為一個社會階級的團結，但是，他們早就學會了怎樣提出他們特殊的經濟要求&mdash&mdash常常是通過暴力手段。
随着古老的中世紀行會存在目的和組織的崩潰，幫工發現自己已經降到一無所有的工資勞動者的地位，成為老闆的希望非常渺茫[58]。
老闆和幫工這種物質利益的逐漸分歧反映在那一世紀日趨劇烈的罷工和社會運動上，而随着工資追不上逐漸上漲的物價，這種罷工和社會運動就變得更為劇烈[59]。
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
在1724年，織襪工人為反對降低工資舉行了一次罷工，這次罷工是因為他們的領袖被捕而引起的[60]。
1737年，織布幫工起來反對管理和限制升為老闆的新規定[61]。
1749年，巴黎最高法院作出判決，禁止制帽幫工幹涉雇主雇用工人的自由[62]；1765年，一個類似的判決，禁止這些工人佩帶刀劍和行獵匕首[63]。
1776年，書籍裝訂工人爆發了一次争取14小時工作日的總罷工[64]。
1785年，建築業工人罷工反對降低工資，結果赢得輝煌勝利：在幾百名建築工人和警察局長倫諾發生争論，其他工人遊行示威要見布洛依宮裡的國王以後，最高法院宣布了有利于他們的決定[65]。
第二年書商兼日記體作家塞·哈代報道了一次包括木匠、馬掌鐵匠、鎖匠、面包師和石匠等在内的規模更大的罷工運動[66]；同年，搬運和運輸工人舉行罷工，反對宮廷寵臣發起的壟斷競争，他們去凡爾賽向國王請願，引起群衆廣泛的同情[67]。
1789年6月，就在巴黎革命爆發前夕，制帽工人又舉行了一次罷工&mdash&mdash各個對立的幫工協會都參加了這次罷工[68]。
如馬瑟勒，羅夫所見到的，這些運動可能有助于1789年革命氣氛的形成[69]，但是它們并不是決定性因素。
在當時的情況下，資本家和勞動者的沖突一般還居于次要地位，工資勞動者最關心的往往是食物價格&mdash&mdash特别是面包價格，而不是他的工資數目。
這一部分是因為當時還沒有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工業和全國性的工會運動，尤其是因為面包在工資勞動者的支出中，像在一切小有産者的支出中一樣，占很大一部分。
1789年，巴黎一個體力勞動者的每日工資大約是20～30蘇，石匠幫工可能掙40蘇，而一個木匠或鎖匠可以掙50蘇[70]。
按照拉布魯薩教授的說法，一個18世紀的法國工人平常要在面包上用去其收入的50%左右，在蔬菜、油脂和酒上用去16%，衣服15%，燃料5%，照明1%[71]。
所以，工資勞動者和其他收入少的勞動者主要關心的是面包價格，在巴黎，一塊4磅重的面包在&ldquo正常&rdquo時期售價為8蘇或9蘇。
如果它的價格飛漲到12蘇或15蘇（或至20蘇），顯而易見，大部分工資勞動者就要面臨突如其來的災難，而這種情況是時常發生的。
所以，如果他們常常想到的是更便宜和更充足的面包&mdash&mdash而不是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勞動條件，那就不足為奇；除去極少數例外，在革命期間也同樣是這種情形[72]。
因此，當時傳統的和典型的群衆抗議形式仍然是食物暴動而非罷工；在這種暴動中，不僅有幫工、體力勞動者和城市貧民，而且有小店主、工匠和作坊老闆參加，來共同反對農場主、磨粉商、面包商、囤積者、糧商和市政當局。
這種根本利益的一緻性被證明是把組成大革命時期無套褲黨的各社會集團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一根最堅固的鍊條。
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一樣，在整個18世紀中一直受着這種騷動的威脅。
為了平息這種騷動，當局曾拟定一套複雜的制度以保證郊區的磨粉商按時得到充足的小麥供應，巴黎的面包商按時得到充足的面粉供應&mdash&mdash這種辦法常常使糧食供應區本身受到損害，或者使糧食運往首都所經過的河流和道路附近的村莊受到盡人皆知的損害[73]。
但是，這種保證在最大的限度上也不足以抵抗歉收、旱災、冰雹、霜災和交通不便的打擊，或者糧食壟斷者與投機者的侵吞行為。
在這種情況下，這套制度終于崩潰，搶購使面包價格猛漲并引起巴黎&ldquo賤民&rdquo的憤怒暴動。
在1709年的大饑荒中，這種崩潰幾乎是全面的，而且時間很長，以緻有好幾百人因饑餓而死[74]。
1725年8月，據達冉松侯爵記載，面包價格高過1709年，為了平息民憤（&ldquo當時巴黎已發生嚴重騷亂&rdquo），将當時的負責大臣敦布裡弗爾免職[75]。
1740年9月，4磅重面包價格漲到20蘇，相當于一個非熟練工人的一天工資；人們向國王大呼：&ldquo發發慈悲吧！面包！面包！&rdquo紅衣主教弗勞裡遭到一群憤怒婦女的攻擊；比塞特勒監獄的50名犯人因抗議減少囚糧而群起暴動之後被槍殺[76]。
1752年12月，由于巴黎大主教拒絕給一個有揚森派嫌疑的垂死修女施行聖禮，引起人們憤怒的遊行示威，面包暴動也就同時與這場示威結合起來[77]；6個月後，面包價格仍然高得驚人，有人散發煽動性傳單，傳單上寫着：&ldquo法院萬歲！打倒國王和主教&rdquo[78]，還是那個國王&mdash&mdash路易十五&mdash&mdash人們認為是他制定了狠毒的&ldquo饑荒協定&rdquo[79]。
範圍更廣而且也是使當局更加吃驚的，是1775年春天在巴黎和鄰近各省爆發的糧食暴動。
1774年8月，杜爾果被任命為财務總監。
他剛一上任時，在一般人眼中還沒有什麼喪失民心的特殊記錄，事實上，他的前任和他的死對頭、修道院院長塔萊在他被任命以後不久，就受到了被聖安東郊區的人們焚燒肖像的侮辱[80]。
然而，使杜爾果在宮廷中的敵人高興的是，他由于操之過急地把重農主義學說應用于糧食貿易，不久就失去了人民給予他的寵愛：他于9月13日下令恢複糧食和面粉貿易的自由。
這道命令再加上歉收，便造成了第二年春夏兩季谷物、面粉和面包的缺乏和價格飛漲。
3月初，巴黎4磅重面包價格漲到11蘇半，到4月末便漲到13蘇半。
糧食暴動已經在波爾多、第戎、都爾、麥茨、裡姆和蒙托榜等地爆發&mdash&mdash緊接着發生了一連串曆史上稱為&ldquo面粉戰&rdquo的特别騷動。
騷動從一個市場擴展到另
這些郊區包括一部分市内最窮的各區，常常領取最多的在舊制度和革命時期随時發放的貧民救濟金。
例如，當1790年2月巴黎公社議決向貧民發放64000裡弗救濟金時，位于聖馬瑟勒和聖雅各郊區中間的聖埃納山區分到7000裡弗；聖雅各郊區的維爾格累斯和上坡口的聖雅各地區領到5300裡弗；聖安東郊區的孤兒區和聖馬格裡特區分别領到5100裡弗和4800裡弗：這些是數目最多的撥款[38]。
1791年，所有這些領救濟金的人當中幾乎有四分之一居住在聖馬瑟勒郊區的四個區内[39]。
可能是出于這樣一些考慮，所以甚至于最近的史學家都把這些不久就在革命中顯示特殊作用的郊區說成是工人階級郊區[40]。
可是，這個名詞是易于使人産生誤解的，這有好幾個理由。
第一，正如布萊希先生指出的，靠工資生活的人主要集中在中央市場區和首都北郊&mdash&mdash不是集中在聖馬瑟勒郊區，更不是在聖安東郊區或者小手工業者占大多數的任何其他地區。
1791年初，巴黎市政當局為了查明首都48區每一個工業企業雇用的工人人數，曾作過調查，調查的結果說明了上述情況[41]。
這些調查報告（盡管不十分詳盡）表明：當時靠工資生活的人口總數（工人和他們的家屬）将近30萬人。
把各區人數和1792年人口調查表明的人數[42]聯系起來看，我們發現：靠工資生活的人和他們的家屬在北部和中北部7區[43]的居民人口中占三分之二，在中央市場4個區[44]占居民人口的二分之一左右，而在聖安東和聖馬瑟勒郊區隻占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45]。
但是，即使在這些工資勞動者構成當地人口大多數的時候，他們也不具有一個社會階級的顯著特征。
在18世紀的法國，工人這個名詞可以指普通依靠工資過活的人，也可以随意用來指那些獨立的工匠、小作坊老闆&mdash&mdash甚至偶爾也可以指有錢的制造場主；它最常使用的意思和工匠一詞同義[46]。
這種用法符合當時的社會現實，那時，靠工資過活的人還不具有一個生産者的明确地位，在工人和雇主之間往往還存在着許多中間階層。
典型的生産單位仍然是小作坊，這些作坊一般隻用數目很少的幫工或學徒。
即使在巴黎，雖然工人和雇主比起來人數較多而行會制度所規定的限制也比其他地方松弛[47]，但是，幫工仍然經常和老闆一桌吃飯，同屋住宿[48]。
掙工資的幫工和獨立工匠，乃至與作坊老闆之間還沒有明顯的區别。
例如，在1724年舉行罷工反對降低工資的2000名巴黎織襪工，一方面依靠工資為生，另一方面仍然從雇主那裡租用織襪機，在自己家中工作[49]；我們還可以看到：1789年8月，有很大一群巴黎理發匠幫工堅持他們有自行開張營業的權利，不管他們的雇主是否願意[50]。
1791年調查報告中記載，所有靠工資生活的人約有三分之一屬于建築業[51]；他們大部分是季節性工人或剛從克魯斯和裡摩日來的移民（所以他們的綽号叫&ldquo裡摩日人&rdquo），住在莫弗塔大街或市中心那些家具很少的房間裡[52]。
在他們當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幫工兼雇主，或&ldquo老闆工人&rdquo，他們一方面依靠建築承包商付給的工資生活，另一方面又按日或按季計酬雇用自己的夥伴或小夥計[53]。
廣大的搬運工人、運輸工人和河岸工人常常是從皮卡爾迪、薩瓦或歐維尼遷來不久的移民，住在各市場周圍或碼頭附近，他們的地位更難确定；不過，在一般體力勞動者和高度組織化的由巴黎市場的挑夫或更加貴族化的各類沒有技術的小工組成的團體之間，一定隔着無數的等級和差别[54]。
住在濟貧院和貧民醫院中的14000人成分更為複雜[55]，不久以後，又有成千上萬沒有工作的農民、小商販和農村工人加入他們的隊伍，這些人在革命前夕湧進首都，被趕進聖母山和其他地方的救濟工場[56]。
事實上，我們隻有在可能占全部勞動人口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57]的北郊新紡織工場工人中，才能開始看到現代産業工人階級的顯著特征；但是我們也将看到，和小工匠和幫工不同，他們在革命當中隻是起一種比較次要的作用。
不過，盡管巴黎的幫工和體力勞動者缺乏作為一個社會階級的團結，但是，他們早就學會了怎樣提出他們特殊的經濟要求&mdash&mdash常常是通過暴力手段。
随着古老的中世紀行會存在目的和組織的崩潰，幫工發現自己已經降到一無所有的工資勞動者的地位，成為老闆的希望非常渺茫[58]。
老闆和幫工這種物質利益的逐漸分歧反映在那一世紀日趨劇烈的罷工和社會運動上，而随着工資追不上逐漸上漲的物價，這種罷工和社會運動就變得更為劇烈[59]。
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
在1724年，織襪工人為反對降低工資舉行了一次罷工，這次罷工是因為他們的領袖被捕而引起的[60]。
1737年，織布幫工起來反對管理和限制升為老闆的新規定[61]。
1749年，巴黎最高法院作出判決，禁止制帽幫工幹涉雇主雇用工人的自由[62]；1765年，一個類似的判決，禁止這些工人佩帶刀劍和行獵匕首[63]。
1776年，書籍裝訂工人爆發了一次争取14小時工作日的總罷工[64]。
1785年，建築業工人罷工反對降低工資，結果赢得輝煌勝利：在幾百名建築工人和警察局長倫諾發生争論，其他工人遊行示威要見布洛依宮裡的國王以後，最高法院宣布了有利于他們的決定[65]。
第二年書商兼日記體作家塞·哈代報道了一次包括木匠、馬掌鐵匠、鎖匠、面包師和石匠等在内的規模更大的罷工運動[66]；同年，搬運和運輸工人舉行罷工，反對宮廷寵臣發起的壟斷競争，他們去凡爾賽向國王請願，引起群衆廣泛的同情[67]。
1789年6月，就在巴黎革命爆發前夕，制帽工人又舉行了一次罷工&mdash&mdash各個對立的幫工協會都參加了這次罷工[68]。
如馬瑟勒，羅夫所見到的，這些運動可能有助于1789年革命氣氛的形成[69]，但是它們并不是決定性因素。
在當時的情況下，資本家和勞動者的沖突一般還居于次要地位，工資勞動者最關心的往往是食物價格&mdash&mdash特别是面包價格，而不是他的工資數目。
這一部分是因為當時還沒有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工業和全國性的工會運動，尤其是因為面包在工資勞動者的支出中，像在一切小有産者的支出中一樣，占很大一部分。
1789年，巴黎一個體力勞動者的每日工資大約是20～30蘇，石匠幫工可能掙40蘇，而一個木匠或鎖匠可以掙50蘇[70]。
按照拉布魯薩教授的說法，一個18世紀的法國工人平常要在面包上用去其收入的50%左右，在蔬菜、油脂和酒上用去16%，衣服15%，燃料5%，照明1%[71]。
所以，工資勞動者和其他收入少的勞動者主要關心的是面包價格，在巴黎，一塊4磅重的面包在&ldquo正常&rdquo時期售價為8蘇或9蘇。
如果它的價格飛漲到12蘇或15蘇（或至20蘇），顯而易見，大部分工資勞動者就要面臨突如其來的災難，而這種情況是時常發生的。
所以，如果他們常常想到的是更便宜和更充足的面包&mdash&mdash而不是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勞動條件，那就不足為奇；除去極少數例外，在革命期間也同樣是這種情形[72]。
因此，當時傳統的和典型的群衆抗議形式仍然是食物暴動而非罷工；在這種暴動中，不僅有幫工、體力勞動者和城市貧民，而且有小店主、工匠和作坊老闆參加，來共同反對農場主、磨粉商、面包商、囤積者、糧商和市政當局。
這種根本利益的一緻性被證明是把組成大革命時期無套褲黨的各社會集團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一根最堅固的鍊條。
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一樣，在整個18世紀中一直受着這種騷動的威脅。
為了平息這種騷動，當局曾拟定一套複雜的制度以保證郊區的磨粉商按時得到充足的小麥供應，巴黎的面包商按時得到充足的面粉供應&mdash&mdash這種辦法常常使糧食供應區本身受到損害，或者使糧食運往首都所經過的河流和道路附近的村莊受到盡人皆知的損害[73]。
但是，這種保證在最大的限度上也不足以抵抗歉收、旱災、冰雹、霜災和交通不便的打擊，或者糧食壟斷者與投機者的侵吞行為。
在這種情況下，這套制度終于崩潰，搶購使面包價格猛漲并引起巴黎&ldquo賤民&rdquo的憤怒暴動。
在1709年的大饑荒中，這種崩潰幾乎是全面的，而且時間很長，以緻有好幾百人因饑餓而死[74]。
1725年8月，據達冉松侯爵記載，面包價格高過1709年，為了平息民憤（&ldquo當時巴黎已發生嚴重騷亂&rdquo），将當時的負責大臣敦布裡弗爾免職[75]。
1740年9月，4磅重面包價格漲到20蘇，相當于一個非熟練工人的一天工資；人們向國王大呼：&ldquo發發慈悲吧！面包！面包！&rdquo紅衣主教弗勞裡遭到一群憤怒婦女的攻擊；比塞特勒監獄的50名犯人因抗議減少囚糧而群起暴動之後被槍殺[76]。
1752年12月，由于巴黎大主教拒絕給一個有揚森派嫌疑的垂死修女施行聖禮，引起人們憤怒的遊行示威，面包暴動也就同時與這場示威結合起來[77]；6個月後，面包價格仍然高得驚人，有人散發煽動性傳單，傳單上寫着：&ldquo法院萬歲！打倒國王和主教&rdquo[78]，還是那個國王&mdash&mdash路易十五&mdash&mdash人們認為是他制定了狠毒的&ldquo饑荒協定&rdquo[79]。
範圍更廣而且也是使當局更加吃驚的，是1775年春天在巴黎和鄰近各省爆發的糧食暴動。
1774年8月，杜爾果被任命為财務總監。
他剛一上任時，在一般人眼中還沒有什麼喪失民心的特殊記錄，事實上，他的前任和他的死對頭、修道院院長塔萊在他被任命以後不久，就受到了被聖安東郊區的人們焚燒肖像的侮辱[80]。
然而，使杜爾果在宮廷中的敵人高興的是，他由于操之過急地把重農主義學說應用于糧食貿易，不久就失去了人民給予他的寵愛：他于9月13日下令恢複糧食和面粉貿易的自由。
這道命令再加上歉收，便造成了第二年春夏兩季谷物、面粉和面包的缺乏和價格飛漲。
3月初，巴黎4磅重面包價格漲到11蘇半，到4月末便漲到13蘇半。
糧食暴動已經在波爾多、第戎、都爾、麥茨、裡姆和蒙托榜等地爆發&mdash&mdash緊接着發生了一連串曆史上稱為&ldquo面粉戰&rdquo的特别騷動。
騷動從一個市場擴展到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