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保證最低收入的心理層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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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提出一些反對或質疑的聲音。
其中最明顯的問題是保證最低收入如何才不會降低對工作的激勵。
不斷增加的人口本身已經不能滿足全員就業，對無工作者而言，激勵的問題與他們關系不大，撇開這一現象，這個反對的意見還是很重要的。
但我認為，很多事實可以說明物質激勵絕不是從工作和努力中得到的唯一獎勵。
首先，獲得激勵的名目有很多：自尊心、社會認同、工作本身的樂趣，等等。
此類例子不勝枚舉。
信手拈來的，像一些取得出色成就的科學家、藝術家等人的工作，就不是金錢利潤刺激的結果，而是出于更複雜的因素組合，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們對所從事工作的興趣，也有對成功的自豪感或名譽感。
但即便是這個明顯的例子，也不能說服所有人。
有人會說這些傑出的人之所以能夠獲得努力的成果，正是由于他們天資超群，普通人難望其項背，所以這個例子并沒有代表性。
可這個反駁似乎不夠有力，我們可以來看看那些沒有驚人創意、業績平平的普通人，他們的各種活動背後的激勵是什麼。
比如人們在體育運動方面的努力成果，在各類愛好方面的努力成果，那可是完全沒有物質刺激在起作用的！關于工作過程中的興趣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為對工作本身的一種激勵，梅奧教授在芝加哥西電公司霍桑工廠所做的經典研究提供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
[8]他将一些沒有生産技能的女工作為對象進行提高勞動生産力的實驗。
結果表明，當這些女工在實驗中成為越來越有興趣的積極的參與者時，她們不但提高了勞動生産力，甚至改善了自身的健康狀況。
如果我們考慮更為早期的社會形态的話，這個問題會變得更清晰。
傳統的普魯士文職人員的薪俸是很低的，但他們高效和清廉的作風聞名遐迩。
在這裡，榮譽、忠誠、責任等概念才是決定他們工作效率的動力。
另一個例子出自前工業社會（如中世紀的歐洲社會，或二十世紀初拉丁美洲的半封建社會）的風尚。
在這些社會中，比如一個木匠，他掙的錢隻要夠他養家糊口就行，一旦達到社會的傳統生活标準，他就拒絕再工作，并不覺得錢掙得越多越好。
其次，人并非天生就是懶惰的；相反，人如果閑着不動，他才會感到難受。
人們可能想歇上一兩個月，但絕大部分人會要求工作，甚至不付薪酬都願意。
這方面，兒童開發和智障的研究領域提供了大量數據；現在要做的是将已有的數據組織起來，從分析懶惰是否與疾病有關這個角度進行系統查證，更多新的相關調查數據也仍在收集的過程中。
但若金錢不再是工作的主要動力，則工作在技術和社會層面上就必須變得有足夠的吸引力和趣味，來抵消不工作的無聊。
現代的異化的人（通常是無意識地）深受厭煩情緒困擾，所以他們渴望處于一種懶散的狀态，而不是活動的狀态。
但這種渴望本身就是我們這個時代&ldquo常态的病理&rdquo症候。
推測而言，濫用保證最低收入的行為不會持續很久，正如人們面對免費的糖果，假定他們知道這些免費糖果一直都有，則幾周過後誰都不會想到要多吃幾顆了。
另外有一種質疑的聲音是這樣的：饑餓恐懼消失真的就能使人更自由嗎？其實掙一份一萬五千元的年薪過着小康日子的人也很怕失業，這和那些一旦失業便三餐不繼的人的恐懼并沒有什麼兩樣。
如果這個質疑成立，保證最低收入有可能增加大多數人的自由度，卻不能增加中上層人群的自由度。
為了充分理解這個反對意見，我們應該看看當代工業化社會的風氣是什麼。
人已經完成了向&ldquo消費人&rdquo的轉化。
人變得貪婪和消極，想方設法通過不斷增加的消費彌補自己内心的空虛（臨床中有很多這類通過暴飲暴食、瘋狂購物等行為應對抑郁症和焦慮症的病例）。
人們的消費名目繁多：煙、酒、性、電影、旅遊，還包括教育、書籍、講座、藝術在内。
人表面上很活躍，甚至很興奮，但内心深處是焦慮、孤獨、壓抑、無聊的（無聊可以被定義為一種慢性壓抑，而這種壓抑可以靠消費來成功彌補）。
二十世紀的産業制度創造出
其中最明顯的問題是保證最低收入如何才不會降低對工作的激勵。
不斷增加的人口本身已經不能滿足全員就業，對無工作者而言，激勵的問題與他們關系不大，撇開這一現象，這個反對的意見還是很重要的。
但我認為，很多事實可以說明物質激勵絕不是從工作和努力中得到的唯一獎勵。
首先，獲得激勵的名目有很多：自尊心、社會認同、工作本身的樂趣，等等。
此類例子不勝枚舉。
信手拈來的，像一些取得出色成就的科學家、藝術家等人的工作，就不是金錢利潤刺激的結果，而是出于更複雜的因素組合，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們對所從事工作的興趣，也有對成功的自豪感或名譽感。
但即便是這個明顯的例子，也不能說服所有人。
有人會說這些傑出的人之所以能夠獲得努力的成果，正是由于他們天資超群，普通人難望其項背，所以這個例子并沒有代表性。
可這個反駁似乎不夠有力，我們可以來看看那些沒有驚人創意、業績平平的普通人，他們的各種活動背後的激勵是什麼。
比如人們在體育運動方面的努力成果，在各類愛好方面的努力成果，那可是完全沒有物質刺激在起作用的！關于工作過程中的興趣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為對工作本身的一種激勵，梅奧教授在芝加哥西電公司霍桑工廠所做的經典研究提供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
[8]他将一些沒有生産技能的女工作為對象進行提高勞動生産力的實驗。
結果表明，當這些女工在實驗中成為越來越有興趣的積極的參與者時，她們不但提高了勞動生産力，甚至改善了自身的健康狀況。
如果我們考慮更為早期的社會形态的話，這個問題會變得更清晰。
傳統的普魯士文職人員的薪俸是很低的，但他們高效和清廉的作風聞名遐迩。
在這裡，榮譽、忠誠、責任等概念才是決定他們工作效率的動力。
另一個例子出自前工業社會（如中世紀的歐洲社會，或二十世紀初拉丁美洲的半封建社會）的風尚。
在這些社會中，比如一個木匠，他掙的錢隻要夠他養家糊口就行，一旦達到社會的傳統生活标準，他就拒絕再工作，并不覺得錢掙得越多越好。
其次，人并非天生就是懶惰的；相反，人如果閑着不動，他才會感到難受。
人們可能想歇上一兩個月，但絕大部分人會要求工作，甚至不付薪酬都願意。
這方面，兒童開發和智障的研究領域提供了大量數據；現在要做的是将已有的數據組織起來，從分析懶惰是否與疾病有關這個角度進行系統查證，更多新的相關調查數據也仍在收集的過程中。
但若金錢不再是工作的主要動力，則工作在技術和社會層面上就必須變得有足夠的吸引力和趣味，來抵消不工作的無聊。
現代的異化的人（通常是無意識地）深受厭煩情緒困擾，所以他們渴望處于一種懶散的狀态，而不是活動的狀态。
但這種渴望本身就是我們這個時代&ldquo常态的病理&rdquo症候。
推測而言，濫用保證最低收入的行為不會持續很久，正如人們面對免費的糖果，假定他們知道這些免費糖果一直都有，則幾周過後誰都不會想到要多吃幾顆了。
另外有一種質疑的聲音是這樣的：饑餓恐懼消失真的就能使人更自由嗎？其實掙一份一萬五千元的年薪過着小康日子的人也很怕失業，這和那些一旦失業便三餐不繼的人的恐懼并沒有什麼兩樣。
如果這個質疑成立，保證最低收入有可能增加大多數人的自由度，卻不能增加中上層人群的自由度。
為了充分理解這個反對意見，我們應該看看當代工業化社會的風氣是什麼。
人已經完成了向&ldquo消費人&rdquo的轉化。
人變得貪婪和消極，想方設法通過不斷增加的消費彌補自己内心的空虛（臨床中有很多這類通過暴飲暴食、瘋狂購物等行為應對抑郁症和焦慮症的病例）。
人們的消費名目繁多：煙、酒、性、電影、旅遊，還包括教育、書籍、講座、藝術在内。
人表面上很活躍，甚至很興奮，但内心深處是焦慮、孤獨、壓抑、無聊的（無聊可以被定義為一種慢性壓抑，而這種壓抑可以靠消費來成功彌補）。
二十世紀的産業制度創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