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先知與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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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
羅素碰巧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但這并不是他作為先知的根本條件。
他和愛因斯坦及施韋澤一起，代表着西方人道主義面對生存威脅的回答。
他們三人都敢于讓自己的觀點公開亮相，向人類發出警示，并提出另類解決方案。
施韋澤遠至加蓬蘭巴雷内工作，力行他的基督教精神。
愛因斯坦倡導理性和人道主義理念，他于1914年及其後，多次斷然拒絕參加德意志知識界甚嚣塵上的民族主義活動。
伯特蘭·羅素幾十年來亦在各類書籍中弘揚理性主義和人道主義觀念；而近年來，他更是走上街頭，告訴所有人，當一個國家的律法和人道主義的律法相背離時，一個真正的人應該選擇遵從人道主義的律法。
伯特蘭·羅素意識到觀念可以在一個人身上體現，但要取得社會意義，則必須通過一個群體來體現。
當亞伯拉罕就所多瑪城的命運與神對話、挑戰神的公義時，他要求神能赦免所多瑪城，條件是他在城裡尚能找到至少十位義人。
如果義人的數目不滿十位，也就是說正義的理念甚至都不能在最小的群體内得以體現，則即便亞伯拉罕也不能指望所多瑪城免遭劫難。
伯特蘭·羅素力圖證明世上确有十位可以拯救我們這座城的義人。
這就是為什麼他要組織民衆，和他們一同遊行，和他們一同靜坐，和他們一同被警車帶走。
雖然他發的是那種曠野裡的呼聲，但它終究不是孤立的呼聲。
它是一個合唱團的領唱，至于這個合唱團演的是希臘悲劇還是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隻有若幹年後的曆史才能看到真相。
在伯特蘭·羅素平生體現的所有觀念中，也許最引人矚目的就是人有不服從的權力和責任。
這裡說的不服從不是指那種無理由的反叛者，他們張口閉口說&ldquo不&rdquo，因為他們對生活沒有擔當。
這種搗亂的不服從和它的反面&mdash&mdash俯首聽命，沒有能力說&ldquo不&rdquo的服從&mdash&mdash在盲目和孱弱上不分軒轾。
我這裡說的能夠不服從者，是因為他們能夠認定一些東西；他們能夠不服從，是因為他們服從了自己選擇的良心和原則。
這些人是革命者，不是反叛者。
大多社會制度中，服從是至善，不服從是至惡。
事實上在我們的文化裡，很多人因為不服從而感到&ldquo内疚&rdquo，其實他們是感到害怕。
令他們真正不安的并不是因為道德問題&mdash&mdash他們隻不過将其歸在這一層面罷了&mdash&mdash而是因為沒有服從命令的事實。
這并不奇怪，畢竟基督教的教義說亞當因違命而堕落，這種違命對他和他的子孫後裔造成如此深重的後果，以緻隻有神的特别恩寵方能使其脫離罪孽。
這一觀念當然是為了符合教會的社會功能，其實也就是通過傳布不服從的原罪性來加強統治者的權力。
隻有那些認真對待經文教義中提倡的謙恭、友愛、公義的人能夠抵制世俗權威，但結果卻十之八九會被教會指控為背叛上帝的逆子和罪人。
新教主流不但沒有改變這種現象，反而在天主教會尚能意識到世俗權威和精神權威有别時，将自己加盟到了世俗權勢。
路德在聲讨十六世紀德國農民革命的文字中首次嚴酷地表達了這種傾向，&ldquo因此讓我們每一個人行動起來，不論打、殺、刺，不論秘密或公開，隻須記住沒有比一個造反的人更歹毒、更有害、更邪惡的了。
&rdquo 盡管宗教的恐怖手段消失已久，極權政治體制卻一直将人的服從行為變成他們生存方式的基石。
十七和十八世紀都有過轟轟烈烈的反對王權的革命，曾幾何時，人們換湯不換藥地又回到了服從王權繼任者的老路。
今日的權威何在？在極權主義國家中，家庭、學校都強調尊重權威的重要性，這使得國家權力十分顯見。
而在西方民主國家，人們為推翻了十九世紀的專制主義而自豪，但權威究竟改變了沒有呢？抑或權威隻是改頭換面？ 這個世紀是政府、企業、工會各級官僚組織把持的世紀。
這些官僚體系将物連同人一道管得死死的；他們的管理遵循一定之規，尤其遵循資産負債表、資格認證、最大效益、利潤等所體現的經濟規律，他們的功能如同一台将這些規則編成程序的電子計算機一樣。
個人成了數字，将自己變成了物體。
恰恰因為這裡沒有公然的權威，人并非&ldquo被迫&rdquo服從，所以存在一種幻覺：這麼做是自覺自願的，自己跟随的隻是&ldquo有道理的&rdquo權威。
誰願意反對&ldquo有道理的&rdquo東西？誰能抵擋住編了電腦程序的官僚體系？誰又能不服從&mdash&mdash如果壓根兒就沒有意識到自己在服從的話？這樣的情形亦發生在家庭和教育中。
進步主義教育理論的訛誤形成一種方法：不告訴孩子做什麼，也不給他指令，孩子也不會因做錯而受罰，他隻是&ldquo随意表達&rdquo。
但是，他從生活的第一天起就充滿了對合規性的一種不近情理的敬畏，他害怕&ldquo出格&rdquo、害怕脫離同伴。
在這種學校和家庭環境長大，并在大機構接受了完整教育的&ldquo組織人&rdquo，雖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沒有信念；他會自娛自樂，但不見得真正幸福；對那種看不見摸不着的權勢，他乖乖地言聽計從，甚至搭上自己和後代的命都在所不惜。
在那場以熱核原子彈戰争為題的時髦讨論中，他會欣然接受死亡的計算：一個國家死一半人&mdash&mdash&ldquo還行&rdquo，死三分之二的人&mdash&mdash&ldquo也許過頭了&rdquo。
不服從的問題在當下有着重要意義。
雖則按《聖經》之說，人類曆史始于亞當夏娃的不服從行為；雖則按希臘神話之說，人類文明始于普羅米修斯的不服從行為，但人類曆史卻并非沒有可能終止于一項服從行為，服從于發号施令的權威&mdash&mdash這些權威很可能為了服從諸如&ldquo國家主權&rdquo、&ldquo民族榮譽&rdquo、&ldquo軍事勝利&rdquo等古來奉若神明之迷思，而下令按動那些緻命的鍵鈕，将服從于他們的人和他們所服從的偶像崇拜統統化為灰燼。
所以我們在此意義上說的不服從，是一種肯定理性和意志的行為。
它秉持的首先不是反對
羅素碰巧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但這并不是他作為先知的根本條件。
他和愛因斯坦及施韋澤一起，代表着西方人道主義面對生存威脅的回答。
他們三人都敢于讓自己的觀點公開亮相，向人類發出警示，并提出另類解決方案。
施韋澤遠至加蓬蘭巴雷内工作，力行他的基督教精神。
愛因斯坦倡導理性和人道主義理念，他于1914年及其後，多次斷然拒絕參加德意志知識界甚嚣塵上的民族主義活動。
伯特蘭·羅素幾十年來亦在各類書籍中弘揚理性主義和人道主義觀念；而近年來，他更是走上街頭，告訴所有人，當一個國家的律法和人道主義的律法相背離時，一個真正的人應該選擇遵從人道主義的律法。
伯特蘭·羅素意識到觀念可以在一個人身上體現，但要取得社會意義，則必須通過一個群體來體現。
當亞伯拉罕就所多瑪城的命運與神對話、挑戰神的公義時，他要求神能赦免所多瑪城，條件是他在城裡尚能找到至少十位義人。
如果義人的數目不滿十位，也就是說正義的理念甚至都不能在最小的群體内得以體現，則即便亞伯拉罕也不能指望所多瑪城免遭劫難。
伯特蘭·羅素力圖證明世上确有十位可以拯救我們這座城的義人。
這就是為什麼他要組織民衆，和他們一同遊行，和他們一同靜坐，和他們一同被警車帶走。
雖然他發的是那種曠野裡的呼聲，但它終究不是孤立的呼聲。
它是一個合唱團的領唱，至于這個合唱團演的是希臘悲劇還是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隻有若幹年後的曆史才能看到真相。
在伯特蘭·羅素平生體現的所有觀念中，也許最引人矚目的就是人有不服從的權力和責任。
這裡說的不服從不是指那種無理由的反叛者，他們張口閉口說&ldquo不&rdquo，因為他們對生活沒有擔當。
這種搗亂的不服從和它的反面&mdash&mdash俯首聽命，沒有能力說&ldquo不&rdquo的服從&mdash&mdash在盲目和孱弱上不分軒轾。
我這裡說的能夠不服從者，是因為他們能夠認定一些東西；他們能夠不服從，是因為他們服從了自己選擇的良心和原則。
這些人是革命者，不是反叛者。
大多社會制度中，服從是至善，不服從是至惡。
事實上在我們的文化裡，很多人因為不服從而感到&ldquo内疚&rdquo，其實他們是感到害怕。
令他們真正不安的并不是因為道德問題&mdash&mdash他們隻不過将其歸在這一層面罷了&mdash&mdash而是因為沒有服從命令的事實。
這并不奇怪，畢竟基督教的教義說亞當因違命而堕落，這種違命對他和他的子孫後裔造成如此深重的後果，以緻隻有神的特别恩寵方能使其脫離罪孽。
這一觀念當然是為了符合教會的社會功能，其實也就是通過傳布不服從的原罪性來加強統治者的權力。
隻有那些認真對待經文教義中提倡的謙恭、友愛、公義的人能夠抵制世俗權威，但結果卻十之八九會被教會指控為背叛上帝的逆子和罪人。
新教主流不但沒有改變這種現象，反而在天主教會尚能意識到世俗權威和精神權威有别時，将自己加盟到了世俗權勢。
路德在聲讨十六世紀德國農民革命的文字中首次嚴酷地表達了這種傾向，&ldquo因此讓我們每一個人行動起來，不論打、殺、刺，不論秘密或公開，隻須記住沒有比一個造反的人更歹毒、更有害、更邪惡的了。
&rdquo 盡管宗教的恐怖手段消失已久，極權政治體制卻一直将人的服從行為變成他們生存方式的基石。
十七和十八世紀都有過轟轟烈烈的反對王權的革命，曾幾何時，人們換湯不換藥地又回到了服從王權繼任者的老路。
今日的權威何在？在極權主義國家中，家庭、學校都強調尊重權威的重要性，這使得國家權力十分顯見。
而在西方民主國家，人們為推翻了十九世紀的專制主義而自豪，但權威究竟改變了沒有呢？抑或權威隻是改頭換面？ 這個世紀是政府、企業、工會各級官僚組織把持的世紀。
這些官僚體系将物連同人一道管得死死的；他們的管理遵循一定之規，尤其遵循資産負債表、資格認證、最大效益、利潤等所體現的經濟規律，他們的功能如同一台将這些規則編成程序的電子計算機一樣。
個人成了數字，将自己變成了物體。
恰恰因為這裡沒有公然的權威，人并非&ldquo被迫&rdquo服從，所以存在一種幻覺：這麼做是自覺自願的，自己跟随的隻是&ldquo有道理的&rdquo權威。
誰願意反對&ldquo有道理的&rdquo東西？誰能抵擋住編了電腦程序的官僚體系？誰又能不服從&mdash&mdash如果壓根兒就沒有意識到自己在服從的話？這樣的情形亦發生在家庭和教育中。
進步主義教育理論的訛誤形成一種方法：不告訴孩子做什麼，也不給他指令，孩子也不會因做錯而受罰，他隻是&ldquo随意表達&rdquo。
但是，他從生活的第一天起就充滿了對合規性的一種不近情理的敬畏，他害怕&ldquo出格&rdquo、害怕脫離同伴。
在這種學校和家庭環境長大，并在大機構接受了完整教育的&ldquo組織人&rdquo，雖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沒有信念；他會自娛自樂，但不見得真正幸福；對那種看不見摸不着的權勢，他乖乖地言聽計從，甚至搭上自己和後代的命都在所不惜。
在那場以熱核原子彈戰争為題的時髦讨論中，他會欣然接受死亡的計算：一個國家死一半人&mdash&mdash&ldquo還行&rdquo，死三分之二的人&mdash&mdash&ldquo也許過頭了&rdquo。
不服從的問題在當下有着重要意義。
雖則按《聖經》之說，人類曆史始于亞當夏娃的不服從行為；雖則按希臘神話之說，人類文明始于普羅米修斯的不服從行為，但人類曆史卻并非沒有可能終止于一項服從行為，服從于發号施令的權威&mdash&mdash這些權威很可能為了服從諸如&ldquo國家主權&rdquo、&ldquo民族榮譽&rdquo、&ldquo軍事勝利&rdquo等古來奉若神明之迷思，而下令按動那些緻命的鍵鈕，将服從于他們的人和他們所服從的偶像崇拜統統化為灰燼。
所以我們在此意義上說的不服從，是一種肯定理性和意志的行為。
它秉持的首先不是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