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先知與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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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而是支持的态度&mdash&mdash它支持的是人的觀察力，敢言其所見，并敢拒言其所未見。
人的這種行為不需要咄咄逼人，也不需要犯上作亂；人隻需要睜開雙眼，保持頭腦清醒，并敢于承擔責任去喚醒那些睡眼惺忪、渾然不知危險将至的人們。
卡爾·馬克思曾說過，那位&ldquo甯被鐵鍊拴在山崖上，也不對諸神俯首帖耳的&rdquo普羅米修斯是所有哲學家的保護聖徒。
這更新了生活本身蘊藏的普羅米修斯式的功能。
馬克思的著述清楚地指向哲學和不服從之間連接的問題所在。
大多數哲學家并非事事反抗所生活時代的當權者。
蘇格拉底奉命仰毒，斯賓諾莎因不想得罪當局而婉拒了一個教授頭銜，康德是一個效忠的公民，黑格爾将他早年對革命的同情換作晚年對國家榮耀的維護。
但是盡管如此，普羅米修斯仍是他們的保護聖徒。
盡管他們始終守在講堂上，守在書齋裡，沒有走上街頭&mdash&mdash他們有很多原因不這麼做，這不是我要在此讨論的&mdash&mdash但作為哲學家，他們不服從于傳統的權威思想和概念，不服從于人雲亦雲的陳腔濫調；他們給黑暗帶來光明，他們喚醒昏昏沉沉的衆人，他們是&ldquo勇于求知&rdquo的典範。
哲學家對陳陳相因的說辭和公衆意見都保持一種不盲從的态度，因為他們遵從的是理性和整個人類。
理性是普世的，超越所有國族畛域。
正因如此，遵從理性的哲學家是世界公民。
他們的研究對象是人類，不是這個或那個人、這個或那個民族。
他們的國家是世界，而不是他們的出生地。
在表達思想的革命性質的透徹程度上，恐怕無人能望伯特蘭·羅素之項背。
他在《社會重建原則》（PrinciplesofSocialReconstruction，1916）中寫道： 人們害怕思想甚于害怕地球上的其他事物，甚于毀滅，甚至甚于死亡。
思想是颠覆的和革命的，是破壞的和恐怖的；對于特權、既定機制、舒适習慣種種，思想都無慈悲可言；思想不受政府和法律約束，它不事權貴，也不在乎年代悠久的世俗智慧。
思想一直挖掘到地獄的深處，它不懼鬼神。
它看到微弱如塵芥的人被深不可測的沉默包圍，仍自豪地站穩腳跟，像宇宙主宰那樣巍然屹立。
思想是偉大的、迅疾的、自由的，它是世界的亮光，是人首要的榮耀。
但如果要使思想為多數人所擁有而不隻是少數人的專利，我們就得摒棄恐懼。
恐懼令人在思想面前退縮&mdash&mdash人們害怕思考後發現珍惜的信仰化為泡影，害怕思考後發現在生活中遵循的制度原來弊大于利，害怕思考後發現自己最終不怎麼值得别人尊敬，而之前自我感覺是多麼的良好。
&ldquo若勞動人民都自由地思考财富，我們這些有錢人情何以堪？若青年男女都自由地思考性欲，道德說教情何以堪？若士兵都自由地思考戰事，軍隊紀律情何以堪？杜絕思考！讓人們躲入成見的蔽蔭，以免财富、道德和戰事受到損害！甯願把人變得愚鈍、怠惰、沉悶，也不能讓他們自由地思考。
因為一旦思想無拘無束，他們的看法也許就和我們大相徑庭了。
無論如何要避免這場災難。
&rdquo反對思想的人在靈魂深處的無意識中如此争辯。
于是他們在教會、在中小學和大學對思想大肆阻撓。
伯特蘭·羅素的不服從能力并不基于抽象的信條，而是基于最真實的體驗，基于對生命的熱愛。
這種熱愛生命之忱閃爍在他的著述中，更體現在他的品行裡。
如今持這種品行者為數不多，在生活富裕的國度就更罕見了。
世人已分辨不清刺激和愉悅、興奮和興趣、消費和存在。
那種戀屍狂式的口号&ldquo死亡萬歲&rdquo，表面上看隻有法西斯分子才會呼喊，其實在富裕國度，内心如是觀想者亦不知凡幾，隻是他們渾然不覺而已。
這似乎也作為其中的一個原因，解釋了為什麼大多數人對核戰争以及其後将對文明造成的浩劫持如此姑息的态度，對防範這場巨大災難如此不作為。
伯特蘭·羅素反其道而行之，奮力對抗危機四伏的大屠殺；他這麼做不因他是個和平主義者，或信奉某些抽象的原則，隻是因為他是一個熱愛生命的人。
同樣由于這個原因，羅素對那些喋喋不休指責人類罪惡的聲音不見得有多大幫助，事實上那些聲音傳遞的無非他們的問題和他們自己的悲觀情緒，而不是人類問題。
羅素并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浪漫主義者。
他是一個頭腦冷靜的人，一個批評家，一個嚴苛的現實主義者；他很清醒在人的内心深處當然存在罪惡和愚昧，但他不會将此事實與所謂的&ldquo人與生俱來即堕落&rdquo之論調混為一談&mdash&mdash&ldquo人生而有罪&rdquo的論調其實在為那些過于悲觀者尋找理由，他們不相信人的禀賦可以創造一個自己能安适栖居的世界。
&ldquo除了個别生而無罪的具有異秉的人，&rdquo在《神秘主義與邏輯：一個自由人的崇拜》（MysticismandLogic：AFreeMan&rsquosWorship，1903）中，羅素寫了這樣一段話，&ldquo在進入神殿廟堂之前，人們都得穿越橫亘在他們面前的一道黑暗的洞穴。
洞穴入口陰森恐怖，地面鋪滿絕望的墓石。
在這裡，自我必須死去，對無節制欲念的熱望和貪婪也必須徹底戒除。
隻有這樣，靈魂才能從命運帝國的控制中獲得自由。
一旦出了洞穴，那道脫胎換骨之門指引人們重新沐浴智慧之光&mdash&mdash新的視野、新的愉悅、新的溫暖，這些智慧之光照亮了朝聖者的心。
&rdquo在這之後發表的《哲學論文集》（PhilosophicalEssays，1910）中，羅素又寫道：&ldquo有這樣一些人，如果不能打開通往更為遼遠深邃的世界之門窗，他們生活在地球上就如同生活在監獄裡。
這些人認為人類無所不能的信念過于傲慢。
他們更向往斯多葛式的能夠掌控情感的自由，而不青睐拿破侖式的将世界列國置于其腳下的征服。
總之他們認為人不足以成為他們的崇拜對象。
對這些人來說，實用主義的世界狹隘而瑣碎，因為在所有的生命活動中，它偏偏褫奪了那部分體現價值的生命活動，而人也使自己變得愈發渺小，因
人的這種行為不需要咄咄逼人，也不需要犯上作亂；人隻需要睜開雙眼，保持頭腦清醒，并敢于承擔責任去喚醒那些睡眼惺忪、渾然不知危險将至的人們。
卡爾·馬克思曾說過，那位&ldquo甯被鐵鍊拴在山崖上，也不對諸神俯首帖耳的&rdquo普羅米修斯是所有哲學家的保護聖徒。
這更新了生活本身蘊藏的普羅米修斯式的功能。
馬克思的著述清楚地指向哲學和不服從之間連接的問題所在。
大多數哲學家并非事事反抗所生活時代的當權者。
蘇格拉底奉命仰毒，斯賓諾莎因不想得罪當局而婉拒了一個教授頭銜，康德是一個效忠的公民，黑格爾将他早年對革命的同情換作晚年對國家榮耀的維護。
但是盡管如此，普羅米修斯仍是他們的保護聖徒。
盡管他們始終守在講堂上，守在書齋裡，沒有走上街頭&mdash&mdash他們有很多原因不這麼做，這不是我要在此讨論的&mdash&mdash但作為哲學家，他們不服從于傳統的權威思想和概念，不服從于人雲亦雲的陳腔濫調；他們給黑暗帶來光明，他們喚醒昏昏沉沉的衆人，他們是&ldquo勇于求知&rdquo的典範。
哲學家對陳陳相因的說辭和公衆意見都保持一種不盲從的态度，因為他們遵從的是理性和整個人類。
理性是普世的，超越所有國族畛域。
正因如此，遵從理性的哲學家是世界公民。
他們的研究對象是人類，不是這個或那個人、這個或那個民族。
他們的國家是世界，而不是他們的出生地。
在表達思想的革命性質的透徹程度上，恐怕無人能望伯特蘭·羅素之項背。
他在《社會重建原則》（PrinciplesofSocialReconstruction，1916）中寫道： 人們害怕思想甚于害怕地球上的其他事物，甚于毀滅，甚至甚于死亡。
思想是颠覆的和革命的，是破壞的和恐怖的；對于特權、既定機制、舒适習慣種種，思想都無慈悲可言；思想不受政府和法律約束，它不事權貴，也不在乎年代悠久的世俗智慧。
思想一直挖掘到地獄的深處，它不懼鬼神。
它看到微弱如塵芥的人被深不可測的沉默包圍，仍自豪地站穩腳跟，像宇宙主宰那樣巍然屹立。
思想是偉大的、迅疾的、自由的，它是世界的亮光，是人首要的榮耀。
但如果要使思想為多數人所擁有而不隻是少數人的專利，我們就得摒棄恐懼。
恐懼令人在思想面前退縮&mdash&mdash人們害怕思考後發現珍惜的信仰化為泡影，害怕思考後發現在生活中遵循的制度原來弊大于利，害怕思考後發現自己最終不怎麼值得别人尊敬，而之前自我感覺是多麼的良好。
&ldquo若勞動人民都自由地思考财富，我們這些有錢人情何以堪？若青年男女都自由地思考性欲，道德說教情何以堪？若士兵都自由地思考戰事，軍隊紀律情何以堪？杜絕思考！讓人們躲入成見的蔽蔭，以免财富、道德和戰事受到損害！甯願把人變得愚鈍、怠惰、沉悶，也不能讓他們自由地思考。
因為一旦思想無拘無束，他們的看法也許就和我們大相徑庭了。
無論如何要避免這場災難。
&rdquo反對思想的人在靈魂深處的無意識中如此争辯。
于是他們在教會、在中小學和大學對思想大肆阻撓。
伯特蘭·羅素的不服從能力并不基于抽象的信條，而是基于最真實的體驗，基于對生命的熱愛。
這種熱愛生命之忱閃爍在他的著述中，更體現在他的品行裡。
如今持這種品行者為數不多，在生活富裕的國度就更罕見了。
世人已分辨不清刺激和愉悅、興奮和興趣、消費和存在。
那種戀屍狂式的口号&ldquo死亡萬歲&rdquo，表面上看隻有法西斯分子才會呼喊，其實在富裕國度，内心如是觀想者亦不知凡幾，隻是他們渾然不覺而已。
這似乎也作為其中的一個原因，解釋了為什麼大多數人對核戰争以及其後将對文明造成的浩劫持如此姑息的态度，對防範這場巨大災難如此不作為。
伯特蘭·羅素反其道而行之，奮力對抗危機四伏的大屠殺；他這麼做不因他是個和平主義者，或信奉某些抽象的原則，隻是因為他是一個熱愛生命的人。
同樣由于這個原因，羅素對那些喋喋不休指責人類罪惡的聲音不見得有多大幫助，事實上那些聲音傳遞的無非他們的問題和他們自己的悲觀情緒，而不是人類問題。
羅素并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浪漫主義者。
他是一個頭腦冷靜的人，一個批評家，一個嚴苛的現實主義者；他很清醒在人的内心深處當然存在罪惡和愚昧，但他不會将此事實與所謂的&ldquo人與生俱來即堕落&rdquo之論調混為一談&mdash&mdash&ldquo人生而有罪&rdquo的論調其實在為那些過于悲觀者尋找理由，他們不相信人的禀賦可以創造一個自己能安适栖居的世界。
&ldquo除了個别生而無罪的具有異秉的人，&rdquo在《神秘主義與邏輯：一個自由人的崇拜》（MysticismandLogic：AFreeMan&rsquosWorship，1903）中，羅素寫了這樣一段話，&ldquo在進入神殿廟堂之前，人們都得穿越橫亘在他們面前的一道黑暗的洞穴。
洞穴入口陰森恐怖，地面鋪滿絕望的墓石。
在這裡，自我必須死去，對無節制欲念的熱望和貪婪也必須徹底戒除。
隻有這樣，靈魂才能從命運帝國的控制中獲得自由。
一旦出了洞穴，那道脫胎換骨之門指引人們重新沐浴智慧之光&mdash&mdash新的視野、新的愉悅、新的溫暖，這些智慧之光照亮了朝聖者的心。
&rdquo在這之後發表的《哲學論文集》（PhilosophicalEssays，1910）中，羅素又寫道：&ldquo有這樣一些人，如果不能打開通往更為遼遠深邃的世界之門窗，他們生活在地球上就如同生活在監獄裡。
這些人認為人類無所不能的信念過于傲慢。
他們更向往斯多葛式的能夠掌控情感的自由，而不青睐拿破侖式的将世界列國置于其腳下的征服。
總之他們認為人不足以成為他們的崇拜對象。
對這些人來說，實用主義的世界狹隘而瑣碎，因為在所有的生命活動中，它偏偏褫奪了那部分體現價值的生命活動，而人也使自己變得愈發渺小，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