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先知與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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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誇張地說，對人類創造的各種偉大觀念的認識從未像現在這麼廣泛地在世界上傳播，這些偉大觀念也從未像今天這般無效力。
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的觀念、先知和基督的觀念、斯賓諾莎和康德的觀念，在歐洲和美國受教育階層中為數百萬計的人們周知。
這些觀念在幾千所高等學府中傳授，其中有一些在世界各地各種宗派的教堂裡流布。
但于這些偉大觀念之後接踵而至的是不受約束的自我主義的法則，由此又孕育出歇斯底裡的民族主義，并策劃出一場瘋狂的大屠殺。
人們如何解釋這些巨大的反差呢？ 如果将觀念和思想僅限于教學授受的形式，它們是不會對人們發生深刻影響的。
在這種形式下，它們通常隻會改變另一些觀念；新思想替代舊思想；新詞彙替代舊詞彙。
但所有的改變隻是概念和詞彙的更疊而已。
為什麼要變？一種觀念要打動人，要讓人領會某種真谛，其實是極為困難的事。
人若接受其他觀念，就必須克服根深蒂固的慣性阻力&mdash&mdash害怕出錯、害怕偏離群衆隊伍。
即便有的觀念令人耳熟能詳，甚至這些觀念本身有理有力，仍然不足以使人發生真正改變。
要使觀念對人産生深刻效力，傳授這些觀念的導師就必須身體力行；如果這些觀念被導師賦予了人格魅力，親自講解、有血有肉；如果這些觀念被人帶着恭遜和謙卑的态度來诠釋，聽講者就能體察理解這種謙恭意味着什麼。
人們不僅理解，而且他們認定導師講的是真相，而非信口開河。
不論何人，哲學家或宗教導師，試圖傳播何種觀念，這種方式都屢試不爽。
那些預告觀念（不必是新觀念），同時又踐行這些觀念的人，我們也許能稱之為先知（prophets）。
《舊約全書》中的先知就是這類人的代表：他們預示這樣一種觀念，即人必須尋求一種生存之道，它的答案就是開發人的理性、開發人的大愛。
先知教誨人們，謙恭和正義與愛和理性是密不可分的。
他們時時都在身體力行對别人的開示。
他們不追求權力；相反，他們對權力避之唯恐不速，甚至對行使先知的權力也不屑一顧。
他們不聽命于權勢，他們堅持真理，即使被羁押、被流放、被處死，也不改初衷。
他們不是那種隔岸觀火、坐視其變的人。
他們積極回應人類的訴求，因為他們感到道義在肩。
人溺己溺，息息相連。
仁慈不是身外之物，而是他們内心的一部分。
正因為他們看到了事物的真相，他們感到有責任曉諸衆人；他們絕不威吓，隻是昭示人類面臨的多種不同的選擇出路。
先知并沒有成為先知的願望；事實上，若人懷有成為先知的雄心壯志，就有僞善之嫌了。
先知之所以成為先知，很簡單，隻因其眼中的那些解決方案是顯而易見的。
先知阿摩司（Amos）這樣簡潔明了地說：&ldquo獅子咆哮了，誰不害怕？神谕示了，誰又不成為先知？&rdquo這裡的神谕，指的是他所看到的選擇是清楚無誤的。
不必再猶疑，不必再躲閃。
于是身懷使命的人除了成為先知别無選擇，不論其之前一直在放牧、培育葡萄園，還是在開悟誨導。
先知的作用是彰顯真實，揭示解決方案并進行論斷；是振聾發聩，使人從習焉不察的昏昏然中驚醒。
成為先知是曆史大局使然，而非個人刻意為之。
許多民族都出現過他們的先知。
佛陀之言行成為經典；基督以他的肉身降臨；蘇格拉底為自己的理念不惜赴死；斯賓諾莎則一生奉行自己的理念。
這些先知們都在人類曆史上印迹甚深，因為他們的理念是通過他們每個人的血肉之軀流芳百世的。
先知們在人類曆史上僅間隔地出現。
他們身後遺留下了各自的思想要義。
這些信息被千百萬人接納，成為人們心中彌足珍貴的東西。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其他人方可利用衆人對這些先賢的愛戴達到他們的目的&mdash&mdash進行統治和控制。
我們不妨将那些利用先知所預告理念的人稱作祭司（priests）。
先知實踐自己的理念，而祭司則操控先知的理念，将這些理念傳示給那些景仰先知的衆人。
這些理念于是失去了活力。
它們變成了僵化的教條。
祭司宣稱這些理念如何形成很重要；當體驗缺省，形式就自然變得重要起來；統治者一定得掌握一套&ldquo正确的&rdquo公式，否則怎能通過控制思想來有效地控制衆人？祭司利用觀念把衆人組織起來，通過控制如何正确表達觀念來控制衆人；他們将衆人麻痹到了某種程度時，會宣稱衆人皆渾渾噩噩之輩，無法靠一己之能過好日子。
于是他們，這些祭司們，就得承擔義務，甚至是出于憐憫，來引導芸芸衆生；沒有他們的引導，衆人便在自由中喪失方向。
當然，并非所有祭司都這般行事，但他們相當大部分的确如此，特别是那些善于玩弄權術的人。
不獨宗教領域有祭司，哲學領域和政治領域也有他們的祭司。
每個哲學門派都有祭司般的人物，這些人通常以博學見稱。
他們的事務是執掌原創思想家的觀念，将它傳授給衆人，負責解釋它，然後将它轉化成博物館裡的陳設，再将它保護起來。
更有政治的祭司，過去一百五十年間屢見不鮮。
他們一直操控着自由的觀念，守衛他們所代表的階級的經濟利益。
在二十世紀，政治祭司們接手掌控社會主義的觀念。
原本社會主義的觀念旨在使人解放、使人獨立，但祭司們通過種種方式斷言人尚沒有能力行使自由，或至少沒有能力長期行使自由。
所以在人們培養出這一能力之前，他們有義務出來取而代之，決定社會主義的觀念應該如何表述，甄别出誰是或不是一名忠實信徒。
祭司們常使人迷惑，因為他們宣稱他們是先知的繼承人，他們在實踐他們的教義。
然而，任一個孩子都能看出他們其實說一套做一套，廣大群衆卻被成功洗腦。
最終人們相信，祭司們生活高高在上是不得已的，因為他們是偉大思想的化身；而如果他們大開殺戒，亦隻是出于革命信仰。
曆史上從未有過一個時代像我們所處時代這樣有利于先知的出現。
整個人類的生存都籠罩在瘋狂的核武器戰備陰雲下。
石器時代的思維和盲目将人類推向一個似乎要極速接近曆史終點的悲劇時刻，而這恰恰也是人類最接近取得前所未有之成就的時刻。
在這個關鍵時刻，人類需要先知，即使他們的聲音是否能蓋住那些祭司的聲音尚是未定之數。
當代能親身昭顯觀念、并因曆史形勢将他們從教師轉變成先知的人為數不多，伯特蘭·羅素是其中
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的觀念、先知和基督的觀念、斯賓諾莎和康德的觀念，在歐洲和美國受教育階層中為數百萬計的人們周知。
這些觀念在幾千所高等學府中傳授，其中有一些在世界各地各種宗派的教堂裡流布。
但于這些偉大觀念之後接踵而至的是不受約束的自我主義的法則，由此又孕育出歇斯底裡的民族主義，并策劃出一場瘋狂的大屠殺。
人們如何解釋這些巨大的反差呢？ 如果将觀念和思想僅限于教學授受的形式，它們是不會對人們發生深刻影響的。
在這種形式下，它們通常隻會改變另一些觀念；新思想替代舊思想；新詞彙替代舊詞彙。
但所有的改變隻是概念和詞彙的更疊而已。
為什麼要變？一種觀念要打動人，要讓人領會某種真谛，其實是極為困難的事。
人若接受其他觀念，就必須克服根深蒂固的慣性阻力&mdash&mdash害怕出錯、害怕偏離群衆隊伍。
即便有的觀念令人耳熟能詳，甚至這些觀念本身有理有力，仍然不足以使人發生真正改變。
要使觀念對人産生深刻效力，傳授這些觀念的導師就必須身體力行；如果這些觀念被導師賦予了人格魅力，親自講解、有血有肉；如果這些觀念被人帶着恭遜和謙卑的态度來诠釋，聽講者就能體察理解這種謙恭意味着什麼。
人們不僅理解，而且他們認定導師講的是真相，而非信口開河。
不論何人，哲學家或宗教導師，試圖傳播何種觀念，這種方式都屢試不爽。
那些預告觀念（不必是新觀念），同時又踐行這些觀念的人，我們也許能稱之為先知（prophets）。
《舊約全書》中的先知就是這類人的代表：他們預示這樣一種觀念，即人必須尋求一種生存之道，它的答案就是開發人的理性、開發人的大愛。
先知教誨人們，謙恭和正義與愛和理性是密不可分的。
他們時時都在身體力行對别人的開示。
他們不追求權力；相反，他們對權力避之唯恐不速，甚至對行使先知的權力也不屑一顧。
他們不聽命于權勢，他們堅持真理，即使被羁押、被流放、被處死，也不改初衷。
他們不是那種隔岸觀火、坐視其變的人。
他們積極回應人類的訴求，因為他們感到道義在肩。
人溺己溺，息息相連。
仁慈不是身外之物，而是他們内心的一部分。
正因為他們看到了事物的真相，他們感到有責任曉諸衆人；他們絕不威吓，隻是昭示人類面臨的多種不同的選擇出路。
先知并沒有成為先知的願望；事實上，若人懷有成為先知的雄心壯志，就有僞善之嫌了。
先知之所以成為先知，很簡單，隻因其眼中的那些解決方案是顯而易見的。
先知阿摩司（Amos）這樣簡潔明了地說：&ldquo獅子咆哮了，誰不害怕？神谕示了，誰又不成為先知？&rdquo這裡的神谕，指的是他所看到的選擇是清楚無誤的。
不必再猶疑，不必再躲閃。
于是身懷使命的人除了成為先知别無選擇，不論其之前一直在放牧、培育葡萄園，還是在開悟誨導。
先知的作用是彰顯真實，揭示解決方案并進行論斷；是振聾發聩，使人從習焉不察的昏昏然中驚醒。
成為先知是曆史大局使然，而非個人刻意為之。
許多民族都出現過他們的先知。
佛陀之言行成為經典；基督以他的肉身降臨；蘇格拉底為自己的理念不惜赴死；斯賓諾莎則一生奉行自己的理念。
這些先知們都在人類曆史上印迹甚深，因為他們的理念是通過他們每個人的血肉之軀流芳百世的。
先知們在人類曆史上僅間隔地出現。
他們身後遺留下了各自的思想要義。
這些信息被千百萬人接納，成為人們心中彌足珍貴的東西。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其他人方可利用衆人對這些先賢的愛戴達到他們的目的&mdash&mdash進行統治和控制。
我們不妨将那些利用先知所預告理念的人稱作祭司（priests）。
先知實踐自己的理念，而祭司則操控先知的理念，将這些理念傳示給那些景仰先知的衆人。
這些理念于是失去了活力。
它們變成了僵化的教條。
祭司宣稱這些理念如何形成很重要；當體驗缺省，形式就自然變得重要起來；統治者一定得掌握一套&ldquo正确的&rdquo公式，否則怎能通過控制思想來有效地控制衆人？祭司利用觀念把衆人組織起來，通過控制如何正确表達觀念來控制衆人；他們将衆人麻痹到了某種程度時，會宣稱衆人皆渾渾噩噩之輩，無法靠一己之能過好日子。
于是他們，這些祭司們，就得承擔義務，甚至是出于憐憫，來引導芸芸衆生；沒有他們的引導，衆人便在自由中喪失方向。
當然，并非所有祭司都這般行事，但他們相當大部分的确如此，特别是那些善于玩弄權術的人。
不獨宗教領域有祭司，哲學領域和政治領域也有他們的祭司。
每個哲學門派都有祭司般的人物，這些人通常以博學見稱。
他們的事務是執掌原創思想家的觀念，将它傳授給衆人，負責解釋它，然後将它轉化成博物館裡的陳設，再将它保護起來。
更有政治的祭司，過去一百五十年間屢見不鮮。
他們一直操控着自由的觀念，守衛他們所代表的階級的經濟利益。
在二十世紀，政治祭司們接手掌控社會主義的觀念。
原本社會主義的觀念旨在使人解放、使人獨立，但祭司們通過種種方式斷言人尚沒有能力行使自由，或至少沒有能力長期行使自由。
所以在人們培養出這一能力之前，他們有義務出來取而代之，決定社會主義的觀念應該如何表述，甄别出誰是或不是一名忠實信徒。
祭司們常使人迷惑，因為他們宣稱他們是先知的繼承人，他們在實踐他們的教義。
然而，任一個孩子都能看出他們其實說一套做一套，廣大群衆卻被成功洗腦。
最終人們相信，祭司們生活高高在上是不得已的，因為他們是偉大思想的化身；而如果他們大開殺戒，亦隻是出于革命信仰。
曆史上從未有過一個時代像我們所處時代這樣有利于先知的出現。
整個人類的生存都籠罩在瘋狂的核武器戰備陰雲下。
石器時代的思維和盲目将人類推向一個似乎要極速接近曆史終點的悲劇時刻，而這恰恰也是人類最接近取得前所未有之成就的時刻。
在這個關鍵時刻，人類需要先知，即使他們的聲音是否能蓋住那些祭司的聲音尚是未定之數。
當代能親身昭顯觀念、并因曆史形勢将他們從教師轉變成先知的人為數不多，伯特蘭·羅素是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