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價值觀、心理學與人類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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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其在世界上的位置。
隻有對林林總總的宗教形式進行分析，我們才能看出哪一套系統對于人追尋生存意義的訴求和奉獻來說是比較好的或是比較差的解決方案，這裡所謂&ldquo比較好&rdquo或&ldquo比較差&rdquo，永遠是基于人性的立場和人類的發展來考量的。
在讨論人因生存之道而引發的各種需求時，我試圖指出這些需求必須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來得到滿足，以保證一個人的身心健全。
但滿足每一種需求的途徑不止一條。
滿足這些需求的各種途徑之間的差異即是人類發展的适當性的差異。
關聯需求可以經由委從或支配實現，但唯有愛才能使人的另一種需求&mdash&mdash人格獨立和完整&mdash&mdash同時得到滿足。
超越需求可以經由創造或毀滅實現，但唯有創造使人感到愉悅，毀滅隻會給自己和他人帶來痛苦。
根基需求可以逆向獲得，即對自然和母體的固戀；也可以正向地獲得，即與他人組成新的統一聯合體而綻放生命。
後一種方式亦是唯一保存個性和完整的方式。
定向需求可以是非理性或理性的，隻有理性的途徑方能為完整人格的成長與開拓打下基礎。
最後，身份認同感可以在與自然和部落的關系中獲得，可以通過順應一個群體來獲得，或者從另一方面，通過對自我進行全面的、創造性的提升來獲得。
同樣，隻有後者才能給人帶來愉悅和力量。
不同途徑的差異反映了精神健康人士和精神病患之間的差異，亦反映了痛苦和愉悅、停滞和成長，以及生死、善惡之間的差異。
所有被視作善的行為有一個共同點，它們與生命的本質是一緻的，即不斷成長和壯大。
所有被視作惡的行為亦有其共同點，它們與生命的本質是相悖的，停滞萎縮直至死亡。
的确，人甫降臨世間，生活就出了一道人類生存方式的難題。
人畢生的每時每刻都在對此問題作答。
人必須作答，不僅僅是神智或軀體，而是這個真實的人&mdash&mdash手足、眼睛、腸胃、頭腦、感情，實實在在的整個的人，而不是幻想中的或抽象意義的人。
對于生存方式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是有限的。
這些答案，我們從有史以來最原始到最複雜的宗教中都可以找到，從形形色色最健全到最分裂的人物性格中也可以找到。
之前的論述中我大略勾勒出這些不同答案的輪廓，隐含着每個人都以其一己之身象征着人性的加總及其進化。
我們可以找到代表曆史上最原始階段的人類的例子，也可以找到代表從今往後千年以遠的人類的例子。
我說過，那種符合真實的人類生存之道的生活便是對人類精神健康有裨益的。
吊詭的是人們總是從消極的意義而非積極的意義去理解精神健康：他們認為精神健康隻是免于罹患病疾，而不會想到它體現的是一種安樂福祉（well-being）。
事實上在精神病學和心理學的文獻中鮮有關于構成安樂福祉條件的讨論。
我将安樂福祉描述成一種能夠創造的能力，一種有意識的能力，一種會作出反應的能力；這種能力使人獨立自主，并進入一種完全活躍的狀态；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本身也是安樂福祉的明證。
安樂福祉關心的是&ldquo是什麼&rdquo，而不是&ldquo有什麼&rdquo；它體驗的愉悅發生在活着這個行為本身，它将創造性地生活視作生命的唯一意義。
安樂福祉不是存在于一個人頭腦中的臆想，而是通過人的整個身體展現出的狀态，包括走路的姿勢、說話的語氣、肌肉的張弛等等。
誠然，任何人想臻此狀态勢必先得與許多現代主流文化作一番抗衡。
我簡單舉兩個例子。
其一是思維能力與自覺感情之間的分裂，這一觀念從笛卡兒到弗洛伊德都大為流行。
這套學說的整個發展（其中固然也有例外）的一個前提是：隻有思維能力是理性的，自覺感情在本質上是非理性的。
弗洛伊德将此推斷诠釋得極為露骨，他認為愛在本質上是神經質的、幼稚的、無理的。
他的任務就是幫助人們用思維能力成功控制非理性的感情；或引他自己的話，&ldquo哪裡有本我，哪裡必須有自我。
&rdquo但這套将思維和感情強行分離的教義并不符合人類本質的現實，它對人類發展起的是破壞作用。
我們應該克服二者割裂的概念，在人的身上重建二者的原始統一，并認識到思維和感情、靈與肉的割裂其實正是我們主觀臆斷的結果，與人類現實不符；倘使我們不能做到這些，我們就無法全面理解人類，也不能達成安樂福祉之要旨。
另一個妨礙我們獲得安樂福祉的屏障深藏在現代社會的風氣裡，這就是人從高尚地位的向下貶黜。
十九世紀告訴我們&ldquo上帝死了&rdquo；二十世紀告訴我們&ldquo人死了&rdquo。
手段變成了目的，物質的生産和消費變成了生活的目标，而生活本身退居從屬地位。
我們生産出來的物品如人般活靈活現，而生産出來的人卻如物品般死氣沉沉。
人已經将自己轉化成了某種用具，頂禮膜拜經自己雙手制造的産品。
人從自我異化，倒退為盲目崇拜，即便頂着上帝之名。
愛默生看到了這一點，他說：&ldquo用具端坐于鞍，鞭笞人類疾行。
&rdquo如今不少人對此已有所覺察。
安樂福祉的實現隻有一個條件：使人回到馬鞍上。
隻有對林林總總的宗教形式進行分析，我們才能看出哪一套系統對于人追尋生存意義的訴求和奉獻來說是比較好的或是比較差的解決方案，這裡所謂&ldquo比較好&rdquo或&ldquo比較差&rdquo，永遠是基于人性的立場和人類的發展來考量的。
在讨論人因生存之道而引發的各種需求時，我試圖指出這些需求必須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來得到滿足，以保證一個人的身心健全。
但滿足每一種需求的途徑不止一條。
滿足這些需求的各種途徑之間的差異即是人類發展的适當性的差異。
關聯需求可以經由委從或支配實現，但唯有愛才能使人的另一種需求&mdash&mdash人格獨立和完整&mdash&mdash同時得到滿足。
超越需求可以經由創造或毀滅實現，但唯有創造使人感到愉悅，毀滅隻會給自己和他人帶來痛苦。
根基需求可以逆向獲得，即對自然和母體的固戀；也可以正向地獲得，即與他人組成新的統一聯合體而綻放生命。
後一種方式亦是唯一保存個性和完整的方式。
定向需求可以是非理性或理性的，隻有理性的途徑方能為完整人格的成長與開拓打下基礎。
最後，身份認同感可以在與自然和部落的關系中獲得，可以通過順應一個群體來獲得，或者從另一方面，通過對自我進行全面的、創造性的提升來獲得。
同樣，隻有後者才能給人帶來愉悅和力量。
不同途徑的差異反映了精神健康人士和精神病患之間的差異，亦反映了痛苦和愉悅、停滞和成長，以及生死、善惡之間的差異。
所有被視作善的行為有一個共同點，它們與生命的本質是一緻的，即不斷成長和壯大。
所有被視作惡的行為亦有其共同點，它們與生命的本質是相悖的，停滞萎縮直至死亡。
的确，人甫降臨世間，生活就出了一道人類生存方式的難題。
人畢生的每時每刻都在對此問題作答。
人必須作答，不僅僅是神智或軀體，而是這個真實的人&mdash&mdash手足、眼睛、腸胃、頭腦、感情，實實在在的整個的人，而不是幻想中的或抽象意義的人。
對于生存方式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是有限的。
這些答案，我們從有史以來最原始到最複雜的宗教中都可以找到，從形形色色最健全到最分裂的人物性格中也可以找到。
之前的論述中我大略勾勒出這些不同答案的輪廓，隐含着每個人都以其一己之身象征着人性的加總及其進化。
我們可以找到代表曆史上最原始階段的人類的例子，也可以找到代表從今往後千年以遠的人類的例子。
我說過，那種符合真實的人類生存之道的生活便是對人類精神健康有裨益的。
吊詭的是人們總是從消極的意義而非積極的意義去理解精神健康：他們認為精神健康隻是免于罹患病疾，而不會想到它體現的是一種安樂福祉（well-being）。
事實上在精神病學和心理學的文獻中鮮有關于構成安樂福祉條件的讨論。
我将安樂福祉描述成一種能夠創造的能力，一種有意識的能力，一種會作出反應的能力；這種能力使人獨立自主，并進入一種完全活躍的狀态；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本身也是安樂福祉的明證。
安樂福祉關心的是&ldquo是什麼&rdquo，而不是&ldquo有什麼&rdquo；它體驗的愉悅發生在活着這個行為本身，它将創造性地生活視作生命的唯一意義。
安樂福祉不是存在于一個人頭腦中的臆想，而是通過人的整個身體展現出的狀态，包括走路的姿勢、說話的語氣、肌肉的張弛等等。
誠然，任何人想臻此狀态勢必先得與許多現代主流文化作一番抗衡。
我簡單舉兩個例子。
其一是思維能力與自覺感情之間的分裂，這一觀念從笛卡兒到弗洛伊德都大為流行。
這套學說的整個發展（其中固然也有例外）的一個前提是：隻有思維能力是理性的，自覺感情在本質上是非理性的。
弗洛伊德将此推斷诠釋得極為露骨，他認為愛在本質上是神經質的、幼稚的、無理的。
他的任務就是幫助人們用思維能力成功控制非理性的感情；或引他自己的話，&ldquo哪裡有本我，哪裡必須有自我。
&rdquo但這套将思維和感情強行分離的教義并不符合人類本質的現實，它對人類發展起的是破壞作用。
我們應該克服二者割裂的概念，在人的身上重建二者的原始統一，并認識到思維和感情、靈與肉的割裂其實正是我們主觀臆斷的結果，與人類現實不符；倘使我們不能做到這些，我們就無法全面理解人類，也不能達成安樂福祉之要旨。
另一個妨礙我們獲得安樂福祉的屏障深藏在現代社會的風氣裡，這就是人從高尚地位的向下貶黜。
十九世紀告訴我們&ldquo上帝死了&rdquo；二十世紀告訴我們&ldquo人死了&rdquo。
手段變成了目的，物質的生産和消費變成了生活的目标，而生活本身退居從屬地位。
我們生産出來的物品如人般活靈活現，而生産出來的人卻如物品般死氣沉沉。
人已經将自己轉化成了某種用具，頂禮膜拜經自己雙手制造的産品。
人從自我異化，倒退為盲目崇拜，即便頂着上帝之名。
愛默生看到了這一點，他說：&ldquo用具端坐于鞍，鞭笞人類疾行。
&rdquo如今不少人對此已有所覺察。
安樂福祉的實現隻有一個條件：使人回到馬鞍上。